1983-12-26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毛泽东文艺思想引导我们继续前进
林默涵
今年是我国伟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的一生是在中国社会最激荡、斗争最尖锐、变化最剧烈的时候度过的。在这漫长的无比艰苦的战斗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丰功伟绩将永留史册。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时间过去得越久远，就越使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正如一位德国哲学家所说的：要评价一个人物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躯体的大，其法则相反，后者距离愈远愈小，前者却愈远愈大。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感觉正是这样。
象马克思一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也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正如鲁迅说的，他是一个“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人，而不是空谈“高超理论”的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我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众的抗日战争，并不断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投降的阴谋；另方面利用延安比较安定的环境，集中时间和精力，同他的许多战友一起，总结了我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曲折的斗争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写出了一系列的光辉著作。他在哲学思想上重视实践的作用，制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指出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在军事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文化上，阐明了在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还有建党学说等等。在短短几年中，能有这样大的成就，确实是惊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和方针的指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取得全面的胜利，我们今天就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苦斗。
也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我国革命的新文艺，从“五四”发轫，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对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鲁迅是革命新文艺的伟大旗手。但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这个新文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这就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地区来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权的地区，这不仅是两个不同的环境，而且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本来是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然而，由于新文艺和文艺工作者本身所存在的缺点，到了这里反而与新的环境、新的群众不协调，而且出现了一些错误的作品和错误的理论，不利于团结人民，同心同德，去实现革命的新任务。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革命文艺工作就不可能健康地前进和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找了文艺界许多同志谈话。他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研究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成就和缺点，研究了根据地人民对于文艺的要求，研究了延安和各根据地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提出了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使革命文艺工作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群众、新的任务、新的要求的根本原则和意见，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调查，毛泽东同志发现文艺界“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而最根本的是许多文艺工作者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彻底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我们知道，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各个阶级的文艺，都是为本阶级服务的。革命文艺难道有不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吗？难道汇集到延安来的作家不大多是“左翼”作家吗？其中许多不还是共产党员吗？这是真的。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鲁迅先生毕竟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早就指出过：“左翼”作家如果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或者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了解革命工作的艰苦性，对革命抱着一种浪漫谛克的幻想，这种人一和革命接近，一碰到实际，便容易失望，所以“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时从上海等地“亭子间”来到延安土窑洞的文艺工作者，不少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缺点，正为鲁迅先生所言中。