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6-15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版()
专栏：社论

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山西省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的五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这真是一项“改天换地”的大工程！近两年，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十分之一，征用的劳力包括昔阳县各社队的民工、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教师，还有阳泉矿务局的煤矿工人，解放军工程兵的指战员，真可谓不惜工本、不惜民力。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一千多元。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然很可贵，很需要发扬，不仅现在需要发扬，将来也需要发扬；问题是“大干”干什么？近十几年来，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这些工程里边，当然有很多是搞得对，搞得好的。所谓搞得对，搞得好，就是说这些工程是切合实际，投资少、收益大的。但是，其中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老老实实地办事，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搞农业，也靠实事求是。大干，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地干。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水利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农业生产应该鼓励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搞农业基本建设，也应该从各个地区的特点出发，扬长避短，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技术条件等具体情况，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种“一刀切”的错误方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上，突出的就是到处硬搞整齐划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绵田”，硬搞“连成片，一条线”的园林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小的黄土大搬家上，甚至不但没有收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了子孙后代。
我们国家还很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可能拿出很多钱向农业投资。无效投资我们花不起，有效投资我们也要精打细算。象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它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就算它有一点合理成分，但是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水浇地，也是我们花不起的。即便减去一半，用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愈搞愈穷。我们国家人力资源丰富，是不是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民力呢？也是不行的。中国农民历来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愿意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家乡的建设，为了祖国的富强流血流汗。但是，中国农民也是讲实际的，懂得算账的。劳而无效，疲于奔命的事情，让他们干一回两回还可以，让他们长久地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战线拨乱反正，革除积弊，是有很大成绩的。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传达了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和规定，社队的自主权开始受到尊重，各种生产责任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开始得到贯彻，社员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保护，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党对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领导实事求是了，整个农业经济活了。这是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之所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能搞林彪、“四人帮”那套极左的东西，再也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套所有的社队，再也不能搞“西水东调”这种劳民伤财的农田水利工程了。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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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
这是一个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某些人主观意志，硬抢别县的水源为己有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决定缓建后，广大群众、工程技术人员说：“早就该这么办！”
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今年被山西省决定缓建了。广大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普遍反映：“这才是实事求是”，“对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早就该这么办！”
