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6-09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几个问题
董辅礽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并不是生产的任何发展都能自然地使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除了研究目的本身所包含的各种问题以外，还应该着力研究，在怎样的条件下，通过什么样的机制，社会主义生产才能越来越充分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过去有过一些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实现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会有许多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需要探讨。下面只就几个方面作为举例来谈一谈。
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要使人民的需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满足，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只有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使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生产力还相当落后，各部门、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生产力的状况极不平衡，存在着差异极大的多层次的水平。在这种生产力的状况下，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使直接生产者在全社会范围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成为独一无二的、包罗一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而应该建立和发展多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即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以外，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镇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建立和发展各种公有制联合经营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和优势的条件下，还应该保留一些个体所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只有这种同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才能促进各层次水平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很好认识。我们曾经不顾生产力的上述实际状况，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水平越高越好，公有化的百分比越大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比重越大越好。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做过一些错事，例如，在城市的商业、饮食业方面使几乎全部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绝大多数个体经济被砍掉。这样做的结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扩大了，但是生产的发展却受到了影响，人民的需要的满足遇到了困难。单就城镇中的商业网点来说，一下子就减少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这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我国农村中，不顾生产力状况，不顾人民需要的满足，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既大又公，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其后果更为大家所熟知。由此可见，为了使社会主义生产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应该从我国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需要的满足着眼，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和解决好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问题，在所有制上的某些方面应该松动些、灵活些，不应强求一律。
从我国多年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还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例如，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没有自主权，凡事都得听从上级行政机构的命令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想为了满足需要而生产也不可得，更何况企业毋需考虑产品是否对路，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需要。上面没有让生产的产品就不生产，不必管对它是多么需要；上面叫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必问它有用没有用，反正产品由物资和商业部门统购包销。物资和商业部门也很难按照需要去组织货源。又如，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市场不具有什么调节作用，企业的生产是按中央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且不说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根本不可能使千千万万个企业的千千万万种产品的生产符合于需要，而且原有的经济体制还束缚着企业的手脚，使其不能灵活地及时变更计划以适应经常变化的需要。（这里所讲的需要虽然包括着生产的需要，但是满足生产的需要，最终仍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同需要的严重脱节是难以避免的。这种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虽然使得满足人民的需要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但是，要使得社会主义生产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个目的，还必须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合适的经济体制。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使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有计划地、灵活地、富有效率和效果地运转，使生产和需要之间能建立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的不平衡能够及时地得到调节，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生产能够通过各种经济机制的作用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目前正在试点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某些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市场进行调节，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改革经济体制所采取的步骤。
国民经济结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有很大关系。一国的经济结构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决定的。对于同一个国家来说，不同的经济结构对于它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会带来很不相同的结果。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无疑应该逐步建立起经济上得以独立自主的经济结构。为此，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但是，我们发展重工业则是为了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多更好的材料等等工业生产资料去装备我们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从而使这些部门能够生产出量多质高品种齐全的产品，去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把发展重工业本身变成了目的，使其它部门去为它服务，或者给它让路，就会形成重工业畸重、轻工业和农业畸轻、基本建设规模铺得很大的不良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一经形成，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把我们的有限的物资、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技术力量不停地大量吸引到重工业和规模过大的基本建设中去，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很多，必须逐步地进行改变，以便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而协调地发展，并使人民的各种需要越来越充分地得到满足。
我们用一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进行社会生产，能使人民的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还要看经济效果怎样。讲求经济效果，就是要用同样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并在此基础上使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多年来，我国生产的发展没有能导致人民的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同不讲求经济效果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不讲求经济效果，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因为消耗大，就要拿出更多的产品去补偿这些消耗，从而可用于消费的就少了（如果不考虑积累率的变化）；在同样多的产品中，中间产品多了，可用于满足需要的最终产品也就少了；生产出的产品中，顶用的、适合需要的、质量好的产品少了，用这些产品所能满足的人民需要的程度，当然就差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不讲求经济效果的事例是很多很多的。例如，有些工业企业不计消耗，不算效果，不问需要，只顾追求总产值；有些农业单位，为了追求牲畜的年末存栏数，不顾掉膘、减重、饲料和劳动力的浪费，把已经可供屠宰的牲畜继续饲养到年末，等等。这类生产除了只有统计数字上的表面价值以外，不能对人民需要的满足起多大的实际作用。相反，这类图虚名的生产越多，人民的生活所受的实害也越大。切实注重经济效果，这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的重要环节。
