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05-18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在地狱的入口处”
——学习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精神和作风
王谦宇　陈汉楚
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精神和作风。这就是：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无所畏惧的革命风格；诚实探讨，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不怕艰难困苦，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引用了但丁《神曲》的诗句：“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指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这位世界无产阶级的科学巨匠，在他的两本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序言中都引用但丁的名言，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因为但丁的诗句最好地表达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精神和作风：无所畏惧的革命风格，诚实探讨的科学态度，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
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为真理而斗争，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一个特点。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马克思以一个革命活动家和理论战士出现在社会上的时候，他就宣布自己的任务并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就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以及整个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著作。当时鲍威尔及其信徒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定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发生的事情。他们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只有他们这些能够批判的思维的哲学家才是社会历史上唯一积极的力量。《神圣家族》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当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派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工人中散布对统治阶级的幻想，调和社会矛盾。马克思认为，不清算这些错误理论，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解放道路。他不顾人们的讥讽和攻击，不迷信权威的结论，毅然决然地起来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无情的批判。他写了《贫困的哲学》，批判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一次又一次同格律恩、魏特林展开辩论，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后，他又在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观点。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马克思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从批判欧洲的三大先进思潮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批判继承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彻到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又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对于古代的东西，对于资产阶级一切有价值的创造物，从来不是采取简单的绝对的态度，或是无批判地全盘继承，或者虚无主义地全部抛弃和否定；而是对这些东西进行批判和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马克思对于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于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正确对待古代的和外国的东西，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之所以有这种敢于批判的革命气概，就在于他有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马克思是一个彻底正直的人。他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推崇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但是他不断地追求真理，他抛弃了一切错误的观念，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敢于在理论上大胆地进行探索，敢于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他在理论研究上有最大的勇气，为了坚持真理，不怕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对，也不向社会舆论的偏见低头。他对于任何脱离和降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倾向，对于任何损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一再声言：在真理面前我从来是不让步的。这一点，我们只要回想起马克思创立新的世界观时，不顾整个旧世界的代表人物和各色各样社会主义者的叫嚣谩骂，坚持走自己的路，以及他不顾一切阻挠，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进行的批判，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马克思这种只服从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始终是理论工作者必须学习的楷模。
诚实探讨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个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事实确是这样，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不能靠空话，只能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
马克思对待理论研究工作的态度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他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地工作。拉法格回忆说，马克思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的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
马克思持续四十年写成的《资本论》，可以说是他治学严谨的典范。这部近三百万字的巨著，是在马克思完成了一、二、三卷的手稿后，才将第一卷整理誊清出版的。而“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竟用了四年多时间。马克思为创作《资本论》曾仔细阅读了1，500多种书籍，看了各种文字的材料。他为了写其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页文章，竟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而这些蓝皮书，上院和下院的许多议员们只是把它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根据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他们武器的威力。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他的手稿，看到马克思反复修改的手稿不胜感慨，他说：“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
可以说，没有人比马克思更痛恨那种歪曲事实并使之庸俗化的态度。几乎没有一种知识马克思没有钻研过，没有一种艺术他不喜爱，也没有一种自然界的美不使他神往。他痛恶一切谎言、空话、吹嘘和虚伪。他对拉萨尔的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和装腔作势，深恶痛绝。1858年，拉萨尔出版了他的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自我吹嘘是“天才杰作”，在得到官厅的赞许和资产阶级市侩的欢迎后还非常得意。马克思曾严肃指出，这种追求虚荣的心理是和科学态度直接对立的。他还针对拉萨尔在工人中冒充理论权威、炫耀自己、骗取信任的行为指出，把科学作为追名逐利、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十分卑鄙的举动。后来，他和恩格斯又对江湖骗子杜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的错误观点，而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那种哗众取宠的手法。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以空论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这是一切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都应当注意的原则问题。它至今仍值得我们引为借鉴。
