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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06-23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革命者的作风、胸怀和情操——张琴秋同志在纺织战线二十年

第3版()
专栏:

革命者的作风、胸怀和情操——张琴秋同志在纺织战线二十年
钱之光 陈维稷
我党优秀的女领导干部、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革命家张琴秋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含冤逝世,离开我们已经十一个年头了。纺织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切悼念张琴秋同志,为她的不幸去世而深为痛心,也为她的沉冤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而感到欣慰。
张琴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者的战斗的一生。我们作为琴秋同志的老战友,强烈地感到:应当把她的瑰丽的革命经历和高尚品德、优良作风记载下来。这既是为了对党负责,对这位老同志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也是为了激励革命后来人,让大家从她的身上,具体看到一个革命者的作风、胸怀和情操。
我们共产党人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建国后,张琴秋同志转到工业战线工作,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近二十年,她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琴秋同志跟纺织工业可真是结下了不解缘。二十年代,她深入纱厂工人中开展工运;三十年代在苏联期间,她常利用寒暑假期,到纺织厂参加劳动,学习织布;一九四九年上海刚解放,她就率领全国妇联工作组,到昔日战斗过的沪东地区“中纺十二厂”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推动纺织工业生产的开展。正由于她跟纺织工人心连心,对纺织工业有深厚的感情,在纺织工业部领导岗位的近二十年中,她的工作始终是很出色的。
纺织系统一些跟张琴秋同志长期共过事的同志,以及在她领导下的干部、包括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都有这样的看法:琴秋同志对纺织工业很熟悉。她长期分管生产,工作能抓住关键。这固然与她的文化素养比较高、容易吸收科学技术知识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她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不懂就学,虚心地向内行请教。她下厂检查工作,不仅详细询问生产情况,而且要听取技术人员的汇报。一九六六年春,纺织工业部在上海办了个规模很大的全国纺织工业技术革新成果展览会。琴秋同志负责主持这项工作,对一些重大技术成果都亲自参加评审。周总理当时因要事到上海,曾在百忙中参观了展览会,琴秋同志陪着周总理一行,并作讲解。这也说明了她工作认真,掌握了业务。
张琴秋同志在工作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一九五八年以后,纺织工业系统在如何处理产量和质量的关系以及要不要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上,一个时期存在不同的意见。那几年在高指标、瞎指挥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的纺织厂出现了片面强调产量、盲目加快车速的做法,造成设备严重磨损,消耗成倍增加,产品质量波动,企业管理混乱。针对这个问题,纺织部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间,先后在青岛、西安召开全国会议,以期统一认识。琴秋同志主持这两次重要会议。在青岛会议中,代表们对加快车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增加生产的迫切需要,主张继续加快车速;也有人认为片面提高车速,技术上不合理,经济上不上算。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琴秋同志鼓励大家摆事实、讲道理,畅所欲言。同时,认真分析研究,正确作出判断,经请示部党组同意后,在总结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主张,否定了那种只要多快不要好省、不尊重科学的做法。在西安会议时,又抓住西安纺织行业的典型经验,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企业管理,抓好产品质量。这两次会议规定的方针,得到了纺织系统广大职工的拥护,对于引导群众运动在纺织系统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那几年里,却被攻击为“右倾”,一度压力很大。纺织系统一些局、厂级领导干部,由于传达、贯彻这两次会议精神,甚至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琴秋同志在领导纺织工业生产的工作中,始终坚持正确的做法。一九六一年四月,她又去上海国棉二厂蹲点,深入总结企业管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纺织工业生产技术管理条例》,对于三年调整时期克乱求治,使纺织生产多快好省地全面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她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忠于革命事业的鲜明立场。
张琴秋同志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对纺织工业的意见和愿望。记得一九五四年春,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到纺织部来访,这位代表是一位画家,他对我国当时生产的印花布花型陈旧呆板、色泽暗淡,提出了意见。琴秋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代表,对他的意见非常重视。以后又和商业、美术等部门一起商量,共同召开了印花布花型图案设计座谈会。一九五六年,又会同有关部门再一次召开了改进印花布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会议。经过这两次会议,我国印花布设计水平和质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张琴秋同志的突出优点是民主作风好,平易近人。她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和同志们谈话时,总是先让人把话讲完,再谈自己的看法。因此同志们有什么问题,都乐意找她去说,敢于在她面前敞开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
张琴秋同志身为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从不以领导自居,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一九五三年,她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去苏联访问。有时到工厂、车间参观,翻译人员少,她就热情地亲自给随她访问的工程技术人员当翻译。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年随她访问的同志,至今把“部长当翻译”一事传为美谈。她不仅在正常的时候如此,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期间,处境十分困难了,还是惦记群众,关心和体贴群众。当时,为她开过汽车的司机老战同志,因患癌症病倒了,当她得悉这个消息后,便设法前去探望,并且托人代为购买药品。以后,老战同志病情恶化,不幸逝世。琴秋同志因为已经失去行动自由,没有能够参加追悼会。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她总感到心里不安。
就是这样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老同志,却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加给了种种罪名,受到了残酷斗争。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琴秋同志含冤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在我们党内,有许多这样的同志:他们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了几十年,他们的斗争经历令人可歌可泣,但他们却总是甘为人民的公仆,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尽的义务。他们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却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他们身上的许多可贵品质,往往随着岁月的消逝,才愈益为人们所认识。张琴秋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对张琴秋同志的一生功过作出了正确评价。今天我们为文悼念琴秋同志,已是缅怀多于哀思。近来,大家都很关心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问题,我们想,从张琴秋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是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的。

