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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12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孙冶方的统计思想与我国的统计改革

第5版()
专栏:

孙冶方的统计思想与我国的统计改革
黄海
孙冶方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对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主义统计工作做过不懈的努力和有益的探索。他的统计思想,同他的经济思想一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有许多宝贵的见解值得重视。统计工作应该研究和利用价值规律
1956年,冶方同志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批评了我们统计指标着重于表现物量而忽视了价值,着重于表现生产成果,而不着重于分析这成果的内容,更不着重于分析如何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达到增加物质财富的目的。
他说,最高限度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和目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完成这个任务或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尊重价值规律。统计着重抓物量指标而不大注意价值指标,是片面的。在统计方法上多抓价值的一面,多注意劳动量消耗的计算,为的是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他提出,统计工作者不应该把自己的任务仅仅限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而应该以更多的力量来研究和利用价值规律,挖掘发展国民经济的潜力。统计工作不仅应该注意生产水平的统计,即物质财富的统计,更应该注意物质生产的价值方面的计算,也就是应该比现在更多地注意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与分析研究,更多地注意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和国民收入的计算与分析研究,更多地注意国民收入同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生产和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统计更充分地为计划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服务,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计划和统计的作用。这是每一个统计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关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冶方同志统计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加强经济效益的统计监督。这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以及一切经济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现在,国家统计局正努力改革和健全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以适应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的需要。这是我国统计改革的一个首要任务。
准确地使用“总产值”和“净产值”指标
从五十年代至今,我国对于采用“总产值”、“净产值”来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例关系和评价企业生产成绩的利弊,一直有不同意见。对此,冶方同志在《从“总产值”谈起》中指出:“总产值”就一个企业而论,产品的价值中包括了物质消耗价值,与实际相符,并不重复。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总产值”的计算是有重复的。“总产值”这个指标的最大缺点是不能适应企业管理即生产的需要。因为“总产值”包括新增的价值和转移价值两部分。对于评价企业的生产成绩来说,重要的不是转移价值的增加,不是用了多少原材料,而是新创造了多少价值。所谓发展生产,指的不是转移价值的增加,而是新创造价值的增加。冶方同志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用“总产值”评价企业生产成绩,容易掩盖增产减收现象,妨碍新产品的发展,不能推动生产者节约原材料和用廉价原材料代替贵重品等。因此,用“总产值,这个指标来评价企业生产管理,不会推动企业去制造轻巧、灵便、价廉、物美的产品,而只会推动企业去制造笨重而又价钱贵的产品。针对这种情况,冶方同志认为,现行计划和统计方法应该改进。其基本原则是:(一)计划和统计的基本指标应该是能够推进企业管理,而不是牵制它。(二)计划和统计指标同企业管理所依靠的财务会计这两本账应该统一起来,绝对不允许让两本账互相牵制。(三)计划和统计指标不能偏重于反映物量即使用价值,而应兼顾劳动消耗量即价值的计算;在基层企业中,更应着重反映后者。(四)计划和统计的中心指标,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了它便能带动其他指标。
冶方同志认为,我国计划统计沿用的国民收入指标,扣除了包括折旧在内的一切物质消耗,没有任何重复计算,是一个反映社会物质财富的价值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西方世界所应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是一个歪曲了的包括许多重复计算在内的虚假的指标。我们应该保证国民收入指标的准确性,不要把非物质生产的东西混杂进去。
我国计划管理和企业管理上长期存在着滥用总产值指标评价生产管理成绩,片面追求总产值,忽视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物质消耗,忽视产品适销对路的弊病,损失是很大的。应该坚决改变用总产值评价企业、部门、地区生产管理成绩的做法。总产值指标只限于统计机关计算各生产部门生产指数和全社会的周转之用。应当取消企业按不变价格计算总产值的作法,同时加强净产值统计。否则,上述弊病还可能出现。
现在国务院已经批准,用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我们应当根据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做好国民收入的计划和统计工作。
把利润作为计划和统计的中心指标