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背离自己的目的的情况，有时还同经济决策（特别是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有关。例如，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决策，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只有带来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才有实际的意义，才能在消费的反作用下持续下去。如果生产发展很快，而人民的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高速度是难以为继的。遗憾的是，我们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生产发展的高速度作为经济建设的终极目的，试图追求脱离实际可能的、不顾人民生活改善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不达，生产和生活两受其害。为了追求这种高速度，在消费和积累的比例的选择这一重要宏观经济决策上也曾一再失误。过高的积累率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全面的紧张，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决策上的失误会把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来的、本来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大量成果付诸东流，特别是宏观经济决策上的失误往往是以亿元计的。因此，在作出决策时，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宏观经济决策时，不仅应该反复进行经济比较，而且要考虑到这种决策会对当前和长远期间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是否有助于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过去我们研究得很不够，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赖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各种机制研究得很不够，它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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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谈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
吴家麟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而来的吗？
有同志讲：说无产阶级民主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而来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
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列宁的这样一段话：“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列宁选集》第3卷第246页）其实，列宁的这段话，就已经把他们的论点推翻了。第一、列宁这段话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这同“无产阶级民主是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来的”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不容混淆。第二、列宁明明白白地说了，资产阶级民主“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引用这段话来支持“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来的”这一论点，岂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不仅如此，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24页）这说明，民主是历史范畴，它本身就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他们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而来的，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创立起来的。可是“创立”同“发展”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不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创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吗？
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吗？
关于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存在着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一方面，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另一方面，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除了历史联系之外，二者都是专制制度的对立物，都要讲民主。
既然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可以批驳，但是起码不能把人家的原意任意歪曲。比如说，我是在肯定民主的阶级性并且指出两种民主有着根本区别的前提下来讲二者还有某些共同之处的，何曾主张过有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的民主呢？又比如说，我只认为无产阶级也要讲自由、平等和人权，尽管我们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同，但并没有把“自由、平等和人权”当作口号提出来，更没有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口号是适宜的，怎么竟然变成用自由、平等和人权这类资产阶级的口号向党中央要什么民主呢？
他们还认为把“专制对立物”说成是无产阶级民主，那是“鱼目混珠”，因为据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物。如果把无产阶级民主降低为专制的对立物，就等于把无产阶级民主篡改为资产阶级民主。这个“就等于”真来得奇怪。当然，反对专制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主要内容，因此不能把二者划等号，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却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起码要求。试问：既然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物，那么，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无产阶级民主，能不是专制的对立物吗？当然不能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民主主义者的水平，但是，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却必须站在民主主义一边，而绝不能站在专制主义一边。同样的，不能把无产阶级民主派降低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可是，谁如果不反对专制，那他又怎么能充当无产阶级民主派呢？因此，把无产阶级民主说成是专制的对立物，绝不“等于”把无产阶级民主篡改为资产阶级民主；而否认无产阶级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倒有可能混淆无产阶级民主与专制的界限。
他们断言，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文字符号相同。但这种相同如同用“国家”这个名词一样，世界上却没有不同阶级的共同国家。看来，只要运用他们所强调的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就足以否定这种“毫无共同之处”的说法了。既然承认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那么，为何却要否认无产阶级民主、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中有着民主、国家的共性呢？“民主”、“国家”明明是政治科学的范畴，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不管是哪一阶级的民主，都是一种与个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形式，不管是哪一阶级的国家，都具有阶级统治工具的共同属性，怎么能说只是“文字符号相同”呢？不仅如此，不同阶级的民主，不同阶级的国家，在形式方面还可以有某些相同之处哩！
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吗？
他们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可以继承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认为资产阶级形式我们不能学习，也没有必要学习，理由是：第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无产阶级民主内容同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是不能搞到一块的。第二、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摆脱议会制，根本谈不上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问题。第三、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不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比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优越千百万倍，根本不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学习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这些理由都是值得商榷的。