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介绍两眼失明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斌

第3版()
专栏:

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介绍两眼失明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斌
两眼一片白茫茫 脑里图画千万张
一九四七年秋天,山东解放区受到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在一次战斗中,二十岁的共产党员徐斌两眼受伤了。伤好那天,解开缠眼的纱布——天哪!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二年,徐斌复员回到家乡——现在的山东省掖县过西公社徐家大队。在战场上,他为人民流过血;回到农村,他继续为人民服务!一九四九年,他当选为党支部书记。他让竹棍帮他领导生产。他在竹棍上刻着八寸、一尺、一尺五寸等记号,到地里丈量翻地的深度够不够,测量庄稼的高矮,估量长势好不好。
眼睛是头脑的窗子。徐斌的窗子坏了,他的耳朵、手、脚慢慢都变成了他的窗子。三十多年来,透过这些窗子,差不多别人看得见的东西,他的脑子里也有这些东西了,而且比别人记得清,记得牢。大队五百六十二户,大部分人家的门槛他都跨过。他知道每户房院的位置、大致的摆设,知道每个家庭的人口、亲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大队二千一百七十人,差不多二十岁以上的人,徐斌一听声音,就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大队四千多亩土地,每一块他都去过。他知道土地座落、水井布局、土质好坏……。
到公社开会,上级布置生产,别的干部在本子上写,他用脑子记,回来传达贯彻,一点不漏。别人每天看报纸,他就听广播。每天清早起床,徐斌就开始忙乎,耳朵、嘴巴、手脚、脑子一刻也不闲。晚上睡觉,嘴巴、手脚不动弹了,他的脑子还在转游。他的老伴说:“黄牛走到地头要喘一口气,你快休息休息!”他说:“我是第一把手,党把两千多人全交给我了,我能不操心费力吗?就这样,好些事情我还顾不过来、想不到,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使。”
惊天动地一声吼 “哗啦”一下热泪流
一九六七年冬天,有一位党支部委员告诉他,村子里出现了火烧几位生产队队长的大字报。
徐斌说:“他们都是好干部,战斗在第一线。早上工,晚下班,完了还得转着看一看。虽说几张大字报算不了什么,就怕他们没经历过,挺不住,影响生产。”
“如果说要火烧,应该火烧我,轮不到他们。如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牺牲,那就朝着我来!”果然,斗争的矛头很快转到他身上了。
一天,全村开大会,批斗徐斌。徐斌在土台子上拄着竹棍,挺挺地站着。斗他的人说:“你打着红旗反红旗!”徐斌说:“我打着红旗,可是反红旗的不是我!”斗他的人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徐斌说:“我是当权派,这不假。可是,我并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跟党走社会主义的路!”
台下的群众纷纷议论:“徐斌一不贪污盗窃,又不多吃多占。享受靠后边,困难事走在前。刮风下雨了,他到处查看我们的房屋漏不漏。飘雪上冻了,他亲手摸摸我们的棉被、棉衣厚不厚。他到底有什么罪呀?”
好些人记起来了:一九五三年村子里发大水,徐斌不是曾经站在这个土台子上,拿着喇叭筒,向大家广播,喊过话吗?那个时候,他领着大家救灾抢险,泥里水里,一脚深,一脚浅,东跑西颠。白天忙了,黑夜还忙……。
批判他的人也讲不出徐斌有什么罪。徐斌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慢慢地说。现在我站累了,你们给我一个板凳,我坐下来,可以跟你们说几个钟头。”
“什么?什么?你还要板凳?”主持会的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个,这个,让我问一问群众。”他转过头来,对着台下喊:
“这个反革命、走资派徐斌,不低头认罪,还要板凳!你们说,给不给呀?”
“给!”人们使劲地喊着,全场一声怒吼。
参加这次批斗会的人有多少,徐斌看不见。会上,有人退出,有人哭了,徐斌也看不见。现在,这惊天动地的一声怒吼,徐斌可听见了。它象雷在炸,象炮在轰,是那样整齐、干脆、响亮。徐家大队的人民群众是他的亲人,一直跟他心贴心呀!这时,大颗大颗滚烫的泪珠从徐斌受伤的眼洞里流出来了。
人民利益放心上 走到哪也不转向
人民是徐斌的亲人,也是他的再生父母。
徐斌受伤那阵,几个民兵用担架抬着他,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每到一个村庄,住在老乡家里,都有一位大娘照顾他。她们好象是同一个人,讲的是同样的话:“要是敌人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娘。”有一位民兵,因为抬过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徐斌常常对人说:“我的命是人民给的,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人民。”
不管是被撤职,还是被批斗,徐斌始终精神抖擞,照样干工作。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徐斌领着大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腿摔伤了,他还坚持在工地宣传鼓动。经过三个冬春奋战,终于把小农经济留下的瓢一块,碗一块,七零八落,歪歪扭扭的小块地、盐碱洼,整成南北定向、成方成块、沟渠相通、能排能灌的良田,基本实现了“大地园田化”。大队买了抽水机、拖拉机、脱谷机,等等,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由文化大革命前亩产三百三十五斤,提高到一九七八年亩产一千一百四十九斤,每年交售给国家的公粮也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十万斤,增加到去年的一百一十万斤。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徐斌领着大家大搞工、副业。文化大革命前,大队只有编织、缝纫、木工、渔业和烧水、理发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了副业大院,又新添了织麻袋、轧棉花、织布、榨油、机修、建筑、蚕桑、养鸡,等等。还买了两台发电机。
去年,徐家大队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元,差不多每户社员都有自行车、收音机,平均存款四百多元。徐斌到处张罗给社员安电灯,还建立灯光球场,每个星期演一场电影。有人跟他开玩笑说:“瞎子点灯白费蜡,搞这么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干啥?”徐斌说:“我一人事小,群众事大。群众生活好了,比什么都强!”
外来的人都很惊讶:一个两眼失明的人,领导一个两千多人的大队,怎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徐斌说:“有拐棍,跌不倒;有商量,错不了!我干工作全靠众人扶持!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岗位重要,都争着给我讲情况,出点子。众人就是圣人,我有了千双眼,还能看不准事情,搞不好生产吗?”
本报通讯员 李玉明 本报记者 刘衡

