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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02-01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前提”必须在前

第5版()
专栏:

“前提”必须在前
宋力刚
把提高经济效益真正摆在前提的地位
党的十二大不仅提出了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且规定了“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翻两番的“前提”。
这个“前提”的规定,来之不易。它标志着党的经济建设方针的重大转变。如何认识这个“前提”,如何正确对待这个“前提”,贯彻这个“前提”,实现这个“前提”,是当前从思想认识上、方针政策上、制度办法上和其他各项有关工作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应当看到,这个“前提”,总的说来,目前还只是刚刚提出,还不是经济建设中业已存在的现实,必须通过实践,努力使它成为经济建设中现实的前提。
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平均每年递增7.2%,如果单从我国过去的统计数字看,似乎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从1953年到1980年的二十八年间,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8.2%。即使在十年内乱中,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也比1966年翻了将近一番(增长99%),平均每年的速度达到7.1%。问题是我国过去的这个翻番,一是统计数字本身的水分很大,很难说明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付出的代价太大,花钱多,办事少,事倍功半。1980年同1952年相比,我们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虽然增长了8.1倍,但国民收入仅增长4.2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才提高一倍。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
我们要在二十年内名副其实地翻两番,在整个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把提高效益看做是翻两番的前提条件,而且要在各种经济建设的实际活动中,把开创这个前提作为首要任务。
生产适用产品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牛鼻子”
创造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要从多方面入手,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面做大量工作。当前以及今后长时期内,要特别着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的问题。
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的好坏,决定着整个经济建设的进程。那么,什么是生产好坏的基本标志呢?讲起来,可以说出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三条:一是产品质量的好坏;二是产品数量的多少;三是产品成本的高低。其他的标志多是由这三者派生、繁衍、演变而来的。在这三者当中,产量对质量、成本,成本对质量、产量,都有着一定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但一般说来,质量起着主导的作用。人们所说的“产量多少”或“成本高低”,都是指一定质量的产品而言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离开一定质量的数量和成本。只有在质量上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其生产的数量才是越多越好,其成本也会越来越低;产品不适用,用户不要,生产的数量越多越浪费,其成本再低也是白搭。如果生产的产品不适用,不能在消费(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中证明它是有用的,它就不会成为现实的产品,不成其为真正的产品。可见,代表产品本质的产品质量,首要的是指产品的适用性。所谓产品质量的好坏,就是适用于一定用途的程度,满足用户要求的程度。这种产品的适用性,一般说来,它不仅包括产品的性能、寿命、可靠性、安全性等要求在内,而且包括产品制造过程、流通过程、特别是使用过程的经济性如何。我们所说的提高质量,不是一律要求越“高级”越好,越“纯”越好,越“牢”越好,更不是售价越“贵”越好;而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适销对路、物美价廉”,即产品的适用性好,适应用户要求。
这样,所谓产品质量,就不是人们过去所理解的那种仅限于符合设计要求与否的加工质量,而是包括一般品种发展和产品升级换代在内的适应使用要求的质量,适应社会需要的质量。我们提倡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也正是为了改进产品质量适应需要的状况。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明确了产品及产品质量的基本概念,才便于正确地理解产品质量在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比较容易地真正理解“质量第一”的道理;比较容易理解生产什么质量的产品,是关系到能不能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牛鼻子”问题。
过去二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效益低,原因之一就是在生产上只要“数量”,不顾质量,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追求不成其为产品的“产品”。今后,只有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类图虚名招实祸的后果。
提高产品质量可大量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即提高产品质量,在实现翻两番(即增长三倍)的目标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笔账,详细算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但也不妨大致估计一下。
通过提高钢材质量(包括增加钢材品种)能不能使6,000万吨钢材顶8,000万吨钢材使用呢?可以。
通过改进农用化肥的质量,增加磷肥、钾肥比重,按不同土壤、不同作物提供包括氮、磷、钾和硼、钼、锌、锰、铜、铁等多种元素在内的复合化肥,可不可以使3,000吨化肥收到4,000吨化肥的效果呢?可以。
通过不断更新农药品种,大量生产供应高效能低残毒的农药给农、林、牧各业使用,尽快减少和淘汰目前不适用的“六六六”、“滴滴涕”,能否使300吨农药发挥400吨农药的作用呢?完全可能。
又譬如,通过提高机械加工机床的质量,能不能使三台机床顶四台使用呢?完全可能。
通过提高采煤机械的质量,能不能使三套采煤机组达到目前四套采煤机组的产量呢?也完全可能。
通过提高电子元器件的合格率,能否使许多电子元器件的产量增产三分之一甚至一倍、两倍呢?也可以。
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能否仅由于优质优价使很多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平均增加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呢?也可能。
如此等等,等等。
很明显,本世纪内单是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大体说来,增长三分之一左右(即占总产值增长三倍中的一倍)的社会物质财富,是完全可能做得到的。
因此,我们说,尽快地提高产品质量,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建设总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我们必须在方针政策上、科学技术上、生产管理上和其他有关经济活动中,使这个看得到的一笔巨大社会财富变成为现实的社会财富。

