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6-29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在报上开展批评多难呀！
元月间，我给你报寄了《领导干部下基层不要兴师动众》一文，讲的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局一位副局长，又是面谈，又是打长途电话，提出要来河南调查，使得我们忙着选点，向专区打电话做准备。总社为此事打了两次长途电话，我们打了七次（还不知专区往县打了多少次）。后来，副局长不来了。我根据亲眼所见的领导干部下基层兴师动众的情况，写了此信，希望改善党的领导作风。
三月二十八日，你报四版刊登了署名“任群”的《如此“检查工作”》一篇短文，其中摘录了我信中的一些内容。那想到，我因为这件事遭到了厄运。
此文登出后，处内的同志一看就知道文中有些材料出自我手。我也说明那位“局长”的情况是我提供的。想不到我们组长对此大为不满，随即在处内发了一阵脾气，并带着这张报纸怒冲冲地去见处长。处长也很恼火。这时我们机关正在评级，当我在会上作个人总结时，一位副组长竟带头对我开展批判，说我向《人民日报》寄信“是存心不与人为善，借题攻击×局长，不实事求是，搞挑拨，品质不好”等等，帽子、棍子铺天盖地而来。还要我坦白承认错误。我再三解释，他们还是围攻我。处长主持会议，也未加制止。
我一九五○年参加工作，现在二十一级。在揭批查运动中，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几年来出满勤，工作积极，成绩显著。去年我编写了二十六份简报或介绍经验的材料，被国务院清产核资办公室、供销总社、省财委等部门转发十三份。我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们机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普遍升级，有的一九七七年以来升了两级。这次调资很少人提我的名，我觉得同领导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难呀！我一不写机关、二不写姓名，综合写一下现象，发一些议论，要求改变领导作风，却受到打击报复，多叫人难过呀！他们给总社领导讲情，怕影响那位“局长”升级，却不给我升级，这算什么原则？符合《准则》吗？
河南省供销社财务处 戴树屏
调查附记
本报三月二十八日登的署名“任群”的《读信札记》中，引用了戴树屏同志来信的部分内容。任群的文章是批评一种不良作风，只引用了戴信中提到的主要事实，并未指明有关单位的名称和当事人姓名。这件事竟在河南省供销社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引起了非议。大家的意见实际上不是针对事实，而是不同意那篇文章的提法。戴树屏同志所在的财务处主要负责人认为：《人民日报》的那篇短文，一般地指出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是可以的，但举全国供销总社那位“局长”的例子不恰当。打电话是叫下边准备材料，没有叫准备吃喝，这是正常的。
文章一登出来，财务处迅速向总社那位“局长”写信道歉。四月，趁总社领导同志在河南开会之机，省社领导同志又当面向总社一位副主任道歉，解释登报一事与总社那位“局长”无关。
这时候，河南省供销社正在搞调资工作，财务处个人总结、群众评议已经进行了两个下午，下一个该轮到戴树屏。四月五日上午，执笔向总社领导同志写信的那位组长同戴大吵了一场。组长当众指责戴给《人民日报》写的信“是错误的”，“是不实事求是的”。下午开会评议戴树屏的时候，一个副组长激烈地批评写信一事，并给戴扣帽子。会上提意见的群众，都以此作为突出例子批评戴“不实事求是”，主持会议的财务处主要负责人当时一言不发。会后，又采用个别向领导同志反映的方式提名，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提戴的名。财务处的领导同志和不少群众对戴的一般看法是：这个人工作态度和贡献是没说的，就是“不实事求是”。
一九七七年调资的时候，很多群众提戴树屏的名，省社最后审批未同意，群众还为他抱不平。去年百分之二升级的时候，财务处从上到下一致同意戴升级，处主要负责人还为他向省社力争过。今年三月评选一九七九年度先进工作者时，戴树屏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此后不过半个月，在今年的评资中，多数人却不提他的名，而对他提的意见比处里哪个同志都激烈。
戴树屏向省调资办公室提出了申诉。调资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戴向《人民日报》写信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他写信影响他调资。调资办公室已向省社领导同志打过招呼，希望做好群众的工作，重新考虑戴树屏的升级问题。但是，财务处主要负责人对我们说：现在即使有名额，也不能给戴树屏；给了他，就等于他写信“告”对了，群众的工作不好做。
