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7-17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问题讨论

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
方立天
当前正在开展的评价唯心主义的讨论，是具有理论意义的重要学术探讨。评价唯心主义的作用，包括认识史和社会史两个方面，本文拟就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讲点看法。
唯心主义哲学主张意识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只是精神的产物。它有两种基本形态：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由于唯心主义是歪曲的颠倒的世界观，因而适应了处于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的需要。一般说来，反动阶级总是害怕和反对唯物主义，而宣扬和利用唯心主义的。例如，我国自汉代以来古代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唯物主义者，如桓谭、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陈亮、叶适、方以智、王夫之、颜元、李塨、戴震等人，都是或被贬谪、或被罢官、或被排斥，相应地，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大体上一直被视为“异端”，或遭冷遇。相反，重要的唯心主义者和派别，如董仲舒、王弼、佛教、道教、韩愈、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其间虽然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历史作用也先后有变化，但是，他（它）们的思想或先或后都曾经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工具。反动阶级和唯心主义相依为命，结有不解之缘，这是历史上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由于占有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之后，逐渐失去革命性，逐渐强化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而日益转化为反动阶级，他们长期地利用唯心主义作为反动思想武器，所以，在历史上唯心主义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反动的。
但是，能否就说唯心主义只为反动阶级所利用，只起反动作用呢？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是，唯心主义在特定条件下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纵览中外的历史，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和古代某种革命活动相融合而起了进步作用。例如，象恩格斯指出的，早期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圣经·新约》中记载的“富人的难于升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生动地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不满、憎恶和仇视，运动包含了反抗压迫者的要求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在当时条件下也相应地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早期基督教很快地被社会上层分子操纵了领导权，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而成为奴隶主阶级所掌握的压迫人民的精神武器，从而很快地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
二、为革命阶级、劳动阶级或进步人士所借鉴、利用而起了进步作用。人类社会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各种形态的社会阶级斗争、革命运动主要是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或是小生产者等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当时人类的科学、文化、思想等的历史积累还是有限的，在有的地区甚至各种意识形态都为神学所钳制、吞噬，没有也不可能有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剥削阶级在革命时是进步的，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而当时的劳动阶级也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除了个别的情形之外，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都难免从现成的甚至是陈旧的思想武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加以某种改铸或变通，作为自身的思想武装和斗争形式。比如，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市民反对领主直至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就采取宗教“异端”或宗教改革的形式。虽然不能说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在运动中起了实质性的革命作用，但是宗教以自身改革的形式起过进步作用，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借助于拜上帝会的形式组织和发动起来的。我们不应夸大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作用，但是也不必要否认宗教在这方面的历史作用。
唯心主义甚至宗教唯心主义，对某些进步人士、思想先驱也起过启迪、借鉴的作用。在我国，自从儒家理学定为官方哲学以后，佛教往往被视为“异端”，历史上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反对官方正宗哲学，有时就从佛教中吸取养料，寻找武器。禅宗曾经反对对佛祖的偶像崇拜，后来的某些流派甚至有人劈佛像当柴烧。明代后期进步思想家李贽就吸取禅宗破除传统权威的某些观点，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又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阐发其最高理想的《大同书》中，把大同世界称为“极乐世界”，并以“去苦求乐”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标志，实际上是以佛教的“慈悲救世”思想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具。另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谭嗣同也吸取了禅宗和唯识宗的某些教义来建立“仁学”体系，以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这在当时曾经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应当指出，这些进步人士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佛教思想，而是加以改造，融合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但是佛教对他们起过有益的借鉴作用也是历史事实。
三、导源于唯心史观的某些社会政治学说、观点起过抨击、批判旧制度的进步作用。在评价历史上唯心主义的社会作用时，我们必须清晰地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历史观和自然观的不同情况。当时，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历史观则无一例外都是唯心史观。哲学思想发生社会作用尤其是政治作用，最直接的是历史观，即唯心史观。唯心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某种先天的原理、原则的实现，或是杰出人物的意志的产物，也就是把精神、意志、动机等看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把少数具有所谓“批判的头脑”的个人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这种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无疑被没落的剥削阶级用作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但是不仅一些唯物主义者用历史唯心主义来为进步的政治主张作论证，而且有些唯心主义者依据唯心史观也提出过进步的政治主张。所以，不仅过去有的唯心史观中由于包含了历史进化的辩证思想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而起了进步的作用，而且唯心史观本身有时也起过进步的作用。在这方面，欧洲十八世纪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如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和马布利认为私有观念决定私有制，因此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主要是靠“理性”的力量，即要依靠“天才”人物的启发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私有制的危害性和公有制的正义性，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但是历史表明，这种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进步作用，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四、某些唯心主义观点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反对最反动的思想和制度的进步作用。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欧洲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思潮，主张不需要经过教会的中介，人们就可以直接和神交往。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但是它是对最反动的教会的抗议，带有反封建的性质，因而具有进步作用。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当时神学垄断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神秘主义思潮对于冲破神学牢笼起了松动的积极作用。离开这种条件，主张人和神可以直接来往，仍然是神学禁锢，是根本说不上进步作用的。
