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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07-09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总结历史经验 坚持“双百”方针

第5版()
专栏:

总结历史经验 坚持“双百”方针
本报评论员
最近,文艺界不少同志在一些会议上都谈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来,我们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为了进一步贯彻好“双百”方针,我们确实需要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切实从中汲取教训。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在十年大动乱之前,每一次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出现反复,大约总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开始,由于某些文艺领导部门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气氛被搞得很紧张,局面被弄得很僵硬,大家意见纷纷,于是有人出来大声疾呼,要打破条条框框,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之就制定一些办法、措施,气氛就活跃了些,僵硬的局面也打破了些。但是,一旦“放”起来了,一些同志就越看越不顺眼,越搞越不放心,觉得许多东西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是毒草。他们不但看不顺眼,而且惊叫起来,似乎牛鬼蛇神大批出笼,形势岌岌可危,于是就要“收”,就要“反击”。既然“反击”,就讲不得客气,办法又是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直到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东西压下去为止。类似这种“放”了又“收”的恶性循环,文艺界曾出现多次。
有的同志说,过去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出现“左”的错误,首先由于对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既然实行“放”的方针,就要在人民内部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表现出来,因此既会放出正确的东西,也会放出错误的东西。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善于正确分析形势,缺少两点论,看到有一点缺点错误,就加以夸大,把支流当主流,甚至杯弓蛇影,把正确的东西也当成错误的,就得出“形势不好”的结论。为了扭转这种“不好形势”,就搞群众运动,大张旗鼓,群起攻之,轻则把对方压得喘不过气来,重则给对方以致命的政治打击。
形势很好,固然不能“收”;如果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是不是“收”就是在所难免、就是合理合法的呢?如果错误思想确实形成一股潮流或一种倾向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禁止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发表,就可以用粗暴的办法来对待精神领域的问题呢?我们认为,这也是不行的。
我们党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郑重宣布,这个方针是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长期性、基本性的方针。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出现什么问题,都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势是不断发展的,相对地说,总有比较好和比较不好的时候。例如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生产上出现了某种倒退,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某种思想混乱,甚至迷信活动也盛行起来。再如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在少数人中,确实出现了从“左”的或右的方面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是不是因为出现了这一类情况,就可以把“双百”方针暂时收起来呢?中国这么大,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形势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比较起来,总是有一些地区相对地好一些,另外一些地区相对地差一些。是不是因为形势发展的不平衡,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放”,在那个地区“收”呢?人们对形势的认识经常会出现分歧,这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根据对形势的不同认识,这个人实行“放”,那个人实行“收”,那就要乱了套。
我们的“放”,是人民内部的“放”,是在宪法和法制范围内的放。对反革命的东西,对违反宪法和法制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放的,放出来都是非法的。在人民内部,不论形势有什么变化,都要保障人们进行艺术创造和学术探讨的自由。有不同意见,出现了错误的东西,可以争论,可以批评。但是争论和批评只能是民主的、平等的、说理的,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用专制的手段强加于人。“双百”方针既然是政策,就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如果随着形势暂时的变化而频繁不断地改变政策,那么还有什么政策的稳定性!党的政策、政府法令不是等于一张废纸吗?
过去在执行“双百”方针上出现“左”的倾向,固然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系,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真正把“双百”方针当成长期性、基本性的方针,而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时“放”时“收”,“放”了又“收”,就说明我们某些领导部门和领导人的不坚定性。“双百”方针,本来就是要在竞赛和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它既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东西,也有利于战胜谬误的东西。怎么能因为出了错误的东西,就把这个方针暂时收起来呢?如果“双百”方针只能在风平浪静中贯彻,不能在有思想风浪的环境中贯彻,那么这个方针有什么生命力呢?如果只是在“黄道吉日”实行,时辰不好就把它收起来,那么它还算什么长期性、基本性的方针呢?一般地说,思想战线越是出了一些问题,越是出现复杂的情况,就越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就是说,正是要通过“双百”方针来解决问题。靠“收”,靠压,靠简单粗暴地堵人家的嘴,打人家的棍子,是无济于事的。那样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复杂,过去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但这个方针真正得到比较深入的贯彻,还是近两年来的事情。近一个时期,人们在肯定三年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研究了文艺工作在前进过程中所产生的某些缺点和问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到了某些同志那里,却又产生了误解。他们一看到批评某些文艺现象,就认为又出了什么乱子,于是,“放过头了”、“应当收了”之类的声音,又出现在某些讲台上或会议桌上;好不容易打开的禁区门口,又出现一闪一闪的红灯;个别领导人甚至又抡起棍子来。似乎人们吃违背“双百”方针的苦头还不够,有的同志竟然主张有“放”有“收”才合乎辩证法。针对这种情况,好好地照照历史的镜子,重温一下历史经验,难道不是很有必要的吗?对于错误的东西,完全应该大胆地展开批评,放任自流是不好的;对于有争议的东西,完全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一遇到批评,就听不进去,就说这是打棍子,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因为出现了错误的东西,就任意夸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甚至采用压的手段对待作家、作品,那就要重犯过去的错误。二十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沉痛的,我们应该认真记取。
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坚定不移地保障人民内部在艺术和学术上的自由创造和自由探讨,开展生动活泼的竞赛和争论,这样才有利于繁荣文学艺术创作,也有利于克服谬误的东西,扩大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传记作品应注重真实性

