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7-24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评康生的批判“唯生产力论”
有林
“批判唯生产力论”，是林彪、“四人帮”攻击马克思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行动。几年来，在清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他们所鼓吹的荒谬绝伦的“理论”，对于这场“批判”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已经越来越认识清楚了。但是，这场“批判”的重要策划者和始作俑者是谁呢？此人就是那个被林彪、“四人帮”封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生。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的，因此很需要加以揭露，以便把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进一步向前推进。
早在1966年底，康生就大批“唯生产力论”。他竭力鼓吹：“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唯生产力论”。从这以后，就在全国掀起了批“唯生产力论”的恶浪。
康生的这些话，是在直接攻击当时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攻击领导群众大力发展生产的各级干部的时候说的。为了弄清被他攻击的各级干部是不是“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需要对康生所说的“政治”和“路线”作些分析。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简单说来，那时的情况是经过了十六、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在这种情况下，大大发展生产力，早就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首要任务。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象列宁所说的，把和平建设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并且拿出全部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作为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政治，将愈来愈少，愈来愈居于从属地位。我们的各级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迫切希望并努力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全力以赴地推进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正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完全符合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那末，康生为什么发出“不问政治，不看路线”这样的叫嚣呢？事实已经证明，原来他所说的政治和路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和路线，而是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那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损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反革命政治和路线。对于这样的政治和路线，“不问”、“不看”还不够，应该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不这样，就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无产阶级的路线。
在康生看来，广大干部的这种正确做法，就是所谓“搞唯生产力论”了。问题在于，“唯生产力论”和修正主义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斯大林用过“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还讽刺地用过“‘科学的’‘生产力论’”。在“生产力论”的前头加上诸如“被第二国际首领们庸俗化了的”形容词，是指那种把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的观点，而不是对于“生产力论”本身的否定。因为“生产力论”所表达的，只能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样的意思。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因为有个“唯”字就发生问题了呢？谁都知道，中文“唯”字作为哲学用语，是指本原的、决定的意思，如唯物论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唯心论就是把精神当做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它无非是确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从而对上层建筑来说，是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才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及和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先有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确立。即使把“唯”字解释为“唯一”，也不会使事情发生什么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社会存在是唯一的本原；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生产力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生批“唯生产力论”，在实践上是反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在理论上则是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猖狂进攻。
据康生说，被他称为“唯生产力论”的理论，“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其实，正象辩证唯物主义确认物质决定精神并不否认精神的反作用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确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也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第一，反对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说成是一样的，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就无所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第二，反对把反作用加以夸大，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再大也还是反作用，而不能本末倒置，把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说成是被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的。康生之所以对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此反感，重要原因就在于，这项原理同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行径，是格格不入的。对他们说来，只有把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地位根本颠倒，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够披上一层薄薄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生的反动理论，是紧紧地为他们一伙的反革命政治服务的。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忽视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过分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义，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提法去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康生之流大反特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大反特反发展生产的正确行动，是钻了我们的空子，利用了我们的这个弱点的。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记取的教训。