总之，唯心主义在以往历史上通常是起反动的社会作用，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确实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形成这种复杂的现象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以往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各种革命阶级、进步力量，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都或多或少地要采用唯心主义作为斗争的武器，因而也就使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了进步的社会作用；二是由于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哲学，是高悬空中的部门，但它归根结蒂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受政治的最大的影响，同时哲学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正因为如此，不同阶级可以利用同一哲学思想、命题而赋予不同的内容，同一哲学思想、命题经过不同人的解说、发挥、推论也可以导致出不同的政治结论，所以同一哲学思想、命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手里，社会实际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既主要地起反动的作用，又有时起一定的进步作用的重要原因。
对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评价，并不是为唯心主义评功摆好，不是要人们相信和奉行唯心主义。这样做的意义和目的在于：一是纠正长期来极左思潮带来的在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中的庸俗化、简单化倾向，恢复在这些领域的真正的科学研究，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而做到真正客观地、准确地总结哲学斗争的经验教训，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二是为了更好地反对和战胜当代的各种唯心主义。肯定历史上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并不是要求肯定当代的各种唯心主义，更不是要求肯定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都深深地感受到唯心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困难、挫折、浩劫和灾难。彻底批判唯心主义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是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极其重要的方面，而科学地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正有助于真正地批判和克服现实的唯心主义。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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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值得研究
马笳
长期以来，由于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一直没有作出过准确的解释，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利用了这一点，大肆煽动所谓“反复辟”的狂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时刻警惕和防止被推翻的反动统治卷土重来，坚决粉碎他们变复辟希望为复辟行动的任何企图，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曾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过去，列宁的上述论断被任意引申，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危险贯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第一，这个论断是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俄国阶级斗争状况作出的；第二，它显然是指资产阶级被消灭和小资产阶级被改造以前的情况，限于当时的实践条件，列宁还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阶级状况作出具体的论述。显然，以此为依据来论证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极端严重性，是缺乏充分理由的。
“资本主义复辟”的提法，还导源于另一理论——国内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按照通常流行的观点，既然这一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始终不变，那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就必然始终存在着。其实，这一国内主要矛盾的命题，也只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才是有意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置于一切之上，就不恰当了。
在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究竟可能不可能呢？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深刻地驳斥过那种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他指出，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决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国际环境也决不允许，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民主革命的前途尚且如此，我们又怎能设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个已被消灭的资产阶级还能在中国实现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呢？在实践中，这十几年来，由于我们搞不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往往把一些明明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却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加以批判了。
以往，人们为了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习惯地用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历史作为佐证，却很少注意那时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真实内容。不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爆发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历了86年，其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恐怖与反革命恐怖、内战与外战等极为复杂的斗争。以1815年到1830年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为例，虽然波旁王朝力图复辟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但由于封建土地制度已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所摧毁，实际上，封建地主的经济并没有复辟，相反地，资本主义经济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鉴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因袭传统，在政治上复辟封建专制主义倒是可能的，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得以在中国恣意横行一个时期，就是证明。恰恰是对这一点，人们常常认识不足。
由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提法在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假想的，因而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对这一提法，确是到了应该予以澄清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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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研究》开展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问题讨论
如何理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哲学命题？这个命题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如果它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是全部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还是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回答？它既是哲学的认识论，又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还是只是一个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问题？对这一命题在理论上的不同理解，在实践上会导致什么结果？广东省《学术研究》杂志从1978年开始，连续发表了十多篇讨论文章，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各种不同观点的讨论。
1972年到1974年间，广东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义（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编写组经过讨论和修改，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提到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写入教材。接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一书，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著者张江明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作中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它既是哲学的认识论，又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并把这种看法提到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高度。著者还把这些观点写进了他后来编写的《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考材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些见解引起了广东哲学界的普遍注意，好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有的同志支持这种观点。广东哲学学会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就这个问题组织了讨论。