冶方同志形象地比喻抓实物指标,象是抬牛腿,费劲大也难以使牛前进;抓价值指标,是牵牛鼻子,费劲少就能牵牛往前走。在定生产方向、定协作关系、严格执行供产销合同、价格与价值相符的条件下,利润的多少就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也是计划和统计应抓的中心指标。他认为,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C)和企业职工的工资(V)这两部分就是成本,都应争取减少。只有这样,利润(M),即“为社会的劳动”创造的产品才能增加。社会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要扩大再生产,必须增加积累,而积累来自M。要扩大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其它各种服务行业的职工人数,这部分人员的生活资料也来源于M。所以不论从全社会的总产品或个别企业的总产品来说,其成本(C+V)总是越低越好。成本越低,利润(M)就越多。所以,应当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
把利润作为计划和统计的中心指标,并不取消其它指标,如产量和品质等(但产品产量指标,应分级管理)。完成中心指标非但不妨碍其它指标的完成,而且必然会带动其它指标的完成。
要注意对固定资产的核算,加强投资效果分析
冶方同志提出:目前企业中对固定资产的估价很混乱。在这种基础上无法进行正确的成本核算。这要通过对固定资产的盘存和重估价来解决。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主张计算资金利润,这就必然忽视对于新增固定资产、对于投资效果的计算和分析。
为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企业之间作经济比较,正确地反映投资效果,促使节约投资、节省资金,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冶方同志建议采用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样,各部门和企业的投资效果就基本上可以进行经济比较。因为评价投资效果的综合指标——投资收回期限就是资金利润率的倒数。
为了正确计算成本,折旧应包括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每种机器在开始制造时价格比较高,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这种机器的大量生产,价格必然逐渐降低。而且,由于同一用途的新型机器的发明制造,原有的旧机器也会大大跌价,甚至因为太陈旧(生产率低、费用大)而完全废弃不用。因此,在机器的物质形状尚未完全磨损之前,就会因为上述两种原因而贬值。计算折旧时,不考虑无形磨损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主要是妨碍了设备的更新和技术进步。所以,冶方同志认为这两种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价值消耗完全应该当作社会必要劳动消耗计入成本中。
据此,冶方同志提出:我们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的分析时,一定要算一算账,企业的设备到底是照原样继续使用合算,还是加以更新后使用合算,还是当废金属回炉合算。不仅要算活劳动的节约与否,还要算物化劳动的节约与否。否则就会出现“复制古董”(按“不增值、不变形、不移地”的原则来进行大修理)和“喜新厌旧”(追求新建,不注重改建)的倾向。这就会从爱惜人力物力财力的出发点开始,走到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终点。
建立和加强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
1956年,冶方同志指出:只有加强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才能全面地、深入地发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或不平衡现象,便于党政领导正确地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的任务,是通过编制一系列的平衡表来综合地、系统地反映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和国家经济全貌,综合研究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项重大比例关系。主要有四种:(一)生产、消费、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也是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三)工农业生产部门内部某些具体的比例关系;(四)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
在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再生产过程或实现过程的时候,必须研究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的V+M和第Ⅱ部类(消费品生产)的C的比例关系。列宁曾说过: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也还要研究Ⅰ(V+M)和Ⅱ(C)的关系,还有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掌握两大部类的投资比例,观察发展速度,计算每年有多少消费品可以提供人民消费,有多少生产资料可以提供扩大再生产之用。
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首先需要搜集大量资料,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影响这些比例和各种因素的消长变化。其次要重视数量关系的研究,通过具体计算,探索在这些方面能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最优比例。
建立强有力的统计系统
冶方同志认为,我国统计人员不仅比经济发达的国家少得多,也比发展中的国家少得多。为了充实统计力量所需的开支,比起经济战线上由于情况不明、缺乏核算与监督所造成的巨大浪费来说,是个很少的数额。许多机关、企业确实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但统计系统却存在力量小与任务大的尖锐矛盾。所以,应当尽快地把全国的统计系统加强起来,并且大力开展统计人员的业务训练。他还建议在宪法上确立统计机关作为国家的一个检查、监督机关的地位。
改革统计体制,完善统计法规
冶方同志主张重申党中央、国务院1962年提出的关于迅速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体系、加强统计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并进一步明确统计工作应有的独立性。国家统计机关应当在业务上实行垂直领导,在编制、人员、经费上实施统一管理,保障各级统计机关对党和国家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力而不受干预。他还建议制订我国《统计法》,由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使全国人民有所遵循。

