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04-27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薛暮桥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要在广大干部中牢固地树立这一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如基本建设规模，人民生活水平，积累和消费的总额和比例关系，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大比例关系，必须由国家计划来严格控制。为着保持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所有重大建设项目的安排和重要产品（特别是短缺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必须纳入国家计划，重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必须按照国家计划进行。不仅工业要有计划，农业也要有计划。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依存的，工业有计划，农业没有计划，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按比例地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低，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大相同；就经济形式来说，存在着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更广泛的集体所有制和少量的个体所有制（如果包括农民家庭副业，个体所有制也为数不少）；我国工农业产品的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商品种类不多，产值很大，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小商品产值不大，品种数以万计，不可能都纳入国家计划，只能够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因此，又需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
计划管理既要采取行政手段，又要采取经济手段。市场调节主要依靠客观经济规律自发调节，但也不能没有必要的行政管理。过去，我们的计划管理主要采取行政手段，颁布指令性的计划，工业部门按计划生产，商业部门按计划收购和销售，结果生产有时候同市场需要脱节，产生一面脱销、一面积压的严重浪费现象。所以，即便是指令性的计划，也必须同时采取经济手段，即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按照各类产品的价值和市场供求情况来规定和调整这些产品的计划价格。为着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可以考虑在调整任务大体完成，市场供求大体平衡以后，除品种不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以外，我们对许多种日用百货的生产和销售可以不采取指令性的计划，而改用指导性的计划。办法是：国家的生产和销售指标只供生产和销售部门参考，商业部门可以按照计划指标和市场需要向工业部门收购，工业部门按照商业部门的订货合同和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这种计划管理方法可以较好地反映市场的需要，只要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国家的计划价格由国营商业部门来统一收购和销售，仍然属于计划管理，而不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
指导性的计划主要不是依靠行政手段，而是依靠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现。我们要制定正确的价格政策，一般产品尽可能通过价格来保证供需的平衡。有些产品不能完全用价格来调节，可以同时用税率来调节，有的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来进行调节，以促进各类商品的正常流通，减少积压浪费。学会利用经济杠杆，逐渐减少指令性的计划，代以指导性计划，这是我们今后计划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即使学会利用经济杠杆以后，也不能完全取消指令性的计划。基本建设重大项目的投资，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特别是短缺物资（如粮食、能源等）的生产和分配，今后还有必要长期实行指令性的计划。
计划管理除指令性的计划和指导性的计划外，还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把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计划结合运用；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实行协作计划。钢材和棉布生产和销售的总量必须实行指令性的计划，但钢材和棉布的品种、规格、花色数以万计，不可能都列入国家计划，只能由供需双方通过合同规定。有些短缺的产品，必须由国家统一分配，但也不能不留出一小部分，让产需两个地区进行协作，使生产地区能够换回它们最短缺而国家又无力供应的产品。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中央统一计划，而且要有自下而上的地区间的协作计划作为补充。制订自下而上的协作计划，必须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的调拨任务，并把各地区的协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协调，使它成为国家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搞好综合平衡。
农村中由于广泛地存在集体所有制，计划管理的形式就更为复杂。我们对重要农产品的计划管理，过去主要通过价格政策，这是指导性的计划。在许多重要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为着保证完成某些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任务，除价格政策外，我们还实行征购（如粮食）、统购（如棉花）、派购（如猪、蛋）等办法，这是指令性的计划管理方法，即在经济手段以外再加上行政手段。只有在供需平衡或者供过于求的时候，才能逐步改变这种办法。采取价格政策来谋求供需的平衡，只要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是计划价格，而且绝大部分产品是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来统一收购，就仍然属于计划管理范围。只有国家不规定价格的三类农副产品，和国家准许在集市贸易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销售的产品，才属于市场调节。国营商业对农民议购农副产品，这在目前还是计划收购的必要补充。但议购范围必须严格控制，以免冲击国家的收购计划。
按照上述划分，我国各类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绝大部分受计划管理，市场调节只起辅助作用。应当指出，我们在实行计划管理的时候，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我们的消费品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换，让消费者自由选购，生产资料的相当大一部分也要通过市场来交换。经济工作人员（包括计划工作人员在内）必须经常调查市场的情况。把市场调节同计划调节并列起来，不认识计划管理是主体，是错误的；认为计划管理可以不研究市场的作用，甚至把利用市场的作用当做资本主义自由化，同样是错误的。要改变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的产需脱节现象，就必须继续深入研究市场情况的变化，进行市场预测，在发现我们的生产不符合于市场需要的时候，及时修改生产和收购计划，调整计划价格。
过去几年我们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流通过程方面逐步推行了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改变许多种日用百货的统购包销制度。除粮食、棉布等极重要的消费品和石油、煤炭、木材等极重要的生产资料外，商业部门对许多种日用百货实行选购，市场不适销的产品可以拒绝收购；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工厂可以自销。
第二，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过去城市商业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农村商业由供销合作社独家经营，进出口贸易由外贸部独家经营，把市场管死了，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在保持这些商业部门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准许一部分工业品由工厂自销，或由工业部门另设专业公司自销（特别是机电等类产品），国家允许自销的农副产品可以由社队或农民自己运到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来销售，国家还允许一部分地区和工厂在外贸部统一领导下，自己经营进出口业务，或与外贸专业公司联合经营。
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我们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适当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在计划管理中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三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些改革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为使这些改革发挥积极作用，防止消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计划管理，善于利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并加强经济立法，加强工商管理局和海关等的监督检查。
（原载4月20日《中国财贸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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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大钊与孙中山
