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1-23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新闻分析

大平首相南下之行
吴德烈
作为日本“八十年代外交的第一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一行，对南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为时五天的访问。此行目的，正如大平首相临行前所说的：在这动荡不宁的新的年代里，日本将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起新的“相互依靠”和“创造性的合作关系”。
这次出访，是在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后进行的。因此，无论是在堪培拉或是在奥克兰，大平首相同弗雷泽总理和马尔登总理，首先讨论了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造成的严峻局势。日、澳、新三国政府首脑都认为，他们共同面临着霸权主义渗透和扩张的威胁。日、澳政府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树立了所有的国家都十分关切的危险的先例。”大平首相指出，苏联对阿富汗采取行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野心”。弗雷泽总理则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给世界和平造成了三十五年来“最严重的威胁”。他还认为，苏联可能要利用伊朗的动乱，谋求建立一个暖水港。这对石油消费国的补给和运输必然造成直接的威胁。大平和弗雷泽经过两次会谈后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合作，促使苏联军队立即从阿富汗撤出，并使克里姆林宫今后不敢轻易采取干涉别国的行动。据外电报道，日本可能采取的措施将是削减日本对苏联出口的高级技术物资，或减少对西伯利亚开发项目的投资。
日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位于太平洋南北两翼。日本一向把澳大利亚并不单纯看成是资源供应国，而把它作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太平洋国家”。日本外务省拟定的《亚洲太平洋时代的日澳关系》报告书曾经指出：苏联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地区的增强和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地面军事力量的增强，是使这个地区不安定的因素。鉴于这种情况，日本认为，必须加强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多边合作关系。大平首相和大来外相在这次访问中，进一步向澳、新两国提出了实施“环太平洋联合设想”的计划，并认为，为此目的，相互之间应当加深“理解、信任”和坚持“政治上的自主性”，实行与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相称的“开放的地区合作”。澳、新两国领导人都确认了他们在亚太地区的责任和作用，并一致同意积极推进日本提出的旨在加强这一地区国家共同合作的这一新的设想。
在目前中东局势动荡、苏联扩张攻势咄咄逼人以及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供应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日本在八十年代谋求澳大利亚、新西兰成为它稳固的能源供应国，是一项重大课题。正如土光敏夫等日本经团联领导人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那样：希望“确保稳定供应澳大利亚煤”，为此，“民间将按政府方针进行合作”。
澳大利亚由于煤矿资源十分丰富，素来享有“坐在煤车上”的国家之称。日本一直围绕着煤炭、液化天然气和铀等代替石油的能源问题，力求同澳大利亚建立起新的“融洽和睦”的合作关系。日本进口的煤和铁矿石，将近一半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已成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号称“畜牧之国”的新西兰，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五分之四以上。日本是新西兰农牧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之一。新西兰目前正在进行天然气和褐煤的开发。无疑的，这将为加强日、新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良好的前景。
综上所述，大平首相的出访，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协调日、澳、新三国的对外政策，是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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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患于未然
——土耳其内外政策的新动向
石昆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隆隆炮声，极大地震动了土耳其。面对国内外严重的局势，土耳其政府最近对外调整外交政策，对内设法平息社会动乱，以求消除隐患，结联友邦，应付不测事件。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博斯普鲁斯海峡扼黑海通地中海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土耳其政局的稳定，防务力量加强，不仅关系到本国的安危，而且对遏制超级大国在西亚、中东地区的侵略扩张，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外交方面，土耳其加快了同美国发展关系的步伐。新年伊始，拖了一年之久的土美防务协议谈判就有了突破。一月九日，在即将上任的负责安全援助的美国副国务卿尼米兹的参与下，两国初步达成了为期五年的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定，美国今后将增加对土耳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土耳其得到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这表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由于塞浦路斯问题，土美关系曾经一度疏远。一九七五年二月，美国宣布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土耳其则以关闭美国在土耳其的二十六个军事基地和宣布土美联防合作协议失效作为回答。一九七八年九月，美国取消了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土耳其也相应地开放了四个美国军事基地，两国关系趋向改善。新协议将进一步促进土美两国在防务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增强土耳其的国防力量。
