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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05-02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对科研型产业经济问题的探讨

第5版()
专栏:

对科研型产业经济问题的探讨
刘溶沧
目前,科研型产业经济的问题,在科技界、经济理论界和实际经济工作者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和注意。然而,什么是科研型产业经济,它的涵义和特点到底是什么?怎样促进我国科研型产业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本文打算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什么是科研型产业经济及其最主要的特点
马克思早在1857年就指出:“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财富的力量已经不复是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相反地却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分册第356页)在他的经济学手稿中,又进一步论述道,科学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马克思的这些精辟论断,已越来越为当今世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历史所证明。目前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国民经济的增长有60%以上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新兴的产业百分之百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科技正以惊人的加速度向前发展,日益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的主要手段。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十几年中,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发明超过了以往两千年的总和;现代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每年分别以5%和20%的速度增长;近十年中工业知识已有30%过时,其中电子技术知识已有50%过时。而科学技术上的这种迅猛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不断应用,又促进了许多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和新兴工业门类的相继问世,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不断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已融为一体,即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科学技术进步和新的科技成果的不断采用,而生产的不断发展又为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方向和现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所谓科研型产业经济,就是指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把依靠和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满足社会消费和市场需要的主要手段,实现了生产和科研一体化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类型或方式。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进步,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在内。
现代科研型产业经济具有哪些最主要的特点呢?
首先是生产与科研的密切结合
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最主要、最广泛的是表现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近几十年来世界科技进步的历史表明,它不仅使传统的生产得到改造,而且使各种新的生产领域、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新的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竞争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程度,在实质上也取决于技术上的高低,企业的兴衰存亡也与其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潜力密不可分。生产与科研的密切结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有科研先行,才能在技术开发上不断有所创新,为效率更高的、经济效益更大的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提供科学技术的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只有科研先行,才能在产品开发上做到改进、定型一代,试制二代,预研三代、四代,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新而又新;只有生产与科研密切结合,才能使现有资源节约使用,并为开辟新的资源创造条件;也只有生产与科研并重,才能在当前和今后的生产发展中防止由于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使生产的发展在只对社会有益而对社会无害的基础上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次是生产和教育的密切结合
马克思早就指出:“现有人口的技术程度始终是整个生产的先决条件。”建立在新的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大大减轻了人的劳动,同时又使人的劳动日益复杂化。只有用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现代化相适应的知识和熟练技能武装起来的劳动者,才能既适应现代生产的要求,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科学研究和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发展来看,还是从社会和企业技术进步的需要来看,不断提高劳动后备军的教育程度和现有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已经成为现代科研型产业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要求。舍此不能实现生产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也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进步。
第三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管理现代化的密切结合
现代生产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特征的。前者表现为生产过程的速度加快,生产的连续性、节奏性和秩序性等要求增强;后者表现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协作关系日益密切。因此,正如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管理形式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上的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管理上的相应变革一样,为了使建立在新的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能够得以顺利进行,没有与此相适应的管理科学的进步和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是绝对不行的。科研型产业经济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管理进步这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能在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统一的基础上,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的有效增长。
科研型产业经济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
科研型产业经济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遏止的发展势头。在我国也是这样。
第一,科研型产业经济是实现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加快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步伐和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有效形式。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在科研工作中,发展研究和生产技术
(适用技术)的研究又是其中的薄弱环节,以致在一些难度很大的理论课题和尖端技术中我们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但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却相当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大力促进科研型产业经济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只有把我国本来就少的科技人员和科研经费用到研究经济建设中那些急需的、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课题上去,才能逐步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完成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历史任务。
第二,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科研型产业经济,是加强产品开发、产品储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加快更新换代步伐,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产需脱节和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必由之路。
