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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渴望科学技术和科学家下乡 写信称赞王树信教授到通县推广养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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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渴望科学技术和科学家下乡
写信称赞王树信教授到通县推广养鸡技术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长年报道: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教授王树信近一个月内收到了近400封农民来信。这些信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称赞王树信下乡推广科学技术的做法,反映出当前农民渴望科学技术和科学家下乡。
去年9月,王树信和有关单位8名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养鸡技术咨询服务队,到北京郊区通县农村传授、推广笼养鸡的新技术,使不少养鸡户变散养为笼养,防止了鸡病,节省了饲料,使鸡的产蛋率在短时间内明显提高。新华社于今年3月19日报道了王树信教授等下乡传授养鸡技术的消息后,头几天王树信天天收到三、五十封信,直到现在来信还不断,绝大多数信都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写来的。这些信反映,当前农村养鸡技术落后,有的地方“斗米难喂斤鸡”,迫切需要先进的养鸡技术,称赞王树信等下乡推广养鸡技术是“及时雨”。江苏省盐城县的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在信中称赞王树信是“时刻把农民放在心上”的好科学家。山东省胶南县薛家庄公社一个农民在信中表扬王树信说:“我们农民感到有这样的教授而自豪。”四川省南充市华凤公社十二大队一位农民在信中写道:“当前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全面落实,农村的各种形式责任制逐步完善,农民迫切需要科学技术来指导生产。”他在信中还说:“如果全国有关农业的科技人员都象王树信他们那样热心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那末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必定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必定早日到来。”江西省修水县一个农村干部向王树信和广大科学家呼吁:为了尽快发展我国农业,“热情地向农村伸出援助之手。”
在通县推广养鸡技术的时候,王树信就向表扬他的农民说过,“农民富了,全国才能富。我们一定要做好普及工作,把科学技术送上门,这项工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这次他看到这么多全国各地的农民来信,心情更为激动。他最近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写信说:“这些来信,是对我的极大的鞭策和鼓励,我们更要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发挥我们的作用。”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的有关部门正在准备编印王树信等建议推广的养鸡技术的材料,以满足农民的要求。

科学送上门 农民喜盈盈 一批农业专家活跃在武功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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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送上门 农民喜盈盈
一批农业专家活跃在武功农村
新华社西安4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景杰敏报道:最近,一批农业专家和高中级科研、教学人员活跃在陕西武功县春耕生产第一线。他们来到田间地头,同农民一起研究小麦管理措施;到农业技术培训班、大队科研站热情传授桐树育苗、棉花育苗和栽培技术,农民喜上眉梢。
武功县内有多所农业科研机构,还有农业大专院校。去年底,这些单位有34名高中级农业科研和教学人员应聘当了这个县的农业技术顾问,分别指导小麦、棉花、畜牧、水利、林业、农机、农业经济等近20个专业的生产技术。今年武功县在农、林、牧等方面推广的19项重大农业技术项目,都是在他们具体帮助下进行的。
这些顾问中的部分人员,还根据个人科研、教学实际和当地农民科学种田的需要,在一些社队建立了一批科研试验示范点,并以这些点为基地,向农民传授技术知识。西北植物研究所小麦专家、全国劳模李振声,著名小麦专家、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开春以来,几次下到自己的农村试验点传授农业技术,并对今春干旱低温气候下如何管好小麦提出了重要的建议。西北农学院奶山羊专家、副教授刘荫武,同另外几位畜牧技术顾问一起,为全县鸡、羊、猪、貂、兔、大家畜等科学饲养专业户提供良种,还承担了培训这方面技术人员的任务。
这些顾问都热情接待上门求教的群众。许多干部、农民成了他们的常客。观音堂公社农牧场今春建起良种鸡孵化场,在孵化过程中种蛋出现异常现象,他们到省农林科学院找畜牧技术顾问刘春生求教。刘春生热情帮助他们分析情况,很快找到出现异常的原因,从而改进了设备,使良种鸡的孵化成功率大大提高。