我们收到戴树屏的申诉信以后，先写信向河南省供销社询问情况。省社的回信没有告诉我们实质问题。我们在河南调查结束时，征求省社领导同志的意见，他们对戴树屏写信的是非问题、评工资问题等，仍不作明确的表态。但告诉我们，他们已作过调查，也找戴本人谈过，正在拟一个书面答复给本报。我们向省社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戴树屏的信事实无误，观点正确，希望他们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省社领导同志表示重视我们的意见。
记者返回报社后，编辑部收到了河南省供销合作社的复信，信中关于“戴树屏同志向人民日报社写稿的问题”一段说：“积极向党报、向上级反映情况，是完全应该的，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每个同志都有这个权利，是无可非议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所提意见都百分之百准确。戴树屏同志敢于提意见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至于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如此“检查工作”》一文，因不是戴树屏同志的原文，因此，我们无法说明戴树屏同志的文章是否与事实相符。仅按报纸上登的那一小段内容来看，我们认为反映是对的，值得我们今后注意接受教训。”
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接到了戴树屏同志的来信，信中说：“省直党委、省直调资办公室和省财委均向我们机关提了意见，请他们再研究我的升级问题，但因我向省社领导写材料反映我处处长对我打击报复的问题，省社的一位副主任把我写的材料转给处长看，处长更加怀恨，虽几个上级单位提了意见，都不考虑。至今也不找我谈话。看来他们是想拖延应付……。”信中还说：“我再次要求你们发表我的申诉信，让群众鉴别，以正视听。这对发扬民主、维护人民向党报写信的合法权利，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是有利的，必要的。”
从上述两封来信看，问题尚未解决。记者认为，省社给编辑部的来信，态度是正确的。如果真正用这种态度处理问题，相信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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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疆寄情
最近，我到北京出差，顺便陪着年近七旬的母亲观看了首都的风光。在游览过程中，老人处处受到人们的尊重，各方面给予了种种照顾，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母子在北京游览的十多天里，先后坐了五十多次公共汽车，但老人没有一次站着。老人一上车，乘客就主动让座。有时车上人多，坐着的人看不到，乘务员就亲切地关照说：“同志，给老太太让个座。”青年们一听就主动站起来，搀扶老人坐下。因此，每次上车我就准备说：“同志，谢谢您！”有一次我带的东西多，老人行动慢，司机一直等到老人下车站稳后，才发动汽车。我看到他的车号是31—48905。在食堂，在商店，在公园，在旅馆，服务员和旅游的人们处处给我母亲以照顾和方便。在首都扶老携幼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公共美德。
五月六日，我陪着老人参观人民大会堂。当我们母子上楼时，一位开电梯的服务员叫住我，让搀着老人乘电梯上楼。
五月十二日上午，我陪着母亲到日坛医院检查一下肾脏。挂号处的同志看到我是外地人，就耐心地解释说：日坛医院是专门研究肿瘤的医院，检查肾脏，你到朝阳医院或首都医院，并告诉我去医院的路线。我们来到朝阳医院后，挂号处有近百人排队。我看到泌尿科的挂号窗口未开，就去问挂号办公处的工作人员。她见我领着一位老人，就主动去窗口代我买了诊疗手册，挂了号；并告诉我下午二时到二楼泌尿科诊断。我看见在她的白大褂左上方印的是87号。
五月十四日下午，我们母子乘车前往北京站，车刚停稳，一些胸前戴着“学雷锋小组”证章的小学生就帮助乘客从车上往下接递东西。孩子们看到我扶着老人，又帮我把东西送到候车室。我母亲坐好后，他（她）们才蹦蹦跳跳地离去。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呀怦怦然，久久，久久不能平静……。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旗委办公室 马?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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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人好事