第5版()
专栏:

传记作品应注重真实性
范寅铮 徐日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先烈和老一代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历尽艰险,赢得了胜利,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要求收集、整理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编辑成书,既可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又可作为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依据,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近几年来,在宣传革命先烈和老一代革命家方面,出版了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鼓励。但在这类出版物中,也存在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容上的违背历史真实的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有其客观上的原因,如文字资料不足,史实核实不易等等。特别是有关革命先烈的具体活动,很难找到文字记载;即使有一点,又大都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主要靠同时代的老同志回忆和提供。因此由个人回忆提供的资料所整理的传记和回忆录,在史实上有某些出入是难免的。现在不容忽视的,倒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所产生的人为的“违实”。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传记作品质量不能提高,而且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反映历史上的斗争,给前辈们予以正确的历史评价的问题。
我们感到,传记和回忆录作品的问题,突出的有下列几点:
一、把“人”写成“神”。有些传记没有摆脱“天才论”的窠臼,似乎老一代革命家从小就是“天生”的革命者,从参加社会活动的第一天起,就是领袖群伦的先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人表率、无比正确和完美无缺的。这种写法,首先就给人一种天赋聪明,超人一等的感觉。其实,我们的革命先辈,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些不满现实,有理想,有朝气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求学时期,在社会活动中,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其思想言行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不能不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他们总或多或少有过错误和失败的苦痛。他们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们在荆棘遍地的环境里,敢于探索,勇于实践,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斩断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羁绊,寻找正确的道路,辨别正确的方向,因此他们也必然有着成功的喜悦,胜利的欢乐。传记作品应该如实地反映他们这种艰难曲折的历程,使人们不致对老一代革命家感到高不可攀,而是有范可循,引导人们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战斗精神,奋发向上。
二、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或之外。有的传记为了突出个人,在描述某一烈士时,总要着重写他与那些日后成为重要革命领袖人物的关系,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他的身价。例如,有一位著名的烈士,分明是湖南省委派他去黄埔军校学习的,却要写成是领袖直接介绍他进入黄埔;分明与领袖直接接触不多,却要添上连夜准备材料向领袖汇报和请示的描述。这种以个人的关系代替同党的关系,以个人的实践,去代替群众的革命实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是没有摆正个人同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一种反映。这个问题,即使写著名的革命领袖人物,也要注意,因为我们常说的革命领袖,通常不是指的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党的领导是通过集体领导来实现的。而某些领袖人物的作用,不过在于他善于集中群众的集体智慧,善于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并通过集体领导,用以指导革命的胜利实践而已。离开了群众和集体,任何领袖都将是一事无成的。就拿创建农村红色根据地来说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那时在农村建立的较大的革命根据地就有六、七处之多,它们起着打击敌人、壮大革命力量的作用,它们的领导者对中国的革命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斗争的实践,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创立。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凡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都要严格地把个人的行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置于群众斗争实践之中,并把党和群众摆在应有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摆正个人同党和群众的关系,才于人们从事革命实践有所教益。
三、溢美与溢恶。对人对事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褒则溢美,贬则溢恶,这也是有的传记作品中的毛病。例如有位我们大家尊敬的烈士,她积极参加工农运动的斗争,却从未领导过平、浏、长的地下武装;她的性格幽娴贞静、坚定乐观,但并不是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人物。传记应该如实地写她的生平,从平凡中见其伟大,而不应该用虚构的事实以显其“美”。溢誉,反而损害了英雄形象。还有些传记,把众所周知的事实避而不提,甚至把有的事件张冠李戴,把功劳记在别人身上。对于这种作法,读者多有责难,个别的还作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
以上的几种情况,都是违背传记作品的根本要求的。传记的主心骨就是真实,来不得虚假。鲁迅说过,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如果作品虚假,就会使读者感到不可信,传记即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传记作品中的主要事件,都要有充分的根据,不能任意杜撰,在史实没有弄清或无法弄清的情况下,就宁可粗一点,不必作过多的细节描述,以免画蛇添足;也不要抓住一点,肆意渲染;当然,更不能无中生有,任意虚构情节。
撰写传记作品,确实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为了纪念先烈,为了歌颂老一代革命家,为了激励今人,教育来者,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许多不辞艰苦的同志担起这副重担。我们的传记作品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必将不负人们的殷切期望,取得新的成果。

