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6-11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为社会主义文艺增添异彩
——建国三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漫笔
吴重阳 白崇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新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其发展之迅速，成就之巨大，为各少数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这里，我们仅就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十年的主要成就作一点回顾。
三十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锻炼和造就了一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民间文学研究会及其各地分会的少数民族会员，总数在千人以上。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已有了本民族的作家和作者，有的民族如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已初步形成一支由作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组成的文学队伍。
我们认为，作家队伍的形成，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最可喜的收获。它改变了过去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作家和书面文学的历史。它使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民间文学得以搜集、整理和流传，并保证源源不断地创作出为各族人民欢迎的新作品。实践已经证明，这支党所培养的少数民族创作队伍，是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和斗争考验的，它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李准、阿·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祖农·哈迪尔、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库尔班·阿里、郝斯力汗、金哲、李乔、杨苏、晓雪、陆地、韦其麟、康朗甩、康朗英、胡可、关沫南、胡奇、饶阶巴桑、白辛、张长、苗延秀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名字，已为国内外读者所熟知。他们的作品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的欢迎和好评。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使这支队伍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不少老作家被毒打致残，迫害致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濒临毁灭的境地。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热爱和信心，一刻也没有动摇。诗人铁依甫江对诬陷他为“叛国分子”的回答是：“宁愿在祖国做一个鞋匠，也不到国外当一个国王。”诗人尼米希依提呼出了所有少数民族作家的心声：“就是死，我也要在你的怀抱里安眠，作你最纯洁的儿子是我终生的心愿！”这样一支队伍是不可能被摧毁的。所以，当着粉碎了“四人帮”，打碎了身上的枷锁，他们便又很快拿起笔来，用更高的热情为祖国、为四化而高歌了！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来，一大批勤奋努力、勇于探索的新生力量涌现出来，预示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正迈入一个人才辈出的新阶段。
大量优秀作品的出现，是三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巨大的重要标志。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长诗《百鸟衣》、《傣家人之歌》、《流沙河之歌》、《生命的礼花》等；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茫茫的草原》、《美丽的南方》、《五彩路》等；短篇小说集《李双双小传》、《起点》、《没有织完的统裙》、《遥远的戈壁》等；戏剧和电影剧本《金鹰》、《鄂尔多斯风暴》、《战斗里成长》、《冰山上的来客》、《回民支队》、《景颇姑娘》等，不仅为我国各族人民所欢迎，而且赢得了国外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其中一些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如何估价建国三十年来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的意义？我们认为，它不仅改变了过去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而且以其题材的广泛性、思想的深刻性、形式的多样性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丰富了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宝库。
这些作品，从各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出发，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飞跃发展，塑造了少数民族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和革命英雄形象。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通过蒙古族人民对革命道路的探求的描写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人民才能走上解放的道路。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反映了凉山地区彝族人民从解放、民主改革到平息叛乱的历史过程以及党的民族政策所发生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是一部反映我国一个重要民族——彝族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命运的长幅画卷。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反映了广西壮族人民进行土改的斗争。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的《春到草原》，反映的则是牧区牧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曲折……。我们看到，生活于本民族土壤上的少数民族作家，由于熟悉本民族的历史与生活，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掌握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们表情达意的语言方式，因此，他们的作品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是非本民族的作家所难于达到的。而他们所塑造的具有独特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物，则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的画廊增添了异彩。