与此同时，土耳其还主动加强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协调彼此的政策，以抗击共同的敌人。据透露，沙特阿拉伯已答应给予土耳其五亿美元的贷款，并以优惠价格提供六百万吨石油。
土耳其政府还把制止社会动乱作为当务之急。新年过后，科鲁蒂尔克总统多次会晤德米雷尔总理、军界首脑、议会两院议长以及反对党领袖埃杰维特，磋商应付国内“严重局势”的政策。
他们这样作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抢劫、暗杀、武斗以及各种暴力冲突，一直是困扰土耳其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近年来，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已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西部大城市蔓延到东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并且同教派冲突及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些暴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固然反映了土耳其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些显然受到了外来势力的参与和控制，因而不能不引起土耳其当局的警惕和注意。伊朗国王被推翻后，苏联竭力在土耳其煽风点火，制造混乱，特别利用库尔德族自治的要求大作文章，并偷偷运进大批武器，造成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一切，迫使政府不得不先后对十九个省份实行军事管制。但遍及全国的恐怖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去年因暴力事件而伤亡的人数多达八、九千人。据报道，目前，政治暴力行动有“升级为叛乱”的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土耳其政府今年以来采取了不少有力的措施。首先，土耳其议会正在抓紧制订打击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法律和法令。据报道，“游行集会法”、“结社组织法”、“省长权限法”等法案的部分条款已经通过。各地的军事管制当局也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社会治安因此有所好转。
其次，执政的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总理和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埃杰维特，也“本着诚意”，多次举行会谈，双方都同意两党今后在制止国内暴力行动，维持政局稳定方面“进行合作”。埃杰维特还提出两党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
政府和军方还把军队的训练及武器装备的改良列为当前一项迫切任务。土耳其拥有六十万军队，但目前武器装备大都陈旧过时，而且缺少零件。加之大批军队被派去执行军管任务，放松了平时的训练，因而战斗力受到较大影响。目前政府和军方正在设法改善这种状况，以适应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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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谈美国的新闻和电视
朱华文
鲍威尔先生是白宫里的忙人。他天天进进出出，后面总跟着一大群记者。他既不是长官又不是记者，而是记者的“记者”。作为白宫的正式发言人，鲍威尔先生不光要经常抛头露面，而且，他还担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控制与影响
华盛顿一位有资格的新闻工作者说，美国官方对新闻界的关系，与其说是控制，不如说是影响。鲍威尔先生则是官方和舆论之间的重要媒介。在这位白宫发言人的办公室里，有几十名勤快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把全国六十多家主要报刊的社论和评论的要点，分类整理报告总统，并及时研究对重要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宣传口径和背景材料，供公开表态和内部吹风使用。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的办公室也有同样的工作人员和任务。白宫和国务院天天向记者发布新闻，不定期地吹吹风；或者有意无意地向记者提供一些“不供发表”的背景材料和“个人看法”。此外，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官也十分乐意接受记者的约会和采访，回答一些涉及本部门的问题。美国官方善于充分利用同新闻界的这种经常性接触来影响新闻界和社会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控制。当然，如果记者除了“有闻必录”外，还试图不加选择地“有闻必报”的话，那是会遇到联邦调查局和法院来找麻烦的。
