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05-03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滘联大队党支部认真进行反腐蚀斗争
这个大队没有偷渡外逃、没有接受贿赂、没有走私贩私的
本报讯　广东省东莞县万江公社滘联大队党支部，几年来，带领党内外群众，在反腐蚀方面作出了成绩。
这个大队距香港较近，从1979年开始，有个250人的建筑队在深圳和沙头角施工，没有发生一人出港、外逃；大队党支部成员以及一部分社员群众经常同港商打交道，没有人接受贿赂；这个大队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没有搞走私贩私的活动。
为什么这个大队从党员到群众能够拒腐蚀永不沾呢？
一、因为这个大队党支部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想发财，不能靠胡来，只能靠集体”，“凡是不经过自己手劳动的钱，一分也不能得”。三中全会以来，他们解放思想，认真实行生产责任制，大搞多种经营，与外商签订合同，办起了来料加工等十多个厂子。形势变化很大。但千变万变，他们有一个老主意不变，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坚持。1980年下半年，一个港商提出要同他们一起搞倒卖汽车的生意。资金全部由对方负责，只需大队提供一块放汽车的地方，就可分到30％的利润。倒卖一部汽车，能分得一万余元。这样的便宜要不要捞？支委会研究，这笔生意决不能做。事实证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更快地增加社员收入。这个大队人均分配1979年为205元，1980年达到400元，去年为470元，今年预计可以达到600元。
二、因为这个大队有一支好的党员队伍。大队党支部在实践中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党支部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放松。他们坚持着一套健全的组织生活制度。全大队共有党员79名，5名支委，划分为15个党小组。去年一年共召开支委会16次，党员大会12次，其中有6次是给党员上党课；党小组共召开党员生活会116次。今年以来，党员已经开过3次生活会。5个支委除集中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还分别编到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由于支部生活制度健全，经常注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所以这个大队的党员模范作用好。
三、因为这个大队党支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他们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和规定，并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他们还订立了严格的制度。他们认为，教育不是万能的，必须辅之以纪律，该奖的奖，该罚的罚，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投机的人占了便宜。为了防止一些坏人来大队干违法活动，他们订出：如社员家来了客人，当天不报临时户口，查出后要罚款。1980年春节有几个社员赌博，大队组织他们学习了7天，并罚了款。
四、因为这个大队的党支部领导成员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在劳动上他们同社员一样，每个人都包了生产责任田；在生活上不搞一点特殊。在大队毛织厂工作收入比较高，但支书、副支书的爱人，一个在养猪场劳动，一个在葵织厂劳动。这几年，在同港商的交往中，党支部领导成员连一盒香烟也没有收过。他们深有体会地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头脑一定要清醒，稍不警惕，就会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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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畏强暴 见义勇为
——北京市电车公司一○一路车队职工追忆冯希利
本报记者　晓渡　翟启运
在审判杀人犯张建利的法庭上，被害人冯希利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坐在旁听席上望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张建利，想到为维护首都社会治安同歹徒作斗争光荣牺牲的冯希利，心内十分惋惜与悲痛。
年仅二十三岁的冯希利，是个文静的小伙子，平常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话儿不多，腼腆得象个姑娘。就是这个语不出众、貌不惊人的年轻人，见到不守秩序、破坏社会治安的不良行为，却能挺身而出，见义勇为。
有一次，从西四站上来两个小伙子，上车后躲躲闪闪不想买票。到阜成门下车时，冯希利拦住他们：“你们有票吗？”“没有”。“怎么不买票”？“就坐两站地”。冯希利平心静气地说：“两站地也应该买票啊！如果都象你们这样，一站、两站不买票，我们国家的财富打哪儿积累？！”小冯的一席话，说得那两个青年哑口无言，只好掏出钱补了车票。又一次，有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人，上车后不买票，快到北海站下车时，匆匆从后门挤到前门。前门售票的是个女同志，不敢拦他们，就告诉了在中门售票的冯希利。小冯跳下车去，一直追出二、三百米，终于让他们补了车票。
有一天，冯希利乘坐22路汽车。车里有几个嘴里喷着酒气的小伙子，堵在车门口与女售票员纠缠。车到站时，他们挤着不让开门，女售票员制止他们，他们反以污言秽语侮辱她。小冯见此情景，强压怒火，上前同他们说理：“你们不能这样，人家在工作！”其他乘客也早已看不下去了，纷纷起来批评他们。他们见势不好，下车溜走了。