建国以来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还表现在它真实地表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希求和愿望。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歌颂，对各民族大团结的珍惜，三者紧密地结合，在这些作品中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维族诗人铁依甫江充满激情地唱道：“如果艾沙圣人真的住在天上，而且天堂还将为我开放，那天堂的欢乐只是毒饵，因为，离开祖国我不如死亡。”面对着祖国的壮丽河山，电影《祖国啊，母亲！》的主人公巴特尔呼出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声音：“祖国啊，母亲！”藏族老诗人阿旺洛桑写了热情歌颂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长诗《金桥玉带》，并为维护祖国各民族大团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祖国，象母亲一样慈爱，如生命一样可贵；各民族人民，似兄弟一样亲密，永远不分离，这就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所反复吟诵歌唱的主旋律。而这旋律，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题思想上的新特色。
建国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以其体裁多样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并为我国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增加了新的色彩。史诗、长篇叙事诗，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三十年来，少数民族作家继承了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传统，在民间文学特别是长篇叙事诗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傣家人之歌》、《铁牤牛》、《玉龙第三国》、《马五哥与尕豆妹》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作。可以说，大批的优秀长篇叙事诗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各少数民族文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长篇叙事诗发展的不足。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解放前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以口头创作为主，书面文学不发展，相应地，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极少，话剧、电影文学则几乎是空白的情况，那么，建国后各种体裁的作品的长足发展，就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肯定。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文学等这些近代文艺新品种在建国后愈来愈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并且出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好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少数民族作家，同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从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创作积极性空前提高，中、长篇小说、戏剧、电影等文学体裁的作品，有了显著发展，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前所未有，而且呈长足发展的趋势。长篇小说如《瀑布》（第一卷）、《草原的早晨》、《骑兵之歌》、《战斗的年代》、《理想之路》、《甜甜的刺莓》等，都是受各族人民欢迎的佳作。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短篇小说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空谷兰》、《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等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电影《祖国啊，母亲》、《甜蜜的事业》、《拔哥的故事》等，为广大的观众所赞许，而舞剧《丝路花雨》（文学剧本由回族作家赵之洵执笔）则引起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注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上的体裁多样化的这种发展，引起了思想上艺术上的一些新变化，如思想上禁区的打破与题材的开拓；创作上现实主义的深化与主题的扩大；表现手法的多样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等等，这些探索和变革，必将推动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当然，无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的不平衡，翻译、评论力量薄弱，各民族文学之间还缺乏交流，涌现的文艺新人还不够多，等等，都需要逐步解决。我们相信，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获得更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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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作和演出更多的好相声
罗扬
相声是我国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历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林彪、“四人帮”曾经对相声艺术横加摧残，但是，这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强大生命力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粉碎“四人帮”之后，相声获得解放，重放异彩。三年多来，相声创作之繁荣，演出之活跃，以及她在群众文化生活中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相声不仅在曲艺中是最活跃最有成绩的艺术之一，在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也是一枝光彩夺目的鲜花。
三年多来，相声艺术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它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发扬了相声的优良传统，及时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大胆地说出了人民群众要说的话，使相声真正成为宣扬新事物，批判旧世界的有力武器。