南京部队领导同志经常看望干休所老同志 帮助离休老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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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部队领导同志经常看望干休所老同志
帮助离休老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讯 记者白青山报道:“当班人下去要先去看看干休所的老同志!”这是南京部队第一政委郭林祥的一个习惯。他任职两年多来,先后深入到31个干休所,热情帮助离休老干部解决实际问题。
郭林祥每次下部队,总是先去看望离休干部。有的地方离休老干部住的分散,他就挨家挨户去探望,详细了解他们文化生活、衣食住行、医疗卫生,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有什么困难,能当场解决的,他就当场解决,需要提交党委讨论的,他回来后就抓紧办。地处大别山区的六安干休所的老同志到合肥市看病交通不方便,他就让有关部门迅速给他们增派了车辆。
今年3月,在郭林祥的提议下,南京部队党委作了一项决定:军区领导同志下部队,凡有干休所的都要去看望老干部。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和政委杜平也都时刻把老干部放在心上,经常利用下部队的机会和节假日,上门探望老干部。他们还定期召开老干部代表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干休所的工作。

一些以前盲目羡慕香港的人现在也说:“还是搞社会主义有奔头” 深圳北站通过对比算账进行生动活泼的形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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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以前盲目羡慕香港的人现在也说:
“还是搞社会主义有奔头”
深圳北站通过对比算账进行生动活泼的形势教育
本报讯 据《羊城晚报》4月18日报道:广州铁路分局深圳北站用对比的方法,摆职工耳闻目睹的事实,算经济收入账,进行生动活泼的形势教育,增强了职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
深圳北站毗邻香港,有些职工被香港五光十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针对这些职工的思想实际,该站除了进行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外,还用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有针对性地启发职工自己教育自己。首先发动大家摆了一些非法出境或申请去港的职工在香港的现状,归纳出他们的生活有“四难”:一是谋生难。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找到正式职业,靠打零工度日,有的一个人同时要打几份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二是住屋难。他们为了应付昂贵的房租,大多数都几人合伙租一小房间栖身,一个原来当联结员的职工,在该站时住十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每月房租连水电费才交1元钱,而今在香港,租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每月就要付700多港元租金;三是治病难。有病请假不仅无工钱,还得自己花钱雇替工,看一次病医疗费至少也得用上百元,“滚水烫猪肠——两头缩”;四是成家难。他们当中,只有一人在香港找到对象结婚。相比之下,大家又摆出了职工住在内地比香港起码有“六好”:一是工作比香港稳定,生活有保障;二是劳动强度一般没有在香港那样繁重,在内地劳动安全条件更有保证;三是社会治安比香港安定;四是成家立室比香港易;五是房租负担比香港轻,医疗费用比香港少得多;六是社会福利比香港好。
这个站还引导职工算了几笔账。工资收入方面: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该站平均每个职工总收入(工资加奖金)达1,100多元,比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增加了51%。职工住房方面:该站家住深圳的职工只有120多户,目前单身宿舍不算,已建好家属宿舍7栋共124套,还有1栋30套的宿舍在兴建中。电视机每户都有,其中彩色机达20多部;50%以上的职工有收录两用机;电风扇家家有;电饭煲的普及面已达50%以上;有电冰箱的家庭已达40多户。
这样一比,职工们看到了生活水平在短短两三年内的显著提高,增强了对四化建设光明前途的信心。一些以前羡慕香港生活的职工也说:“虽然我们目前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很高,但比来比去还是搞社会主义有奔头!”

