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1-30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努力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
——评近年来的中篇小说
阎纲
最近一个时期，中篇小说异军突起，颇受人们的注目。不久前，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犀利的话剧和骁勇的短篇，现在人们也热烈地谈起中篇小说来。在短短几个月里，一大批中篇之花，先后怒放。这是文学战线思想解放的成果。党的三中全会就是透露信息的报春花，一年多来文学艺术创作阔步前进的直接影响，大大提高了中篇小说的质量。我们只要从中篇小说题材的新颖，主题的深刻，描写的扣人心弦，艺术家的勇敢等方面加以对照，就可见这种影响之大、春意之深了。
　一
这批中篇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目光的深邃、敏锐。他们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到见解；不是看着风走，而是按着群众的脉搏，及时提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记得，正当社会上注视着健全民主和法制、文艺界议论要不要“干预生活”时，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了。这是一部使人颤慄又促人猛醒的发愤之作。正当社会舆论集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从维熙的另一个中篇《第十个弹孔》问世：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位刚复职的老公安，出乎意料地对儿子进行了拘捕和审讯。他爱儿子，又恨儿子；他惋惜儿子犯罪，又毅然秉公执法。态度的严峻和心情的复杂，把一场政治斗争、家庭矛盾和性格冲突推向尖锐的顶端。作品迫使读者思考一个问题：为健全法制已经付出了几代人的血肉，难道还要留下第十一个弹孔吗？
冯骥才的《铺花的岐路》和谌容的《永远是春天》，发表在党的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人们普遍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利害得失之际。前者反映了一场现代迷信的灾难和青年问题的严重，后者由一个高干家庭的曲折遭遇落笔，在较为开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斑。作品的主旨是要人们记住，过去那种所谓凡官必修，老九必臭，统统打翻在地的“革命行动”，并非真正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巨大损失，是我党历史上十分痛心的一页。申跃中的《挂红灯》，把读者引向文化大革命末期萧瑟的农村。想要知道“四人帮”怎样把农村复辟到旧中国，这里有一幅决非瞎编的素描长卷。今天，人们不能不冷静客观地回顾这段历史了。
我尤其赞赏王蒙的《布礼》，这是一部精粹而出色的中篇。作者写了共和国的前天、昨天和今天，写了三十年中的一个人，又写了一个人的三十年。《布礼》的思想境界比之前一段的文艺创作又提高了一步，这是难能可贵的。
读过以上几部中篇小说以后，我们注意到一个有关文艺职能的重要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能否通过自己特殊的方式来认识生活呢？甚至比其他意识形态认识先行一步呢？回答是肯定的。华夏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就发表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际，它的写作，可能在平反之前。作品理直气壮地歌颂了“四五”英雄。生活没有给这些英雄美好的命运，作者却赋予他们崇高的美誉。鲁彦周的中篇《天云山传奇》也是如此。敢于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对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群众诸多不平的事变率然直言，是它的一大特点。作者把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描述，巧妙地穿插在一起，大开了人们的视野。特别在刻画人才难得的人物罗群成为“右派”，而吴遥一类“长官”至今还坚持对抗党的政策、拖延不予改正方面，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象《天云山传奇》这样本着党心、民心如实描写这一历史积案的作品，即使在活跃了一年多的短篇小说里也不曾出现过。
　二