兴修水利本来是为民造福的事，人民为什么有这样反映呢？我们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如下。
（一）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的所谓“西水”，就是从昔阳县境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五个公社，发展七万四千二百亩水地，改善一万五千八百亩灌溉面积，共计九万亩耕地。这个工程有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庞大，施工艰难。按照设想，这项工程，要在源头修建一座容量近六千万立方米的龙门口（枢纽）水库，八十多里长的干渠，中间再修建一座关山（旁引）水库。从枢纽库到干渠隔着一座大山叫沾岭山，要开凿一个三十多里的引水隧洞，全程用石料水泥浆砌。干渠全部要盘山开挖，穿山越沟，还有大量隧洞、渡槽、倒虹工程。从一九七五年动工兴建，投入施工的人力，先后有本县各社队的民工、阳泉矿务局煤矿工人、工程兵一个支队指战员、省水利建设工程局的工人，以及全县机关厂矿企事业的干部、工人和教师，共计一万多人，每日平均约上五千人。到去年年底，四、五年时间内，投工数已近五百万个，而完成工程量却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三。
二是浪费巨大，劳民伤财。在山西省，建设一亩水浇地的平均成本，过去是九十三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工程效率锐减，投资剧增，每亩也只有二百多元。就是一些高投资的工程，一般每亩也不过五、六百元。根据省水利局（现水利厅）批复的这项工程分项初步设计，共需投资九千多万元，按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全部平均计算，每亩成本高达一千多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配套工程。主体工程投工成本大部还没计算在内。不仅如此，缓建前完成的工程量，虽然刚占到三分之一多，实际使用的投资却已达到一半以上。山西全省每年水利基建投资，一般只有一亿三、四千万元，最高也不过一亿七千万元，光昔阳这项工程，后两年就分别占去一千八百五十万元和一千九百四十万元，占全省水利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以上。这就不能不影响了全省其他地方的水利建设。
三是资源利用极不合理。原来潇河下游的榆次、清徐、太原市南郊、太谷等县、市，早就自流灌溉着三十三万亩耕地，都有完整现成的干、支、斗、农、毛渠系配套设施，防旱用水尚感不足。昔阳基本上属于海河水系，境内有松溪河等水流穿插纵横数百里，本流域的水并未充分利用，却不统筹照顾上下游对水源利用的历史和现实，又从西面截调潇河水。昔阳有郭庄、杨家坡、水峪、南郝峪和秦山五个中、小型县办水库，多年来由于工程不配套，有的设计施工有问题，修成就是病库，至今收益微小。对现有工程弃置不顾，又搞西水东调，这样，就昔阳来说也许算是兴了水利，但从下游来说，将会失去相应部分水利，昔阳可能增产，而这些地方就会减产，等于耗费巨款，把别县的水地搬到昔阳。实际上是抢占别人水源，只顾昔阳利益。
更有甚者，西水东调工程兴建中，昔阳县的领导忽然又提出“新套套”，要在和顺县的马坊再修一个水库，从马坊到龙门口再打一道隧洞，加大龙门口水库，增引潇河支流木瓜河的水，增加灌溉面积。这个扩大的工程方案已经山西省委领导同意。幸亏原省水利局按照批复权限规定，呈报水电部后，被否定了。水电部于去年二月批复：“昔阳县和晋中地区一样，都是干旱缺水区，因此在规划上应考虑上下游的需水情况，统一进行经济合理的安排。”同时指出：“龙门口水库由中型扩大为大型……。粗略估计，扩大灌溉面积十万亩，需增加投资近一亿元，每亩投资近千元，造价很高，而且工程艰巨，不利于尽快收益。”这样才挡住了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不然，潇河水量将被调走五分之二以上，下游就要有更多的老水田变成旱地了。
（二）
这项西水东调工程，从设想到兴建，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某些人的主观意志，劳民伤财，为所欲为。
第一，没有设计就施工。“没有设计，不能施工”，这是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经验。
但是这项规模庞大，投资近亿，施工期需好几年之久的工程，几个主体部分全是在没有完成初步设计，没有分项具体批复的情况下，就动工兴建起来。就连整个工程的总体规划，也是由昔阳县委领导随心所欲，朝令夕改，颠来倒去。已经动工三年，又上报省计委和水利局，要扩大总体规划（后来被否定了）。由于无视起码的技术要求，有些项目在设计过程中，也是随县委领导的主观臆想，变动无常。例如龙门口水库，坝址有上下两个可供选择。工程技术人员建议修下坝，这样坝长可缩短一百米，溢洪条件也好。但县委领导开始坚持要上坝，开钻后又要下坝，把钻机搬下去却又改要上坝，最后又改为下坝。前后一年多时间，笨重的钻机就这样搬上挪下，折腾没完，人力浪费不说，浪费资金也达数百万元。
第二，不听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据了解，原先对昔阳要搞这项工程，上级有关单位从总工程师到一般技术人员，就有不同意见。只是慑于昔阳的“牌子”和有关领导人的权势，怕被指责为对大寨、昔阳的态度问题，不敢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在施工过程中，他们从技术角度提出意见，也不被采纳，主观霸道的“长官意志”通行无阻，合乎实际的内行意见寸步难行。如干渠通过李家庄附近的一段沟凹地带，由于地势过低，不能修常规渠道，本来全程修成倒虹便可过水，既能节省大笔开支，施工也简单易行。可昔阳县委领导硬要把上半段到跨越公路的七百多米长、高差四十米的部分修成渡槽，说这里是进入昔阳的“北大门”，这样看上去“壮观”。工程技术人员觉得花钱太多，并一再说明这里一六六七年曾发生过地震，现在的渠线正穿过地质断层，如遇地震，渡槽很容易扭裂。但是，合理的意见不被理睬，还是修成渡槽，耗资三百五十九万元，比修倒虹加大造价一倍多。再如在选定关山水库坝型时，昔阳县委领导原来为了好看，坚持要用浆砌石坝。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石坝窄、重力大，要求探查一下地质条件再定。县委领导便大发脾气，说：“你们看，能干就干，不能干我们干！”并马上调来了挖土机开始挖坝基。工程技术人员觉得这太不保险，只好向省里报告，从水电部请来一位总工程师和地质工程师，看过后也不同意这样干。县委领导又拍着桌子说：“一个小小的水库还得惊天动地，有那么一两个人，就是搞阴谋，出难题。”部里的专家无奈，只好严肃地指出：“我作为技术人员，有责任把实际情况向党委反映，作好参谋。一次不听，再反映一次，再不听再反映。”