京剧要适应新时期人民的需要

第5版()
专栏:

京剧要适应新时期人民的需要
黄维钧
粉碎“四人帮”以后,戏曲舞台一花独放的凋零局面结束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戏曲纷至沓来,京剧舞台也十分红火了一个时期。但是慢慢的,大家觉得有些不大满足了,这种不满足很实际很灵敏地从上座率不佳上表现出来。现实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了“京剧向何处去”的问题。
即便最钟爱传统京剧的人,也不能不惋惜地承认,青年人不大爱看京剧,甚至不少原来对传统京剧颇为热中、具有相当鉴赏能力的人,也对某些演出感到看不下去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禁锢,青年人与传统京剧隔绝,缺少兴趣和鉴赏力;从京剧本身来说,由于一代名师的消失和许多老艺人退出舞台,中青年演员或荒于久疏,或本来就底功单薄,因此演出水平降低。所以京剧界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振兴京剧的关键是提高演出质量。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的相当够过去水准的演出,甚至著名演员出场,观众也难以为继。根本的问题是时代发展了,观众的成分、观众的欣赏趣味已经与十几年以前大不一样了。京剧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出新的艺术生命的光辉。
今天,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代化的艺术品种电影、电视节目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传统的艺术品种争夺着观众。观众,特别是青年、中年观众的审美趣味正在发生变化。任何艺术品种要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保守思想是拗不过除旧布新的历史法则的。因此,我们继承和发展京剧及其他传统戏曲的着眼点只能放在推陈出新上。
从戏曲发展的历史上看,京剧一开始就是以革新者的风姿出现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通过许多著名艺术大师的不断创造,把京剧艺术形式的发展推向高峰。在诸多流派中,有革新,也有保守。凡保守的较快被淘汰,而对京剧的发展作过贡献的都是具有独创精神的流派。封建阶级固然对京剧的发展有过贡献,但最后把京剧引向死胡同的也是这个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对京剧的发展也没有起过好作用,它所带给京剧的只是把京剧商品化,使它沾染上种种不良习气。到解放前夕,京剧和其他剧种已经被糟踏得不象样子,气息奄奄,濒临绝境。从根本上拯救、振兴传统京剧的历史重任,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和我们今天的京剧工作者的身上。
我们今天谈京剧的推陈出新,要以十七年取得的成绩为起点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推陈出新从内容上说,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三者并举”。一是再接再厉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继续做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发扬民主性的精华的工作。近年来福建莆仙戏《春草闯堂》演遍全国,江西芗剧《孙成打酒》名满京城,河南豫剧《审诰命》已被搬上银幕(改名为《七品芝麻官》),这些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佳作。但是这些都是地方戏。京剧界似乎多把注意力放在翻箱底上,新的推陈出新的优秀传统剧目还不多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新编历史戏怎样呢?