所以，自认为革命的或“左翼”的文艺工作者，不等于就真正解决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在思想上认识人民、首先是工农兵大众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而且要在感情上热爱工农兵大众，这就必须走出文艺工作者原来的小天地，到工农兵大众的广阔天地中去，在跟工农兵大众一起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建立起同人民血肉相连的思想感情。没有同人民大众的这样一种结合，这样一种实践，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服务，是不可能的。
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他们不可能提出这个原则。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敦促高尔基离开资产阶级分子比较多的彼得堡，到工人、农民和部队即占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中去，观察新事物，接触新生活。但是，把文艺工作者同人民、同工农兵大众相结合，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根本原则，则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和重大贡献。
延安和各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个原则。他们走出“小鲁艺”，进入“大鲁艺”，走出书房，进入了工厂、农村、部队、合作社，这就使他们发现了人民生活的丰富矿藏，找到了创作的活水源头，汲取了人民群众的生动语言，熟悉了民族艺术的形式和特色，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思想感情为之一变，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深深的血肉联系。作家艺术家们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崭新面貌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所表现的历史内容，所塑造的新的人物，以及大众化的语言、形式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针对延安当时的情况讲的，只适用于延安特殊的时间地点，全国解放后就不适用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确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从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延安文艺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是有历史原因的，主要是许多文艺工作者长期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地区生活和工作，不可能做到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他们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一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反而感到格格不入，不能适应。所以，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跟整个新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由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缺点是分不开的，延安文艺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全国革命文艺界所要解决的问题。再则，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当时虽然是一些小块地区，然而是新兴的、光明的、向上发展的，它们是新中国的雏形；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区，则是腐朽的、黑暗的，日趋崩溃的，那里的反动统治终于被人民彻底推翻，过去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革命的新文艺只能跟新中国一起前进，不可能停留在旧世界。所以，适合于延安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也是适合于解放后的全中国的。正是由于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接受和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执行了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坚持深入工农兵生活、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所以，四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近年来，文艺界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些人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创作和表演中搞精神污染，完全不顾社会效果，一切向钱看，使精神产品商品化。产生这种现象，有十年内乱和外来影响等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但许多文艺工作者忘记了或者否定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的、党中央一再申明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和文艺应该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责任，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候，忘记或者偏离了这个方向、道路和责任，都必然要犯错误。
