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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强人拜佛

第8版()
专栏:

莫强人拜佛
张雨生
人民日报第八版登过一篇《佛并非福》,劝说青年人大可不必充当“善男信女”,跪在佛像脚下三磕九拜。诚然,学秋香求佳配,仿莺莺祈张生,故作多情,便想如愿,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青年人,有的也许无知,也许好奇,逢场作戏,无须深究了。但是,如今佛祖圣地,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管理干部,他们对拜佛者不但不劝阻,反而推波助澜,生着法子,诱人拜佛,强人拜佛,这就很不应该了,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悖逆。
去年秋天,我回到故乡黄梅,去游览禅宗五祖弘忍的遗址。初唐,弘忍集徒一千多,在此讲学,壮大了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都有记载。王实甫写“西厢”,曹雪芹著“红楼”,也没有忘记这位佛祖。丰厚的遗产,多情的山水,本应该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那里泛起的迷信烟雾,却很叫人扫兴。进山寺,照例先买门票。同时,旁边便有人提醒:“请买香纸”。我说我不拜佛,欣然而入。谁知大殿内还设一禁区,朱门虚掩,有人守门而坐。我以为还要买票,但看看旁人进出,才晓得此处单凭香纸通过。我向守门人解释,我是共产党员,又是解放军,不信佛,不拜佛,只进去看看塑像。他对我不屑一顾。“不烧香者不得入内!”我的几句解释,岂能打破管理所的规定?我坚信共产党人的信仰,他坚持他的“岗位责任”,我于是愤愤然败下阵来。
听朋友们讲,类似这种杀风景的事,在其它寺院也有所见。最精华的地方,常常挂着一把大锁,只为新时代的香客而开。甚至与佛无关,只沾点民间传说的地方,也围将起来,摆上香案。干这种事的人,兴趣当然不在香火,眼馋的只是金钱。一两角钱的香纸,卖五角、一元。六十年代初,我在黄梅一中念书时,校旁有古塔,塔下住着个老头。解放前他在塔内的空室供佛像,下挖一井,香客向井里投铜钱,可听到碰击的金属声。他说有真龙潜伏,那是打着了龙鳞,于是投钱者越来越多。实际上,是他在井里放了个铜脸盆。新社会改造好了这个老人,他便现身说法,教育青年学生破除迷信。想不到二十年后,有些同志倒不如那个老人,强人拜佛,索取钱财,无所顾忌。不食人间烟火的佛,如今倒要给这些人挣“奖金”,若真有灵,岂不要拍案而起?
我并非反对这些地方也可开辟些生财之道,但要不以污染社会风气作代价。“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刹古寺,风景好,文物佳,想生财,何愁没有文明的法子。我前些时去太原晋祠,看见游人欣赏古代侍女像之后,争购复制品,慷慨倾囊,颇不吝啬,这就很好。象五祖寺,历史悠久,山峻流响,吸引过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代代名流倾注笔墨,完全有条件学习这种办法搞出很有意义的纪念品。也可以请当地的书画家临摹写生,出卖字画。还可以建旅社,造酒亭。游人夜宿古寺,品酒山林,别有一番风味,多花几个钱,也心甘情愿。我希望,在遍布全国的名刹古寺中,这样的既文明又雅观的生意,能够更加繁荣发达。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第8版()
专栏: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孙犁
太久远的事,非我所知。就亲身经历过的而言,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的。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在各个根据地办起了报纸,同时成立了通讯社。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就于1938年冬季,成立了晋察冀通讯社,各分区成立分社,各县、区委宣传部,都设有通讯干事。我那时在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每天与各地通讯员联系,写信可达数十封,我还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可惜此书再也找不到一本存书了。
在战争年代,所谓文字工作,主要是通讯报道。大家都给报纸写稿,大家都做抗日宣传。在长期的战斗生活里,我们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通讯员、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通讯报道,都是与群众的战斗和生产、生活和感情,息息相关的,都是很真实诚挚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
但是,自从我们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下马来治理天下的时候,通讯报道工作,就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特别是1958年以后,我们的政策偏左,主观的成分多了。而这些政策,又多是涉及农村工作的。有时,广大农民并不很理解这些政策,但慑于政治的风暴,当记者去采访时,本来质朴的农民,也学会了顺风走,顺竿爬,看颜色行事,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就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情况了。更何况,有些记者,在下乡之前,自己先有满腹的疑虑和杂念。在这种主客观的交织下,所写出的通讯,内容的真实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况,到十年动乱,已经登峰造极。只有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又逐步回到实事求是的路途上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非我所能详知,留待新闻工作者去总结吧。
关于通讯、特写,现在我想到的,却还是一个真实问题。我以为通讯、特写,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新闻范畴,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现在有一种所谓“报告文学”,把两者的性质混淆起来,造成了不少混乱。通讯、特写都是新闻,是直接为宣传工作服务的。说得冠冕一些,是制定政策或修订政策的基础。其真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现在有些报告文学,名义上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对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对历史情况,又非常生疏无知。强加一些感情抒发,捏造一些生动的场面,采取一些电影手法,以此吸引读者,其结果,因为与事实相违,就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当然,通讯、特写,其优秀者,也必然会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读物。有人把通讯、特写,看成是外来的样式,新兴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是常见的,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在古文选本上常见的,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就可以称为“战地通讯”,至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篇,就更可以说是“人物特写”了。有些记者,醉心于外国式的报道方式,不去研读中国的散文写法,也是使一些新闻通讯,现实主义不强,缺乏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吧。
必也正名乎!我觉得通讯、特写要和当前有些报告文学划清界限,规规矩矩地纳入新闻报道的轨道。
田流同志的“散文特写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一部有真实内容并有中国散文传统的特写集。他来信叫我写几句话,我感到非常荣幸。田流同志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更准确地说,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青年记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和修养,他后来终于成为名记者,新闻工作的领导骨干。他很有才华,如果我记忆不错,他在青年时,还时常写诗、写歌词。老区土地改革期间,在饶阳一带,我们曾有一些日子,在冀中报导社的大院里,一块蹲着吃小米干饭。后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他那青年有为又非常谦虚质朴的精神,长期以来在我的印象里,是很深刻、很清楚的,很值得怀念的。
1982年3月29日上午