另外一方面，新闻又反过来影响着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的新闻媒介早已成为外交政策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世界各国形势发展的报道，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在这方面首先要数《纽约时报》；它是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国际问题专家们必读的报纸。它的消息甚至比来自政府渠道的消息还要快二十四小时，而且内容广泛。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专家们所重视的报纸。
竞争及指导
美国社会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新闻界更是如此。如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三大电视网之间，有时竞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它们各自想方设法争取观众，以便获得更多的广告和利润。去年十月间，全国广播公司打破了较长时期内收看率低的局面，争得了“冠军”。原来，它起用漂亮的年青男女演员当主角，吸引青少年观众。而故事内容仍以成年人题材为主。可是十一月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又以调整和充实星期天晚上的节目安排而赶了上来。它的“六十分钟”、
“一天一次”、“杰弗逊”等六个节目吸引了许多观众。为了竞争的需要，各家电视公司都设有一个“系统分析小组”，专门研究各个电视台制作节目的情况和经验，以便取人之长，出奇制胜。
各广播网电视台之间争来争去，观众和利润一起增长；然而却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污染”，青少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美国电视的普及程度及内容的五花八门，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据报道，美国儿童在四岁上幼儿园以前，已经看了上千小时的电视节目；一个高中毕业生一般看过一万八千小时。电视的内容和观点对青少年的人生观、性格、品行、家庭关系、想象力及生活习惯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了。为了在看电视方面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美国教育界不久前宣布将拨出一百万美元，准备制作一些节目，专门向青少年宣传指导如何区别电视节目的好坏，帮助他们提高鉴别和欣赏能力；诸如区别事实和虚构；了解广告的心理含意；加强对戏剧表演和新闻的理解。
美国人的内向
电视的普及挤掉了一些报刊。不过，最成问题的恰恰是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有影响的国际新闻报道。美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在系统化和质量方面越来越退化了。目前在报道和评论的广度及深度上甚至比不上美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国际新闻的水平。
除了电视普及的原因外，也有经济的原因。四十年代，美国在欧洲一名常驻记者的费用与在国内各城市一名记者的费用相差无几。到一九七七年，一名驻外记者的全年费用已达十五万美元。一些报刊杂志不得不削减驻外记者人数。现在，美国只有七家主要大报在国外单独派驻较多的记者。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公众的内向，他们越来越注视国内新闻。据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公众最关心的十件大事都是国内问题，甚至国防问题都被列入为十一项。为了照顾一般群众的要求，报刊不得不把国际新闻写得短小和大众化，这样又满足不了专家、学者和知识界的要求。因此，许多报刊办得谁也不满意。这成了美国新闻界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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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地理

印度洋上战略要地——迪戈—加西亚岛
迪戈—加西亚岛是美国在印度洋中唯一的一个海空军事基地。最近，由于伊朗发生动乱，苏联又入侵阿富汗，该岛所处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迪戈—加西亚岛很小，大约有二十八点五平方公里。它距离印度一千七百多公里，离伊朗四千公里左右，并紧靠阿拉伯向西方运送石油的航道。目前岛上只有一千五百名驻军。原有的一千多居民早已迁居到英国及毛里求斯岛。
该岛是英国的属地。一九六六年，英美签订协定，允许美国使用该岛五十年。现在，该岛已成为美国重要通讯联络中心和空军加油基地。岛上建有一个转播卫星通讯的无线电台、飞机场、大型储油罐、大型码头等设施。岛上有供航空母舰使用的码头，在印度洋上活动的美国舰艇以它为基地，而毋须从六千四百公里外的菲律宾取得补给。
美国为了岛上的军事设施，已耗费了二亿美元。过去由于该岛位置远、面积小，而且国内一部分人顾虑引起美苏在印度洋的军备竞赛，对该岛的建设、利用存在争议。现在，美国和英国经过协商，已决定扩建该岛的军事设施。这个决定是美国决心在印度洋抗衡苏联的一个重要步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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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黑色卫星”的秘密
乐山
这篇连载叙述七十年代美国一起重大间谍案的真相。它是根据最新出版的美国记者罗伯特·林赛写的《鹰与雪人》一书的材料编写的。
一、在苏联大使馆门口
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人员埃伦·希菲在苏联驻墨大使馆办完公事出来，正好看见几个墨西哥警察围住一个身材不高、美国人模样的人。后者似乎在分辩什么。她就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
那个（见照片）自称名叫多尔顿的美国人说：“我从这里路过时，伸脑袋到大门里张望了一下。后来我扔下了一个空香烟盒和一块旧字典的包皮纸。这些家伙就把我抓起来了。”
墨西哥警察解释说，由于发现有墨西哥恐怖组织的代表出入苏联大使馆，他们正对苏联大使馆进行监视。又说他们看见一名苏联门卫捡起了多尔顿扔进去的东西拒绝交出。
希菲就用汽车里的无线电话同美国大使馆联系，说有一名美国公民在苏联大使馆门口被墨西哥警察逮捕了，请领事部立即派人前来。