发扬革命传统 誓为四化献身(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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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革命传统 誓为四化献身
重庆市塑料七厂青年共产党员杨联荣(右三),战胜严重疾病,为建设四化刻苦学技术,入厂八年来,他和其他同志合作搞成重大革新二十多项,小改小革一百多项,自行设计制造各种机器二十六台,试制成功新产品十八种,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十七万多元,被破格提拔为技术员,并被树为省、市学铁人标兵。
新华社记者 金勖琪 摄

一位红色娘子军的英雄战士——忆张琴秋同志

第3版()
专栏:

一位红色娘子军的英雄战士
——忆张琴秋同志
宋侃夫
琴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老战友们聚在一起,经常回忆起这位当年跃马挥枪、英姿飒爽、驰骋疆场、饱经风霜的女战士,忠诚的共产党员。她是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下离开我们的,连她的独生女儿——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玛娅同志,也惨遭酷刑致死。每忆及此,我们无不悲忿填膺,不能自已。
琴秋同志是我们红军中杰出的女战士、女政工干部、女指挥员。战士们十分尊敬她,爱戴她。如今,她的音容、神采,还经常萦绕在我们的脑际。她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我第一次见到琴秋同志是一九三一年秋。那时,我奉命到达鄂豫皖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的新集(即今河南省新县县城)。一到那里,我立刻被一种沸腾的生活和战斗气息所吸引。每天拂晓,军号一响,部队、机关、团体、学校的所有人员,都涌向一个人们称之为“红场”的大广场,和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列队进行着各种操练。一位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束皮带,打着绑腿的青年女干部,目光灼灼,精神抖擞地同大家一起操练。经人介绍,我才知道她就是一九二五年和蔡和森、沈泽民等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彭扬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同志。她出国学习前,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参加过“五卅”斗争。我们一见面就象老战友一样交谈起来。她生活朴素,房间里除一床一桌几张条凳及书籍外,别无他物。学员们经常在她房间里进进出出,谈这谈那,他们谈得那样热烈,那样融洽,那样亲密无间。她不仅和学员们一起操练,有时还参加文艺演出活动。这些感人的事迹,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兵力集中于汉口、红安、麻城一线。在战云密布的形势下,中央局派琴秋同志到敌人重兵压境的河口(黄陂北的一个重镇,划为一个县)任县委书记。
在鄂豫皖苏区,琴秋同志是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琴秋同志不顾战争紧迫,生活条件艰苦,毅然接受组织的委托。她一到任就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解决群众的迫切要求,一面动员青年踊跃参军,组建地方武装。赤卫队、独立团、铁路工程队(专事破坏敌人交通)等人民武装组织象雨后春笋,相继成立。琴秋同志还以她那特有的胆识和才干,组织了一支勇敢机智的便衣交通队伍,经常往来于汉口、宋埠、黄陂、孝感之间,为苏区购运军用物资、通讯器材、布匹食盐等军需品,同时,还收集大量的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琴秋同志被派到七十三师任政治部主任,成为当时这个师的师长王树声同志的得力助手。后来川陕苏区成立,建立了新的川陕省委,琴秋同志被调任省委妇女部长,在省委书记罗克文同志领导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当地在军阀、地主的控制下,大量种植罂粟(鸦片),男人普遍抽鸦片烟,劳动多半靠妇女。当时的妇女工作,对全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琴秋同志一面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戒烟拒毒运动,号召毁烟种粮,一面发动妇女,参政参军,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女战士、女干部。