我国漫长历史中,杰出的历史人物,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多得很,这是剧作家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我们现在谈继承传统,也不要忘了这项已经有了几十年历史的编演京剧现代戏的传统。这是京剧改革工作中带有根本性的课题。任何一种艺术品种如果根本失去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说明这个品种艺术生命力的枯萎,最终只能作为艺术古董而受到保护。只有大力把京剧现代戏搞好,才能赋予这个古老的剧种以新的艺术生命,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得到全面革新。京剧(一切戏曲)在内容上表现社会主义思想,只能通过现代戏。那些反映封建时代民主性精华的传统剧目固然是戏曲百花园中的香花,但是,这些剧目所反映的进步思想毕竟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放弃利用这个最广泛联系着群众的艺术品种来反映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利和责任。
京剧是一个形式上高度发展、技巧性很强的艺术品种,特别是京剧的授受是通过一招一式,一板一腔的心传口授,学得象就是学得好。观众也往往以学得象不象,够不够“份”来衡量演出水平。这种互相影响的结果,更加强了京剧的保守性。今天谈提高京剧的艺术质量这个问题时,很多人总想在翻老箱底上找出路。如果是为了抢救遗产,为了教学的需要,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探讨京剧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新时期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必须把京剧艺术的提高与发展放在推陈出新,放在表现新的生活的基点上。
实际上京剧诸多流派大师和著名表演艺术家都是善于学习前人成果,又勇于革新,走自己的艺术道路的。齐白石老先生告诫门生说:“学我者生,象我者死。”这极好地道出了继承与革新,模仿与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很多京剧大师也都是这样开导他们的学生的。
今天我们在研讨京剧形式的推陈出新时也要看到过去许多艺术家的创造与革新仅仅局限在某个局部。在旧中国,京剧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京剧发展中也出现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崇尚脱离生活的飘逸洒脱,不从人物刻画和剧情需要出发的古朴高雅,单纯追求唱腔的委婉动听,说白只讲字正腔圆,武打只问是否干净、火炽,斤斗只看是否漂亮等等。这样就助长了京剧表演中某些属于单纯技艺性的东西。
京剧的艺术形式上的推陈出新,应该突破过去所达到的水准,在新的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创出一个新风貌来。比如,要讲究主题思想的鲜明性、深刻性与贯串性,要重视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揭示,遵守形式服从内容的原则,讲究演出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要有统一的导演构思,表演要有体验与体现的结合,要有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寓教育于娱乐中,要有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等等。
京剧和其他戏曲剧种推陈出新的道路是十分宽广的。我们既要反对简单粗暴,更要提倡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戏是演给观众看的,因此,我们要研究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而审慎地加以改革,努力创作出健康而又能为观众所欢迎的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往灵魂深处开掘——评反映土家族生活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