《学术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在讨论中，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阐述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伟大思想，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非常重要，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或者说是表述了辩证唯物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完满解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基础”和“根本”。它既是哲学的认识论，又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如果把它只是局限于认识论，这是不全面的，并且对它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他们认为，从唯物论方面看，物质变精神，指的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精神是由物质变来的，是物质发展的最高产物，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反对唯心论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颠倒。精神变物质，指的是精神能够反映物质、作用于物质、认识物质发展的规律，达到精神和物质的同一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把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象钢铁一样熔铸为统一整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性的体现。
有的同志在基本上同意上述意见的基础上，还根据“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一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它的第一方面不但不是在认识论之外，而是在认识论之中。认识论本身就包含了世界本原问题。这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没有矛盾。离开了或者否定了世界的本原来谈所谓“认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无法理解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要按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命题的本来的含义来实事求是地理解和阐述这一命题。他们认为，这个命题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并没有包括第一方面，即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或如有些同志所说的“本体论”的问题。具体理由是：一、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的一段重要论述，便可看到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命题的本来含义：“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不是清楚地表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是指认识论的问题吗？这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说的都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同时，从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目的来看，也完全是为了“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回答思维与存在究竟有没有同一性和如何同一的问题。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说明的是在认识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转化，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命题，而不是说明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的本原。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它当然以承认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这一“唯物主义的核心”为前提。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命题看作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如果用它来“阐明世界本原”，就不得不把这个命题中的两个“变”作不同义的解释，即把物质变精神解释为“物质产生精神”，而把精神变物质解释为“精神能够反映物质，作用于物质”。这就不免自相矛盾和造成混乱。同时，如果认为这一命题也回答了世界本原问题，那它也就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分水岭。这就会给哲学史带来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旧唯物主义者如费尔巴哈是不承认“变”的，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则是承认“变”的，这么一来，就只好把费尔巴哈划入唯心主义阵营，而把黑格尔划入唯物主义阵营了。三、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同把它看作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的观点，是两种根本对立、不能相容的观点。如果把这一命题理解为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它必然要以实践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如果把它当作“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那就必然要有意无意地排除实践。因为，世界本原问题说的是物质产生精神还是精神产生物质的问题，而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前，物质世界早已存在，又怎能说物质产生精神要以人类的实践为基础呢？这必然会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四、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说成是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论，这在思想方法上是忽视了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个命题讲的当然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但问题在于讲的究竟是什么关系，是讲两者谁是世界的本原即两者的差别性问题呢？还是讲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即同一性问题？如果不加具体分析，就说它讲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包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包括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的问题，这在逻辑上也是混淆概念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两变”不是认识论的科学命题，更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概括。他们认为，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是人的认识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两次飞跃，是思想、认识在飞跃、发展，根本不能概括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客观存在的物质本身是不能飞跃的，它只能决定精神，不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只能反映物质，也不是“精神变物质”。他们还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也不能等同、取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科学命题。因为：第一，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与“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等同起来，无非是说，“物质”是认识的来源，“实践”也是认识的来源。这是站不住脚的。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你认识它也好，不认识它也好，它总是客观存在着的。要认识它，就只有通过实践。第二，把“物质”当作认识的来源，是把认识论与“本体论”混为一谈。讲认识，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讲“本体论”，并不直接涉及实践。而以“物质”（客观世界）作为认识的来源，实际上是否认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会倒退到旧唯物论的认识论那里去。第三，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具有把客观物质和主观精神联系起来的特征。因此，实践是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物质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同精神发生联系，必须通过实践这个桥梁。物质不能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根本上否定“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命题的科学性。
经过前段时间的讨论，各种观点已初步展开。持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因此，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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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学术界积极筹备纪念恩格斯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巴黎公社起义一百一十周年活动
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恩格斯诞辰一百六十周年，明年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起义一百一十周年。北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和北京市历史学会最近召开秘书长联席会，筹备开展纪念活动。会议决定于今年十一月和明年三月分别召开学术讨论会，学习恩格斯的著作，研究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影响。
（李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