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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05-17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曲艺要更好地面向农村

第5版()
专栏:

曲艺要更好地面向农村
罗扬
最近,中国曲艺家协会在郑州召开了农村曲艺座谈会,学习了党的十二大精神和有关文件,交流了经验,研究了当前曲艺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今后工作的设想和意见,大大鼓舞了我们为八亿农民服务的革命热情和继续前进的信心。这对于开创农村曲艺的新局面,无疑地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确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性变革的需要,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帮助广大农民群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社会主义公民,是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曲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村的文化还很落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还有着很大的影响,缺乏高尚的健康的文化生活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在那些边远和偏僻的地方,更是如此。有些地方,由于缺乏健康的文化生活,迷信、赌博等活动又有所抬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就决不可以忘记农民,忘记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的曲艺,历来为广大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数以十万计的曲艺队伍也十之八九在农村进行说唱活动。因此,我们曲艺工作者应当更加自觉地、更加主动地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面向农村,为八亿农民服务,也是改革和发展曲艺的必由之路。我国的曲艺近400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农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广大农民是曲艺的欣赏对象,又是曲艺的哺育者和创造者。许多曲艺名家都是经过在农村的学习、锻炼而成长和提高起来的。面向农村,为八亿农民说书,对曲艺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和提高的过程。现在,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这就为曲艺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天地和极为有利的条件。
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为农民服务的问题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新书,整理和演出更多更好的传统书。各地有些曲艺工作者和曲艺演出团体能够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尊重,就在于他们为群众提供了一些革命的前进的和健康的东西。
我们要多创作和演出表现农村题材的曲艺作品。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经济上欣欣向荣、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新人新事,层出不穷。这是农村生活的主流。但是,农村生活中也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消极的东西,有待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克服这些消极因素,还须经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因此,我们的曲艺在热情歌颂农村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的同时,也要敢于揭露农村中那些落后的丑恶的东西,正确地反映农村中的矛盾和斗争。我们要根据农村的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人物来,特别要努力塑造农村中那些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以鼓舞和教育人们向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曾经出现过象赵树理那样的坚持表现农村,为农民写作的优秀作家。在今天的新形势里,也有条件出现更多的赵树理式的优秀曲艺作家。我们应该通过曲艺表现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历史和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帮助农民正确地认识历史,开阔眼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它方面的题材,还多得很,只要写得好,也都会对农民有好处,都会受到群众欢迎。农民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说唱的书目也必须是多种多样的。
在创作和说唱新书方面,一定要注意提高质量。说书是一种娱乐活动,要靠群众的自愿,要凭借说书的艺术魅力去吸引和征服群众,你的书编得好,说唱得好,群众才会听下去。所以,要抓住听众,巩固新曲艺的阵地,就必须提高新曲艺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做到内容是好的,艺术上也要有所发展创造,并保持曲艺的特色。我们一定要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逐步扩大新曲艺的阵地。千万不要重复过去那种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的做法,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再就是要注意了解青年,适应青年,提高青年。做到这一点,曲艺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中篇弹词《真情假意》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现实意义,能够适应青年,提高青年。有的曲种如果不在这方面努力,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就会衰退,以至死亡。这是曲艺发展的规律。陈云同志这几年反复讲评弹要适应青年、提高青年。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关于传统曲艺的整理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传统曲艺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如果能够加以整理、加工、提高,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群众是需要的,欢迎的。现在的问题是,整理工作远远赶不上群众的需要。流行的传统书中的糟粕部分所宣扬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着不容忽视的阻碍作用,如果再不认真研究解决,不仅会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会大大降低曲艺的声誉。希望从事整理工作的同志与演员通力合作,认真做好工作,逐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要创作、整理、演出更多的新书、好书,发展社会主义曲艺,为八亿农民服务,就要建设好我们的曲艺队伍。
我们曲艺工作者的任务是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使他们得到健康的和具有高尚情趣的文化生活。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自己首先就要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和艺术修养。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学习历史,学习文化,学习自己的业务。努力做到全面发展,一专多能。
再就是要抓紧培养人才。只有不断地培养造就新的曲艺人才,才能使曲艺事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并且得到新的发展。经验证明,哪里有好人才,哪里的曲艺就活跃,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哪里缺乏好人才,哪里的曲艺就难以得到新的发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各地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青年人富有朝气,可以组织一批人说唱新书和经过认真整理的传统书,来推动中、老艺人前进。要注意从农村业余曲艺活动中发现和培养人才。我们专业的曲艺工作者一方面要热情地帮助业余曲艺人才,搞好辅导活动;一方面要虚心地向业余曲艺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从他们的艺术创造中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还可以把业余曲艺活动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专业曲艺队伍中来。
加强评论研究工作,对于推动和指导曲艺工作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要逐步把评论队伍组织起来,及时研究农村曲艺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曲艺评论,热情鼓励曲艺战线的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和优秀作品,帮助、引导曲艺工作者说唱新书、好书,帮助曲艺工作者鉴别精华与糟粕,批评农村曲艺中的不良倾向,批判坏书。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振奋精神,努力奋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就一定可以开创农村曲艺的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成绩。