读《郑观应传》

第5版()
专栏:书评

读《郑观应传》
丁日初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探索拯救祖国的道路。他们终于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认识到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郑观应就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个。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东元著《郑观应传》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我们对郑观应的一生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从1860年到1882年,郑观应当过英资宝顺洋行和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同时独资开设过揽载行之类的商业机构。在担任太古买办期间,由于得到李鸿章的器重,郑观应还参与经营过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1878年、1880年两次奉委参与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又奉委兼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1882年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他又是很多民族资本厂矿企业的股东。对于郑观应的复杂经历如何评价,历史学界是有分歧的。有的著作认为,郑观应参与经营洋务企业,不但他依然是买办,而且使“洋务派官僚由于买办势力的支持,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更加密切,买办化的程度逐步加深,而买办和买办商人积极参加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他们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郑观应传》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指出:郑观应在1880年前后四五年间,把自己的资本大多数投于洋务企业,而它们“具有抵制侵略和促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性”,“郑观应投资并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是从挽回民族利权出发的”,因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郑观应在担任买办职务的同时,具有了民族资本家的身份”。1882年他“脱离洋行买办职位,到中国自己办的企业中工作,……是一生中的大转折”,从此以后,郑观应就主要是一个民族资本家了。
郑观应在成为民族资本家的过程中,逐步“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这就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郑观应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展开了自己一生的活动。
郑观应作为一位民族资本家,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洋行当买办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然后凭着他经营近代工商业的经验,“继则与外人商战”。郑观应经营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活动,具有同外资斗争、抵制外资侵略的性质。他有敢与列强商战而求胜的志气。
郑观应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同时,积极进行著述活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兼任太古洋行买办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主持人期间,郑观应就撰写并于1880年刊行了表现他有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易言》。1886年以后,将它扩写、辑著成为《盛世危言》,于1894年秋冬出版。郑观应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改良政治”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而且更在于他把这两者都同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个头等任务联系起来。
《郑观应传》告诉我们,郑观应还参加了历次反帝爱国斗争。他在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斗争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都有积极的表现。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郑观应虽然对八国联军和义和团都是反对的,但他却更注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郑观应传》实事求是地指出,郑观应在反对外国经济侵略以及在倡导与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是一位先进人物,在反对外国军事侵略方面也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行动,但他在甲午战后掀起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却是一个消极分子。对于戊戌变法,他正确地看到:单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头尾之间还要有大批的中层力量才行。“他既看出了问题,又不积极参加活动,也不打算帮助康有为去联络和发展中层力量以解决他所看出的问题;相反,却袖手旁观甚至在背后进行讽刺。”到了辛亥革命前几年,郑观应迫切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显而易见,这时郑观应的政治主张是为了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正如夏东元同志所指出的,这“不仅在客观上是违反历史潮流的,而且在他的主观上是明确地针对着革命的”。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的建立已成为事实,郑观应并没有反对民主共和的言行,对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则疾恶如仇。在他的暮年,除继续在招商局任职外,他还热心于教育,并在粤汉铁路问题上从事维护私人资本利益的活动,直到1922年逝世时止。
夏东元同志为撰写《郑观应传》查阅了大量已刊和未刊的资料与档案。本书作者不囿于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见解。
就管见所及,这本书还有可以充实、改善和提高的地方。例如:一、若资料条件许可,希望作者对郑观应从买办到民族企业经营者的转变,就其经济收入来源的变化作数量分析,这样将更具有说服力。二、本书作者认为,洋务企业“是民族性较强的资本主义企业”,郑观应投资并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是他在担任买办职务的同时具有民族资本家身份的主要原因。但又讲洋务企业“从整体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官僚资本主义的胚胎”。我认为,一批洋务企业既已诞生于世,就不宜说它是什么“胚胎”。众所周知,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久已被认定是一种反动的经济成分,因而上述两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把洋务企业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就可以避免这种矛盾,表现出本书对洋务企业观点的一贯性。三、盛宣怀是个复杂的人物,郑观应同他既有事业上的联系,又长期有极其密切的私人关系。郑观应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受盛宣怀的影响很大。因此,研究郑观应就不能不对盛宣怀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夏东元同志在本书中不分时期地笼统把盛宣怀看作是“洋务官僚”、“大资产阶级”(这是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人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郑观应与盛宣怀在很多问题上见解一致,关系又那么密切。我建议本书作者以后修订时,对盛宣怀这个人物以及郑盛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走私罪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普及宣传讲话