刘先来维护法纪铁面无私
提起包公，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青天”大人，然而，那毕竟是历史上的事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位“活包公”——山西省屯留县公安局的党委委员、治保股长刘先来同志。
漫说外甥女婿，亲生儿子也不行
一九七七年七月，河神庙公社姚家岭大队发生一起仓库失盗案。经调查分析案情，刘先来同志很快查明了作案人是城关公社郭村大队社员张文忠等三人。查到张文忠头上，有些人手软了，因为张文忠是老刘的外甥女婿，恐怕逮不住狐狸反惹一身臊。事情传开后，姚家岭大队的干部们也打了“退堂鼓”。有的说：“老刘，算了吧，咱不要熬这个眼了，集体少了千把斤粮食，全当救济了社员！”老刘吃透了大家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文忠是我的外甥女婿，不好意思再追查？如果沾亲带故就拉倒，那还要公安干部干什么？”
张文忠也来找老刘苦苦哀求：“舅舅，千错万错是我的错，一碗水泼在地下收不起来了，这次你千万饶过我……”还没等他说完，老刘就顶了上去，严厉地批评了他：“你真是讨吃打官司——没吃的尽说的！不用说你只是叫我舅舅，你就是我亲生儿子也不行！”张文忠无法，走了，可外甥女儿又哭着来了。一进门，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地说：“舅舅，你不看大的看小的，我带着这堆孩子，若把他捕了，叫我怎么活？”老刘沉着脸说：“既知犯法，就不该偷。你不懂王子犯法也要一律问罪吗？”
大家见老刘确实铁面无私，就打消了顾虑，很快查清了此案。经法院审理，依法判处张文忠三年徒刑。
驳了老表兄的情面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西曲大队仓库失盗案报到公安局，老刘同局内其他同志火速赶到现场。经过观察、分析，老刘认定作案人不在外村在本村。通过发动群众，宣讲政策，顺蔓摸瓜，苦战一昼夜，就查明了此案：原来是第二生产队队长赵五清弟兄三人，带着三个社员，挖透墙壁，钻进仓库，盗窃了大队的玉茭、白面、豆子、小麦共计二千五百余斤。当夜人赃俱获，全案大白。
就在老刘写查案结果的时候，他的表兄匆匆忙忙赶来劝他：“老弟，你查的这个案，牵连的人可不少啊！古话说：为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秤还有个头高头低，何必那样认真？对待这些人能宽点就不要严。”老刘不硬不软、不冷不热地说：“是不是他们托你的老面子来讲情？这么大的案件，讲讲人情就拉倒，还要不要执行法纪？又如何去搞四化建设？”老刘没有手软，经过深入查访，突破一点，带出一串，又破获了这个大队历年的偷盗案二十余起。
妹夫犯罪，老刘给母亲讲“包公赔情”
文化大革命中，老刘的妹夫跟着一伙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打派仗，在路村公社活活把一人打死，扔入井内，并扬言说是自杀。此案前几年经过两次调查，当时都是在派性的掩护下，按自杀定案的。党的三中全会后，死者家属再次提出申诉，县公安局又第三次派出专案人员重新侦察，决定先从解决老刘的妹夫的问题开始。
当时，老刘虽然没有承担破这个案的任务，但主动要求去做妹夫的思想工作。他和妹夫谈话，来了个“先发制人”，直出直入地说：“你这个小聪明还能迷惑了我？实话对你说吧，瘸驴过不了窟窿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害死人命还要学猪八戒——倒打一耙！”他妹夫觉得老刘是自己的妻兄，与自己的爱人是一母同胞，就结结巴巴地对老刘说：“哥哥，我该死，自从害了这条人命，半夜睡觉还惊哩！”于是一五一十地给老刘讲了实话，请求宽大处理。老刘的妹妹听说此事，急急忙忙赶来求情，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哥哥，咱俩是一母同胞，捕我丈夫如同捕我，你给他讲讲情，不法办行不行？”老母亲也劝说：“先来，你兄妹俩亲如手足，一个奶头吊大的，你怎能下得这个狠心？看在老娘面上，你给他周全周全吧！”刘先来说：“娘，你看过《包公赔情》的电影吗？”母亲说：“看过。”老刘解释说：“看过就好。包公与他侄子，都是他嫂嫂一个奶头吊大的，他的侄子贪赃枉法，残害黎民，包公就把他铡了。我妹夫害了人，不判刑能不能平得了民愤？”一席话说服了母亲。老刘如实地给政法部门反映了妹夫的罪行，终于全案大白，使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山西屯留县委通讯组 张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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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满友情的旅行