当然，我们也不能用凝固不变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并非“句句是真理”。事实上，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主观认识的逐步深入，思想或理论总是要不断地补充或修正。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又先后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方针，这在延安时期是不可能提出来的。而当他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可能不犯错误，例如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就是他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不符合实际，这与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前，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恰成对比。
今天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十分关心，《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文艺的论述，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文艺的意见，全面地精辟地阐述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在解放以前，我们的文艺主要是为战争的胜利服务，现在则主要是为和平建设“四化”服务，人民对文化艺术的要求，也更广泛更多方面了。党中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代替过去“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这就使文艺为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目标更明确了，途径更宽广了，文艺的内容和样式更丰富多彩了；同时又可以避免使文艺作用狭隘化和对文艺的领导方法简单化的缺点。
党中央明确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工作，也指导了建国后的文艺工作；今天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和道路，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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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真实·朴素·动人
——评话剧《火热的心》
赵寻
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根据朱伯儒同志的真实事迹创作并演出的话剧《火热的心》
（王培公、李东才、刘惦晨编剧，刘惦晨导演），在观众和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我是持“慎重的乐观”态度去看这个戏的。因为我知道这类题材的戏很难写，也很难演。过去这类题材的戏有的也曾热闹一时，而保留下来的却很少。
但这次看了《火热的心》后，使我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了信心。剧中的主角梁子如是从朱伯儒同志许多模范事迹中加以选择、剪裁、集中、提炼，根据戏剧创作规律，根据作者的认识、体会和创造，塑造出来的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人们看了觉得很象朱伯儒，而又不完全是朱伯儒。说他很象，是梁子如的确表现了朱伯儒的精神与品质；说他不象，是梁子如的事迹和朱伯儒的事迹又不尽相同。作者试图塑造的是这样一个神似而不是形似朱伯儒式的先进人物，一个艺术典型。过去在处理这类题材的创作中往往有这样两种偏向：有时为了忠实于生活原型，只是把生活中先进人物的有关素材加以罗列，见事不见人，更看不到先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有时为了打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就用“自我表现”、“自我扩张”的办法来填补对先进人物思想感情了解的不足。这两种创作偏向的共同缺点都是没有深入了解先进人物，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真情实感。因此，要剧中的先进人物感动观众，必须生活中的先进人物感动作者。作者要在写作前深入生活向先进人物学习，这是十分必要的。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还能不能揭示社会的落后面呢？《火热的心》的创作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要创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先进人物形象，不能靠豪言壮语，不能回避矛盾。先进人物性格的光辉，恰恰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在与各种消极现象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出来的。剧中梁子如与韩枫这两个人物之间思想性格上的矛盾贯串了全剧，展开了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干部群众之间、亲人之间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冲突。从这些矛盾冲突中，我们看到了在冠冕堂皇的言词下表现出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对我们干部的侵蚀，看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观众也在这样重重困难与不断斗争中，认识了梁子如的高贵品德并受到了他的思想感染。例如当工程已经结束，民工队即将解散之际，如何对待身患重病、精神上备受买卖婚姻折磨的民工小刘，梁子如和韩枫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梁子如想到的是：“我不愿意让他忘记：他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他的周围，还有许许多多共产党员！”于是，他捧出一颗火热的心为小刘排忧解愁。而韩枫想到的却是：不要背上这个包袱，对小刘冷若冰霜，拒之千里。又如在如何处理施工中剩下的水泥的问题上，梁子如秉公办事，将它全部上交后勤部，拒绝了副师长动用这些水泥为师部盖营房的建议。而韩枫却认为梁子如这么做太死心眼，不晓得为自己铺后路。他悄悄地用剩下的木料为师首长们打了些电视柜。而梁子如知道后，又毫不犹豫地将做电视柜的材料费、加工费、油漆费还有运费全开上了帐单。……这些情节写得和演得这样真实可信，亲切感人，诚恳朴实，自然和谐。最后，当韩枫犯了错误正在家写检查时，梁子如却请他吃饭，和他促膝谈心……大幕落下前，没有大段台词，只见两个战友亲切地坐在一起，但却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写了上述的矛盾，不但写了梁子如的党性、个性，也写了他的感情——对战友的、对上级的、对群众的、对亲人的、包括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深情厚谊。社会主义文艺，特别是写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能不能写人情？不但能，而且应该写得很丰富、很广博。梁子如的所做所为，难道不是充分显示了深刻的革命的人情？朱伯儒同志希望的每个党员象春风，象炭火，象挡风沙的大树，就是《火热的心》中要表现的人情、党情，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对群众的无限深情！