多年以来,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产需脱节的矛盾十分突出。直到现在,基本建设上的盲目投资、生产上的畸形发展、流通上的产品积压的现象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以外,在发展生产上极端忽视按照社会需要、适应市场变化来不断进行产品开发、产品储备,不断对老产品进行改进和创新,并以此为中心来进行技术开发,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其结果,必然使落后的产品与落后的技术相伴,“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只需要“几十年一贯制”的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借助于科研型产业经济的威力。
第三,科研型产业经济是充分利用我国现有产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强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改造,变我国以外延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为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迫切需要。
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进步的条件下,利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不断对原有的固定资产和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这是一条已被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生产发展史和技术进步史所证明的历史必由之路。然而,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却走了一条单纯注重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从而造成现有生产设备技术陈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很差的状况。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通过加强技术改造的途径,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把各个部门转到新的先进的技术基础上来,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有落空的危险。无数事实证明,科研型产业经济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既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的迫切需要,又是促进有效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前提。
第四,科研型产业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是克服我国过去和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和全面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赵紫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有两个根本弊病。一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社会的需要,关心市场的需要,其结果是产需脱节。二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技术进步,其结果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几十年一贯制’。”这两个弊病也是全面提高我国社会经济效益的严重障碍。然而,就其产生的根源来看,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两个根本弊病都与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与生产的密切结合的忽视有极大的关联。因为,如前所述,在科学技术落后,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的能力尚差的情况下,即使企业有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生产的良好愿望,也缺乏为不断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能力或技术手段。所以,在今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逐步使我国的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过程中,科研型产业经济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的了。
应当采取哪些主要措施?
为了有效地促进科研型产业经济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当前和今后应该采取哪些主要措施呢?我认为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端正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多年来“左”倾错误的影响,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和习惯势力,严重阻碍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一些党委和行政领导机关至今没有把科学技术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或者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挤掉”。有的同志还把科学技术与生产、经济的关系比作“鸡叫”和“天亮”的关系,认为“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科学技术可要可不要。因此,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先导作用,必须首先在全党统一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端正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说,必须把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这一条,作为我国今后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并把它切实体现到经济建设的实施中去。不首先实现经济建设基本指导思想上的这种战略性转变,科研型产业经济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是要在改革现行的科研体制和科研—生产结合体制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大力促进科研与生产的有机结合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飞快发展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正在日益缩短。据计算,在1885~1919年间,一种发明到它在工业上应用的“成熟期”(酝酿时期)是30年,从生产上掌握它到投入市场,平均是7年,整个实际的实现时间是37年。在1920~1944年间,这些时间的平均长度则分别缩短到16年、8年和24年。在1945~1964年间,又分别缩短到9年、5年和14年。现在更进一步缩短了。与此相适应,科研成果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数量、转化速度也大大加快了。据了解,现在发达国家科技成果在生产上的利用率一般在50%左右,有的高达80%以上,而我国据估算只有10~3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科研成果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经济建设中一些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难题,不能很快地反映到科研单位中去,而科研单位的成果也不大为生产单位所了解;各方面的科研力量之间也组织得不够严密、不够协调,有些完全相同的课题几十个单位都在搞,而有些很有实用价值和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过问;某些科研单位内部在专业的配套设置和人员结构上的问题也很多;等等。
当然,要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科研体制,必须通盘考虑,分步骤地逐步解决。当前特别要强调的是加强与工农业生产关系极为密切的应用科学研究和发展研究,打破部门、单位的界限,把科研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开发工业新产品,推广新技术服务。在抓紧建立一些行业技术开发中心和大的专业公司、骨干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提倡厂办科研的同时,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分别具体情况,用“科研—设计—生产—服务一条龙”、“科研—设计—生产联合体”、农业现代化综合试验基地、科研合同制、技术咨询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等多种形式,鼓励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与生产单位挂钩,协同攻关,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
三是要从经济政策方面促进和鼓励科研型产业经济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
必须解决一系列经济政策问题,为技术进步和科研与生产的密切结合开路。比如,在财政方面,要全面研究和审订我国的投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科研投资比例偏低和企业新产品试制费的经常性来源问题;信贷方面更好地扶植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问题;税收政策上如何鼓励和促进技术进步;价格政策上如何通过贯彻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低质低价的原则,以及对劣质陈旧产品实行惩罚价格来促进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换代的问题;商业、物资、外贸等方面如何改进包购包销的办法,使生产新的适销对路产品的企业能得到较为优惠的待遇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在奖励制度和政策上,如何打破平均主义,使那些对技术进步作出较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得到更多的物质鼓励;等等。总之,要使企业在技术进步和生产与科研的密切结合上做到外有经济压力,内有经济动力。