歪曲和篡改革命导师的观点，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的惯用手法。在这方面，康生可以说是个能手。1969年5月，他在一次会上大批“唯生产力论”时，竟然把列宁歪曲成为一个完全忽视生产力的作用的人。他胡说什么，“列宁总是（请注意“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伟大作用”，似乎列宁从来不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十月革命以前的许多理论著作中，列宁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列宁就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就是确认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原始的关系，而思想的社会关系只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把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起来，“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所谓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关系，而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又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又从各个方面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起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建设的环境，领导俄国人民去完成经济建设这个比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更困难、更重要的任务。
列宁是不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呢？当然是强调的。但是，列宁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着眼于如何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例如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外国侵略者实行武装干涉，白卫军进行叛乱，几乎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绝境。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加上没有先例和缺乏经验，采取了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政策。因为走得过远，结果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加剧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正是列宁，及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并且在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就勇敢地实行退却，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到新经济政策，使得远远离开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重新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这就说明，列宁所强调的生产关系的作用决不象康生所歪曲的那样。康生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作用，是另有含义的，那就是不顾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任意地“变革生产关系”。
在康生及其同伙林彪、“四人帮”看来，光给反对他们的人扣上一顶“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的帽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康生就挖空心思，硬把当年以俄国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为口实，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考茨基和苏汉诺夫之流，同我们的坚持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的各级干部扯在一起。同时把考茨基等人对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原理的庸俗化（简称庸俗生产力论），同这个原理的本身（被康生称为“唯生产力论”）硬扯在一起。这样一来，“唯生产力论”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批“唯生产力论”，就成了一根打人的大棒。
这根大棒首先打向刘少奇。康生多次断章取义地摘引刘少奇在1949年5月的几次讲话，说这是宣扬考茨基和苏汉诺夫等人的反动理论。并且说，“这种‘理论’，人们叫做生产力论，或者叫唯生产力论。”康生所摘引的主要是刘少奇同志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天津、北京讲的两段话：“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这里，有这样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刘少奇这些话是不是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的反动“理论”？二是，刘少奇的这些话究竟对不对？是不是象康生所说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先从康生所说的考茨基和苏汉诺夫之流的反动“理论”是什么讲起。这种“理论”，简单说就是，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因此，不应该进行十月革命，不应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无视当时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只有中等程度的发展，但却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国内阶级矛盾也极端尖锐，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均已具备。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可是，考茨基和苏汉诺夫之流，就在这个时候还以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为由而振振有词地攻击十月革命。这当然是一种反动的“理论”。刘少奇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显然，这和考茨基、苏汉诺夫之流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那末，刘少奇同志这期间所宣传的基本观点对不对呢？现在人们都很清楚，是对的。只要翻阅一下当时的文献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刘少奇个人的观点。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毛泽东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不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意泛滥，而必须加以限制，但是如果认为可以限制太大太死，甚至认为可以很快消灭，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7年横排本第1369—1370页）
这说明，康生所攻击的不只是刘少奇，而是我们党的政策。在他说来，执行符合生产力的状况的政策就是什么“修正主义”，什么“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只有象他所主张的那样，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着干”，才是“马克思主义”，才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衡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对错，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是离开现实越远越好，还是看它是否适合当前生产力的状况？很显然，一个郑重的、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能把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并且以此作为检验政策对错的基本的依据。只有真正与人民为敌的康生及其同伙林彪、“四人帮”，才会把他们所推行的貌似前进、实际上只能是把社会拉向后退的极左的政策，奉为正确的政策。
