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6-24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
邓力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为了给林彪、江青一伙从政治上陷害刘少奇同志制造舆论，他们的吹鼓手写了一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一九八○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全部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恢复了少奇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接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再次重新出版，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热诚欢迎。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年，一共经过了十三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很短暂的，就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不是很长的岁月。如果少奇同志不是因为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人身迫害而不幸去世，他是能够亲眼看到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无限信任和深切期望得到实现，能够亲眼看到党的历史上这个最大冤案得到平反昭雪的。
十四年前，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我们党的错误，逐渐窃取党和国家的一部分重要权力，使中国的天空黑云滚滚。少奇同志和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一起遭到残酷迫害。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活动刚一开始，就受到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千千万万的人们固然相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是长不了的。但是，当时那种苦难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即使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也未能做出准确的估计。
历史前进的步伐这样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料。时间不到五年，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它的作者打入地狱，标榜自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林彪垮台了，倒真正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和卖国贼。人们开始感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但是，反革命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承林彪衣钵的“四人帮”越来越猖狂，拚命阻挡中国历史的前进。他们的挣扎越是变本加厉，越是表明他们的本质的虚弱，表明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远了。历史经过一段曲折，发展得更快了。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阴谋集团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大决战，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他们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党和人民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党是坚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巩固的，任何敌人，采用任何手段，都绝对无法摧毁我们。战胜敌人，医治创伤，重新大踏步前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它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必然性。少奇同志的彻底平反，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历史辩证法的认识，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和光明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林彪、江青一伙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作为不惜动员其全部舆论力量围剿的主要目标。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一道受难，遭到恶毒的攻击、谩骂和诬陷。经过十年的浩劫，人们从切身的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这部著作的真理性，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严酷斗争中，继续得到证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本身，也从反面，为说明这本著作对于我们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提供了新的论据。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它随着历史的前进更加昂扬，更加激励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第五节，概括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告诉我们：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人类都成为有高度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共产主义事业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
共产主义事业又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由于数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统治，在人类社会中造成了长期存在着的各种丑恶现象，给被剥削阶级的群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种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仍然存在。因此，要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不但要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和群众中的落后意识、落后现象进行斗争。这是我们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过程中的困难所在。
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去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正在产生着、发展着的新事物。在世界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中，蕴藏着极伟大的革命力量。共产主义事业必然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共产党能够把这种力量发动、团结和组织起来。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扼要的，也是正确的，既讲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又讲了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和所依靠的力量。这些论述，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是一致的。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避而不谈少奇同志关于实现共产主义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要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论述，仅仅引用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一段话，紧接着把这种表述攻击为“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这显然不是论战中的疏忽，不是理论上的无知，而完全是居心险恶的政治陷害。
这篇文章还说，少奇同志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表述，同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一路货色。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这样一个涉及到共产党人信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不能不予以澄清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的时候，曾经明确指出：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它看到并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病，但是不能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说明，只能主张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空想社会主义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看作是理性的任务，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只是从头脑中臆想出来，其使命就是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科学社会主义不再靠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认为解决冲突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空想社会主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个别天才人物，认为这种人物一旦出现，人类社会就会免除迷误、痛苦和灾难。他们根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及其发展过程，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它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发现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
只要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和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有所了解，只要对事情的观察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就可以明白地看到，少奇同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在基本原理上，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林彪、江青和他们的吹鼓手在所谓“要害”问题的文章发表以后，继续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包括其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进行全国规模的、连篇累牍的讨伐。他们政治上的目的，除了象他们所说的，把少奇同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外，就是要糟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动摇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把这样一个最根本的理论是非搞乱了，他们就可以更加放肆地推行自己那套假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主义。由于我们的国家生产力不发达，有着封建社会的长期历史，小生产者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全党的理论准备不够，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确实在一个时期内，香的被搞臭了，臭的反而香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以至使我们相当多的同志，特别是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思想糊涂了，使得肃清他们的流毒，至今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和他们的吹鼓手在围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候，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主题是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其中包括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观察、处理和解决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斗争形式方面的问题，要求共产党员在客观条件和斗争任务发生各种变化的时候，都能够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行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的时候，也确实没有引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从当时我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斗争任务、斗争策略来说，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分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的时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论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当时，我们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抗日战争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目的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抗日战争阶段，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党的任务，是联合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爱国的人民、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根本不是提出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争取我国伟大民主革命胜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这部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一年发表的著作，明确指出，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应当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严厉地驳斥了这个问题上的“左”倾空谈和恶意宣传。