当“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在全国兴起的时候，各地的相声工作者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很快的创作和演出了一批揭批“四人帮”、鼓舞群众斗志的作品，如《帽子工厂》、《舞台风雷》、《百花盛开》、《“四人帮”办报》、《特殊生活》、《黑帮宴》等，象一把把匕首刺向敌人，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胜利和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相声也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取得了新的丰硕成果。《如此照相》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风趣活泼的语言，生动地告诉人们，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是如何荒谬可笑，其流毒和影响是如何不可低估。《假大空》以辛辣的笔调，深刻地揭露了惯于说假话、大话、空话而置群众疾苦于不顾的“假大空”之流的可憎、可鄙而又可笑的丑恶面目。这类作品，对于帮助人们认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危害，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对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诗歌与爱情》格调清新文雅，手法别致，语言生动，歌颂了高尚的情操，批判了错误的恋爱观点，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霸王别姬》、《不正之风》等，则批判了官僚主义、特殊化等旧思想、旧作风。在表现其它题材的相声节目中也不乏优秀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在内容上都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关心的重要主题，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在艺术上也有不少革新和创造，诙谐而不俗气，幽默而不油滑，大胆夸张而又合乎情理，妙趣横生而又寓意深刻，因而都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赞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三年多来，相声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并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有才华的相声作者和演员，为相声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可喜的收获。它标志着相声艺术已跨进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相声创作和演出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相声创作的题材，有继续扩大的必要。目前我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新长征，需要在相声中表现的内容丰富得很，生动得很。可是，这些在相声中反映出来，尤其反映得好的还是太少了。比如，反映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部队题材的节目就很少见。现有的某些相声作品，在主题、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方法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大流”、“一窝蜂”和手法雷同的现象。相声创作的花色品种也还不够多样。实践证明，只有百花齐放，做到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才能充分发挥相声作者、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泛地深入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才能促进相声艺术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
相声长于讽刺，应该充分发挥讽刺艺术的威力，以帮助人民群众同一切危害安定团结、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不良现象进行斗争。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讽刺：一类是对付敌人的，比如对于“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残余，对于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中的属于敌我性质或敌对性质的人和事，对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反动的东西，相声工作者就是要运用讽刺的武器，狠狠地揭露他们，打击他们。讽刺敌人的相声，现在不是多了，而是显得少了。另一类是对人民内部的。比如，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特殊化等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和旧的风俗习惯的讽刺，现在也不是多了，而是显得少了。在这方面，相声工作者也大有用武之地，尽可以大胆地去写。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采取正确的态度，不把个别的、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普遍的、全局的东西，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这样的相声，群众是很欢迎、很需要的。
相声如何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也需要认真地进行探索和实践。真的、善的、美的是同假的、恶的、丑的相比较而存在的。有所讽刺，就会有所歌颂。问题是可不可以写偏重于歌颂的相声？事实证明，是可以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值得歌颂的人和事都可以编成相声。根据相声艺术的特点，在选材上适当地加以注意，不勉强做相声难以做到的事，还是很必要的。因为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如何使内容和形式（相声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问题。
提高相声创作和演出的质量，尤为重要。三年多来，相声所以能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发挥很大的战斗作用，就是因为许多相声作者和演员在提高质量上花了大量的心血，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作者和演员对提高质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创作和演出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作者不注意全面地深入地观察、分析生活，分不清哪些是主流和本质的东西，哪些是支流和非本质的东西，不善于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加以集中、概括和典型化，而往往抓住一点就写，就事论事，并且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渲染，以致写出来的作品使人感到不够真实、不够典型。有的作者片面追求所谓趣味性，不注意通过相声去提高听众的艺术欣赏情趣，而是迁就和迎合少数听众的落后习惯和低级趣味，其作品往往给人以庸俗无聊之感。还有的作者和演员满足于袭用旧形式，不注意在批判地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创造。这些缺点虽然难以避免，但是，如不认真地加以克服，就会妨碍相声艺术的健康发展。