这批生逢其时的中篇的另一特点，是人物描写真切生动和情节安排的不落俗套。在人物描写上，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博得了读者的称赞。天然去雕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是这部中篇的特色。如鲁迅所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与其说作者在描写险境脱身的故事，毋宁说在不大露痕迹地塑造三个女性的个性。徐迟的《牡丹》，艳而不俗，又何尝不是得力于形神兼备的现实主义描写！在情节的布局变幻上，华夏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王西彦的《春寒》、俞天白的《现代人》等，都有所探求。作者们吸取了电影的手法，又不照搬电影手法。他们注意使用远近镜头和空镜头的配合、交替，灵活运用和变化第一人称，突破了时空限制，充实了作品的容量，效果不错。在这类作品中，我觉得《布礼》在写法上有较大的革新。作者打破了故事的自然顺序，追求故事的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使故事的序列更为有机。作者适应艺术构思的需要，时间空间大幅度的跳跃，充满情节结构的全过程，形成一系列鲜明的对比，生发出联翩的浮想，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近期来，中篇和短篇在写法上有大胆的探索，很值得人们注意。我以为，在艺术方法、表现手法上，不但要继承，而且还可以作一些新的探索。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冯骥才的《啊！》，刘俊民的《相逢在黑暗的尽头》，胡小胡的《阿玛蒂的故事》等，其故事是奇特的，“少见多怪”，曲折动人，因而叫“传奇”。冯骥才的《啊！》，颇有些奇处。作品的主人公向来不嫉恨别人，只求别人的宽恕。但是，生活并没有宽恕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清队”正搞得热火的时候，他丢失了一封家信。信、信、信，就是这封信，弄得他云山雾罩、惊魂不定。在善于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们布下的疑阵里，在精神围攻战的冲击下，他的精神崩溃了，终于被迫地、又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得到了所谓的宽大处理。作品的最后，奇峰突起，啊，原来信没有丢失！作品借助这个波澜迭起的“奇”，写出了那个“运动”如何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友情、同志情、手足情，如何戕害了纯真朴素的灵魂，甚至连一个最老实的人也不放过。艺术的“奇”，应该是恩格斯所说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和“惊人的独特的形象”。艺术的“奇”，是不流于平庸的出奇制胜，是事物的只此一家的特殊性的艺术显现，而不是让读者“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当然，我们不提倡一味猎奇，刻意盘旋，故作惊人之笔，借以取悦读者。这个问题，值得一些年轻作者注意。
三
这批中篇小说艺术上的另一个成就，在于曲演了人物的命运。掩卷闭目，其中的人物纷至沓来，带着他们特有的音容笑貌：大墙下的罪犯，审判儿子的老公安，牢记“布礼”的小老革命，为一封信丧魂失魄的可怜的“七品文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追赶队伍的女兵，品学兼优的“右派”，命薄如纸的牡丹……。甚至一些次要人物，如出现在阔家庭的山村“野姑娘”山妮，出场不多却有个性的二嫚，心直口快敢骂敢爱的周瑜贞，也都那样生动活脱，寥寥几笔，就使眉目飞动。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高兴地看到，作者们恪守现实主义之法，即便对于正面人物或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但不回避，而且加意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发掘和描写，在纷扰争斗中人物固有的复杂性的基础上，顺情合理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这样刻画的性格，自然真切感人。试想，《第十个弹孔》里的老公安，如果一味地“公事公办”，一点不想到他抓的、审的是他亲生爱子；一点不产生感情上的波动；一点不想到失去自由的儿子和失去儿子的父亲的命运、家庭的命运……如此这般，他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令人可信可敬。试想，《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里的三个女兵之间，如果任何时刻都团结一致，亲密无间，恐怕小说也难于活龙活现了。《啊！》和《布礼》中怀有赤子之心的主人公，难道不是“复杂”得很真实、很可信、很动人吗？由此可知，这批中篇人物的生动可信，多与运用此法——描写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关。《天云山传奇》里的罗群为什么多少给人理想化的感觉，《永远是春天》里的韩腊梅为什么使人多少感到怪，《冬》里的青年英雄郭凯为什么读者不能洞悉他的内心活动？恐怕都与作者敢不敢于、善不善于深入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着直接关系。《挂红灯》这部中篇人物描写不算成功的原因，也在于此。这部作品虽然不乏详尽的介绍，生活中也不难找出同类的事件——“四人帮”的爪牙坑、蒙、拐、骗、偷、吃、喝、赌、武斗、篡权，的确无恶不作；革命者如张老硬们受压、遭诬、挨打、坐牢、不屈、反抗，确实很清醒、很勇敢。然而，这一切绝对化了。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干好事，没有左思右想，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忧虑或忌惮，这样描写，自然要给人以简单化、概念化的感觉。至于情节，叙述也不为不详细，但是很少对本来复杂的、时刻处于思维活动的人物进行性格化的描写，所以，作品较多是事态的偶然出现和过程性的机械发展，使人读来兴味大减。有的作品不仅把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而且把复杂的背景简单化了，形象的说服力也就成了问题。这种现象，不止是个别作品，亟需我们去努力提高。当然，对于人物复杂性的描写，首先要建筑在对人物熟悉的基础之上，不熟悉，人物形象势必单薄。例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前一部分的葛翎比后一部分的写得好。就我猜测，很可能因为狱中受迫害的生活作者非常熟悉，而狱中斗争反抗的生活他不那么熟悉。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利于揭示人物奥秘的精神世界。复杂性也是丰富性，是艺术的真实。离开性格的复杂性，性格的矛盾、性格的冲突、性格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特别对于正面人物的描写，决不能失之简单化。