《火热的心》所以能感动观众，也因为它的人物和情节使人感到真实可信。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之树常青，艺术的创造才能常新。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戏的形式并不新颖，完整的五幕，有主要的戏剧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有主题，有情节，有头有尾……老一套。是的，这里没有现代派戏剧的那一些‘新颖’手法，没有反主题，反情节，反典型，反戏剧性之类的东西，它的内容决定了这种形式，它的人物性格、思想内容、语言台词、生活细节及导演、演员（特别是演梁子如的李雪健）、舞台美术都有新的创造，都是既适合广大观众欣赏趣味又为我们戏剧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我们并不反对形式上的新探索，然而，如果不顾内容的需要，《火热的心》这样内容的戏也用些荒诞派的戏剧手法，我敢断定，是会遭到观众反对，是会完全失败的，这个戏的成功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个戏不是没有缺点的，如对民工小刘性格的刻画还嫌太弱，对梁子如内心世界表现不够充分，对他家庭生活还写得简单了些……都有待听取更多意见，精益求精。希望我们有更多《火热的心》来温暖与鼓舞广大群众，来丰富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让我们的文艺家们以火热的心来开创社会主义文艺、戏剧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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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边风雨忆故人
——《蒋牧良选集》代序
陈白尘
1935年4、5月间，我到南京找朱凡同志。到南京之后，朱凡引我去会见张天翼。作为青年作者的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的事了。但就在天翼姐姐张稼梅的家中还有一位座上客，胡茬子有一二分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有点象农村来的人；但他双目炯炯有神，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又不象农民。经介绍，这就是蒋牧良。这名字，我在杂志上见过，但他的作品却未曾读。老实说，我那时27岁了，牧良比我大7岁，真是老大哥了，我却仰慕天翼的大名而比较轻视牧良，想来真是幼稚得很！两三天后，朱凡向我介绍天翼和牧良结交的经过，才使我对这位老大哥肃然起敬了。
原来牧良只读过私塾，未进过学校，18岁起当教师和锑矿的小职员，后来辗转进入国民党军委会属下的一个厅里继续当司书，混饭吃。公余之暇开始练习写作，同室的一位青年同事对他的文章颇加赞赏，这使牧良大为兴奋，遂和这位同事逐渐成为知己。这青年就是化名为张一之隐蔽在这机关里的张天翼。我到南京时，他俩已经专事写作生活了。
离南京到上海，我开始做“亭子间作家”。不久，天翼、牧良以及朱凡、巴人都先后来到上海定居，过从日密，我和牧良也熟了。他是个憨厚而耿直、朴实而天真的人。“文如其人”，他的作品也朴素无华，结实得和他身体一样，《强行军》、《锑砂》、《集成四公》等等短篇都是那时期的佳作。比之于他，我那时写的一些短篇每每是自愧不如的。但我们还是无法作深谈：他那口浓重的湖南湘乡的土音实在难懂。后来，我们一同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小说家》的座谈会、茅盾同志领导的“月曜会”等等，我逐渐连猜带估仅能听懂个半数。但从他那气宇轩昂、嫉恶如仇的姿态中，又能领略到那不懂的半数。我可爱上这个粗犷中带有几分固执的性格。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在出殡的那天，送葬者不下万人。中外巡捕早在万国殡仪馆门外巡逻了。葬礼进行中会出什么事，是难以逆料的。送葬行列最前头是一幅巨大的门旗，上书“鲁迅先生殡仪”，是天翼写的。但谁来执掌这面门旗呢？当时我在经管杂务，牧良跑来说：“我来！”我自然喜出望外：这门旗不啻是这万人行列的“帅旗”，而且，如遇到捣乱破坏的歹徒时，他们又是冲锋手。他这位行伍出身的壮汉，自然是我们这班文弱书生所不及。另一位也是自告奋勇的大汉则是欧阳山。在他俩高举的门旗之后，肃穆的行列缓步前进了。四十七年来，牧良的那副刚毅勇猛的神色还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大约是1947年夏吧，国民党反动派正发出“戡乱令”之际，牧良同志突然悄悄来到上海。初一见，极为吃惊：当年的纠纠武夫，变成一个瘦弱的病夫了！原来在抗战中他得了肺结核和心脏病，现在病刚有好转，要去香港。此时叶以群同志等等都已离开上海，我一时找不到门路。但不几天后他来说，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仅仅匆匆两面，不曾仔细谈谈别后状况和他的创作，就穿着那件旧灰布长衫奔赴香港找党去了！
全国解放后重见到牧良，他已穿上军装，容光焕发，是个道地的纠纠武夫了。我很为他所经历的战斗生活和健康的恢复而高兴，他将写出更加结实的佳作了吧？
但1956年后，牧良却要求离开总政文化部到中国作协来作专业作家。为什么要离开部队，他没说，我也没敢追问。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他是个勤奋的作家，他不愿意停止他的创作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我自己所未能坚持的。但在作协的两年，他很少发表作品，据我估计，他是在写长篇《国防在后方》。1959年，他回家乡湖南，到洞庭湖区体验生活去了。当时我接编《人民文学》，他却又没有稿子寄来。经了解，他正着手写另一部长篇《湖边风雨》。但《国防在后方》尚未出版，他说还要修改，连人民文学出版社预定出版他的选集，也因无暇整理修改，致使后来未曾面世。这个老蒋啊，真是条“湖南牛”！他一头栽到洞庭湖边三仙湖乡农民中间去了，不写完《湖边风雨》是不会回头的。