江华会见并宴请泰国大理院院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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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华会见并宴请泰国大理院院长一行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今天晚上会见泰国大理院院长邦育·素集瓦和夫人一行。
会见时,江华对泰国司法界朋友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在司法制度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不完善。他希望泰国司法界朋友对我们的司法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邦育·素集瓦院长表示希望同中国司法界人士互相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进一步增进两国司法界之间的友谊。
会见后,江华设宴招待泰国客人。
大理院是泰国最高审判机关。邦育·素集瓦院长和夫人一行是应我国司法部邀请于4月17日到达昆明的。他们在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陪同下,在昆明、成都、西安进行参观访问后,于今天下午抵达北京。邦育·素集瓦院长的随行人员中有大理院副院长比差·素玛旺,上议院副议长、司法部次长西里·阿滴波等。

康世恩会见德恩斯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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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世恩会见德恩斯一行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今天上午会见百慕大环球石油有限公司总裁德恩斯一行。
会见时,康世恩指出,中国的石油生产能力存在潜力,他表示欢迎同百慕大环球石油有限公司加强合作。

卫生部宴请几内亚卫生部长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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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宴请几内亚卫生部长卡巴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卫生部今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几内亚卫生部长马马杜·卡巴率领的几内亚卫生代表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卡巴部长在宴会上讲话时赞扬两国人民的友谊,希望中几两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几内亚卫生代表团团员、几内亚驻中国大使蒂埃诺·哈比卜·迪亚洛,出席了宴会。

红旗出版社出版《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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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红旗出版社出版《问题解答》
在深入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广大读者向《红旗》杂志编辑部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要求解答。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该编辑部约请有关同志,对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这本书定名《问题解答》,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同时,为了照顾广大中学教师、学生学习《决议》的急需,特将《〈决议〉学习问答》编入本书。这是一本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回答广大干部在学习《决议》过程中提出的带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读物,对加深《决议》的理解会有帮助的。

《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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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将出版
红旗出版社即将出版滕文生、贾春峰著的《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书中除了部分文章是论述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以外,大部分文章是论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作者根据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的若干重要问题,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问题,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问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问题,以及怎样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等等,作了深入的论证和有益的探讨,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洪初)

《经济效果讲话》出版

第4版()
专栏:出版消息

《经济效果讲话》出版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经济效果问题广播讲座》讲稿基础上整理成书的《经济效果讲话》,已由广播出版社出版。《经济效果讲话》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地阐述经济效果问题的通俗理论读物,内容涉及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可以作为广大职工学习经济效果问题的参考书。《经济效果讲话》共分二十七讲,约17万字,由著名经济学家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于光远、马洪、赵荫华、邓存伦、郭今吾、周化民等撰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政法部编。
(林斌生)