第三，工程建设不仅不讲经济效果，只求美观，而且不惜大量浪费国家资财，搞形式主义。仍以关山水库为例，这个旁引工程完全是多余的，并没有太大必要。本来安坪公社早就在关山一侧修好了一座名叫杏庄水库。昔阳县委领导为了“壮观”，“好看”，又要在这里搞个风景区，要把原库改建成一座更大的水库。新库设想要求把两个山沟中间的关山淹没一半，形成湖中岛。坝高不按技术指标来定，而要以他们看着水面淹到关山的那个部位最美、最好看来定。还计划库成后，要在山上修亭立碑，以资千古留念。再如，在沾岭山隧洞出口处的崇家岭，县委领导还设想搞成一个游览胜地。准备也修一座水库，库边的山上种竹种树，搞一个天然动物园，说是北京动物园里有的要有，没有的也要有。工程技术人员认为这里根本没有必要搞水库，更不能借搞水利修风景区，只好说：“我们只会搞水利，不会搞风景区。”县委领导马上说：“这好办，可以到杭州、苏州等地参观学习。”
（三）
西水东调工程，是在“想新的，干大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干起来的，是昔阳个别领导人凭借自己的权势主观决定的，而且是得到批准和支持的。在调查中，有关业务部门一位同志说：“这个工程所以能上马，是从昔阳当时的特殊地位提出来的。单从‘水利’二字讲，肯定是不应该搞的。”当时有关领导不仅很轻易地就批准了这项工程，而且从人力、物力和投资上都提供了优先保证，什么经济效益、技术问题都不考虑。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西省委召开办公会议，专题讨论这项工程时，省委和省计委领导同志还认为，这项工程是实现山区水利化的样板，能够影响全省全国出现更多的打洞跨流域引水灌溉工程。它工程量大，投资大，在其他县搞不成，在昔阳就能搞成，并且表示，就是再大点也搞，纳入国家计划搞，列不入国家计划也要搞。晋中地委的领导同志当场也表明，地区早已讨论同意搞这项工程。这次会议批准定案后，领导又进一步明确由省水利设计院、煤炭设计院等单位，分担各个项目的勘测设计。当场还指派省电业局负责解决通电问题，省电信局负责解决通讯问题，阳泉矿务局承担帮助开凿隧洞任务。昔阳县委的同志也说过：“我们昔阳人不怕困难，只要全国有的东西，我们都能要到！”
我们在调查有关这项工程时，适逢影片《泪痕》在当地上映。有人议论道，电影反映的好象是这里的事情。电影故事的来源，我们无需考究，而西水东调工程从兴建到缓建的前前后后，同影片确也有偶合之处。值得深思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明明是劳民伤财而硬要干下去的事？这仅仅是一般的无视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果吗？这个工程从提出到批准的过程，使人感到这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却可以从中嗅到一种带有浓重封建气味的东西！
本报通讯员 陈思 本报记者 张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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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部分常委、委员分别到京津川苏皖湘粤参观调查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四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最近组织一些常委、委员分别到北京、天津、四川、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等地，进行参观调查。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季方、王首道、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以及在京部分常委和委员，从十一日开始在北京市进行参观访问。连日来，他们参观访问了北京工业大学、平谷县岳各庄大队和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北郊农贸市场等。政协赴天津参观团从六月九日以来，参观了大港油田、天津石油化纤厂、天津监狱、南开大学等单位。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胡子昂和政协赴四川参观调查组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省经委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了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还同成都量具刃具厂、四川省第一棉纺织厂等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了座谈。在南京，政协赴江苏调查组与一些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授、教育工作者以及江苏省民盟、民进、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调查组对各类学校的学制、教材、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师资培养、教学与科研、专业分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调查组还访问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与教师们就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问题，交换了意见。政协赴安徽调查组在听取了安徽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安徽农业生产形势和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介绍以后，对当涂县、凤阳县、肥西县所实行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专题调查。湖南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向政协调查组汇报情况时说：湖南省已有百分之八十应该落实政策的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希望调查组检查批评。调查组在常德召开了起义投诚人员座谈会，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赴广东的政协调查组是由政协法制组负责人、法学家、法律工作者组成的。他们在广州、佛山、肇庆、深圳等市和四会、三水、高要等县进行调查时，深入到青年管教所、工读学校、劳改和劳教农场等单位，同在押的违法犯罪青少年谈了话。他们在同公安、检察、司法、教育、共青团、街道、工厂等方面负责人座谈时，还提出了改进挽救和改造违法青少年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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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亚当斯