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形式还有相对的独立性。拿民主形式来说吧，它不仅取决于民主的阶级本质，而且还受经济条件、历史传统、民族特点、阶级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同一民主内容可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不同的民主内容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民主形式。
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摆脱和废除议会制，绝不意味着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列宁说得很清楚：“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因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210、211页）
与科学技术不同，政治制度有阶级性，但由此并不能得出否定学习和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论。他们既然把肯定学习和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观点上纲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革命导师是怎样教导的吧！“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论十大关系》）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还指出过：“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引自《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正是国家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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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资本主义社会的选举
张庆福
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是在同封建专制制度长期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然为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在革命胜利后很长时期内，往往还要同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才得以建立起自己的选举制度。如在英国，一六八八年的所谓“光荣革命”就基本实现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可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国会还是由大土地贵族控制着，工商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的权力还不大。一八三二年，国会被迫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放宽了选举资格，扩大了资产阶级的选举范围。恩格斯曾经指出，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结束土地贵族在下院的统治地位，大多数选区的代表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手中。一八六七年，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广大人民都要求扩大选举范围的压力下，国会又通过了第二次选举改革法案，扩大了城市的选举权，初步改变了土地贵族控制下院的局面。以后又经过了多次改革，才使资产阶级选举制度完善起来。在法国，这种斗争更为突出。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后的很长时期内，法国政治风云变幻，一会儿实行共和，一会儿王朝复辟，还实行过帝制，直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包括选举制度）才基本稳定下来。
资产阶级提出了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原则，建立了竞选等一系列制度，打破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原则，废除了封建特权，使比以前更广泛得多的人有可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其他民主制度一样，曾经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强大武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对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的关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由于城市文化的发展，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在全世界上建立起包括千百万工人的政党，即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选制只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民主权利、实现资本统治的工具。如果说在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选举权的享有主要是以等级特权为特征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权的享有主要是以财产和金钱为特征。如法国一七九一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根据财产和交纳直接税的多少，把公民分为享有选举权的“积极公民”和不享有选举权的“消极公民”。英国一八三二年的第一次选举改革法，也规定必须拥有一定财产的人才享有选举权。在以后的选举法中还规定，拥有几处住所和营业所的人，可以同时在他的每个住所和营业所投票，这就是所谓复票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大体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绝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取消或放宽了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和其他一些限制，但这决不是说财产和金钱不起作用了，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选举保证金制度，就是候选人在登记竞选时，必须首先交纳一定数量的款额。选举揭晓后，如果没有取得法律规定数量的选票，保证金要被没收。如英国规定下议院每个议员候选人交纳的保证金为一百五十英镑，如果他得到的选票不足选区全部选票的八分之一，其保证金由国家没收。法国规定一个议员候选人交纳一千法郎（总统候选人为一万法郎），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得不到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五，保证金被没收。日本选举议员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竞选开支十分惊人。据统计，美国一九七八年的中期选举就花了二亿五千万美元。参议员赫尔姆斯一人的竞选费用高达六百五十万美元，等于几百个普通工人家庭一年收入的总和。一九七八年法国立法选举，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将近十三万二千法郎。英国一九七九年大选至少用去七十五万英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要参加竞选活动，除了保证金和竞选费用外，还有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各种限制。所有这些条件加在一起，不仅剥夺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竞选权利，也限制了缺乏经济条件的进步党派参加竞选，从而实际上为垄断资本支持的政党控制选举大开方便之门，而使一般人失去参加管理国家的机会。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每次选举结果，几乎都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当选。
（摘自《百科知识》一九八○年第五期《选举制度的变迁》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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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平经合校》重印出版
《太平经》是我国早期道教的一部经典，书成于汉成帝时代，全书共一百七十卷。原书早已亡佚，现在所存的，只有明朝修撰的《道藏》里收进的《太平经》五十七卷。此外，还有一部节抄本，即唐人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十卷。现在重印出版的《太平经合校》是王明将上述的两个本子及其它二十七种书的引文加以合编和互校，大体上恢复了原书一百七十卷的面貌，从而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道教史以及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
《太平经》是一部道教经典，宣扬的是有神论和封建思想。但据学者研究，书中也有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的因素。有一些篇章还反映了这样的思想：反对统治阶级不劳而食和聚敛财富，主张自食其力和救穷周急；反对恃强凌弱，主张扶养老弱；反对知识多的人欺侮知识少的人，主张有知识、道德的人应该相教等。虽则这些进步思想、观点多是以阐释道教教义出现，有的还不免自相矛盾，但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痛苦和愿望的。后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太平经》中某些进步思想的积极影响而掀起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
王明编纂的《太平经合校》一书，中华书局曾于一九六○年出版，但当时印数很少，又经过十年动乱，现今已流传无几。根据学术界的要求，又经编者审订，此书已重印出版发行。（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