民富与国富

第5版()
专栏:

民富与国富
胡鉴
最初是涓涓细流,逐渐汇成茫茫九派,最后才成其为滚滚长江。从来没有倒过来的:先有一个极大的海洋或湖泊,然后倒灌为几条较大的河流,然后再由这些河流把水分开去,分开去,变成小溪,变成山涧。这个先有小河才有大河的道理,这个先有源才有流的道理,在自然界,是必然之理,从不颠倒,也颠倒不了。
可惜一段时期里报刊上却悖理地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意思是说:只有国家富了,人民群众才会富,国若不富,民富无从谈起。这样的道理,从经济上来看,也是颠倒的,错误的。
何以然呢?
所谓国富,无非是国家拥有丰足的物质财富。丰足的物质财富从何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有来源于生产发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发达的根本之道在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群众丰衣足食,生产自然起劲,生产越起劲,物质财富便越丰盛,国家自然越富实。这不正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吗?如若反将过来,把人民群众弄得衣食不周,却一味地要他们多为国家做贡献,甚至搞什么“大批促大干”的名堂,那是办得到的吗?当然,不顾人民群众生活,搞一阵子高积累等等,也可能出现一阵子“国富”的样子,但那是一时的表面的现象,终于要落到“国富”民穷的地步的。而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无真正的国富可言了。所以结论只能是国富来源于民富,民富国必富。没有民富而国穷的,更没有民穷而国富的。这也是颠倒不了的,更是颠倒不得的。
其实,我们党历来是讲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要统筹兼顾。惜乎有些时候办起事情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搞混乱了,往往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对立起来,只片面强调国家利益而不顾群众利益,只片面强调整体利益而不顾局部利益。殊不知离开了全体群众,就没有国家;离开了所有局部,就没有整体。因此,国家利益必须包括群众利益,整体利益必须包括局部利益。我们多少年来的教训证明,那种离开了统筹兼顾的国家观和整体观是片面的,错误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而走到另一极端去:专门强调个人利益,专门强调个人富起来,而置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于不顾。任何片面性都是要不得的。