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青年业余作者的创作辅导。现在写中篇的年轻人很多，已经发表的中篇的作者中也多是初露锋芒的青年。他们当中肯定要出人才的，我们未来文艺的发展要指望他们。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也希望青年作者们认真阅读一些优秀的中篇，博采众家，借别人之长以充实自己。我还迫切地建议切实展开争鸣。如所周知，刘克的《飞天》发表以后，众说纷纭。这正是争鸣的好机会。希望有关的刊物真正做出样子来，公开争鸣一番。平等地讨论，求得真理的显现，这是一件有益于创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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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光雨露育新花
——石家庄育红学校师生谈影片《蓝光闪过之后》
编者按：彩色故事片《蓝光闪过之后》上映以来，观众普遍反映：影片真实感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最近河北省石家庄市育红学校的师生看过这部电影以后，进行了座谈。现将其中一部分谈话整理发表如下：薄宏（十四岁，初三女生）：
看过《蓝光闪过之后》，不知是怎的，那一道道蓝光，那解放军叔叔阿姨们亲切的面孔，一次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激起我心底的浪花，久久不能平静。
我和银幕上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一样，亲身经历了强烈地震，也是在那可怕的蓝光闪过之后的刹那间，我和妹妹失去了父母，变成了孤儿，当时我十一岁，妹妹只有十岁。是伟大的党伸出温暖的大手，敞开伟大的胸怀，把我们这些失去双亲的孩子们紧紧地搂在怀里，把我们哺育。
影片中的育红学校，和我们的大家庭多么相似啊！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就好象我们；邢校长和叔叔阿姨们就好象在我们身旁的老师、阿姨。为了我们，他们起早贪黑，不辞辛苦地照顾我们，教育我们。
看到影片中盛爱萍过生日的场面，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当爱萍身穿邢校长女儿的衣裙，站在老校长面前彼此对视时，爸爸、女儿；女儿、爸爸，这好似一对亲生父女的感情，是多么崇高的阶级感情啊！当爱萍终于喊出“爸爸”时，这声音仿佛越来越响，象一股汹涌的浪涛，拍击着我的心扉。此时此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再一次想起现在时刻守在我们身旁的慈母、严父——邢校长一样的老师和阿姨。盛爱萍喊出的“爸爸”之声，就是我们育红儿女发自肺腑的心声，是我们育红儿女对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的亲切之称！张爱丽（十六岁，高二女生）：
《蓝光闪过之后》情节十分真实感人。它把我带到了三年多前的情景，好象我不是在看电影，而是置身于往日的真实生活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那天，我和电影中的小妹妹、小弟弟一样，在幸福的梦乡中，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醒了，我只喊了一声妈妈，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再清醒过来时，睁眼一看，一切都变了，从此，我成了人世间的孤儿。怎么办？我又怕又愁！
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我们的党啊！现在，我这个孤儿，与我想象中的孤儿的形象完全两样。不但不愁饱暖，还正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当影片中出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抢救受灾人民的电报镜头时，那一个个清晰的电文和一声声清脆的发报机声，象一股暖流通过我的全身。我下了决心，要努力学习，刻苦攻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这一群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孤儿们的爱抚和期望。郑希东（十六岁，高一男生）：
影片中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叔叔抢救压在瓦砾下面的群众，连镐、锹都不用，只靠两手扒，鲜血染红了双手，滴进了燕南市的土地，也渗进了群众的心坎里。他们多象在唐山抢救我们、帮助我家失去父母的姊弟三人盖房的解放军叔叔啊！