扎根于爱国主义的追求——读长篇小说《求》

第5版()
专栏:

扎根于爱国主义的追求
——读长篇小说《求》
魏天祥 谢武军
德兰同志的长篇小说《求》,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真理、探索人生道路的少女廖凌之的形象。作品从一个成长中的普通人眼中,去看取世界,写人叙事,朴实、自然。尽管作品没有刻意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却仍能使人一口气看下去。小说在去年第一期《收获》上刊出后,不久便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许多青年对《求》产生了特别的好感。一些不同年龄、性别的青年读者不约而同地说,自己也是一个廖凌之,也在追求人生的真谛;有的青年佩服廖凌之的学问,为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白白地耗费了光阴感到惋惜,从而产生了追逐年华的决心。这些都说明,《求》不失为有启发、有教益的作品。
对文学形象的理解,往往离不开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能是由于主人公经历的动乱时代和历史的转折进程,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主人公在动乱中求知识、求真理的体验,才容易使今天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感情激荡,才容易唤起一些道路坎坷、境遇不幸的青年对于自身的发现。从根本上说,他们之所以对作品产生共鸣,是因为他们的追求,与廖凌之的追求,其思想基础有共同之点,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这一点。
一个从西方到东方,又从东方去西方的人,为什么最终会在二十三岁的黄金年华,毅然回归故土呢?主人公在东方和西方所进行的不懈追求,是出于什么呢?这在那个时代来说,在一大批出国求学的爱国青年中,是带有共同性的问题。
廖凌之三岁时被人从国外带回南昌老家,在故乡生活了八年,目睹了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酸辛和挣扎,目睹了民族的不幸和灾难,在审人阅世之中,祖国在她的心中生根了。她不仅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而且更热爱家乡的人民。短短的八年中,她同故土建立了不能割舍的感情。后来到了国外,她又时时怀念着故土,当外国人在提问时把中国想象得比实际情况还要落后时,她“总是很生气”;在报考牛津大学选择专业时,她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根子在自己的祖国”,学业上一次又一次取得优异成绩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为中国人增添了一分光彩。由于她的追求始终没有切断同祖国的联系,没有切断这根获取无穷生命力的“脐带”,这就使她的追求,有了明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主人公才能在艰难的境遇中,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才能在远隔万里的异域土地上,敏锐地感受到共产党的道路是真正拯救国家民族之路;才能最终在爱情与报国之间、在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艰苦生活之间,毅然选择后者;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巧遇当时新中国的“总管家”时,充分理解他讲的人生的真谛。
人们常说,作品主人公的追求,往往体现着作者自己的追求。这是千真万确的,《求》的作者,也正是如此。
德兰同志走上创作道路,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一种追求。六年前,医生诊断她患了癌症,已经上了手术台,又因她患有较重的心脏病而不得不使医生改变了主意。这位怀着赤子之心的老姑娘,以为自己的余年不多了,为了利用最后的生命为祖国人民再做一些工作,便制订了一个写作计划。她把疾病置之度外,接连编写了好几本学英语的小册子。前年,她退休后,又为大家献出了这部长篇小说。
德兰同志早年曾求学西方,全国解放前夕,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几十年来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德兰同志在文学上虽然是个新人,但在生活的道路上,却是一位老人。用她的话来说,她是“当了五十多年的读者,年近六十才尝试当作者”。这是很耐人寻味的。目前,利用余年继续发光发热,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的老同志,正在不断涌现。这些同志,将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一支新军。
当然,《求》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可能是限于作者的眼界,作品的背景显得不够深广。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前面细密,后面略嫌粗疏之感。尽管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我们相信,只要作者坚持这种追求,不足之处是会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克服的。

伴随着驼铃声响

第5版()
专栏:

伴随着驼铃声响
徐怀中
我同叶雨蒙同志在一起工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未完的旅程》,很乐意写一点感想,向读者介绍这本书。
我读书太少,表现当前部队生活这样的长篇似乎还不多见,又是以描写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的,就更为难能可贵。要知道,这是人们视为畏途的一个枯燥乏味的领域,只管你写,有人出版吗?有人看吗?这无异于要在大沙漠中寻找一块绿洲,作者相信他一定会找到的。在二十多万字篇幅中,他始终不作惊人之笔,不紧不慢地一味在叙写着非战时部队的日常生活。从师机关办公楼,到家属区的几排小平房;从连队荣誉室,到实弹射击场。我们读下去,犹如伴随着叮叮咚咚的驼铃声响,不紧不慢地朝前去。正是在平淡无奇之中,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卷洋溢着军营风情的图画,记录了我军向现代化迈进的足音。这里不只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偏找难写的写,偏要打攻坚战,更主要的是作者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感受和独特的见地,能够透过日常所见所闻的、纷乱繁杂的表面现象,发见其深刻内涵。如果我们说,《未完的旅程》是军事题材创作上一次攻坚的胜利,是一个新的收获,当不为之过分吧!
师政委李亦农,是书中着墨最多,也是最为丰满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中此类人物,仿佛注定了只能是一位举止庄严的人物,一位先知。李亦农不同,他对林彪、“四人帮”时期那一套高压式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深有体味,他从不把任何一名干部战士仅仅看作是能够使用武器的工具,仅仅看作是需要他进行说服教育的对象。在他看来,任何一名干部战士,首先是一个同他完全平等的人,是他的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一个兄弟。这是至关重要的,是他的立足点。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人“说教”,以至是给予严格批评。那言语却饱蘸着感情的水分,真可谓入情入理,不怕不能换取对方以诚相见,向他敞开内心的门窗。对于那种形影不正的人,他则寸步不让,并且是总采取进攻姿态。作者在师、团机关工作多年,对这一层干部太熟悉了,他成功地塑造出李亦农这样一位有着高度原则性,而又可亲可近的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决非偶然。
此外,在作人方面不无疵瑕的几位师、团干部,也都写得真实生动,呼之欲出。如经受过长期战争考验,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污染,变得那样权欲熏心的团长王煜;如拉拉扯扯,四通八达,“能量”甚大的师副政委吴礼银;如深谙“革命的”世故,善于把矛盾上交,遇事躲躲闪闪的师政治部副主任徐有清。这样的各色人等,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活动着,师机关办公楼表面看来一切如常,其实并非如此。作品十分自然而又颇具声色地反映了当前部队新旧交替和整顿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冲突,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连指导员周西南、战士高满、女护士李婕、女宣传队员王小娜、副连长李援朝等,共同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每个人却又分明有着自己不同性格的棱角。作者写了他的这些同代人,在各自所处环境中体验着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理想和个人前途。当然,也不曾忽略了记述他们爱情上的烦恼和幸福。爱情是一架奇妙的三棱镜,往往透过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折射出作品中人物或纯洁美好,或不十分美好的、以至是十分丑恶的灵魂。只要不是强加进来的,只要取严肃态度,自会收到应有的正面效果。这一点,《未完的旅程》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稍觉不够完满的是,作品开头部分,由于在铺展开人物线索,显得节奏缓慢些,一些章节,也显露出匆忙的痕迹,如果花功夫,进一步作些删节修改,会增色许多。虽然如此,对一位青年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又如何能苛求在各方面都照应那么周到呢?他是业余写作,只有晚间和节、假日可供利用,这部小说能达到现有水平,已经不易。克服某些不足之处,要期待于他的下一部作品了。
我们期待着。
(本文是作者为《未完的旅程》写的序言,本报略有删节。此书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报告文学的新开拓

第5版()
专栏:

报告文学的新开拓
朱晶
中国作协举办的1981—1982年全国报告文学评奖,是对两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人们欣喜地看到,本届获奖作品及许多佳作,发扬报告文学的战斗传统,在思想和艺术上又有了新的开拓,并提出了报告文学发展中一些值得探讨的课题。
题材不能决定作品的成败,但题材却关系到作品的时代感。从这两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来看,在题材上又有了新的开拓。
第一,塑造了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特别是那些开创新局面的人,那些矻矻以求的自学成才者,那些生气勃勃、锐意改革的闯将,那些在困厄的条件下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知识分子……。
鲁光的《中国姑娘》发表于我国女排夺标之际。作品通过大量事实,展现了一代一代运动员勇攀世界高峰的艰苦卓绝的历程。报告文学甚至写了这样两个细节:女排早年出征波兰,某些外国人曾“好奇地想看一看中国姑娘是不是‘三寸金莲’”;在东京的一次世界大赛上,女排因失利而不得不充当向胜利者“挥动黄手绢”的角色。屈辱和失败,激发了拚搏的志气;最艰苦、最高水平的训练,夺来了胜利的金杯。中国女排发愤图强、龙腾虎跃的雄姿,不正是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写照吗?!
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了,黄宗英的《桔》,蒋巍、贾宏图的《大洋的此岸和彼岸》,戴晴的《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在同类题材中写出了新意。当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事业及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身上那长期被偏见埋没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美,仍有进一步挖掘的余地。同时,读者也希望更多地看到奋斗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工人、农民、战士们动人事迹的报告。
第二,报告文学的战斗锋芒和思想深度,取决于对变革时期纷纭复杂社会矛盾的全面认识和准确反映。热情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而未能写出新生事物成长的艰巨性,敢于揭露矛盾却把握不住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趋势,都会影响报告文学的说服力和感召力。目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弱点,恐怕仍在于回避现实矛盾的倾向。因此,人们有理由珍视那些正面描写四化建设动力与阻力的矛盾斗争,反映人民改革要求的报告文学作品。
凤章的《路的呼喊》,抓住二十几公里的“宁六”(南京到六合)公路做文章,以小见大。一段小小工程,耗资三千万元,造了三年,号称“一级公路”,可使用三个月便“全线崩溃”,变成“搓衣板路”。因由何在?原来是里应外合“拔毛”、“割肉”的恶果。从整个作品看,笔里藏锋,尚有未尽之意,就文中涉及内容看,报告有数据,有活证,有揭露,有分析,比较有力地抨击了猖獗的不正之风。《啊,龙!》(李君旭)所描述的杭州汽轮机厂独立自主发展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坎坷经历,也颇具深意。这个厂的领导班子,为引进真正现代水平的技术,要与外商周旋;为闯出自己的生产路子,又要与国内某工业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斗争,两面作战,备尝艰辛。“东方巨龙”怎样才能腾飞?杭汽厂即是缩影。作者发掘这些社会主义企业家智慧、气节、魄力的胆识,值得赞赏。
第三,许多报告文学触及了党风这一为千百万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既写出了共产党人的耿耿正气,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陈祖芬的《共产党人》,孟晓云、丛林中的《还是那双眼睛》,都找到了表现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独特角度。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乔迈的《三门李轶闻》。作品叙述的普通农村党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遭遇和作为,具有很大的尖锐性。三门李四队划分作业组的时候,五名党员全被“孤立”了出来,这时,他们没有指责别人“不要四个坚持”,而是从自己的党员模范作用找出了原因,毅然“插旗建组”。他们“分组不分心”,不但以苦干夺得了高产,还“讲究风格”替群众办了许多好事,重新恢复了党在那里的威信。我觉得,这篇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报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其一,直接反映农村变革,至今还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而它写于1981年初,表现了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难能可贵的敏感和热情;其二,着眼于基层党员的模范作用,从党群关系方面提出了共产党人在四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做什么榜样的重大问题。
热情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看似平凡、其实不平凡的普通人,是近年来报告文学在塑造当代新人形象上的新进展。
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比较深切地体会了先进人物精神品格的内蕴,在表彰他们业绩的时候,没有忽略他们普通人的特征,没有忽略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这就使我们的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也使那些胸怀崇高目标的奋斗者形象迸射出时代的光彩:他们是走出了“伤痕”、摆脱了生活重负的真正强者。
