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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2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沿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第5版()
专栏:

沿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杨献珍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今天,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努力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沿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文选》第304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更不是只要熟记熟背就能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应用也不同于中国。而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群众是农民,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则是更为困难和艰巨的任务。承认马克思主义,真诚地拥护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绝非易事。在俄国从找到马克思主义,到学会运用它指导本国革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革命开始屡遭挫折,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的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些外国革命者,以为只要把西方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办法,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办法搬到中国来,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也认为,只要照搬俄国的经验,就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开始也仿效俄国搞大城市起义,但是失败了。实践证明,若不把马列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马列主义的原理就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革命仍然不能取得胜利。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指导中国革命,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说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是我党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革命毅力,高度的求实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立探讨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问题的杰出代表。他有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他极为用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用于观察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他认为,在哲学上坚持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路线,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哲学上坚持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就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坚决反对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他坚决批判了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者,指出这些人只“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56页)“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57—758页)“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55页)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203页)他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96页)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国情做了大量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指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07页)主张撤出反革命力量聚集的大城市,深入反动势力薄弱的乡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在开创这条独创性的革命道路中,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认清中国的国情,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毛泽东同志坚持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的思想,认为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巩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中国革命历史所证明的根本规律之一。由此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我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创造性地领导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无先例。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我们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区别为官僚垄断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前者进行没收或接管,对后者采取最文明的“赎买”方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和平改造;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则实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针,采取逐步过渡的方法,并创造了从初级到高级的一系列过渡形式;把对国民经济的改造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胜利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大大发展了,这也不能不说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宝贵的思想,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等光辉思想,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正确,我们的主观认识就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我们的事业就发展,革命就胜利,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就失去指南,迷失方向。而马列主义若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不能在中国变为现实。而这两者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艰苦的理论上的再创造的过程;是以新的实践和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过程;也是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过程。这两者结合的伟大成果,就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它的一切结论都建立在坚实的马列主义基础上。而毛泽东思想又完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中所得出的独创性的结论。毛泽东思想可贵,就可贵在这里。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首先就要学习他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就是继续沿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
(二)
沿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在今天,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昂贵的学费。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是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凝固化,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我国的客观历史环境,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并逐步确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的根本原因。这两者结合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重要文件上,特别是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文选》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指针,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小平文选中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而且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当前的国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做到了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坚持共产党人党性的典范。实事求是,是贯穿小平文选的红线,也是小平文选的精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为指针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1942年,延安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我在太行工作时,亲眼看到过小平同志读过的这本书,上面用朱笔又圈又点,全书都是精读了的,用朱笔圈点过的。《邓小平文选》正是他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国家命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问题的结晶。在整党中,全党全民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对于我们继承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沿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继续排除“左”右两种错误思想干扰。这两种错误思想表现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阻碍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阻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左”的错误思想,“两个凡是”的思想,其实质不仅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且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们要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招牌下,阉割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他们妄图用“左”的教条捆住人民的手脚,拖住飞速前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车轮。不清除“左”的思想,党的正确路线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内思想就不能很好的统一。
右的错误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各种精神污染,其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近几年来,有人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派的思想奉为救世良方,他们视资本主义制度为理想社会的模式。有人不加分析地把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引入国内,大肆宣扬“个人奋斗”、“自我设计”、“合理的利己主义”,甚至公开散布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有些理论工作者,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宣扬所谓党的异化,社会主义异化,国家的异化,他们的观点是:社会上所有的坏事,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真是荒谬之极!还有人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臭了的理论,重新搬出来作为搞精神污染的武器。例如:1981年出版的一本文集。书名中的“人”是特别大写的。其实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臭了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就是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他们宣传:“不管国家的经济情况及其目前的政治局势会导致什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可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78页)他们坚定的信念是:“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同上,第576页)。恩格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早就遭到共产主义者否定了的真正反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08页)“‘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同上,第48页)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却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被共产主义者埋葬了的反动理论——“真正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叫卖,用以毒化人们的灵魂,我们难道对此还能熟视无睹吗?我们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来不是靠“真正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取胜的,难道今天搬出这种陈腐的理论能引导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吗?
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对国外的东西一概排斥,但也不能盲目崇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我国革命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即使对于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马列主义,我们也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更不能盲目崇拜,不加分析地“拿来”。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勇敢地同各种精神污染进行斗争,排除“左”右干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奋勇前进,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三)
沿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必须进一步提高党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唯物主义,它给予了人类,特别是给予了工人阶级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学会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观察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解决当前四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关系我们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列宁还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3页)并指出了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有危险性和反动性。
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进行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必须掌握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个“器”,“规矩”就是列宁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伟大认识工具。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就把整顿学风放在第一位。《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本书,就是那时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编写出来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73页)并指出了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63页)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改进学风,增强党性,真正拿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认识工具。毛泽东同志还把党性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58页)毛泽东同志把党性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指导党员正确地进行党性锻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党员对党性存在片面肤浅的理解。一些党员往往认为自己苦大仇深,主观上热爱党,要革命,心是好的就是有党性。当主观与客观不相符合,犯了错误时,也往往以自己的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来原谅自己。其他同志也常以此来谅解他。这样就使我们一些同志的觉悟长期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上,不能尽快地由自发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自觉性高度。使一些抱有良好愿望参加革命的党员,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思想的俘虏。这对党员增强党性,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有很大妨碍。我们知道,任何政党都有一些对自己忠诚的党员,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指导行动,则是共产党人独具的特性。把党性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就使我们一些党员彻底摆脱了对党性片面、肤浅的理解。在延安掀起了一个人人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方法,克服主观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增强了党员的党性,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真正为全党上下所接受。广大党员不再满足于有良好的主观愿望,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切工作都自觉地从客观实际出发。全党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很快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前我们所进行的整党,不仅要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不仅要坚决把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特别是“三种人”坚决清除出去,而且还要解决我们在许多方面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这种“不相适应”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党员不会或不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处理四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不善于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指导我们认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规律,指导我们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执行;不善于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指导我们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学会管理现代化企业,掌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本领,使自己增加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素质;不善于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识别和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有效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等等。因此,在这次整党中,每个党员都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工作,指导行动。这也是增强党性的重要内容。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时,首先要抓住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最根本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从根本上摆脱“左”的和右的思想束缚,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克服“照抄照传”的懒汉思想,成为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闯将,必须从思想上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教导我们的,也是要我们在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1955年3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的指示中也强调指出:“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现在有人否定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已经陈旧了,也有人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题,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谁要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哲学问题的论述,谁想在这个问题上标新立异,有所“发明”、“创造”,谁就非掉到唯心主义的泥坑里不可。哲学上最大的精神污染,就是硬把唯心主义说成唯物主义。中央党校是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培养理论人才、培养第三梯队的重要阵地,更要注意教育学员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共产主义道德的人才能真正掌握它。一个满脑子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只看到一个“自我”,无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看问题必然是片面的,是不会符合实际的。因此,党员要从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两方面增强党性。从思想意识方面增强党性,就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从思想方法上增强党性,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通过整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进行一次思想意识,思想方法上的自我改造,我们就一定会更好地沿着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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