他为何去而复归——记广州起重设备厂王鹏在香港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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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为何去而复归
——记广州起重设备厂王鹏在香港的经历
《解放军报》通讯员 杨林芳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吴世斌
广州起重设备厂原供销员王鹏,到香港定居八个月就回来了。消息一传开,周围的同志就象一锅沸腾的水。许多人都说:“王鹏这个‘弯’转得好,他又回到阳光大道上啦!”也有的则认为:王鹏是个大蠢仔(傻瓜),有钱不懂“捞”,有福不会享。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为了寻求答案,我们专程访问了王鹏同志。
王鹏今年四十九岁,生活道路上的坎坷,使他额头上留下一条条皱纹。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时,先是朗朗一笑,尔后却长叹一声:“说起来话长罗!”
憧憬“天堂”
“提起去香港这段往事,一阵难忍的苦味,就在我心中直冒啊!”王鹏说:“那就从我追求‘天堂’的幻想罗嗦起吧!近几年来,我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和香港的人接触多了,特别是长期在香港居住的母亲、妹妹、表兄及其他亲戚,也都陆续回来探亲和旅游。在同他们交往中,我发现这些人穿红戴绿,处处摆出阔佬的派头。”
“有一次,我问一位亲戚:‘香港挣钱容易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好捞,发财也不难!’‘吃穿住呢?’‘玩一世都唔晒(不用)忧啊!’起初,我不大相信这些话,但看到他那副神态,我头脑里渐渐活动开了:自己全家生活虽然不用愁,但我工资收入也只有六七十元!既然香港钱好捞,怎么不去碰一碰?”
正当王鹏想入非非的时候,恰好母亲接连来信催他申请去港另谋生计,加上亲友给了他许多许诺,他便以照顾年迈的母亲为由,申请离职去港定居。1979年8月,王鹏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儿子,离开了美丽如画的广州。
美梦破灭
王鹏说:“香港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汽车来往穿梭。表面看,香港繁荣啊!
“不过,当我走进母亲的楼房时,这‘繁荣’的内幕就披露在眼前:我母亲住的公房有八层高,站在街上看,真象个现代化的样子;里面却是一排排鸽子笼似的房间。各家各户都没有伙房,做饭都在过道上摆‘火炉阵’,满地堆着垃圾杂物。左邻右舍,麻将声、爵士音乐声、念经的敲打木鱼声、吵架声,充斥整栋大楼。我母亲的住房,小得连张桌子都打不开,看了不禁使人心中直打寒颤。妈妈对我说:‘现在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算不错了,刚来时,我还睡在人家的床铺底下喽!’这句话使我一下子陷入难以言状的惆怅和失望之中。
“在香港一切都离不开钱!为了糊口,我赶紧找工作。可是,在香港找工作谈何容易啊!尽管报纸上、电视里常有招聘启事,但大都是招聘一人,报名上千。我早出晚归,整整奔波了一个月,才找到一家只有十多人的工厂做工。在那里,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常常累得头昏眼花。月薪虽有1,200元港币,但喝杯王老吉(凉茶)就要花1元;吃碗云吞面要花3元;出门坐车有时一天也要花二十来元。天啊,我们父子俩还要吃饭,还得付几百元给代管孩子的亲友,我抠着指头算来又算去,千把元月薪根本不够一月花,结果,连个简便的住房也租不起,只好栖身在老板的工房里。由于休息不好和劳累,加上这家工厂机器设备陈旧,我差点一命呜乎哀哉。
“有一次,我在操作机器时,突然一声轰响,一块机器小零件飞了出来,正好击中我的胸部,痛得脸色泛白,好久连话都讲不出来。可是,老板赶来时,劈头问的是:‘机器损坏了没有?’当他知道机器无损时,便露出笑脸说:以前有两个人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就叫他们‘炒鱿鱼’(解雇)了。听到老板这些冷酷无情的话,不禁想起了在祖国大陆时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和温暖,我的眼泪直往外涌。在香港8个月,我先后当过推销员、店员,也摆过小摊子,尽管自己拚死拚活地干,到头来我们父子俩仍然无法生活下去,尝够了人间的辛酸!”
人情如纸
“你在香港不是有许多亲戚吗,他们难道不助你一臂之力?”我们问。
这时王鹏两眉紧锁,摆了摆头说:“在香港这个社会里,是金钱至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相互利用的关系。自己的亲戚也是如此啊!”接着,他一五一十地向我们诉说开了:“去港前,一些在港亲戚曾对我许下诺言,说什么找工作,吃穿住,统统包在他们身上。谁料到,人到香港后,别说帮个忙,连求个见都比登天还难啊!我有个表哥在香港开珠宝行,我曾十多次打电话约他见面,但每次他都以各种理由推托开。过了一个月后,他才勉强在一间餐厅门口见了我。这个表哥回广州时曾答应给我‘帮忙’,可这时我求他帮帮忙,他却左一个‘难’,右一个‘难’,最后扬扬手,坐上一辆小车一溜烟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望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心里如潮翻滚着: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不正是象霓虹灯似的瞬息万变吗?在香港这个‘天堂’里,真是有钱能叫鬼推磨,无钱求人难上难!