今年春节大年初三，我带领港澳同胞一行三十多人，参加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旅游部组织的旅行团，来北京参观游览。不料当日天气不好，乘坐的班机被迫在南京降落。这意外的情况，打破了我们的旅行计划，团里的同胞觉得很扫兴，我这个带队的更急得手忙脚乱。特别是在南京，人地生疏，投靠谁去解决这一行人的食宿行止呢？
我很快给全国青联旅游部的同志挂了电话。他们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与铁道部接洽，打算让我们改乘火车来京。铁道部和南京车站的同志热情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可是，南京机场的负责同志为了让我们尽早到达北京，恳切建议我们等候飞机起飞。他们很快联系好旅馆，当晚用专车把我们送到双门楼宾馆住宿；宾馆餐厅还给我们做了夜宵。大家受到这般热情接待，扫兴的感觉顿时消散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机场候机。汽车司机同志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是首次到南京，特意绕道长江大桥，让我们观看盛景，并拍照留念。
到了机场，还是不能起飞。这时，江苏省中国旅行社的朱科长来看望我们，并利用这点宝贵时间陪我们游览南京市容和大家久已神往的胜地——中山陵。在中山陵，南京青联负责人也开着车子找到了我们，他们接到了全国青联的通知后，放弃了节日休假，忙赶来帮我们解决了中途停留的各种困难。
飞机起飞了。没有想到在南京的短暂逗留，会这样顺利，温暖，热情洋溢。意外的情况变成了意外的机会，使我们多游了一座名城，多游了多处名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使我们难忘的是，全国青联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各处亲人的手足情谊。
我从这件事看到了希望，得到了力量，相信祖国四化的大业经过这一代人的心血浇铸，定能如期实现。
香港长城旅行社 陈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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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么能用这种手段招徕旅客？
五月二十八日，我投宿到文安县史各庄公社招待所。招待所院落宽敞清洁，房子整齐，被褥干净，厨师和蔼可亲，饭菜也清香可口。但有一件，使我心里不安：晚上交住宿费时，我拿出一元五角钱，服务员又找给我三角，可开给我的收据，却明明写着一宿一元五角。我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服务员说：“多开的三角钱是作为你的伙食补贴。”这时，几位汽车司机也来交宿费，其中汽车保管费每辆每宿只收一元，但单据上却开四元，再加上多开少收的宿费，一辆汽车一位司机，一宿便多开三元三角的收据，这些钱就落入司机之手了。
回到房间，我和同志们谈起这个招待所这样开收据的用意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就是用这种手段买通你，让你多来这里住宿。你也多落点，他们也多收入点。”
作为一个人民公社办的招待所，为了多招徕几个旅客，增加一点收入，怎么能够采用这种手段呢？
河北文安县 王信云

第3版()
专栏：毖后录

为什么移山填沟盖剧院？
我们公社一九七八年底决定建造一个八百平方米的剧院，预计花工五十万个，耗资八万元。一年多来，轰动全社的移山填沟便已花去二十五万个工。将建造不到三、五年的卫生院（七间）和信用社（五间）也拆掉移地重建了，仅这一项就浪费一万六千元。
公社把这件事当作一场硬仗来打，正副书记亲自挂帅，派人专门负责，非要在今年七月建成不可。
为了筹集木材，将芦村等大队的四、五百年的村口树统统砍倒，还向各队摊派。拖拉机已将木料源源不断运到工地。
我们公社只有近万人口，地处山区。大队分散，一般电影都可在大队看到。公社要开会，有大会堂，剧场并不急需。况且现在积累又很少，社队企业寥寥无几，为什么不将这部分投工、资金用来扩大公社企业或支援穷队致富呢？