论领导干部的进退

第5版()
专栏:

论领导干部的进退
刘先廷
为了开创男排工作的新局面,国家体委更新了男排的教练组。近两年,国家男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前进的步子还不够大。国家体委的决定,无疑将给男排的翻身带来新的契机。
在中国排协教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徐寅生同志就这个问题说了一番话。他说:运动员能上能下,教练员与干部也要能上能下。工作了多年,仍然打不开局面,就要调整。要找能开创新局面的人来。要造成“能上能下”的风气。今后干部的“上上下下”就象教练员在场上换队员一样正常。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进一步发展。
这话讲得多么好呵!为了保持比赛场上那种龙腾虎跃、努力拚搏的势头,需要把那些体力不支、发挥不好、竞技状态欠佳、配合不够默契的运动员及时地换下来,让更合适的运动员顶上去。过了一阵,场上的运动员可能又出现了需要换下来的状况,于是又有新的下和上。比赛继续进行,这种更新也不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比赛具有更高的水平,比赛才有看头。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一场竞赛。要开创新局面,创造新成绩,各行各业的领导班子,也需要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只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才能把所在的地区、部门和单位,搞得生气勃勃,干劲十足,才能站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列。为此,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也需要象比赛场上的运动员一样,行的上去,不行的下来,上上下下,不断更新。当然,领导干部的更换,不能象运动员上下场那样频繁,但也应该做到及时、经常。如果该上的上不去,该下的下不来,或者只上不下,势必使得一些领导班子在思想上和年龄上的“老化”现象严重起来,一些力不从心或者力不胜任的同志都在领导岗位上硬撑着,这些单位的工作只能是松松垮垮,毫无生气,更谈不上开创什么新局面。
对于比赛场上运动员上上下下、进进退退的做法,广大观众习以为常,觉得十分自然,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什么异议。可惜,对于领导干部的上下进退,人们还不是那么习惯。而有些需要退下来的同志,也还没有把这种上下进退看做很自然的事情,甚至还有那么点委屈情绪。在这方面,国家男排前教练戴廷斌等同志,思想境界显然更高一些,他们为了男排能够迅速赶上去,主动要求退下来,请更合适的同志来接替。他们以祖国的荣誉、排球事业的兴旺发达为重,退得有见识,下得有风格。宋朝的范仲淹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曾对古之仁人有“进亦忧、退亦忧”之赞。戴廷斌等同志这种进为男排、退为男排的精神,不是也很值得人们称赞和学习吗?

什么是反革命罪?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什么是反革命罪?
什么是反革命罪?反革命罪有哪些?怎样惩罚?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刑法用专门一章作了规定。
我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反革命罪是性质最严重、危害最大的一种犯罪,反革命分子是最危险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我国刑法把反革命罪列在各类犯罪的第一位,规定了较重的刑罚。根据这条规定,构成反革命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必须有反革命目的,这是构成反革命罪的主观条件。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在主观上不仅是出于故意,而且还必须具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才构成反革命罪。没有反革命目的的犯罪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反革命目的,是各种反革命罪共同的特征,它是划清反革命罪与落后不满言论、政治性错误等非犯罪行为,划清反革命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界限的重要根据。
反革命罪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在实施犯罪之前必须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计划、方案,有些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反革命计划,但矛头是针对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也同样表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查明反革命目的,对于背叛祖国罪,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叛变、叛乱罪等反革命罪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犯罪分子故意实施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其行为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能设想,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人,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但是,对有些反革命罪,例如,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查明其反革命目的则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因为破坏、杀人、伤害、煽动等行为,有的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有的就不是。仅仅从行为的表面看是难以确定犯罪性质的。所以,我国刑法第一百条、一百零一条和一百零二条在规定反革命破坏、反革命杀人、伤人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都特别标明了“以反革命为目的”。在认定这类案件的反革命目的时,必须把行为人的动机、手段、作案时间、地点和环境、侵犯的对象、造成的后果、个人情况(包括年龄、经历、生活状况、一贯的思想政治表现)等,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判断其有无反革命目的。一定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要防止主观臆断,切忌片面强调行为人的出身、成份、历史,或者偏信口供,或者只看后果,轻率地作出结论。
第二,必须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是构成反革命罪的客观条件。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不是一般的犯罪行为,而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指刑法第九十一条到第一百零二条所规定的如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策动叛乱,聚众劫狱,进行间谍活动,组织反革命集团,搞反革命破坏、反革命宣传煽动等行为。行为人只有实施了刑法第九十一条到第一百零二条所规定的某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才具备构成反革命罪的客观条件。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的支配,但行为与思想有区别。思想不能构成犯罪,我国刑法根本不承认所谓“思想犯罪”。只有犯罪意图,没有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思想反动并不等于反革命,只有反革命思想或者是反革命思想的流露,只要尚未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也不构成反革命罪。它和利用文字、言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有原则区别。
构成反革命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条件,两者缺一不可。仅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而没有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只能是思想反动,不能构成反革命犯罪;实施了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但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即使认为是犯罪,也只能构成其他刑事犯罪。
我国刑法第九十条的规定是关于反革命罪的一般概念,是构成各种反革命罪的共同条件和特征。第九十一条到第一百零二条是对各种反革命罪的具体规定。(三十二)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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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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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著《家庭问题种种》一书,是社会学丛书的一种,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阐述了家庭的起源、演化、结构、功能以及家庭道德等问题。 (金 封)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学习中国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的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林则徐》《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等二十余种,每本四万到十万字不等。今后将陆续组织出版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题材的书。这套丛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同志主编的。 (永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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