冯希利无论在班上还是在班下，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公共场所，只要是见到不道德的事，他总是站出来说话。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冯希利在胜利电影院门口买票，看到有几个小伙子挤在前面起哄加塞。小冯走上去劝他们到后面排队，那几个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更加起劲地往前挤，其中一个喊叫说：“你管得着嘛！”冯希利仍然劝说：“维护秩序人人有责。你们这样做影响不好，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买四张（每人限购四张），分两张给你们。”在小冯和群众的劝说、指责下，那几个人才悄悄地溜走了。
冯希利认为，对社会上的不良行为敢抓敢管，是青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人人有责，我们不管，谁管！这些闲事你不管，我不管，我们首都的社会治安哪天才能根本好转？！”小冯正是以这种主人翁的精神，为维护首都的公共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不畏强暴，敢做敢为。
最近，记者来到冯希利生前所在的101车队，和他的朋友、同事们座谈。有时谈到激动处，他们不由热泪盈眶，痛哭起来。人们回顾说，小冯在学生时代，是一个尊师爱学的好学生；他参加工作15个月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对同志似亲人，处处体贴别人，帮助别人。冯希利生前的同事倪立江流着眼泪说：“我没有亲人，他把我当作亲兄弟。我准备结婚用的家具、物品，全是小冯去替我买，蹬着平板车替我拉到家里，就在他牺牲时，口袋里还装着帮我买立柜的票啊……。”
为了表彰冯希利，北京市电车公司授予他“雷锋式好青年”和“模范售票员”的光荣称号；号召全体职工学习冯希利见义勇为、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为搞好首都的公共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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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先进大队是怎样垮掉的
——惠阳县飞帆大队的调查
广东省惠阳县飞帆大队在六十年代初是广东省渔业生产的红旗单位。“文革”前，全队每年渔产达10万担，集体财产达100多万元，每个劳动力年平均分配2，000多元。最近几年，在社会上逃港、走私等歪风邪气的影响下，这个大队的共产党员经不起考验，有的偷渡外逃，有的参与了走私活动。生产没人管，群众思想混乱，全大队处于瘫痪状态。集体经济完全瓦解，多年积聚的百万集体财产损失一空。一个好端端的大队就这样垮掉了。
飞帆大队垮掉的主要原因是：
一、生产上“瞎指挥”、“一刀切”，把群众的生活搞穷了。
十年动乱期间，这个大队在分配中搞“民主评分”，吃大锅饭，上级领导部门在生产指挥上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使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飞帆大队是搞围网作业的，但是，从1974年开始，公社和渔业部门要他们搞拖网作业。由于他们对渔场不熟悉，没有掌握拖网作业的技术，加上搞拖网作业船机耗油量大，又要重新购置网具，渔产量下降，生产成本增加，全大队生产逐年下降。几年时间，不但花光了大队多年的积累，而且社员还要靠国家贷款维持生活。到1978年，大队名义上还有21艘机帆船，实际上多数已很破旧，难以维持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干部情绪低落，社员群众也感到大队没有希望。因此，当社会上出现外逃风的时候，许多党员和渔民就跟着走了。
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把党员的思想腐蚀了。
飞帆大队毗邻香港，相距只有40多海里。几年来，不少党员放松了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警惕，走上了偷渡外逃的犯罪道路。飞帆大队前任党支部书记郑庾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他从接受香港流动渔民的贿赂发展到走私、载渡、引渡，自己偷渡去香港不回，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成为人民的罪人。
三、公社党委不管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丢掉了。
飞帆大队党支部从先进到瓦解，与上级党委长期不抓党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大队是沃头公社所在地，公社党委的负责人自己也讲，他们对飞帆大队走私贩私、偷渡的情况是清楚的，只是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去管。1978年初，公社党委发现有少数党员、干部和群众逃港，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致使飞帆大队出现了多年罕见的“逃港风”。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郑庾在1979年初就多次驾船去香港，也没有引起公社党委的重视，直到他先后把老婆、孩子及岳母等人送去香港，县委和公社党委才找他谈话。
公社党委没有认真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下达八个多月后，飞帆大队的5名支委中，有4名支委还不知道《决议》讲的是什么。长期以来，党员没有上过党课，支委没有开过组织生活会。沃头公社党委正副书记6人，没有一人专管党的工作，而一名分管党群的副书记还兼管着引进外资的工作，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抓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