看到影片中的邢校长，就使我想到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老师们。他们是多么相象啊！我们刚到石家庄育红学校时，也曾经因为打闪响雷受惊跑出了宿舍，是阿姨、老师们一一把我们领回去；他们为了照顾好我们，办学三年多来从没好好休息过，晚上还时常和我们一起睡觉，胜过我们的父母。
党和人民关怀着我们，祖国召唤着我们，我一定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练好本领，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高翠兰（女，解放军战士，原育红学校学生）：
我是唐山地震后和我的两个弟弟一起到育红学校来的。这次和母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看《蓝光闪过之后》，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为电影中许多动人的镜头而哭泣，我也为自己得到党的关怀、母校的培养而激动得落泪。三年多前，我们姐弟三人突然失去了父母，党和政府及时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抚养。正象影片中的那群孩子们一样，我们在党组织和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逐渐坚强起来，成长起来。现在，我的大弟已经回唐山当上了工人，我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名人民子弟兵，我更应该向影片中的解放军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我还要勉励我的两个弟弟，要刻苦学习，勇攀科学文化高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来报答党对我们的恩情。唐慧贞（党支部副书记兼校长）：
影片中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领导，很真实动人。我们学校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建校的第一天起，三年多来，处处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帮助。
孩子们刚来时，社会上有些好心人想来要孩子，领去私人抚养，领导上就要我们婉言谢绝，并且告诉他们：“孩子们虽然没有了父母，但是，只要有党，孩子就不是孤儿。”党对孩子的温暖，是要通过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来体现的。我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既要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思想，也应关心他们的生活。根据这个要求，对比影片中的邢校长，我感到自己还有很大差距。今后，我要更自觉地向邢校长学习，和全校老师们一起，使在震灾中受惊吓的孩子们身心上更健康地成长，学习上出更好的成绩，将来更好的为祖国“四化”建设作贡献。周爱珍（校团委副书记）：
我是一直流着眼泪看完《蓝光闪过之后》的。这部片子对我们全校师生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里，我还想对影片提一点意见和要求：影片为了反映燕南市地震前人民的幸福生活，描绘了露天音乐会的场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对庄医生和小孟之间的缠绵爱情渲染得有点过分，没有必要。特别是地震以后，庄医生还一个人独自站在桥头哭泣，出现他们结婚后嬉游东陵的幻想镜头，与当时的气氛很不协调。地震以后，千百万人都急于抢险救人，庄静娴作为医生，理应早已投入救死扶伤的紧急任务中去了，哪会有工夫伫立桥头想那么多事情？
看过这部电影，我好象觉得故事还没有完，很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能够把这群孩子在党的关怀下幸福成长的动人情景继续拍成故事片反映到银幕上来，好让全国亿万叔叔阿姨们放心。张　湃（生活教导处老师）：
我们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在震灾中不幸失去父母的孩子，趁我们观看《蓝光闪过之后》的机会，向关心的人们简单地汇报一下这些孩子们的情况。
象影片所反映的一样，孩子们刚来学校时，好些都爱哭，想家，吃不下饭，我们老师们就和孩子们一起睡，一起吃，安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吃饭，把情绪安定下来。
学校现有三百九十六个孩子，小的只有三岁多，大的十六七岁，教职工有一百八十七位，其中有一部分是生活老师。这些生活老师，给孩子们缝衣补裤，洗被晒褥，夜间还轮流值班，照顾低年级孩子，给孩子盖被，钉上他们白天贪玩时丢掉的扣子……。
孩子们到校三年多来，学校经常请老红军、老工人来作报告，组织他们到西柏坡党中央旧址、华北军区革命烈士陵园、井陉煤矿万人坑等地参观，进行革命传统和阶级教育。还开展了“学雷锋、做好事”、“学英雄、见行动”等活动。孩子们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已有二百多人参加了共青团和少先队。毕业出去的学生，已有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看了《蓝光闪过之后》，又联系我们学校培育的孩子们茁壮成长的事实，更加坚信我们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感到，影片真正起到了教育人、鼓舞人的积极作用。