一行人在人行道上等待着。这时希菲发现多尔顿转过身子，似乎在把什么东西藏进上衣或裤兜里。一名警察示意多尔顿上警车。多尔顿刚一挪步，警察就看见他脚下有一段没吸完的大麻叶。他高声向别的警察喊道，“这小子携带了违禁品。”
不到几分钟，几辆小汽车来到苏联使馆门口，除墨西哥联邦安全局的人员外，还有两名美国大使馆人员。墨西哥警察决定，大家都到警察总部去，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待续）（附图片）
发生在苏联大使馆门前的事……
徐锡林插图
图为多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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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书讯

美国收入最多的杂志
从一九七八年七月至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一年中，美国收入（包括广告及刊物发行收入）最高的杂志依次为《电视导报》，五亿五千二百三十万美元；《时代》杂志，三亿四千八百九十万美元；《读者文摘》，二亿三千九百六十万美元；《新闻周刊》，二亿三千六百五十万美元；《花花公子》，一亿七千六百一十万美元；《人物》杂志，一亿六千九百八十万美元；《体育画报》，一亿六千八百七十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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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书讯

日本出版《三国志》
日本最近陆续出版《三国志》日译本，受到了日本知识界的高度重视。出版预告指出：对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进行摸索的日本人来说，《三国志》提出了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并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在动荡不定的时代，这部雄伟的历史尤其具有借鉴的价值。”评论家尾崎秀树写道：“现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向着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中，要求独立自主的趋势强烈，而生在三国时代的人们的智慧和行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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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德为人口减少发愁
戴耀
最近十年来，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已经超过四十亿。但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西德、法国、美国、加拿大，出生率却在下降，人口不断减少，其中西德最为突出。
二次大战后西德政府鼓励生育，人口增长很快，到一九六三年全国人口发展到五千七百八十六万人；一九七三年增长到战后的最高峰，达六千二百一十万人。但是一九七三年后，西德的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死亡率不断增长，因而使西德人口逐年减少。一九七八年人口出生率降为千分之九点一，人口总数下降到六千一百三十二万人。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五年中，西德人口减少了七十八万人，平均每年减少十五万六千人。据路透社报道，“西德是目前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这一代人中生儿育女的只有百分之六十，这个国家有一半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西德联邦政府对人口逐年下降十分不安，在联邦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按现在这样低的出生率延续下去，到二○○○年联邦共和国的人口就会下降到四千二百二十万人，到二○三○年就会下降到三千九百万人。
西德人口总数的下降趋势，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业界人士担心，这将造成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影响工矿企业的发展。军界人士害怕西德军队面临兵员不足的危机。随着退休老年人的增加和年轻人的减少，西德社会还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据西德联邦保险公司的一位经理说，一九七五年西德每一百名从业人员供养四十四名领养老金者，到二○○○年每一百人要供养五十五人，到二○三○年每一百人要供养八十人。
西德人口为什么下降呢？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西德的工农业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他们工资虽高，但开支也大。如果养育一个孩子，付出的费用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工资的二分之一。很多青年夫妇不愿因生孩子降低生活水平。
另一个原因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对社会、家庭、生活方式的看法与战前不同。“他们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认为生了孩子是个负担，所以不想生孩子”。（德新社）
为了鼓励生育，西德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西德联邦政府已经宣布，把产妇的假期由两个月延长至六个月，产假期间工资照发。政府还提高了对儿童的补助费，由每月补助三十八美元增加到四十四美元，一直补助到十八岁。然而这些措施能否奏效，还待观察，因为“不愿生孩子”不仅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思潮，它还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一系列的问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