《一九八二中国百科年鉴》出版

第5版()
专栏:书评

《一九八二中国百科年鉴》出版
夏征农
《1982中国百科年鉴》出版了。
《年鉴》是一种编年体的百科性的工具书。它和别的如《辞海》之类的工具书不同。它是编年体的。每年把前一年发生的国内外大事和社会动态一件一件记录下来,汇编成一卷,成为一种活的资料,便于关心当代国际国内时事问题的人们的查阅;而且,年复一年地出下去,又是现代历史资料的积累,连贯起来看,读者可以从中测出时代的脉搏,看出历史前进的步伐——一定时期内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因而得出应有的结论。它是百科性的。每一卷,都把一年内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艺等各门学科和各条战线的现状,取得的成果,出现的问题,分门别类地编排并加以简明的叙述,加上“专文”和“特载”,使不管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比较系统的可靠资料,既不用到处寻找,又不致为各种杂乱无章的原始材料所困扰。正如有位同志所说:《年鉴》犹如航海中的导航仪器,可以为读者指引研究的航向。
《中国百科年鉴》1980年出版了第一卷。1979年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历史性转变的第一年,是拨乱反正的第一年,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年。总之,是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的第一年。《1980中国百科年鉴》如实地记录了这一伟大转折时期迈出的第一步,如果从历史观点来看,它揭开了十年内乱后中华民族中兴史的第一页,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值得每个人重视。
《中国百科年鉴》从1980年到1982年,已经出版了三卷。在这三年中,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对农业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此种种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变革,都记载在这三卷《年鉴》上。同时,由于推行上述各项政策,在实践中收到了什么成效?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显著变化?工农业生产是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秩序是否日趋稳定?科学文艺是否出现了繁荣景象……这些问题,也都可以从这三卷《年鉴》中得到回答。
去年,党的十二大总结了过去六年的经验,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确定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党中央确定的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是否合乎实际?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否可以达到?回顾过去,展望将来,只要查考一下三卷《中国百科年鉴》,了解了过去三年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就会相信:党中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把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认认真真地付诸实施,翻两番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就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百科年鉴》不仅是一种工具书,又是提高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积极性的一种力量。
新的历史时期方揭开了第一页。任重道远。让《中国百科年鉴》的编者、读者踏着历史的步伐坚持不懈地继续前进吧!

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

第5版()
专栏:

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
孙思白
(一)历史研究应当结合现实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公开申明的立场。所以敢于申明,因为无产阶级是毫无偏私的,站在科学真理一边的缘故。研究工作既要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那不但应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还应分清历史与现实的区别。
事物有联系就必然有区别。没有区别,也就没有联系的问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这既是联系,也是区别。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研究工作应以过去稳定了的现实为范围。当一历史事件还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的时候,它应不属于历史的范围,只属于现实的范围。比如抗日战争还开始不久,就研究抗战史,“文化大革命”还在动乱着的时候,就写“文化大革命”史,那是写不好、写不成的。一事件的过程还未终结,本质还没有暴露清楚,就不要忙于作为历史问题来考虑。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历史这门学问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的重大作用。其实,历来属于剥削阶级的历史家,大多数也并不是把历史这门学问看作无用之物。至于少数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历史没有实在用处”的说法,实际是另有“妙用”或在争为谁所用,这里暂不置论。我们考虑的是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为了“用”,明确两者的区别也是为了“用”。因为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总和本来就包含着“联系”与“区别”两个方面,不能得出联系等于有用,区别等于无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实际情况每当发现它与现实生活关联的同时,也就在阐述着两者的区别。斯大林说“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重演”中会有联系,而在“新的基础上”就产生区别。其他如“螺旋式的上升”,“更高基础上的重复”,继承与批判,继承与创新,等等,都含有联系与区别的两个方面。所以说,历史对现实生活的用处,不仅在于阐明两者的联系,也在于辨析其区别。
我们还应该从历史这门学问所具有的几种性质上去看它的“用”。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历史规律性。纷纭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下,再不是主观的任人摆布的东西,也不是“乱七八糟的一团”(傅斯年语),它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规律性为人类过去历史的发展理出一条主线,预示人们以未来的方向,给劳动群众以要求变革的信心和斗争勇气。第二是历史的知识性。第三是历史的借鉴性。知识开拓人们的视野,是一种生活的力量;鉴往知来,借前人的得失成败照见自己的作为。这两种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的中外历史家都已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排斥这两种性质。第四是对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性,通过学习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使人们增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与自信、自立的精神和感情。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即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这四项是其性质中的荦荦大者。从四种性质中看历史学的用处,就不是“为当前政治服务”一句口号可以概括得完全的。其中可以提供现实政治作借鉴、求教训、鼓勇气、强信心的内容当然是很多的,但属于知识性的东西,如官制、年代、律令、灾异、宗教、谱系、礼俗等等,对现实政治生活不一定有直接的用处,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途。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的事例,也不一定马上都可借鉴。即使是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结合现实也不一定都可以照搬照用。由此,也正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之间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联系和区别,都可以归结为有用。
(三)历史研究与现实的正当联系,应是怎样的情况呢?方式容或是多样的,但主要的也许就是两种。一是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取得对某一历史现象的本质认识,拿出成果,提供到现实问题面前作为借鉴。这是从历史到现实之路。二是从现实问题的实践中领会到需要重温历史上某些与之近似的现象,加深对那一现象的再认识(最后当然仍归于用)。这是从现实到历史之路。马克思由于精确理解法国的历史,特别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所以他能把1851年举世震惊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的波拿巴政变,迅速地揭示出它的实质,给予“政变的英雄”以“完全应得的蔑视”。这是从历史到现实的范例。毛泽东同志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领会到以弱敌强,弱者应采取战略退却待机破敌的原则,联想到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例,特别对春秋时候的曹刿论战给以新的解释。这是从现实到历史的范例。此外,如:把我国封建主义的长期历史吃透,就有利于考虑我国人民反封建过程中的成绩与缺陷;把东西各国近代民主改革史弄清,就有利于比较我国民主改革进程的得失;研究党史上前几次“左”倾错误的表现,也可有助于理解以后“左”倾思潮的形式与根源,这又是从历史到现实。
这样的联系方式与林彪、“四人帮”发明的“影射”手法有什么不同呢?其不同就在于,“影射”手法是把历史上与现实中两件不相干的事扯到一起,不惜用改削的手段使之类同、影射、混淆,甲变成乙,今就是古,武曌可以是今人,今人可以是海瑞。恩格斯赞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这部著作“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自然和必然”是合乎逻辑的推论。我们虽然也在两者之间求其某些相承的渊源与若干近似之点,但仍然承认其差别而不是等同。从上述联系各例都可看出近似中的不同。再举些例证的话,比如:古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古人的理想国、乌托邦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历代出现的限田、均田之类的措施并不是我们的土改法;古人的“罪己”、“直谏”也不是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重视挖掘历史与现实间某些联系,也要分清两者的区别。在区别基地上找出两者间内在的联系,全面自然的联系才是真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圆满地说明历史研究“既要与现实结合,又绝不允许篡改历史”的道理,从而把主观伪造的假联系抛进垃圾堆里。
(摘自《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没收财产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二十二)