走私罪
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走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管理、进出口物品管理和关税管理,非法运输、携带或者邮寄货物、货币、金银、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其他物品进出国(边)境以及倒卖走私物品,逃套外汇,情节严重的行为。
走私罪的主要特征是:
一、走私罪破坏的是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对外贸易管制就是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垄断对外贸易,对进出口货物和物品的品种数量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规定统一的管理和税收制度,以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经济,保护关税。破坏对外贸易管制,是走私罪区别于其他破坏经济秩序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不是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管理,而是违反其他经济管理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按刑法相应的规定处理。
二、必须有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走私行为首先是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即采取各种手段,避开海关的检查和监督。这是认定走私罪的前提。
走私行为是多种多样的:经过设立海关或者边卡的地点时,用藏匿、伪装、伪报等手段非法运输,携带货物、物品进出国(边)境;绕过海关、边卡非法运输、携带货物、物品进出境;利用进出口邮件夹寄禁运物品;贩运、窝藏、倒卖走私物品;通过进出口货物或者物品逃套外汇等等。
三、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而且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如果以反革命为目的走私武器、毒品进行破坏,或者为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而走私货币、货物的,应以反革命罪论处。
以上三点,是走私罪的主要特征,但不是符合上述特征的都是走私罪。根据刑法规定,一般的走私行为,应由海关依照海关法规处理,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走私罪。所谓情节严重的,是指走私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走私军用品、毒品或者其他违禁品;采用特制的走私设备、运输工具进行走私的;武装走私或者以暴力抗拒海关检查的;经常进行走私或者经常贩运、窝藏、倒卖走私物品的;伪造或者冒用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证件掩护走私的等等。
走私犯罪活动破坏国家对外贸管制,损害国家关税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妨害国家工业的发展,危害国(边)境管理和国家安全。这种犯罪又往往同贪污、行贿、受贿等其他犯罪相联系,不仅危害大,涉及面广,而且毒化人们的思想,腐蚀干部和职工,败坏社会风气,在政治上对国家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必须严厉惩处。在同走私罪的斗争中,要着重打击以走私为常业的、走私数额巨大的和走私集团的首要分子。
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对于犯走私罪的,除按照海关法规没收走私物品并且可以罚款外,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对以走私为常业的、走私数额巨大的或者走私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罪的,从重处罚。因为他们利用职权、里外串通,不仅在经济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而且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政治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包庇、窝藏走私犯,隐瞒、掩饰他们的犯罪事实的,按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徇私舞弊罪的规定处罚。
假借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名义进行走私犯罪活动,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除依法没收走私货物、物品或者违法所得并且可以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必须注意划清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划清走私犯罪和经济上的不良之风的界限,划清走私犯罪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由于某些制度、办法不完善而发生的问题的界限。(55)

简讯

第5版()
专栏:简讯

简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十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学术讨论会。温济泽、谢韬和许涤新同志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张莉)
△厉声和、虞文钧著《审计学理论与实践》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济学常识(经济学说史部分)》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至此,这套经济学基础知识读物已全部出齐。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晴波等选编的《中国近代史百题》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沛城)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知识》从创刊号起到一九八二年止,将重印出版。(杨)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收入论文一百零七篇,其中国内学者八十一篇,国外和香港学者二十六篇。
(陈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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