浙江上虞县岭南公社阮庄大队 许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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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教师教歌难
读了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上登的孙绍林同志的《请老师教孩子们唱支歌吧》的建议与要求，感触很深。我是教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师，虽说水平不高，但始终有一个想把音乐课教好的愿望。可现实却无法使我的想法付诸实现。
现在，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员工都过于片面追求高分数和升学率，因而单纯地、拚命地抓智育，几乎忽视了其它一切活动。正如孙绍林同志指出的，很多教师存在着“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就行，管什么体育不体育、音乐不音乐”的思想。学校的后勤人员也是这样。在这种气氛下，要上好音乐课，我感到有几大难处：
一、有名无实。我名义上是音乐教师，但不能专职专用。我校有十五个教学班，二十五名教师，一遇教师缺勤，往往要我去顶班代课，因为“主课”是耽误不得的。所以，我实际成了“满天飞”的“万能老师”。
二、没有教材。多年来，没有音乐教科书，粉碎“四人帮”后，在基层新华书店也一直买不到音乐教材，尤其是乐理知识书，一本也找不到。
三、无处备课。偶尔得到一支歌曲或是一本歌集，便如获至宝，欲抓紧练唱，可是学校没有音乐教室，在哪里练呢？办公室里不断有人备课和批改作业，课间，老师们也往往谈论着教学问题。一句话：到处都在“钻”智育，即使领导不加制止，我又怎忍心去做干扰别人工作的事情？要备音乐课，也只能在心里备。至于摆弄乐器，那就更无地容身了。
四、学生欲唱难开口。由于学校把音乐课看得可有可无，随便停止，因而很多学生对音乐课自然是不屑一顾了。你上课开始教唱了，他好象没听见一样，心思仍钻在作业堆里。
五、风气不正。一般的学生都不会唱普通歌曲。课间一旦有人唱歌，就象是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一样，往往遭到讥笑和嘲讽，所以平时校园里几乎听不到歌声。
河北滦南县生理庄学校 刘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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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财会人员的难处
我们财会人员总想把中央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文件学习好，贯彻执行好。但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常常贯彻不下去。我想不通，也很苦恼。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新安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我矿有四名代表参加。当天石寺选区转达县委的意见，要我矿安排一场电影，祝贺大会的召开。我想，中央明文规定，召开各种会议不得用公款请看电影、看戏。于是，我向主管财务工作的党委常委、副矿长提出，不同意放电影。副矿长不仅不支持我的意见，反而说：“为了搞好工农关系，还是去吧！难道今后就不去县、公社、部队慰问演出了吗？”
第二天，我和放映员找到了我矿人民代表、副书记，向他反映了此事。他说：“昨天晚上县委负责同志说，我矿要求为会议放一场电影，问我们哪一天去，放映什么片子；别的单位也要去放映，怕重复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县委向各单位摊派电影，又不明说，会议费中也看不出招待看电影、看戏。当时，我向副书记表示，不同意去放映电影。副书记说：“你说得很对，不过慢慢来嘛。有什么问题我负责，不行，我掏钱。”说到这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不死心，又跑到县财政局反映情况。财政局的同志也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也有意见。这次人代会会议费，也要超支。前几天，县委领导叫我们去研究会议伙食费，决定每人每天拿五角，吃一元一角，每人增补六角。现在的事就是这样……。”
我听了他的一番话，感到十分吃惊，原来财政局也照样顶不住！
河南郑州铝厂洛阳铝矿财务科 一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