为什么马克思的学风具有无所畏惧的革命风格和诚实探讨的科学态度呢？从马克思毕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看，他有着不怕艰难困苦的献身精神。每一个接触过马克思的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工人，都异口同声地赞扬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马克思为工人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他自己的工作时间却远远超过八小时。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他在1857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辛勤劳动创造的价值是无法估算的。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得到了什么报答呢？到31岁时，他已先后四次被反动派驱逐出境，曾被拘留、逮捕、提交法庭审判。然而，马克思毫不在意，决不屈服动摇。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把他驱逐出境；无论是保守的资产者或激进的资产者都纷纷毁谤他诅咒他，马克思都不屈服，他蔑视一切，把这一切象蜘蛛网一样轻轻抹去。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艰难困苦不只是统治阶级的迫害，还有经济的拮据、生活的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列宁说，“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经济困难夺去了他的几个孩子的生命，自己的健康也严重恶化，过早与世长辞。
马克思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理论研究上，正象他自己所说：“为了它，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研究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铸造革命的武器。巴黎公社的失败使马克思更深刻地想到：工人运动迫切地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离开了理论的指导，将陷入黑暗中摸索。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觉得，如果他不在欧洲新的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完成《资本论》的创作，那就是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马克思早就对一切漠视理论的倾向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四十年代，有一次他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魏特林辩论，魏特林公然攻击科学理论说，平凡的准备工作要比进行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马克思气得跳起来说道：“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
理论工作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为要使理论工作适应新形势，有新的创造，我们必须象马克思那样，有巨大的勇气，有科学的态度，有献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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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青年》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斗争
张静如 王章维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是这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迷信在中国社会上重新盛行起来。不但“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风、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等等“邪僻之事，横行国中”，搞得“实学不兴，民智日塞”，而且还有一些人把西方的灵学贩入国内，用伪科学代替科学，用洋迷信支持土迷信。
灵学最初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欧美，后又波及到日本。灵学相信世间存在着“超自然”的“灵异现象”，并力图用现代科学仪器予以证实。这种伪科学的东西，以其“科学”外衣迷惑了许多学识浅薄、喜欢猎奇的人。于是，鬼敲桌子、鬼写字、鬼照片等荒诞无稽的研究报告被一些人介绍到中国来，冒充新思潮，与土迷信结合，欺骗群众。1918年初，易乙玄、俞复、丁福保、陆费逵、陆德明等在上海成立了灵学会，出版了《灵学丛志》，设置了名为“盛德”的乩坛。他们胡说，盛德坛由孟轲主坛，庄周、墨翟二人辅之，历史上的圣贤以至张飞、武松都可降坛显灵。他们力图证明鬼神之存在。他们竟然把鬼神之说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扬言“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这种情况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他们视此为宣传科学、振兴国运之大敌，奋起反击。他们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万不能容这种惑世诬民的东西来作怪害人”。“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为此，在《新青年》第四、五、六卷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刘叔雅、王星拱、陈大齐等分别发表文章，对以灵学为代表的迷信邪说展开了批判。
在批判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揭露了一切鬼神说的骗人本质。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指出，泥塑木雕的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然后对他磕头，说他灵验。这显然是自己骗自己，偶像自身并没有任何能力。研究自然科学的王星拱以科学知识论证了鬼神说的荒谬。他强调，对客观世界的说明，必须以严密的科学为依据，而不能靠“逞其玄想”。摄鬼影等一类的名堂，是不足信的。陈大齐还特别指出，不要迷信外国，以为人家的科学发达，说有鬼神就可信。其实，“中国的鬼照固然不可信，外国的鬼照也不可信”。
为了帮助青年认识灵学的反科学的本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还译载了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著的《生命之奇迹》一书的第三章，译名《灵异论》。海克尔的著作，分析了灵学产生的原因、过程，揭露了灵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在批判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严正指出，靠迷信鬼神是不能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的；相反，迷信的猖獗，会使人民更加愚昧消沉。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一文中，叙述了中国历史上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说明大张鬼神之说于国家不利。这就批驳了“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荒谬说法。陈大齐在《迷信与心理》一书的序言中，历数了迷信对于人民的种种危害。他说，迷信没有什么本领，只会“束缚思想，闭塞聪明”。