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杜进祥 本报记者 杨昌凤 整理（附图片）
《蓝光闪过之后》一镜头：郭强兄弟俩离开燕南市之前，向救了他们的解放军叔叔告别。
（中国电影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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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创作总根于爱”
——阅读琐记
伊默
最近翻看《上海文学》，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上看到了王蒙同志的一篇小说的标题《悠悠寸草心》。首先是题目吸引了我。我想，不知是什么主题和题材，使作者要用这样一个有深长意味的抒情字眼作标题？但等到我读完这篇小说，我的好奇心却不由得被一种激动着的深挚情意所代替了。
从形式上讲，这篇小说并没有什么新颖出奇之处，它是借第一人称的“我”，叙述了一个老理发员眼中解放后的“人世的沧桑”。或者也可以说，在他这高级招待所的“小小理发室”里，同样经历着我们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虽是一个侧面的缩影，却仍然能使读者看到了鲜明的历史的轨迹。
小说确有一些尖锐的刻画，我们有些同志将会不安地从中照出自己的影象。象那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四人帮”垮台后又重新任职的S市市委书记唐久远，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种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处世哲学，甚至包括他总结教训准备实行的三点“政纲”，不都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吗？至于那位爱发脾气、十分“厉害”的唐夫人，这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更是不难找到的。
这是“暴露黑暗”吗？如果说这是指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特殊化这些腐蚀我们干部的思想病症，那么，这篇小说则不只有较深刻的挖掘和解剖，而且有愤怒的鞭挞和谴责。但渗透着作品整体艺术形象的感情脉搏，却决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也并非冷眼旁观，而是热烈的期望。
小说在一开头，就通过老理发员的深情的回顾，描绘了“光明得象天堂”的解放后前七八年：“那些年，上和下，左和右，你和我和他，怎么那么平等、那么亲近呢？”在理发紧张时，军区司令员可以拿起推子代替理发员“执行任务”；小理发员闹火眼，做政委的用自己的钱买来了眼药；“赵省长洗涮过洗头池”；“刘厅长在等候理发的时候把松了的扫把绑紧了”；基层干部、老百姓以至少先队员们找省委领导，经常要一直追到这间“小小的理发室”里；领导和被领导，“官”和民，是何等地融洽、和谐，一无隔阂……在那火红的年代，人们不都和这位老理发员有过共同的思想经历吗？“共产党和解放军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我爱上了新社会，迷上了革命……。”
后来随着“大喊大叫大干”的年月，色彩暗淡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的年代，革命传统则完全丧失了，到这理发室来的“新首长”，“不但没有人送眼药和绑笤帚，笑容也不多见……人、风气、世道变着呢？”
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老理发员救过唐久远一命，并听到了他切身感受总结教训的三点“政纲”，满怀热情地期待着那“光明得象天堂”的人间关系重新归来！
小说是以老理发员一段独白作为结束语的。这段独白虽然较长，但含义隽永，我们还是把它节引下来：
“我想，一个社会是不能没有‘官’的，把‘官’全打倒了，就会到处是大便和蛔虫。那么，谁当‘官’呢？我反对赵某人，反对砸烂一切的‘司令’和‘勤务员’，我自己当不了也坚决不想当‘官’，我拥护老唐。那就得体谅人家嘛。三点‘政纲’也得给人家实行的时间嘛。我不能象‘司令’们那样去迫害‘官’，不能象小卜和师兄那样去利用‘官’，不能象S市某些代表所说的那样一味去
‘顺着’‘官’，但也不能象儿子那样去疏远‘官’、甚至敌视‘官’呀！血流成河，白骨成山，付出了多大代价，好不容易打倒了国民党的‘官’，又打倒了‘四人帮’的‘官’，好不容易咱们自己的老同志重又当了‘官’，如果谁都不去接近他们，不去向他们说心里话，咱们这个国家，咱们亲爱的党可怎么办呢？”
这不正是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吗？我想，老理发员的这段肺腑之言，也正是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悠悠寸草之心。读一读这篇小说，不只会使重又做“官”的老唐们有所震动，也值得一切为“民”者的深思！