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当然要在运动的现在想到运动的将来，当然要在民主革命中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但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只有先做好第一篇文章，才可能去做和做好第二篇文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论联合政府》）。如果象林彪、江青他们要求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要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的具体任务，不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不可能在全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才真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林彪、江青一伙的吹鼓手们在他们的文章中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几个版本，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
事隔多年，重新发表旧作，根据实践的检验，对旧作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总要尊重历史，不能也不应该把著作写作时期没有发生而只是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硬塞进去。怎么能违反这样一个常识，不顾历史的真实，让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九年的著作中去谈当时尚未来到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呢？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选集》各卷先后出版，其中前三卷都是解放战争以前的著作。在收入选集的时候，很多文章都根据实践的检验，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补充。科学所以叫做科学，就是因为它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就根本不会有科学。毛泽东同志对自己旧作的处理，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严格的科学态度。如果不是头脑发昏，有谁会要求毛泽东同志把有关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补充到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中去呢？
至于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则完全是捏造。少奇同志是通过十几年来对党内生活、党员状况的观察，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的。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新党员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当时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在谈到入党动机问题的时候明确指出，进步的人们因为共产党坚决抗日，能够拯救中华民族，而要求入党，这并没有错。在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抗日战争中，成为一个积极的战士，是很好的。他同时又指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不应当停止在这样一个水平。他要求这些同志入党以后努力学习，使自己锻炼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应该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应该把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少奇同志正是这样把党的建设问题、党员的修养问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
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少奇同志特意增加了比较长的篇幅，专门论述上面这些问题。他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孤立起来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又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的迁就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他指出，这种“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确定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都是不能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的突出表现。
他说，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得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等等问题，都必须运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运用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求得正确的解决。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同盟者同自己一道前进；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者的利益，代表本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在本国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分清界限，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分清界限，也要同其他劳动群众有所区别；要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影响；要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他提醒我们，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又要严肃地、坚决地执行党适应当时情况所制订的各项具体政策。既不能因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拒绝执行这些具体政策，其中包括保护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使其有一个适当发展的政策，也不能因为执行这些具体政策，接受由于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适当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丧失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和少奇同志把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的论述，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战略策略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是把无产阶级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的范例。不正是因为这样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蓬勃勃的发展吗？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吗？如果象林彪、江青及其吹鼓手要求的那样，离开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条件，无视当时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无视当时阶级力量组合的具体情况，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割裂开来，孤立地、抽象地谈阶级斗争，那就势必导致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毁灭，势必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毁灭。那才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背叛。二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要求共产党员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都积极参加当时的实际斗争，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少奇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共产党员必须联系革命实践去学习它、运用它、掌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和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才能够具备确定行动方针的能力，对革命运动的前途充满信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科学的、无可怀疑的说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也已经提供了事实上的说明。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依靠，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
少奇同志还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强大的敌人要反对我们。剥削阶级的影响会增加我们在斗争中的负担。由于对客观情况的把握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自己在确定政策、进行斗争的时候，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这样，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就难免遇到挫折和失败。面对这种挫折和失败，是对共产主义事业丧失信心，发生动摇，还是继续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这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
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曾经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停顿脚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四次由于骄傲，犯了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要全党引为鉴戒。全国解放以后，又因为骄傲，我们犯过两次大的错误，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每次遭到挫折、失败的时候，在党内，总是有些人对共产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他们或者悲观失望，或者离开革命队伍，有的甚至背叛共产主义事业。而我们党和它的许多优秀党员，却一直保持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发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论联合政府》）革命战争年代，在遭受敌人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党和它的优秀党员没有被敌人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踏着先烈的脚步，高举革命的旗帜，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所征服。他们打掉牙齿连血吞，硬着头皮顶住，切实地总结经验教训，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咬紧牙关，埋头苦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样的党、这样的优秀党员，正是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实现，正义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在敌人认为我们就要灭亡的时候，我们却转败为胜了；在常人看来我们陷入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却熬过来了，并且打开了新的局面，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说得很好：“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着提高全党同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克服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改善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应党内很多同志的要求，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过修订、补充重新出版。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度过难关，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