要打破迷信，必须提倡科学，提倡唯物论。科学与迷信是互不相容的。科学发达了，唯物论兴盛了，迷信就没有市场了。鲁迅说：“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刘叔雅认为：“我看今日中国的思想界，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良药。”这些就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这场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新青年》对于迷信和伪科学的揭露批判，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新青年》创刊以后，得到了人们特别是进步青年的信任。所以，它对迷信和灵学的揭露，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认真思考。结果，许多有志救国的青年接受了《新青年》撰稿人的正确论断和善意劝告，摆脱了迷信的枷锁，以唯物主义武装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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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读本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第三章 社会主义企业和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节 社会主义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再来讲一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社会经济生活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体。生产是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物创造出可供社会消费的产品。分配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的分配规律，对生产中创造出来的产品进行分配。交换是指产品进行互相交换。最后是消费。到了消费这一个环节，产品就脱离了上面说的社会运动，直接变成需要的对象，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被消耗掉。在消费产品的同时，需要就得到了满足。
马克思说，“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其中分配是从社会出发的，交换是从个人或某个单位出发的。不经过分配和交换，产品就不能被消费，由生产开始的运动就到不了它的终点。
上一章我们讲了劳动者个人及其亲属的消费。这种消费是劳动群众个人的事情，并且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下一章讨论社会公共经济生活时，将涉及社会公共消费。不论个人消费或社会公共消费，都不是在社会主义企业内进行的。但是，生产、交换和分配都是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内容。这是考察社会主义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时的一个出发点。
社会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生产
在第一节中，已经讨论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在社会主义企业中进行的必要性。在这里我们要补充的是，办好社会主义生产企业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重大作用。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是生产企业的事。各生产管理部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都起重大的作用。任何一个生产企业的工作都有它的外部条件，同时企业内部关系也不是企业完全独立决定的，有许多制度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规定。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活动的基础在企业。社会劳动是在企业中进行的。产品是在企业中生产出来的。国民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的成就，也要在企业的成就中表现出来才具有实际意义。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成果就是几十万个企业（如果把每个农业生产队看作是一个企业，在中国就是几百万个企业）生产成果的总和。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生产中的经济效果，就是由这许许多多企业的生产状况的总和来决定的。从个别企业来看，似乎一个企业的成败，对整个社会主义的意义不大。但是几十万、几百万的企业是一个一个企业的总和，只有一个一个的企业搞好，才有几十万、几百万企业的伟大成就。这几十万、几百万个企业生产的成果，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由于企业是适合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中生产力的水平和人们的觉悟程度的生产单位的好形式，这就使得搞好社会主义生产企业有客观的根据。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条件的工厂制度是不道德的、粗野的，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形态。“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这里所说的适当的条件就是企业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企业的活动，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商业企业、社会主义的金融企业、社会主义的服务企业等，都对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起着巨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的分配
按照劳动取得报酬，是社会主义分配中最根本的制度。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在企业中实行的。这就说明社会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也说明，劳动者在从社会分配得到的生活资料的多少这件事情上对企业的依赖性。这一点，在我们分析劳动者家庭收入时已经指出过了。
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直接依靠企业上交税金和利润。在农业企业以低价交售农产品的义务中，也包含有交纳税金的成份。居民向国家交纳所得税，也间接来自企业。对福利事业及其他社会事业所需费用，企业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这是企业对社会主义分配另一个方面的作用。
有些企业还在社会主义分配上起着上面我们没有提到的特殊作用，如银行企业经营存款贷款业务，支付和收取利息也起着分配的作用。
当然，国家财政部门、劳动部门、物价部门等在社会主义分配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在这里我们只是从企业这个角度来进行考察。
社会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的交换
企业与社会主义交换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情况：
第一，企业为了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与其他企业进行交换。例如企业买进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卖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这种情况不论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都有。它是带普遍性的。
第二，企业的经济活动成果越大，企业的活动对社会主义交换所起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这种情况也带有普遍性。
第三，专门从事交换活动。商业企业，不论是从事批发业务或是零售业务，也不论是从事国内贸易或者从事对外贸易，都是专门从事社会主义交换活动的。离开了这些企业，社会主义的交换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直接交换，企业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换，只能是偶然的或比较特殊的情况，而社会主义交换如果受到阻碍，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也就不能正常进行。
企业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公共经济生活和劳动者家庭经济生活的中间环节
从上面所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活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公共经济生活和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经济生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这并不是说，社会与劳动群众之间在经济上不直接发生关系，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这种直接关系是存在的。但是最主要的、最经常的是劳动者个人直接和企业发生关系。劳动者个人要到企业上班，要到商业企业那里去买东西，到金融企业去存款和取款……。劳动群众很少在经济上直接同政府和社会机构打交道。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机构也经常同企业打交道，或者给企业东西，或者向企业要东西，对企业实行各方面的管理，等等。……政府和社会机构也很少直接和劳动群众打交道。企业这个中间环节搞好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就会一切顺利，充满活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重视社会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科学认识的缘故。
本章执笔 张卓元 晓 亮（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