第5版()
专栏:文艺新花

往灵魂深处开掘
——评反映土家族生活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
陈望衡
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载《芙蓉》1980年1期),是颇有特色的中篇小说。作品以土家姑娘竹妹爱情上的不幸遭遇为线索,以高寒山区推广双季稻为中心事件,通过人物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情景。它不同于一般的“问题小说”,尽管它揭示的问题是重大的、发人深省的;它也不同于一般的“命运小说”,尽管小说中所写的竹妹的爱情遭遇是凄恻动人的。它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把题材的开掘与人物灵魂的开掘较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刻剖析,展示了那个特定时期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风貌。
小说着力刻画了大队支部书记毕兰大婶的形象。毕兰大婶是人民的贴心人,在她身上,坚强的党性原则、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和深厚诚挚的母爱是融合在一起的,是颇具特色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这一个”。毕兰大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处处为群众着想,事事对人民负责。在枹木寨是否全面推广双季稻这件事上,毕兰大婶面临的斗争是严峻的:作为一个党员,一个老劳模,她应该响应党的上级机关的号召,带头支持“新生事物”,在枹木寨全面推广双季稻;可是,作为一个党员、一个老劳模,她又应该处处考虑群众的利益,向人民负责。既然,经过试验,证明在目前的条件下,高寒山区不适宜种双季稻,就应该从实际出发,暂时不去推广双季稻。在这个上级机关的号召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毕兰大婶服从的是人民的利益。这样做,当然要担风险,可是她想:“大不了不当劳模了,不当县委委员、县革委常委了,这又有哪样要紧?只要社员锅里有米煮,有钱扯得起布,称得起油盐,过年时家家有年猪杀,姑娘家有花衣服穿,伢儿们一个个长得胖壮,枹木寨年年添几栋新木楼,砌几块新的岩坪坝……就是……最大的满足了”。——这就是毕兰大婶的精神世界,水晶般晶莹,大海般宽阔,无私无畏,坦坦荡荡。毕兰大婶不仅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且说话办事都十分实在。她绝不哗众取宠,更不弄虚作假,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当记者问她:“你在抓枹木寨的生产的时候,脑壳里常想些什么?”她本本分分地回答:“还不是为的让社员放开肚子,有饱饭吃,莫再挨饿了。”她宁肯承认自己“思想境界低”,也不用假话去换取美名。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何等可贵!
向塔山是与毕兰大婶相对立的人物,这是一个骗子、野心家的形象。小说精心设计了一段插曲:向塔山讲狗皮膏药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向塔山人生哲学的自我表露。小说从爱情和政治两个方面刻画了向塔山骗人的嘴脸。在爱情问题上,他始则抛弃了同村一个姑娘,继而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竹妹的爱情。在政治问题上,为了向上爬,他玩弄一系列弄虚作假的卑鄙手段。还在十年浩劫初期,为了攫取大队支书的“宝座”,他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的亲阿舅诬陷为“走资派”、“反革命”。他与竹妹结亲,原想利用毕兰大婶的社会地位,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可是一旦发现这个条件利用不上,就必欲除之而后快。这里,活脱脱地勾画了一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野心家形象。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可取之处还在于有力地写出了这个骗子、野心家内心的虚弱。他虽然爬上了公社副书记的“宝座”,却如履薄冰,时刻感到有灭顶之灾到来。作家细致地描写了这个骗子、野心家的变态心理:时而兴奋发狂,时而恐惧惊慌,时而气壮如牛,时而胆小如鼠,小说从这一个侧面显示了真理必将战胜荒谬的历史发展趋势。
青年一代的三牛和竹妹,心灵都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们都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三牛是个多好的青年,只不过因为父亲在大跃进时期被逼自杀,他就被列入“另册”,不能入团,不能参军,甚至连爱情的幸福也给剥夺了。作品细致真切地描写了这个青年内心的痛苦和愤懑,他的思考和期待;也表现了他的善良、正直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性。小说关于三牛的描写着笔不多,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这与作者精选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分不开。比如,竹妹婚后回娘家,路过一座独木小桥,吓得不敢过。这情景被三牛看到了,他就悄悄地把桥加宽了。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充分表现了三牛那颗善良的心。小说中的竹妹,是个善良而幼稚的姑娘,她轻信向塔山的政治谎言,终于丧失了幸福的爱情。但是,这能全怪竹妹吗?这是林彪、“四人帮”那个株连九族的封建法西斯反动行径造成的。作品通过两个青年的爱情悲剧,对林彪、“四人帮”提出了血泪的控诉。
《甜甜的刺莓》也还存在不足之处,比如竹妹这个人物,她与三牛的爱情,从小说前面几节的描写来看,是真挚的,相互是了解的。在被骗与向塔山结婚后,她遭到了向塔山的虐待和折磨,按说应该思念三牛对她的爱情,回味那一段瓜田月下的爱情生活,可是在作品中看不到,这就显得不够真实,而且有损于对竹妹形象的塑造。