“亲戚是如此,自己的至亲也不二样。我有个亲人在香港开设一间花店,我外出做工时,就把儿子留在她家,每月给她五百元托管费。一天深夜,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便把我儿子赶出门外,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当时我在外地做工,任凭我在电话上怎么苦苦哀求,她一直执意不肯收留。开始,我对此百思不解,后来,我想起这位亲人说过的一句话,才犹如大梦方醒。她曾对我说过:在香港,不认情而凭钱,有钱无情才是情,有情无钱不是情。这话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文明勾划得活龙活现吗?!”
王鹏还给我们叙述了一件辛酸事:“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回到家里,一看一位家人的脸色不对,经了解原来是嫌我每月给的钱太少。天啊,我每月挣点钱除了父子俩糊口外,余数就替家里缴纳房租、水电等费用,哪还有办法多给钱呢!我对她说了许多好话,但她却越听越火,干脆来个翻脸不认人,把我父子俩的行李扔出门外。我走投无路,只好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挟着行李,含着眼泪徘徊在喧闹的大街上。”
时刻担心
王鹏谈到他在香港处处缺少安全感,说:“犹如悬挂在高空的钢索上过日子,时刻担心摔下来死于非命。”
他说:“有一天,我在一个小食摊干活,刚开门,突然来了三个‘包菜头’的青年。我以为他们要吃早餐,便热情招呼他们。殊不知,其中一个穿西服、戴墨镜的青年,立即把手伸了过来,说要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当我明白过来后,只见那个青年向身边的两个青年使使眼色。挥着拳头,逼近我厉声喝道:给不给钱?小心你的脑袋。这时店主人赶来了,陪着笑脸说:‘前几天,已经给了你们不少钱啦,这几天生意不好,等往后再多送点吧。’起初,那伙青年仍赖着不走,后经店主好说歹说才勉强走开。经了解,原来这些人都是黑社会集团的
‘魔鬼’,专门勒索穷人金钱的。谁给不起,他们就会把你大打一顿。我问店主,警察怎么不来管?店主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魔鬼和差佬都是蛇蝎一窝的。’打那以后,主人没有来,我再也不敢独自开门营业了。”
王鹏继续说:“我在那里八个月,杀人、抢劫、车祸、强奸,几乎天天有见有闻。香港还有一大怪,几乎家家户户都安着大铁门,很象监狱一样。有的还觉得不保险,又安着二道、甚至三道门。许多文娱场所、电影里、书刊杂志中,黄色、枪杀的镜头,更是比比皆是。有的人陷入苦闷、失望和麻木状态;有的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吃喝玩乐的糜烂生活中寻找刺激和消磨时光。据香港报纸透露,被生活折磨成精神病的就有好几万人。”
重见光明
“一心想到天堂发财的幻想破灭了!亲友一个个甜蜜的许诺化成了泡影。这时我感到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回社会主义祖国。但转念一想,自己是自愿申请来香港的,职也退了,户口也除名了,孩子也退学啦,这样回去还会受欢迎吗?我给原单位领导写信,谈了自己在港的经历和遭遇,提出要求复职的愿望。谁知厂领导很快就给我复信,表示热情欢迎我回来参加四化建设,并愿意为我办理复职手续。看着那一行行充满阶级情谊的信,就象看到社会主义祖国在向我招手。那天,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
“当我走出广州火车站时,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温暖的,亲人个个向我伸出热情的手,我激动、兴奋、快乐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不久,我的孩子就回到原校读书,我也很快复职上班。我走了一段曲折的路,但组织和同事们都没有歧视我,而是在政治上关心我,在工作上信任我。上班没几天,领导就让我去完成一项重要的销售和采购任务。前年10月,还提拔我为供销股副股长。最近,我又受到广州市侨务系统的表扬。”
当我们和王鹏同志道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没去过沙漠的人,不知道水的珍贵;尝过资本主义社会辛酸的人,才更加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幸福。人们向往的天堂在哪里?不就在我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的社会主义土地上吗!” (原载4月10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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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地区坝下农科所驻赤城县云州公社基点技术员、共产党员曹金,两年来坚持推广谷子良种,与当地品种相比增产率达百分之四十三点七八,受到农民的欢迎。这是他给农民讲农业技术知识。
秦一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