没收财产
没收财产是把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
没收财产是一种附加刑,但从性质来说,是比较重的刑罚。没收财产,主要适用于反革命犯、走私犯、投机倒把犯、贪污犯、抢劫犯、盗窃犯、诈骗犯、制造贩运毒品犯、伪造国家货币犯等。这些罪犯的财产,大都是靠犯罪手段得来的,而且往往又作为继续犯罪的资本。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方面是对他们所犯罪行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是从经济上剥夺他们继续进行犯罪的物质条件。没收财产,可以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但是,刑法没有规定没收财产的犯罪,就不能适用这种刑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没收财产的范围,只限于没收罪犯个人的财产,对于其家属所有或应有的财产不能没收。人民法院在判处没收财产时,根据犯罪分子罪行的轻重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没收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但判处没收全部财产时,对依靠犯罪分子生活的家属,应当酌情考虑留出一部分财产供其生活所用。
在适用没收财产刑罚时,对查封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欠的正当债务,需要用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查明属实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在没收的财产内偿还。但是,对于非法债务,如赌博所欠的债务等,不允许从没收的财产内偿还。
没收财产同《刑法》第六十条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是指通过犯罪所获得的赃款、赃物和非法利益等等。这些财物本来不属于犯罪分子所有,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让其归还原主或上缴国库,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违禁品,是指国家禁止私人持有的物品,如武器、弹药、炸药、雷管、导火线、剧毒药物、毒品(鸦片、海洛英、吗啡等)、放射性物品以及淫书、淫画等,应当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例如,杀人的凶器,走私用的船只,聚众赌博的赌具、赌资,供伪造国家货币用的纸张、油墨、印刷机等,应当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罪证加以没收。以上所说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的财物,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都不是刑罚,而是刑事诉讼中必须依法采取的强制措施。没收违禁品,是给违法者的一种行政处分。(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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