对于官僚主义、特殊化、特权思想、以及林彪、“四人帮”横行恣肆时所造成的一切不正之风，革命文艺必须毫不容情地鞭挞之，以匡正时弊。而对于一切犯过错误或沾染了坏习气而愿意改正的同志，也要满腔热情地去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去“顺着”他们，“利用”他们，或“疏远”他们，当然更不应该去“敌视”他们……。文艺的社会功能更该是这样。为暴露而暴露，为寻找刺激而暴露，都显然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革命任务的。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而已集·小杂感》）又说：“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且介亭杂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如果《悠悠寸草心》的作者对社会主义、对党、对人民没有深挚的爱，对一切危害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强烈的憎，他就不可能把这篇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感情世界表现得这样丰满，刻画得如此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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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创作手札

《堡垒》后记
吴强
《堡垒》和它的作者一样，是林彪、“四人帮”残酷统治下的幸存者。
《红日》问世以后，我便开始了写作《堡垒》的具体准备工作。《堡垒》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的斗争生活。当时，我在那里工作，生活游息在那个波腾浪涌的大海里。写作小说时，我的第一个具体准备工作，是将我当时的生活经历，作了回忆，写成片断的故事和人物素描，也就是将记忆中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用文字记录下来。第二个具体准备工作，是“故地重游”，去到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地区，访问了一些城镇、乡村，访问了当年在南通城内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和其他的一些人。此外，还查阅了当年出版、印发的根据地的党报、党刊和有关资料。
当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就要提笔写作的当儿，来了个“大跃进”，当时有个词儿叫“形势逼人”。在被“逼”之下，只得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于是下了工厂，大炼钢铁，将就要动笔的写老题材的《堡垒》放下。过了一年多，到一九六○年春天，严重的自然灾害临头，瞎指挥不灵了，我才又旧事重提，三次访问南通，随即进入《堡垒》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设计、草拟作品梗概、分章分节的写作阶段。这年秋天，便继续留住南通，开始着笔。不料，我们上海的一位大长官又提出个口号：“写十三年”，叫大家写建国以后的十三年间的革命和建设，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言下之意，在这以前的斗争生活，不是社会主义的，不要去写，或者不急于去写。这又是一个“形势逼人”。在一次会议上，这位大长官所重用的身居高位的张春桥，且列出了“写十三年”的十条“好处”来。一九六三年春天，我又先后被逼到江苏的丹徒、常熟去深入生活，“写十三年”。这样，写二十年前抗日战争的《堡垒》，只好在上部接近完成的时刻，再一次搁浅。在丹徒、常熟两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生活是搞“四清”，关于“写十三年”，总共写了两篇报告文学：《江心洲夏景》和《陈永康在常熟》，计一万五千字，搁到一九六六年，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来了，《红日》和它的作者遭到“横扫”，三十多万字的《堡垒》手稿，被当作未出笼的“大毒草”，从书橱里抄走，同它的作者共命运，下了“地狱”。
真象一场漫长的恶梦！大兴文字狱、搞了十年文化专制主义、法西斯统治的王张江姚
“四人帮”，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夜晚覆灭了！随后，在黑暗中受难的人们重见了天日。未完成的《堡垒》手稿和它的作者，也获得了再生之幸。虽然丧失了十多万字，手稿的大部分，终于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从故纸堆里找了回来。这就使我在幸存下来的二十多万字的基础上，补写续写，将它写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屈指一算，这本不过四十多万字的《堡垒》（上部）经历了二十年苦难的过程，才得以和读者见面。这大概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吧！
《堡垒》中有些故事情节，取材于烈士白桐本、马世和的真实事迹。这两个人英勇的斗争事迹和他们高尚的革命品德，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在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在人们的口中传颂。为了纪念他们，我曾经在故事的描叙中，用了他们的真姓名。经过考虑，因为写的不是真人真事的传记，故事里的大部分情节都是作者虚构的；在成书出版的时候，便将这两个真姓名改掉，换上了虚拟的马国本和余淑和。由于真假掺和而引起误解的事，也可以从而避免。
（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