当时琴秋同志曾率领一支两千多人的妇女独立师,配合主力进行战斗。这支队伍就是最早的红色娘子军。琴秋同志曾任这支红色娘子军的师长。她经常奋勇当先,直接参加战斗,指挥战斗,打过很多胜仗;她也经常配合主力,为部队征粮,运军需物资,救护伤员;并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她对下级干部、战士非常体贴爱护,经常将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为战士驮枪支弹药衣物等。琴秋同志的英勇善战,当时在国民党区舆论界曾轰动一时。红四方面军原来进川时只有一万四千人左右,但在粉碎川军六路“围剿”以后,迅速发展为近十万人的大军。这些功绩的取得,琴秋同志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对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反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的失败,造成损失极大,而琴秋同志在觉醒后,立即冒着风险,和曾中圣、罗克文、李春林、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朱光、徐一新等同志串连,反对张国焘。为此,曾中圣等同志被捕,有的竟遭张国焘杀害。琴秋同志也受到严重打击和迫害。
四方面军在长征到达川西北后,由于张国焘抗拒中央正确领导,推行机会主义路线,使川北根据地也难以持久巩固。两次过草地,到达甘肃会宁,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会师后,一部分主力部队又被迫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后来,西路军终于在张国焘的反党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下,连遭失败,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琴秋同志,分散在祁连山崇山峻岭的游击队,在战斗中遭敌人围击,因弹尽援绝,和其他同志一同被俘。
开始,琴秋同志被囚禁在青海西宁监狱。由于女战士的掩护,敌人误认为她是红军文工队的炊事员。后因叛徒告密,敌人才发现,原来她就是久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于是立即将她押往南京。她在南京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与敌人作顽强斗争。抗战初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又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严正交涉,琴秋同志才和其他同志一道获释。
在延安时,琴秋同志在中央妇委和女子大学工作期间,经常亲自讲课,向女青年传授马列主义。她讲课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易懂,因此深得学员、干部的好评。
全国解放后,琴秋同志留在北京,先在中央妇委,积极参加全国妇女大会的筹备工作,曾是全国妇联一、二、三届执委。以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我在南方工作,虽然不在一起,每当我因公来京,或她去外地视察时,我们常有见面的机会。这时的琴秋同志,虽已白发苍苍,但她那机智敏捷、胆识兼备的特点,仍不减当年。和她聊起来,常常是廖廖数语,就会使人从中得到教益,吸取到力量。她对革命领袖很尊重、很爱戴,努力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又能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坏人坏事则疾恶如仇,尖锐指责;光明正大,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她生活艰苦朴素,作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乐于助人,因而老同志也好,青年同志也好,都很尊敬她,爱戴她,愿意接近她。
我们失去一位几十年在一起战斗、一起工作的老战友、老同志、老大姐,悲痛的心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她那一股永远象年轻人一样的活力,给人们以很大的感染力;她那文武兼备的才识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她是一位高尚的人,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她象无数老一辈革命家一样,留给我们的光荣传统,将永放光芒,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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