广东省委组织部调
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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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广东省东莞县滘联大队和惠阳县飞帆大队都邻近香港。滘联大队没有出境外逃和走私贩私的，社员收入水平越来越高；飞帆大队偷渡外逃和走私贩私成风，集体财产损失一空。
为什么这两个大队的差别这样大呢？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广东省委组织部调查组的材料来看，党组织能否有效地教育党员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严肃地进行反腐化变质的斗争，乃是问题的关键。滘联大队党支部加强党的建设，注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大队的形势越来越好。与此相反，飞帆大队党支部放弃党的工作，未能认真地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致使许多党员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下，腐化变质了。他们不是带头勤劳致富，而是带头偷渡外逃，把一个先进大队搞垮。
滘联与飞帆正反两个典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共产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否则，就会被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所污染，就会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在党内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是当前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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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不搞“夫贵妻荣”
老干部邢连兴支持爱人当临时工
本报讯　龙保生、王先春报道：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连兴不利用职权安排家属，支持爱人当了三十多年临时工，被群众传为美谈。
邢连兴同志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的爱人谭玉芬从1950年就到了湖南。那时，谭玉芬二十多岁，年轻能干。给她安排工作比较容易。但是，邢连兴没有安排她当正式职工，而是让她到职工食堂当临时工。1972年，邢连兴被提升为市委常委兼计委主任。全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招工指标送计委审批，有的同志建议给谭玉芬一个“照顾”名额，邢连兴一直没有接受。1979年，谭玉芬在街道企业钟古岭垫圈厂当临时工，有关部门决定调她到一个市管企业当正式工人，并办好了转正手续。老邢坚决不同意，对谭玉芬说：“目前，许多待业青年还未安排，你年岁不小了，干不了几年又要退休，反而给工厂背了包袱。干部家属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可不能搞‘夫贵妻荣’那一套封建东西。”谭玉芬感到丈夫说得有理，愉快地将转正指标退了回去，主动要求到钟古岭街道饮食店当服务员。1980年，原垫圈厂归属集体企业，有关领导动员谭玉芬回厂转为集体所有制职工，邢连兴和老伴谢绝了。如今，谭玉芬仍在当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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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福田煤矿发生瓦斯事故
矿工死伤五十二人
本报讯 3月15日，台北市内湖区碧山路福田煤矿发生严重的灾变，矿工死亡7人、失踪6人、受伤39人。据已掘出的一名失踪者遗体判断，6名失踪者已无获生的可能性。发生灾变原因是煤层瓦斯突出，导致约500吨的砂土、炭渣塌陷，埋没新开的第八片坑道长50米，酿成此一惨祸。去年3月19日，也发生过同类的灾变，死亡1人，重伤1人，这次是第二次出现的事故。
这次巨大事故引起矿工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业主疏于做好矿坑通风设备和工矿检查单位平时虚应故事的安全检查工作。一位死里逃生的年轻矿工指责煤矿业主根本没有做好矿坑的通风设备。一位有二十多年采煤经验的老矿工说，福田矿坑的通风口太小，进气、排气不成比例，矿坑废气无法迅速有效地排出，空气自然污浊。当他知道一名老矿工丧生时，难过地掉下了眼泪。他说，矿坑通风设备不合规定，不是故意害死人吗？这位老矿工曾多次提意见，要求改变不合格的通风口，却遭到白眼，一直得不到改善，所以一再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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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李坤地等投书《联合报》
矿工问青天 有苦向谁诉编辑先生：
有人说：“做矿工尽尾步，入坑黑暗无前途。”可是我们才不信呢！我们曾忍受艰苦，不怕危险及弄得满身漆黑。尽管矿工的工作艰苦、劳累、危险，又不会发财，连人寿保险业也不接受矿工投保，但我们还是选上它作为职业。
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当矿工，难道不能改行吗？”我们苦笑的回答说：