大约在1961年吧，牧良曾到北京来开会。那时他已经完成《湖边风雨》的初稿，省里希望他主持文联或作协的工作，很苦恼，竟找我深谈，并求计于我。对此，我能出什么主意呢，只好反问他省文联和作协分会的一些情况，他竟然瞠目不知所对，甚至某些成员他都数不清楚。我想笑，实在又不忍笑，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一个全身心扑在创作上的真正的、严肃的作家！我承认，我当时是个庸人，只劝他多少担任些工作，用一半精力去修改两部长篇。而他也似乎欣然接受了。1963年夏，我因公去广州，在长沙停留一夜，第一个奔到旅馆来的便是牧良。他的情绪很好，我们几人又喝了一次啤酒。席间我问他的长篇修改得如何了？他只说“在修改，在修改”。可是谁能料到，这一次和他相见竟成永诀了呢？
在十年动乱中，朋友间的通信都断绝了，只担心洞庭湖边风狂雨骤，牧良也难免于难，但又总侥幸地以为他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不致出大问题。后来读了子丹纪念她父亲的文章，才知大谬不然。
在那样的年月，牧良白天被批斗，夜间回家还在修改他的长篇。对此，我很内疚：1961年如果我敢于劝他坚决不搞行政，专心修改他的长篇，那是否已经出版了呢？出版了即使被批为“毒草”吧，作品总还在人间，总还有平反的机会呀！
在动乱中他被批斗时，从不曾向那些“造反派”低过头，讨过饶，也没流过泪。但在没收他那两部长篇小说手稿时，他却向那些人哀求了，声泪俱下地说：“你们要拿什么都可以，这稿子无论如何请你们别拿走！”可是，牧良二十多年的心血，共计80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手稿，终于被劫走了！我们见过怀胎十月的儿女被人抢走、杀害时号啕痛哭的母亲，但能想象到怀胎二十几年的作品被人劫夺时作家的痛苦么？稍有人心的人也都该同声一哭的吧？
在牧良同志选集行将出版时，我只能以负疚的心情写下这篇短文来纪念他。我想，他那两部经过千锤百炼的长篇如果还在人间，那这部选集该增加好几十万字吧？那他的生命也将大大延长了！而且，我还想，这80万字的遗稿应该或者可能还在人间。那么，那位写过收据的人也许会深滋后悔，勇于交出原稿的吧？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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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田汉研究学会成立
本报讯　在12月20日结束的田汉学术研究讨论会上，中国田汉研究学会宣布成立。宗白华、周扬、夏衍为名誉会长，阳翰笙为会长，陈白尘、于伶、马彦祥、吕骥、吴作人等十人为副会长。
这次讨论会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和田汉著作编辑委员会联合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田汉的战友和研究田汉的专家、学者四十多人参加。会上的发言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田汉对我国新文化运动和戏剧运动的重大贡献，探讨了田汉戏剧创作的深刻内容和艺术特色。
　（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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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满激情的生活之歌
——读《韩少华散文选》
何镇邦
韩少华是位在散文园地里辛勤耕耘的作家。他的散文选大体勾勒出了他近三十年来散文创作的道路。
充满生活的激情是这部集子里的散文作品的共同特点。作者在《回眸》一文中追忆说，二十多年前，诗人郭小川对他说过，写散文“决定性的一条，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伟大的、人民的时代的由衷的热爱。”他一直把这位诗人的这句话作为他从事散文创作的座右铭，以饱满的激情挥笔写新篇，讴歌时代，讴歌生活。《序曲》描述一个青年演员在热心的前辈和观众的关怀支持下初登舞台进行艺术创造的动人情景，作品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蝈蝈儿》叙说大自然的天籁给一位关进“牛棚”的
“臭老九”带来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生活的激情更是溢于言表；《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中最扣人心弦的，也是陈爱武那种勇于向旧传统势力冲击的激情。其他如《寻春篇》、《花的随笔》、《第一课》、《洁白的起跑线》等，无不“以情纬文”。文学创作是需要生活激情的，散文创作尤其如此。饱满的生活激情是韩少华散文的灵魂，也是它们艺术魅力之所在。
读着他的散文集，常常被那些从生活的矿藏中开掘出来、从生活的激情升华起来的哲理所启迪。他在寻春中领悟到：“如果谁的内心的春光与大地上第一株草色联成一片了，那就把步子迈得再大些。”（《寻春篇》）。他由花儿怒放联想到心花怒放：“心里总得有希望。没有希望的心田，是寸草不生的荒地。”（《花的随笔》）。他咏树木，又由北京街头合欢树打破杨树的“一统天下”联想到“生活是需要丰富多采的。而单调、划一，就似乎是美的天敌了”（《合欢树》）。韩少华散文中的佳品，往往具有较深邃的思想，因而显得隽永、耐读。
他的散文还具有较丰富的知识。那些描写山川、城市和园林的篇章，娓娓动听地叙述故都北京以及江南名胜的历史掌故和风俗习尚，都有助于人开阔眼界。例如《记金铜仙人承露盘》中关于琼岛上的珍贵文物的描述和介绍，《记厂甸儿》中关于北京厂甸春节集市这一民俗的描述，都显示出作者的历史知识和民俗知识。至于那些吟咏风物的小品，读来也是颇有兴味的。
在表现手法上，韩少华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事之中抒发感情，做到融情于事。《序曲》是这样，《湘莲子与雪藕》更是这样。前者通过描述青年演员首次登台的情景来抒写演员与观众之间、前辈与后学之间互相关怀的动人情景，后者所叙述的故事更富于瑰丽的色彩，感情也就显得更为浓郁了。他还能从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中捕捉动人的诗意。“桃李篇”中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一特色。这些小品笔触细腻，读来亲切感人。他又很注意刻画鲜明的艺术形象，从自然景色到人物形象，他都着意描绘，在读者面前呈现一幅幅形象鲜明、绚丽多彩的画面。《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中对陈爱武神情的描绘：“嗯，你那圆圆的娃娃脸儿，真的还带有几分稚气；可一提起那些离开了党的准则，被特权迷住了心窍的‘特殊公仆’，你又气愤得象个即将拍案而起的义士。……”这些肖象描写，笔墨是多么准确洗炼啊！
韩少华的散文大都写得相当精炼，他不仅注意炼意，也注意炼句、炼字。当然，有些地方略嫌过于雕琢，今后如能注意一下语言的朴素自然，那就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