黄真 姚维斗
1924年至1927年上半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开展。李大钊和孙中山为建立两党的合作发扬了崇高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与李大钊早在1919年就曾通过《新青年》杂志开始有所接触。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建立共产党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8月23日，李大钊由杭州到上海，根据党的决定，与孙中山首次会见。他们二人“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在约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建国种种问题”，中心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李大钊：《狱中自述》）在一次讨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时，孙中山表示愿意亲自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明确告诉孙中山，他主张共产主义，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意以共产党员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经孙中山“亲自主盟”，他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亲自由广州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嘱“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并通知已委“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李大钊于11月到上海，12月赴广州，投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月20日，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在一次大会上，孙中山指出：有些党员“骤闻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消息，顿起怀疑”，这种怀疑，是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破坏俄国革命论调之毒”。
大会在1月28日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又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面对这场尖锐的斗争，李大钊代表参加大会的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他驳斥国民党右派反对“跨党”、“党内有党”的言论，指出：“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遍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右派反对三大政策的做法极为气愤。他曾当面对戴季陶等人说：“你们反对同共产党合作，我可以退出国民党，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大会上经过激烈的辩论，在孙中山的坚决支持下，大会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在整个大会进行中，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倚重。现在保存下来的纪录电影和历史照片中，还可以看到他们肩并肩地阔步走出会场的生动场面。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与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积极努力，使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实现了国共合作。冯玉祥于1924年10月下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北洋政府总统曹锟，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推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并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一同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家大计。
孙中山决定北上，并接受曾由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2月31日，孙中山在中共支持和建议下，抱病到达北京。这时，冯玉祥受到了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
年底，由李大钊负责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北方区委坚决支持孙中山，团结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大力组织工、农、学生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为了反对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的阴谋，领导北方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为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积极筹备。3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总会。
孙中山到京后病情日益加重，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6人为委员，李大钊在内。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李大钊亲自领导追悼孙中山的活动，有几十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宣传孙中山“唤起民众”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出殡的那一天十多万群众为他送葬，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的大示威。李大钊写了上下联各长达107字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急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这副挽联对孙中山革命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概括，指出继续奋斗的工农群众必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事业。
在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后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7年4月上旬，逮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多人。李大钊在狱中写下的《自述》，阐述了他与孙中山为振兴中国结下的战斗友谊。4月28日他惨遭绞刑。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伟大人格，高尚的道德品质，亲密真诚的合作，永远为中国人民牢记，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代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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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科学战线要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的研究
吴黎平
社会科学战线当前紧迫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在各个方面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尤其要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我国现状和现实重要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年前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就将研究现实问题作为一个首要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尖锐地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是极坏的作风，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今天，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理论研究工作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也不能不指出，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社会科学战线认真地研究现实问题的空气，还是不够浓厚。特别是对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内容来说，我们社会科学战线的研究工作显得不大相称。