赛珍珠的三部曲

第8版()
专栏:

赛珍珠的三部曲
陈艾新
最近在1982年第二期《收获》上读了师陀同志的创作回忆录——《谈〈结婚〉》的写作经过》,老作家谈创作经验,使我们深受教益。文中有一个地方涉及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注解里说她以中国为背景,写过《大地上的房子》等三部曲。
很多年以前,南京的朋友告诉过我:赛珍珠的丈夫是学农的,在南京金陵大学教了多年的书,有时下乡调查,搜集一些中国农村的资料。赛珍珠写的关于这方面的几本小说,有一段时间在英美颇能哗众取宠,单是在英国就印了好几版。实际上这位女作家在我国农村并未深入,观察也很表面,而且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当然不可能正确了解我国勤苦耐劳的农民,甚至有很大的歪曲。但当年林语堂和她曾经一度互相吹捧,这是由于气味相投的缘故。
我还记得抗日战争之初,赛珍珠写过一本名叫《爱国者》的小说,上海有人把它翻译出版,书中就有不少诬蔑中国人民的处所,看过的人都认为,其诬蔑的程度,比她的《大地》有过之无不及。当时巴金同志在《中学生》半月刊上写过一篇批判《爱国者》的文章,标题是《我要控诉》。
赛珍珠写中国农民王龙一家有连续性的三部曲是《大地》、《儿子们》、《分了的家》。这三本书的原著,三十年代我在北京都买来读过,后来还把它们带回了家乡。《大地》和《儿子们》都有中译。《大地》有两种译本,另一种的译名是《福地》。商务印书馆过去还出版过一本赛珍珠的短篇小说《结发妻》。

写在星星岛上

第8版()
专栏:

写在星星岛上
梅光明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颗星星么?人们都叫它“星星岛”,多么美的名字!然而,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它。
前任退役走了,我接班来了。我就是整个部队,伴着我的只有手中闪着蓝光的钢枪、从家乡带来的一只竹笛和那现在还是悄然无声的灯塔。
我坐在暗蓝的礁石上眺望远方。天空是蔚蓝的,大海是湛蓝的,晚照本是桔红的,而流荡在大海上的晚照却变成了金蓝色,就连那哗哗的涛声,也似乎带着满是蓝色的音响。
湿润而又腥咸的海风扑面吹来,我感到说不出的清新、惬意。我忍不住要吹笛子,便取下腰间的竹笛吹起《在祖国的蓝海上》来。悠扬的笛声在这遥远的蓝海上飘荡,飘荡。我仿佛看到,在笛声中,我化作了一滴透明的蓝色的海水,落进了大海,变成了一块坚硬的暗蓝的礁石,屹立在星星岛上!
星星岛的海滩是细柔的金沙组成的。踩下去犹如踩在一床厚厚的绒被上;但它要比绒被温暖得多,因为它饱吸了南国炽热的阳光。
我漫步在海滩上,忽然发现几个小坑。呵!是哪位不速之客来到这里?我蹲下用手刨着,刨出了一坑雪白的、形如乒乓球状的海龟蛋。我再刨一处,却是一坑快出壳的墨黑色的小海龟,正摇头晃脑地躺卧着。
呵!海滩,它原来是孕育新生命的摇篮啊!
我轻轻地,一捧一捧地将细柔的金沙又盖上了坑口,默默地祝福着:快快地生长吧,在这温暖的金被里,在这安全的地方!
检查完灯塔,我踏着海潮的节拍,在月光中走进了营房——那幢小石屋。呵!月光也紧随着进来了,我们一起上了床,做起了甜蜜的梦。真奇怪!我的梦竟长上了翅膀,它轻悠悠地飞出窗棂,撞上了门前的那棵抗风桐,于是,它变成了一片绿叶,在柔和的海风里轻轻地摇曳;它离开了抗风桐,继续飞着,撞到小草上的夜露,于是,它变成了一粒粒夜露般晶莹透明的珍珠,纷纷洒落在小岛上,小岛顷刻间变成了大海上的一座炫目的珍珠山!它离开了小草又起飞了,撞上了岛边兀立的礁石,于是,它变成了礁石般的宝剑,插满了这海防前哨……

柳笛抒怀

第8版()
专栏:副刊文选

柳笛抒怀
姜强国
我是北方的儿子。
我以从雪地上走来的足迹,
填写着自己清晰的履历。
我年轻,年轻得如同三月的早晨。
哦!柳笛,你树皮管流出的情绪
唤出我撕扯不破的记忆——
我想起故乡,儿时的天真,
那时,我真淘气,
为拧柳笛,折断过多少柳枝?
柳笛声中,儿子长大成人,
虽然,柳林里走出的人生并不平静,
年年三月,我都要吹响柳笛。
我把寒冷的冬天夹进日记。
三月,是从铺着白雪的道路上
走进我的视野和苏醒的土地。
三月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知道,这万物更新的节气
拖拉机是怎样把太阳拖出地平线的;
银亮的犁铧翻开三月的新泥,
金色的种子从心房播出,
土壤有了这金色的希冀。
而那柳笛,活泼的柳笛呢?
亲切的音乐和我们一起
寻找智慧、美和建设理想的图纸。
天真蓝啊,蓝得没有云影一丝,
地平线真长啊,长得没有边际。
三月,以矿石、解冻的流水
雁阵飞掠而过的鸣叫,
还有这一阵阵温暖的柳笛,
组合出黄金季节响亮的交响曲。
我的三月,青春的心啊,
三十一页日历,教我懂得珍惜
珍惜这柳笛吹响的三月的价值。
是真的,三月
我真想做一支柳笛。
瞧,那么多孩子都植树去了,
那些小树苗一定会长成一个大森林,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吹响新韵的柳笛。
不死的三月,不会消逝,
柳笛也不会黯哑和失去乐谱。
我想,一定会有许多人
都愿和我一起做一支呼喊春天的柳笛!

可贵的编辑道德

第8版()
专栏:副刊文选

可贵的编辑道德
朱单鹏
我有个朋友,是一位画家。他根据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音乐迷杨科》编绘了一套连环画稿,寄给《富春江画报》。不料该社的一位美术编辑也同时完成了一套相同内容的连环画稿。
谁知,后来画报上发表的却是我朋友的稿子。原来美术编辑“让”了“车”。本来,两套画稿各有千秋,发哪套都可以,但他认为,自己是编辑,要爱护作者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劳动,不可凭借职权搞“近水楼台”,就毅然舍弃自己的画稿。
这是多么美的心灵,多么高尚的编辑道德!
同样是报刊编辑,有些人对很有质量的来稿因非出自名人、友人之手,而信手“枪决”,甚至从中剽窃,占为己有。编辑在案头工作中为稿件动了些笔墨,这本是应该做的事,有的人却硬要挂上大名。这类人和那位美术编辑相比,精神境界相差得何等悬殊!
做编辑工作,确实很光荣。成千上百的稿子发表了,大至纵谈天下的宏论,小至一词一句的标点,可以说无不倾注编辑的心血。当编辑的,就是要轻个人名利得失,重文化事业的需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才是社会主义中国报刊编辑应有的道德和精神。
(选自1982年4月17日《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