“改行容易吗？现在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找一个能维持全家生活的行业，可说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是我们这一群识字不多，而学历又低的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每当电视、报纸报道某某矿场发生瓦斯突出、煤尘爆炸、落磐及水患，有矿工受伤及死亡时，每个矿工都希望早改行，但是谁又真的改了行！
矿坑灾变真是防不胜防，该从何处防止灾变呢？象福田煤矿发生灾变前，台湾“省矿务局”、“保安中心”等人员不是都已做定期检查了吗？矿工也是人，矿工也要命，我们现在要问：谁草菅人命？是谁忽略矿工生命的安全？矿工有苦向谁诉？有谁同情矿工？说起来令人欲哭无泪。
“韩国”已经实施矿工可免服兵役的规定，而我“国”呢？只在矿场发生灾变后的几天，大众传播工具报道要改善矿工的生活，说了又说，结果好象泥牛入海似的全无回音，等了又等，盼了再盼，却未盼出什么结果。
我们这一群矿工不希望不服“兵役”，但希望“政府”能减低矿工所得税，提高矿工福利，改善矿工生活，好让我们这一群为“国家”开展地下资源的劳动者，有生之年能过较佳的日子。
石碇乡三民煤矿矿工　李坤地等
（原载台湾《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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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台湾矿工死亡率高
本报讯　《中央日报》3月26日报道说，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台湾地区矿工的灾祸死亡率不仅超过美、英，甚至高于印度和南朝鲜。1977年台湾矿工因灾变死亡率是2．41‰，美国是0．82‰、英国是0．23‰，印度和南朝鲜是1．7‰，1979年台湾跃升为2 ．83‰，1980年又升为4．58‰。
1980年从事生产的煤矿共175所，较1972年减少了36所。矿工人数从1972年的35，057人，降至1980年的21，261人，减少了1万多人，但是矿工因灾变的死亡数没有减，1972年是97人，1980年仍高达87人。
造成灾变的原因是落磐、埋没、瓦斯窒息、瓦斯爆炸，瓦斯突出、搬运灾变、机电灾变、炸药灾变、水火灾变等。除了各种灾变而死亡外，由于设备差，矿工的身体健康也成了严重的问题。据瑞芳矿工医院的统计，一天平均有120多人到医院看病。主要是外伤和尘肺病。由于长期在坑道内工作，染上了“矽肺病”的慢性病。有些矿工年纪才三十多岁，就病卧在床，靠药物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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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台报文摘

“红包”送得迟　患者丢了命
去年9月中旬，六十岁男子许边因气管狭窄症到省立台北医院求医。经台北医院外科主任陈良善诊断，发现已扩张到右肺支气管，必须立刻开刀，否则可能引发肺炎，转为败血症，在短期内就会死亡。
但陈良善却向许边要3万元红包，许表示没有钱，陈即借故拖延，到了10月初，患者的儿子许锭眼看着父亲病情日重，乃向亲友借了2万元送给陈，并请他快点替父亲开刀。
10月6日陈良善替许边开刀，因开刀日期拖延过久，致许开刀后第二天死亡。
省立台北医院院长吴昭新表示，据了解，许多患者在动手术前，都有主动送红包给开刀医师的习惯，除了表示感谢之外，最重要还是求得心安，希望开刀时一切顺利。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但又说，如果医师强迫病人在手术前后付出额外的费用，就不应该。
（原载4月10日《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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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台湾社会剪影

卖血人的苦难
在台湾，卖血是一种行业，是“三百六十行”以外最残忍的一行。散居在台湾各地的卖血者，总计有二十万人，其中重复卖血的数字约在十万人左右。
凡是卖血的，几乎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穷苦人，如失业后生活无着的工人，家庭负担过重的小职员，负债累累的小市民，失学失业的青年等。卖血者中蒋军下级退役官兵为数最多，几乎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卖血者的生涯最苦。职业卖血者，每月卖血在两次以上。有的连续卖血超过十年。“长期卖血的结果，大多数都是面无血色，造成长期性的贫血”。当他们“每一次为了生活糊口，而不得不挺起孱弱的手臂输血时，不免使人感到凄惨和不忍”。
卖血也象其它行业一样，遭受层层剥削和敲诈勒索。医院验血人员、注射人员、警察以及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势力操纵着卖血业。谁要卖血，须经他们的“引导”。“目前每五百ＣＣ的官定价格为台币三千二百元，但在私人检验所，扣除手续费后，卖血者所能得到的，只有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元左右；在公立医院可得到两千元。”许多地区不仅有医院的“规费”，还有黑社会、流氓集团的“抽头”，到了卖血者手中，自然就所得无几了。
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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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台湾

这幅照片原载台湾3月26日《联合报》，图中文字是：“这位太太望着通往矿坑的台车轨道，为陷身在坑道内的丈夫，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