邓小平说，中国确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既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巴巴多斯总理亚当斯。
邓小平对亚当斯说，中国同巴巴多斯虽然在地理上相距很远，但是我们两国还是相互了解的。亚当斯总理在谈话中对他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所进行的会谈和参观感到满意。
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当前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中国确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自己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既是为了中国人民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巴巴多斯外交部长兼总检察长亨利·福德，农业、食品和消费者事务部长劳埃德·布拉思韦特，亚当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其他成员，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农业部副部长郝中士，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汪滔。
会见后，邓小平副总理设午宴款待亚当斯总理和夫人等贵宾。（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巴巴多斯总理亚当斯。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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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切哀悼大平首相逝世
华国锋邓小平谷牧姬鹏飞等到日本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四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邓小平、谷牧、姬鹏飞今天上午前往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国首相大平正芳逝世。
大使馆吊唁厅墙壁上张起黑色的帷幕。大厅里安放着大平正芳首相的遗像，遗像上披着黑纱。遗像两旁陈放着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邓小平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廖承志献的花圈。
大厅里还放着外交部、外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献的花圈。
上午十时许，华国锋、邓小平、谷牧、姬鹏飞来到使馆大厅，在大平首相的遗像前肃立默哀。
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跟陪同吊唁的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握手，表示慰问。
华国锋和邓小平分别在大使馆的留言簿上题了词。
华国锋的题词是：“深切悼念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大平正芳先生，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
邓小平的题词是：“大平先生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永远铭记着他。”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今天上午也前往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四日电 首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和学生一千多人，从早上开始，陆续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国首相大平正芳逝世。
上午，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同各界群众一起前往大使馆吊唁，并且向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表示慰问。在吊唁的人群中，还有政府各部门、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人民团体、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今天也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附图片）
华国锋、邓小平、谷牧、姬鹏飞前往日本驻华大使馆吊唁大平首相逝世。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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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当斯总理离京到上海访问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四日电 巴巴多斯总理亚当斯和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由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夫人张颖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
在首都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军乐团奏巴巴多斯国歌和中国国歌。亚当斯总理由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财政部副部长张瑞清，农业部副部长郝中士，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等。
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汪滔和夫人王雪枫也陪同巴巴多斯贵宾前往上海。今天上午，亚当斯总理等贵宾由章文晋副外长陪同游览了颐和园。
又讯 亚当斯总理率领的巴巴多斯政府代表团十四日下午抵达上海时，受到韩哲一副市长等的欢迎。晚上，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了欢迎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