总起来说，康生这个反动“理论权威”，抡起批“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是要打倒我们的各级干部，打乱我们的经济，从基础上打垮我们的社会，打掉历史唯物论，从根基上推翻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没有想到，到头来，他的同伙林彪、“四人帮”以及他自己，一个个都被历史所埋葬。这是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的必然下场，康生虽死也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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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产阶级专政不受自己的法律限制吗？
张文焕
列宁曾给无产阶级专政下过这样的定义：“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
对这个定义中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包括不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己制订的法律？我国十年动乱时期的经验证明，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受自己的法律的约束，那就不得了，就会变成对人民的“全面专政”。“四人帮”不正是借口“革命秩序”不受法律限制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吗？因此，对列宁的这个定义应做一点正本清源的工作。
只要全面地、完整地分析一下列宁阐述这个定义的文章，就会清楚，列宁的这个定义中所说的“任何法律”并不包括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律，而且列宁当时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法制的关系问题。
列宁是在1906年写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文中提出这个定义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1905年革命的经验，并反驳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在1905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和千百万人民群众奋起反对沙皇制度，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人民群众不顾一切法律、规章，用革命方法建立新的政权机关——工兵代表苏维埃。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种革命“旋风”时期，人民采用种种不合法、不合规矩的斗争手段，如夺取政权，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政权，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是革命人民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则认为人民采用暴力行动糟得很。他们对人民在革命“旋风”时期的暴力行动表示“轻蔑、蔑视、愤懑和痛恨”。他们对反动军警用暴力镇压人民视而不见，却叫嚷人民用暴力反击反动派不合“法”。他们希望把人民群众的行动限制在旧法统的范围内，要无产阶级按照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协商颁布的法律行动。他们要求无产阶级同君主制作斗争，而不准人民实行专政；要人民通过资产阶级同专制君主协商建立的机关行动，而不要通过苏维埃和总罢工委员会。针对立宪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诬蔑，列宁强调指出：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凭借暴力的政权。
后来列宁在《轻信的流行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文章中，针对考茨基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鼓吹议会民主、和平变革的观点，重申了上述定义，其基本意思仍然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革命人民的行动不受任何旧的法律和法统的约束。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后，列宁一贯主张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反对任意妄为。他说：当我们说专政时，这并不是集权者的任性。他要求全国必须有统一的法律，对法律必须有统一的解释。
列宁认为，苏维埃法令既经公布就应坚决准确地执行，有了法律而不遵守和执行，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因此，他号召全国所有的人必须遵守苏维埃法律。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专门通过了《关于确切遵守法律的决议》，其中要求共和国的所有公民、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和一切公职人员，都要严格遵守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的法律，执行中央政权机关所颁布的一切决议、条例和法令。列宁自己带头模范地遵守苏维埃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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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发展新产品调查
新产品开始多了 1977年以前，企业对发展新产品没有积极性。多数产品长年不更新，甚至品种的花色也不变。去年沈阳市农机、汽车局对本系统的281种产品作过一次分析。其中属于三十年代的有13种，占4．36％；四十年代的67种，占23．72％；五十年代的112种，占40．25％；六十年代的88种，占31．31％；七十年代的只有一种，占0．36％。
1978年加强市场调节，要求所有企业实行以销定产。除了生活资料产品一律实行按订货合同生产外，对生产资料产品也实行产销合同制，取消统一分配办法。这样，大多数机械制造厂遇到了问题：积压的老产品没人要，有人要的新产品出不来。许多轻工产品也是如此。仅沈阳二轻局的日用五金、服装、塑料、工艺美术等90种产品，到去年11月份就积压了880万元，五十多个工厂面临停工。
1979年搞了新产品，局面就不同了。这一年，全省试制出2，800种新产品，更新花色规格一万四千种。沈阳市机电局系统去年试制成功243种新产品，投产115种，试制与投产的比例接近50％，投产的新产品数比上年增长5倍。旅大市过去每年试制的新产品不过200种，大部分是样品、展品、礼品，去年试制成功440种，鉴定投产320种，占73％。
发挥优势　辽宁重工业比重大，重工业是优势，发展新产品要发挥重工业这个优势。拿机械工业来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出现了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情况，今年年初落实的合同仅相当于去年实际达到的三分之一，老产品没人要了。但这些工厂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还有很大优势，利用这个优势生产轻工轻型产品，就可以活跃市场。为此，机械行业把五个老习惯改为五个新习惯：一是从习惯于计划靠上级下达，材料靠国家供给，产品靠国家分配，只能当“坐商”，改变为主动出去作市场调查，四处揽活，习惯当“行商”；二是从习惯于为重工业、为国家建设项目服务，改为习惯于为农业、轻工业、城市建设、人民生活和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服务；三是从习惯于干常年一贯制的老产品，改为习惯于研究、试制和发展新产品；四是从习惯于只抓生产，改为同时注意抓销售和技术服务；五是从习惯于产品固定销路到习惯于扩大新途径和进入国际市场。经营思想的改变给机械工业带来了新局面。
依靠联合　这是集中资金、设备和人力，有组织地生产一些重要新产品的好办法。
生产新产品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需要较多的资金、设备，单独一个厂搞，困难很多，按照互利原则，几个厂联合起来，你有钱，我有人，或者你有技术，我有资源，就比较容易了。象营口无线电厂生产录音机，很难与大连、沈阳相竞争，主要是微电机轴精度解决不了。工厂主动与搞航空仪表的一一九厂签订联营合同，一一九厂保证供应优质微电机。联合生产的录音机马上投产。今年6月份投放市场，售价140元，受到消费者欢迎。
辽宁全省搞联合的形式，多种多样，生产的产品也五花八门，但都是畅销货。沈阳部队后勤部向沈阳味精厂投资2，000万元，并提供原料，建一条自动化出口味精车间，实行利润分成。大庆向大连玻璃厂投资建新的平板玻璃车间，实行产品分成。沈阳五二三厂与毛纺厂合建新毛纺厂。这些做法都有力地促进了适销对路新产品的发展。（初保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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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石器时代》修订再版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所著的《中国石器时代》一书最近经过修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根据几十年来广泛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工作，特别是在北京周口店主持的发掘工作和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着重介绍了中国猿人的文化，山顶洞人的文化，等等。
（史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