淙淙溪流奔大海——读儿童文学丛刊《小溪流》

第5版()
专栏:

淙淙溪流奔大海
——读儿童文学丛刊《小溪流》
朱日复
春光明媚、群花争艳的文苑里,清澈的小溪流汩汩淙淙,在欢乐地歌唱了。
《小溪流》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和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创办的刊物。它的诞生,得到了老一辈作家的深切关注。作家协会和共青团组织合作组办儿童文学刊物,是发展和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有力措施。
翻开这本十余万字的丛刊《小溪流》第一期,不禁被它那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生动的插图所吸引。这里有老作家张天翼、陈伯吹的寓言和童话,有作家胡奇、浩然、谢璞等的小说和散文,包蕾和任溶溶的幻想小说和儿童诗。此外还有“作家书简”、“作家评介”、“新人新作”和“新作讲评”等栏目,富有少年儿童读物特点。这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很好的精神食粮。
张天翼的《寓言十二则》原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次发表时重新作了修订。它写的是猪、狐、蛇、鸡、少爷、屠夫等等的故事,短小精练,寓意深远,堪与《列子》寓言媲美。陈伯吹的童话《一只“鸦鸦乌”的故事》,通过一个终日“家呀家呀”叫喊的白颈鸦闯入植物园的故事,批判了“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别人,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老作家色彩斑斓的笔触把人们带入了优美的童话世界。动物拟人化是儿童文学中的常用手法,老作家手笔高超处在于,既紧密地扣住了各类动物的生理特性,又寓藏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湖南作家谢璞,以优美、清新的抒情散文形式,写了一个别具风格的童年故事《血牡丹》,歌颂了一个在旧社会遭受迫害却具有反抗精神、勇于自我牺牲、善良、正直的角奶奶的形象。她相信神,这是旧社会给她带来的思想束缚,但她更热爱生命。她宁愿用额头碰墙,流出鲜血,求得神的允许,去救死扶伤,迎接新的生命。在作者看来,她额上的血,分明是一朵泪洗过的、极美的“牡丹花”。这一形象取自现实生活,没有予以理想化,却真实可信。它鼓励着幼小的心灵,要敢于同那些一时貌似“庞然大物”的敌人去搏斗,直到它变成“小土疙瘩”为止,形象是深刻感人的。
儿童们的心理是好奇的。作家们在热情歌颂四化建设的同时,也不妨写写奇特的题材,这对于扩大儿童眼界和增长知识、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老作家包蕾的新作《克雷博士和熊的传说汇编》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小溪流》刊登的作品来自我国人民和少年儿童的生活,特别是来自湖南三湘四水之间的人民和少年儿童的生活。这些作品充满了儿童的生活气息,对儿童的性格有生动细腻的刻画,披露了儿童纯洁、幼稚的心灵,除却了某些儿童读物那种简单说教、毫无人情味的平庸风格。
淙淙溪流奔大海。衷心祝愿《小溪流》的歌越唱越动人,祝愿祖国新的少年儿童一代在淙淙溪水的浇灌下健康成长,奔向象大海一般汹涌澎湃的建设四化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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