要创作和演出更多的好相声，进一步促进相声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相声工作者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只有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艺术表现能力，才能创作和演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辛勤培育，相声艺术之花一定会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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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边缘学科”对文艺创作的启示
匡满
熟悉自然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学科之间创立边缘学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地质学和力学之间出现了地质力学；在生物学与物理学、化学之间，出现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化学仿生学等；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又造成了一些新的边缘学科……各种学科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对方的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来。
我们的文艺创作难道不也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吗？
其实，自然科学的研究与文艺创作，它们作为创造性的劳动，是有相通之处的，是有某种共同规律的。事实上也不断有创新精神的作家、艺术家在探索和建立文学艺术中的“边缘学科”。例如，在诗与小说之间，出现了诗体小说；在新闻报道与文学之间，出现了报告文学；在散文与诗之间，出现了散文诗；诗和音乐丰富了戏剧的品种等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崛起，于是有了电影剧本、电影小说，电影本身是多种“学科”的综合体；电视崛起，于是又有了电视剧、电视小说。在物质文明的肥沃的土壤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再长出新的精神生产的新品种。
如同在科学技术上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一样，对待国外新起的文学艺术品种和流派，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所借鉴、有所择取。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生命力未见衰退；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英国等推理文学盛行，运用逻辑学于文学创作之中，使侦探小说突破了原有的格局。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形式上的解放。近两年来，我们的文艺园地上也出现了标明“电影诗”（白桦、彭宁：《路在他的脚下延伸……》，载《长春》七九年十、十一月号，是一种散文诗式的电影文学剧本）、“哲学幻想小说”（严家其：《宗教、理性、实践》，载《光明日报》七八年九月十四日，以幻想小说的形式来写哲学史）、“益智小说”（黄秉德：《请你猜一猜》，载《当代》七九年第二期，将数学智力测验揉合在小说之中）等的文学创作。甚至还有“政治幻想小说”，或社会政治与科学结合的“幻想小说”（孟伟哉：《访问失踪者》，载《北方文学》七九年八月号）。此外，还有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等等。尽管批评家们可以对这些“怪胎”评头品足，但至少，它们的大胆尝试是值得赞扬的。凡此种种，不断开拓着文学艺术中的新的领域，不断在人民精神生活的舞台上添加新鲜的节目。
我们应当鼓励这种标新立异，大力扶持这种文艺创作中的“边缘学科”。它们对于形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流派是有益的。文艺的百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花种可能退化、枯萎，要注入新的养料才能生存与发展；在现代生活的土壤上，通过嫁接、杂交或者别的科学途径，也会有新的艳美的花种诞生。文艺创作上的这种尝试，即便可能非驴非马，但只要它有一定读者，就应当鼓励它发展下去。即便可能失败，那也诚如歌德所说：人们若要有所追求就不能不犯错误。
要在文艺创作中造成“边缘学科”，这对作家的知识面和想象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作家在文艺领域本身有较广的涉猎和不止一种形式的创作实践，搞小说的不光会写小说，写诗的不光会写诗，写剧本的不光会写剧本，而且，最好精通一门文学以外的专业知识，例如精通音乐、美术、历史、哲学或法律等等。最好还能懂得一点自然科学常识，直至精通一门自然科学。从长远来看，后者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现代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将不仅造成文学艺术的新形式、新手段、新的表达方式，还会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以新的热情和想象。
我们热切期待着作家、艺术家们大胆些、再大胆些，在建立文艺领域内的“边缘学科”中作出自己独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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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往祖国的心声
——介绍华裔作家文钊的中篇小说《雁归行》
江丙航
中篇小说《雁归行》的作者文钊，是华裔加拿大籍人，出生于上海，青年时期在台湾上学，后留学西班牙，现在加拿大从事教育工作。
文钊先生是第一位和国内出版社有稿件联系的外籍作者。《雁归行》是他的处女作，从未在国外发表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也是第一次接受从国外寄来的稿件。
《雁归行》的主人公石坚如原籍大陆，因家境清寒，不得不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他在学校里结识了女同学林丽花，两人性情相投，共同向往祖国大陆，自然产生了纯洁的爱情。林丽花的父亲是台湾籍资本家，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到国民党迫害，因而仇恨大陆去的国民党，并对所有大陆人都极端反感。出于这种感情，他不赞成丽花和坚如的婚姻。这对热恋着的青年好事难成，心情十分痛苦。大学毕业后，坚如服了兵役；丽花去美国留学，在家庭压力下，与他人结了婚。坚如深感失恋痛苦，又见台湾社会尔虞我诈，不是栖身之所，于是只身去加拿大留学。在国外，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最后决心回归大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表达了身在海外的作者对祖国大陆的思念和向往。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作品里的不少人物“对于祖国都有不可解说的向心力”。他们热爱祖国，对于故土有着深沉的依恋，他们的心底，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祖国的统一，亲人的团聚。石坚如在台湾，在北美，历尽沧桑，目睹人世间的不平，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这位青年在作了反复对比之后，终于下了决心：“我就要回到祖国大陆去了。我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游子最后象大雁一样，回身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小说描述了一个恋爱悲剧。坚如和丽花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但由于遭到林父的坚决反对，婚姻终成泡影。这个悲剧从表面来看，是林父的蛮横无理所造成；深一步去想，却要复杂得多。国民党在台湾设置种种屏障，造成了台湾同胞和外省人之间的严重隔阂。正如作者所说：“因为上一代留下的政治仇恨，使他（坚如）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台湾女孩子林丽花结合。”林父的蛮横完全来自这种“政治仇恨”，而这种