向义光、张飚笔下的四川盲人女医生李芳洲(《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人。她三岁失明、八岁脚跛,求学、就业的路都被堵死了。可是,她终于自学成才,成为解除人们痛苦的按摩医师。报告文学以感人的笔触揭示了李芳洲从生活领悟的真谛:一个陷于痛苦命运的人,只有不断求知,百折不挠,通过与群众息息相通的联系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才能摆脱生活的阴影,“获得一颗征服苦难的心”!《海河边的一间小屋》(肖复兴)的长嫂,《爱的暖流》(牟崇光、桑恒昌)里的杨朝艳都是很平凡的普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本来有多种的选择机会,但她们还是选择了成全他人,在给他人以温暖和幸福之中寻找人生乐趣的道路。她们的举动,施之于亲人,是平凡的;在道德领域使一切庸俗、龌龊的灵魂黯然失色,又是高尚的。它反映了我们时代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代新人的巨大魅力常常表现在他们渴求科学文明的时代感和勇于革新的进攻性格。在众多描述改革者的作品中,江永红、钱钢的《“蓝军司令”》独树一帜。某军教务队副队长、军事演习的“蓝军”(假设敌方)司令王聚生,是个有远见的新型军事工作的开拓者。基于对现代军事科学的深刻了解,“他不能容忍那种把敌人当乌有的演习”,“不能容忍那些‘法定的胜利者’的浅薄的笑声”。“热核与计算机时代”的严酷现实,我们一些落伍者的盲目乐观,使王聚生感到了一种除旧布新的紧迫感。因而,他担任“蓝军司令”给我们那些“法定胜利者”制造的困难,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有一次,他竟然指挥“蓝军”攻击到“红军”的指挥所,用催泪瓦斯将高级指挥员围困在那里。这不是恶作剧,而是开拓者的深谋远略。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军训改革,实际容量要大得多,对一切因循守旧、安之若素的人们,不啻是一个强有力的敦促!
从刘宾雁的《风雨昭昭》、《艰难的起飞》、《向命运挑战》等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处于厄运和困境中仍奋斗不止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殷切的爱惜和热望。《艰难的起飞》插了一笔“鬼打墙”的故事。作者写道:“人们头脑中也有一面高墙。判断是非不是着眼于事情的效果,而是谁谁说过没有,批过没有。这面墙还是各种无形的壁垒中最森严可畏的一面。”李日升就多次碰到过“左”倾顽症患者与蹩脚的预言家们结成的“鬼打墙”,可他不信邪,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敢破敢立,终于开创了改革的新局面。刘宾雁正是通过“艰难的起飞”,赞美了新时期改革家务实而达观、坚韧又灵活的品格,写出了中国大地上这场伟大变革的迫切性和深刻性。
我们不否认写典型人物的重要性,但要防止一种偏向,即忽视报告文学描述事件和写群像的功能。现在,把报告文学的对象归结为“写典型人物,写人的心灵”的说法很流行。一个时期以来,人物专记蜂拥而上,事件报道寥寥无几,恐怕与这种主张有关。实际上,报告文学的典型性并不能仅仅归结为人物的典型性,事件、群像的描写是报告文学新闻纪实性必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姑娘》就是写的群像,《路的呼喊》就是写的事件。孤立强调写人物,势必缩小报告文学的领域,削弱报告文学及时报道重要事件、迅速反映现实动向的战斗作用。
随着作家素养与文学功力的提高,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已经显示出几种不同的风格趋向:
一种是政论性,着重事实叙述的逻辑性,力图透过某一局部来概括全局,并以议论来加强作品的锋芒,如刘宾雁的《艰难的起飞》、陈祖芬的《共产党人》。
一种是闪耀着诗情色彩,思路跳跃,激情澎湃,多直抒胸臆或象征点化,如徐迟的《形天舞干戚》、黄宗英的《桔》。
一种是小说笔法,事实叙述富于故事性,肖像、心理、细节、对话绘声绘色,如理由的《希望在人间》、李玲修的《足球教练的婚姻》。
作家们的写法并不固定。有的作品也可能几种写法交织并用,但上述三种风格趋向大约是明显的。我认为,应当鼓励作家们大胆进行种种风格的探索,同时也应当注意研究创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议论、抒情、插叙在报告文学中的比重问题,但我以为更有必要探讨的是所谓报告文学的“小说化”问题。有同志说,“就表现形式而言,我甚至感觉不到报告文学与小说写作有什么区别”,还有人明确肯定报告文学可以“带有一定虚构成份”。某些小说技巧,诸如叙述人称的转换,倒叙、插叙的活用,某些细节、心理描写技巧等,确实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段。但若说报告文学与小说写法可以划等号,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从创作过程来说,报告文学写作前的采访和以后整个构思过程都必须以事实为中心,这与小说有根本的区别。有些作者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掉以轻心,采访不严肃认真,写作时随意虚构对话、细节,按照所谓“性格逻辑”去臆测人物的心理或某些微妙的个人活动,结果造成严重失实。
报告文学的真实,是作者笔下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美学价值的事实,是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包括审美)的统一。作家的艺术个性必须适应报告文学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即作者有选择事实的自由,却没有编造事实的自由,报告文学所描述的必须是真人真事,重申和坚持这一条,我相信,只能维护报告文学的信誉,有益于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的健康发展。

“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安徽亳县召开

第5版()
专栏:

“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安徽亳县召开
本报讯 我国第一届“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于五月上旬在安徽省亳县召开,来自各地的六十多所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出版、文物、文学创作等部门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他们对“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内容、风格特点,以及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细致的分析。“建安文学”是指公元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汉魏之交的文学创作高潮时期,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对以后的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
“建安风骨”所体现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和理论批评方面的卓越建树,很值得深入地研究。
亳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曹操及曹丕、曹植父子的故乡。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亳县城郊的曹氏墓群、传说的曹植引兵道和从曹氏墓出土的文物,使学术讨论和实地调查很好地结合起来。会议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涉及到“建安文学”的各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修功军 宣奉华 马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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