我们还没有能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如何能够充分地发挥，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根源和趋势如何，怎样根据我国国情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等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这些方面，我们收集到的材料还是很不完整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不够有系统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年前严厉地批评过这样一种现象：“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今天，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在我们的政治教育工作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对党的关于当前政治经济的一系列重大的决策还不够重视，对于国内现状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还不十分感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似乎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远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例如，一些人放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去研究，却热衷于把马克思早期的思想重新抬出来，在抽象的“人性”问题上钻牛角尖，长时间纠缠不休。这不是一种结合实际向前看的正确态度。我们不否认，对于社会科学的一些“纯学术”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轻视研究现实问题的不健康的风气的滋长。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正处于一个极关重要的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今天，无论是在国际或国内，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每天都在和我们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国内，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在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都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有那么一些党员和干部，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参与经济犯罪活动，甚至在对外交往中丧失国格人格。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将毁坏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斗争的严重性，对于可能发生的“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我们社会科学界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决不能置之不理，或者不予重视，而应当把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作为我们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只有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才能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时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用革命的新经验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前，我们党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政权建设中作出了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和一些策略措施。这些使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上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取消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克服我们机构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培养和选拔新干部的问题，党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完善企业自主权、健全经济责任制的问题，切实实行按劳分配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并没有指明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实践中总结丰富的经验，才能逐步加以解决。
社会科学战线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进一步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问题。如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若明若暗，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密切注意，对社会主义事业不深切关心，这样在理论工作上是难以有所成就的。毛泽东对广大的理论工作者说过：“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呵！我们必须支持和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当表扬和奖励那些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方面作出贡献的人员，而对那些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大关心、对实际情况认识模糊的理论工作者，则应加强教育和引导。我们应当在社会科学界大力提倡重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如何衡量我们的理论水平，如何衡量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成绩，都应以这个标准作为最重要的标准。
应当看到，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会有些困难的。这里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人们不熟悉的，特别是有许多矛盾还未明显暴露，或者矛盾诸方面的特点、本质暴露得还不充分，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对理论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缺点和问题不应多加指责，更不应当轻率地扣上政治帽子，给予打击。采取指责打击的方法是有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的。
我以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都应当提高对于加强现实问题研究的认识和领导。研究机构应当逐步加强同国家决策机关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纳入各部门的科研规划中，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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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达尔文名著《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和《达尔文年谱》出版
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达尔文名著《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和《达尔文年谱》二册。前者是由叶笃庄等翻译的，其内容是从各个方面以无可反驳的事实和论据阐述了人类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这一著作为生物进化论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周邦立编著的，是达尔文一生事迹的缩影。 （宗甄）
《中国古代执法断案史话》出版
朱寄云等编写的《中国古代执法断案史话》，是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折狱龟鉴》等古籍中选出一百零二个执法断案故事汇集成的。该书着重介绍了一些执法严明、刚直不阿、秉公明断、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职的事迹。故事情节完整，破案过程曲折，是一本颇具特色的通俗法学读物。 （严群）
校点本“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将重印
本报讯校点本“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出版后，深得文史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近几年来，不少人反映，这两套书很难买到。最近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上，不少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也提出，希望重印上述各书。现在中华书局为满足广大读者需要，即着手这些书的重印工作，计划五年内陆续出齐。一九八二年计划印齐《史记》、《后汉书》、《三国志》、《隋书》和《资治通鉴》。
《论综合平衡》出版
中国财经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梁文森主编的《论综合平衡》。这本论文集选编了许涤新、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及其他同志的重要报告和文章。书中对“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的提法展开了争鸣。本书还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地区平衡的问题，探讨了如何在“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指导下正确发挥各地的优势。
（沈立人）
《新中国信用合作发展简史》出版
《新中国信用合作发展简史》（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路建祥编）一书，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是叙述信用合作发展壮大的历程，总结了信用合作工作的经验。 （薛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