“政治仇恨”，又是国民党一手造成的。丽花是个弱者，她作了这种“政治仇恨”的牺牲品。作者对这对情人寄予了极大的同情，高呼：无论如何不能使这种痛苦再继续下去了。
这部小说中的人和事多半是作者的所见所闻。作者长期生活在台湾和加拿大，对资本主义社会有透彻的了解，深切的感受。由于作品来自生活，所以写得自然、朴实，没有矫揉造作之感；又由于我们对这种生活不熟悉，读来更觉得新鲜真切，生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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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轶事》的艺术特色
蒋翠林
《台湾轶事》，是聂华苓在台湾期间写的短篇小说的自选集。这些小说没有彪炳显赫的历史事件，也没有宏大的生活场面，它所描写的大都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各种普通人。在台湾省的文坛充斥“反共”滥调的时候，她却以写实主义的笔墨，通过平常的场景，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生活的不幸和思念大陆家乡的苦恼。
四十年代末以来，“流浪者的哀歌”，成为台湾一些怀有思乡情绪的作家所注重的主题。不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中，大都写由大陆而来的达官贵妇，以及替他们服务的侍从、舞女、戏子一类的人物；而聂华苓的笔触，则多是描写下层人物，如公务员、教员、学生以及失业者、乞丐等的坎坷际遇。《爱国奖券》中描写了三个普通的公教人员，他们生活困顿，寄希望于得“第一特奖”。但冷酷的生活总是叫他们失望。乌效鹏是那种“要轰轰烈烈干的人”，但他只能“轰轰烈烈地散步”，在“三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踱来踱去；万守成本是一个抄写员，但他下班后关在鸽子笼似的宿舍里，空虚无聊，只得以写小楷字“混时间”；顾丹卿认为“三十六策”，只有“沉默是上策”。从他们的“沉默”、“抄写”、“散步”的百无聊赖的生活中，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些思乡者的烦恼。
精巧而又饶有韵味的构思，是聂华苓小说的一个艺术特色。《珊珊，你在哪儿？》写一个中年人到台北寻找他阔别十多年的朋友珊珊的故事。作品没有写他寻友的曲折过程，也没有描写朋友相逢的欢乐，只是撷取他在公共汽车上的片断，描写他时而忆起珊珊在四川桔园里的天真烂漫的笑脸，时而听到车厢内那个庸俗不堪的胖妇人同另一乘客的琐屑无聊的唠叨。而这个俗不可耐的妇人，恰恰正是他多年来供奉在自己心坛上的最隐秘、最神圣的女友珊珊，于是他宁肯与她失之交臂，也不愿下车同她见面叙旧。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却把无限的惆怅、伤感的情绪留给了读者。作品采用把现实的情景与历史的回顾交叉的写法，有力地表现了忆旧者的心绪。
细腻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是聂华苓作品的另一个特征。她善于揭示人物心灵的奥秘，而且手法别致。她常常不是静止地刻画，而是随着情节的进展，通过人物细微末节的动作，展示人物的心理与性格的特征。如《一捻红》中的婵媛，为了三个孩子和她自己的生计，不得不依靠一个姓赖的富翁的供给。她的生活不虞匮乏，甚至近乎“奢侈”，但她并不感到幸福，因为她念念不忘留在大陆的丈夫叶仲南。她虽然不得不同那个姓赖的周旋，但又不肯完全委身于他，更不愿意改姓。婵媛的心理是矛盾的、微妙的，小说没有过多地正面剖析她的复杂心理，而是着力描写她回家路上的行为。理发、买一束菊花、带回一小块猪肝，看见自家大门上的“叶宅”二字，通过这些富有典型性的细节，把婵媛的强颜欢笑、苟延而生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善于描绘蕴味高远的意境，烘托寓意深刻的氛围，也是聂华苓小说的一个特点。《祖母与孙子》仅仅一千多字，简直是一篇精彩的速写。作者运用朴素简洁、妙趣横生的语言，寥寥几笔，便勾出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
聂华苓说，这本小说集里的人物，“他们全渴望回老家”，“现在，我要高兴地大声告诉他们：‘你们全回老家啦！你们要和老家的读者见面啦！’”
《台湾轶事》，是聂华苓在北京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她的描写抗战时期一个女孩子成长过程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反映流亡者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悲惨命运的寓言体小说《桑青与桃红》，以及她翻译的著名美国短篇小说集，也将在北京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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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彭总身边》续篇《最后的年月》出版
记述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的回忆录《在彭总身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反应十分强烈。广大读者在学习彭德怀同志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中，思念之情越来越炽烈，纷纷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去信，希望尽快了解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世最后几年的情况。
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和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四川人民出版社特地约请了《在彭总身边》的整理者丁隆炎同志，继续整理出彭德怀同志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从成都被迫去北京后，直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永远离开了我们的这段期间的一些片段。
这本书定名为《最后的年月》，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开始过‘囚犯’生活”、“他在战士心里‘爆炸’”、“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学习”、“周总理的关怀”、“我只怕，我的话再也找不到地方说了”、“遗嘱”、“弥留时刻”等十四个章节。它以感人的事例、生动的笔触，从许多生活的侧面表现了彭德怀同志坦荡的胸怀、崇高的品德和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感情。全书血泪交融，扣人心弦，是一本引人深思、促人猛省、催人进发的好书。
（史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