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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 不搞特殊——记沈阳部队炮兵某师政委宋兆田同志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事迹

第3版()
专栏:

廉洁奉公 不搞特殊
——记沈阳部队炮兵某师政委宋兆田同志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事迹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炮兵某师政委宋兆田同志,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受到指战员的赞扬。他们说:“政委走得正,行得端,歪门邪道不沾边,我们喜欢这样的好领导!”
宋兆田是一九三九年入伍的老同志,解放战争时期曾当过战斗英雄董存瑞所在营的教导员,经历过大小数百次战斗,负过两次重伤,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几十年来,这位从炮弹坑里滚过来的老同志,从没有把过去的功劳作为换取个人私利的资本,也从没有滥用人民给的权力搞特殊化、谋私利,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先从他不走后门说起。一九七七年春,有些单位刮起了一股领导干部子女当兵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一天,宋兆田正在外地开会,突然听说他在农村插队的二女儿,被人接回部队准备当兵,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宋兆田知道这股风刮得挺猛,一个人不容易顶住,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领导干部,绝不能沾染这种不正之风。他毅然拿起电话,对军务科的同志说:“赶快到我家去,告诉孩子和她妈妈,不要去当兵,孩子马上回青年点!”之后,他又亲自给老伴打电话,要她给孩子做工作,尽快返回农村。这件事,在部队和农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连队专门出了向宋政委学习的黑板报,表扬他带头抵制不正之风,为大家做出了表率!
宋兆田身为师党委书记,处处注意遵守各种规定和制度。他在机关,副食供应和一般干部一样,从不多吃多占;到连队去,不要什么特殊照顾,战士吃啥他吃啥;来了亲朋旧友,从不让公家招待,就是因公陪人在招待所吃一顿饭,也要算清伙食费。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没有私自要公家做过一件家具。他家甚至连一张饭桌都没有,多年来一家五口人就在办公桌上吃饭,或者在箱子上放块板子当饭桌。有关部门特地给他做了一张桌子,他拒绝接受。他对打箱子、做柜子,搞自己的小家底非常反感。他的家具只有两只木箱,还是他爱人在两地分居时买的,家庭用具简简单单,搬家换防,一提就走。他的家属所在单位出于好心,特地给他家批了点木材做家具,他不肯接受;有人把做好的木箱送到家,他送了回去。他说,生活上讲舒服享受,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利用职权往自己嘴巴上抹油、往个人腰包里划拉,更是卑鄙的。有权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为自己、为家庭、为孩子服务!否则,就要变成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者。因此,他对自己、对家属、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家属从来没坐过公家的小汽车。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和老伴带着孩子进城买东西。营房离城十多里路。管理科的一位协理员看到他徒步进城,急忙跑到小车班,要了一辆小车追出营外。协理员说:“政委,用小车送你们一下吧!”宋兆田说:“不用了,我们上街办私事,坐公共汽车也可以,你回去吧!”
“宋政委有权不搞特殊化,一心想着现代化!”战士们这样赞扬宋兆田。去年深秋,宋兆田同志不慎跌伤,战斗中负过伤的肋骨又折断三根,住进了医院。住院不久,骨质还没有愈合,传来了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指示。当时,师长刚刚调动工作。宋兆田想到工作的需要,就请求医生允许他早上出去,晚上归来。他每天让护士提前打针,然后带着中午和晚上吃的药,支撑着带伤的身体,一连开了几天党委会。同志们都十分钦佩他的革命精神。
本报记者 龚愉 李月柱

“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贺龙同志入党前后

第3版()
专栏:

“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贺龙同志入党前后
一九一六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但那时的中国,黑夜茫茫,救国救民的道路何在?贺龙同志在黑夜中摸索。
一九二○年,贺龙同志在护国军中任职,驻军湖南桃源。这时,从上海来了两个留学生,他们在支队司令部住了两个星期,每天大谈主义,争论不休。一个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一个谈社会主义。贺龙同志回忆说:“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时,认为无论从理论上,从政权、国家、军队等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觉得条条有理、有据。我就问他,有没有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这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以后,贺龙同志常听湖南人说起毛泽东同志。贺龙同志回忆说:“那时湖南的学生都说毛泽东是天才,是革命领袖。我对于毛泽东敬仰得很,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九二六年,当北伐军从广东进军到湖南常德时,党中央派当时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周逸群同志,带领一个宣传队,到贺龙同志的队伍中工作。贺龙同志知道后,就去找周逸群同志。贺龙同志回忆说:“第三天我就找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他答复我共产党不是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在周逸群同志的帮助下,贺龙同志更加接近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为,贺龙同志恨之入骨。他崇敬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在这严峻的日子里,他一次一次地向周逸群同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表示一定跟共产党走。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党决定以武装起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径。七月二十七日,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组成。第二天,周恩来同志来到贺龙同志的驻地,把前委关于起义的行动计划告诉了贺龙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同志当即代表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同志表示,决不辜负党的信任。
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南征”,在艰苦的南进途中,贺龙同志又提出了入党要求。在瑞金,贺龙同志终于实现了生平最大的宿愿。党根据他的申请,根据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决革命的表现,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入党宣誓仪式上,贺龙同志向党宣誓:“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终生!”
一九二八年春,贺龙同志在周逸群等同志的伴随下,又回到了故乡,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贺龙同志的亲友中有人惋惜地说:“现在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共产党)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落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你图的是什么?”贺龙同志回答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我要的不是个人的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蒋介石一定会垮台!……”
(根据《南昌起义前后的贺龙同志》等资料编写)

恢复领导干部给群众作报告的传统

第3版()
专栏:党员来信

恢复领导干部给群众作报告的传统编辑同志:
领导干部给群众作报告,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建国初期,许多干部和群众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就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大会讲、小会说,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以及生动的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等等,除去采用下发文件,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等的作用外,党的各级组织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组织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作报告。长期以来,我们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有效的教育形式,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了共产党,了解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下,全党、全国人民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信心足,步调一致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可是,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别有用心地在领导干部讲话中挑毛病,甚至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整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恶劣影响。尽管这些同志已平反昭雪,重返领导岗位,但是有些人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布置工作或传达上级指示,一律照抄照转,成了“传声筒”、“留声机”。有时群众想请领导干部给大家作个报告,真是比登天还难。
党的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面前,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有许多的想法,也有许多的问题急需加以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如能深入下去,摸清群众的思想脉搏,然后有针对性地作一些报告,阐明和回答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将大大有助于统一思想认识,有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大广播”不响,“小广播”就会盛行,各种错误思想就会蔓延。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恢复给群众作报告的好传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 宋绍先

不要当官 要干革命

第3版()
专栏:短评

不要当官 要干革命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干部不论其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就是这样要求自己,这样做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陈毅同志不准亲属搞特殊;陶铸同志一贯艰苦朴素;朱德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对亲属讲:“人总是要死的,……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们用的东西,都上交国家。”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存款,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朱德同志的这种安排和嘱咐,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使人深受感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绝不可脱离群众,绝不可高踞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而应当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可是,有少数党的干部,却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丢掉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沾染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甚至迷上了那种封建衙门的低级趣味。衣食住行,讲究派头;待人接物,官气十足。车要坐小的,饭要吃好的,房要住高级的,群众买不到的奇缺商品,三份、五份地购买。偶然到下面走走,车水马龙,欢迎欢送,还要很多人陪坐、陪吃、陪看(看电影和戏),占用了不少人力物力,挥霍了不少钱财。他们把“资格”当商品,把贡献作“股份”,把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做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个别人甚至发展到遇事就伸手,争名夺利,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以致陷入资产阶级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这种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十分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掌了权,对革命有贡献,难道就可以特殊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很好的回答。他们多年身居领导岗位,为党为人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干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优秀品质,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阶级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官贵民贱”的不平等关系。想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的革命情操,比比他们宝贵的革命精神,那些违反规定搞特殊化的人,难道不感到脸红吗?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猛醒,及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要懂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当官”不象官,“拉车不坐车”,不搞特殊,不谋私利,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才能率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看脸色”小议

第3版()
专栏:

“看脸色”小议
肖成栋 林荣顺
在我们党和革命队伍里,有一种人很善于察颜观色。他们办事情,眼睛总是盯着上司的脸色,心里总是揣摩着上司的脾气,“长官”怎么想、怎么说,他就怎么跟,明知不合实际,违背原则,群众不拥护,也顺着去办,甚至溜须拍马,阿谀逢迎,献媚取宠。所谓“出门看天色,入门看脸色”的处世诀窍,这些人是甚为精通的。
一事当前,先看领导的脸色,这种“学问”过去在我们党内是很少有市场的。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由于他们践踏党规党法,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旧社会趋炎附势的坏习气得以恶性发展,使我们的党风受到严重污染。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看脸色行事的人越来越吃不开了。但也有少数中毒较深的同志,至今没有觉悟过来,仍在继续把它奉为自己的“处世哲学”。
需要指出的是,善于看脸色的人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有好变脸色的人。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脑子里还装着封建长官的一套东西,他们爱听顺耳话、恭维话,不愿听刺耳话、批评话。一见捧场,笑脸频频,心中乐滋滋。你若给他进点“逆耳忠言”,提点批评意见,他便吹胡子瞪眼,浑身不舒服,弄得人们真话不敢讲,民主空气被窒息了。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在好变脸色的某些领导人面前,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可来神了。为了讨得上司的欢心,你看他巧舌如簧,应变随机:上司说扁的,他喊不圆;领导嫌右,他凡事“左”三分;订生产指标,你认为越高越好,他就一个劲往高处拔;报粮食产量,你喜欢“多多益善”,他就扳着指头拚命往上加。你若喜欢捧场,他便大唱赞歌,搬出一套酸溜溜的陈辞滥调,什么“感谢首长的巨大关怀”呀,感到“无比幸福”呀,受到“很大的教育”呀,“一定深刻领会,坚决照办,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呀,硬是把某些领导人吹得飘飘然目空一切,昏昏然忘乎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物,在党风不正的地方,往往得宠于某些领导人,被认为“听话”、“顺手”,予以提拔重用,真可谓“骗而优则仕”了。
这种看上司脸色办事的不正之风,其源盖出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它把上下级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官僚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看脸色行事的人,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系在某些头头身上。他们眼睛朝天,看不见人民群众,心目中只有上级,实际上只有个人。他们的“上级观念”,并不是真正对上级负责,而是为了取得上司的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在他们看来,群众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上级的印象,只要讨得上司的欢心,往后的好处就捞不完。于是,看脸色行事,便成为他们的爱好。
看领导脸色行事,拿原则作交易,这是剥削阶级的官僚政客作风,是同共产党员的品质不相容的,必须坚决扫除。
这种坏的作风,对革命的危害很大。它腐蚀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使人丧失革命原则,搞实用主义,又给机会主义的滋长造成条件。它贻误党的工作,使正确的东西不能坚持,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不能及时纠正。它使党内关系庸俗化,为宗派主义的发展打开方便之门。这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泛滥,就会瓦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我们的党就会衰退、变质。
看领导脸色行事的人,对上唯唯诺诺,对下却往往是另一副骄横的神态。他们搞媚上压下的一套,脱离大多数,最后必然是自己孤立自己,自己毁坏自己。看脸色行事,也可能暂时捞到一点什么好处,但拿革命原则换来的私利是可耻的,也是靠不住的,纵然得意于一时,到头来仍免不了要跌跟头,吃苦头的。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某个上司的附属品和工具。我们的党不是家族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我们只能忠诚于党和人民,而不能效忠于个人。下级当然应该服从上级,这是因为上级代表组织,并不是因为下级是上级的附属品。我们不能靠看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只能靠实事求是、靠科学行事,靠真理、靠党性行事,别的什么东西都是不能靠的,也是靠不住的。

关于发展党员的几个问题

第3版()
专栏:党的知识

关于发展党员的几个问题
临时党支部是否可以发展党员?
临时党支部不能发展党员。因为它是为了完成一定时期内的一定任务而建立的临时党组织。但临时党支部可以接受非党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书,进行培养工作,并在任务结束后,负责将积极分子的情况,向有关党组织介绍。
发展党员是否要规定比例?
发展党员要严格按党员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宜规定发展党员的比例,也不能分配发展党员的数字。
党总支能不能批准接收新党员?
接收新党员,应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党总支一般不批准新党员。少数单位,如县以上党委直接领导的独立单位的党总支,大型厂矿企业直属的分厂、大专院校直属的分校党总支,领导干部配备较强,有专管组织工作的机构或人员,能够保证党员质量,经过县以上党委授权,也可以审批党员。各地在具体规定哪些党总支可以审批党员时,要从严掌握。党委书记可否代表组织批准新党员?
按党章和有关文件规定,发展党员是有一套严密手续和严格制度的。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某同志入党的决议后,还要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上级党委审批时,必须通过党的会议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做出书面决议。党委通过的书面决议,应由书记签字,党委盖章。绝不允许由任何个人批准。有的地方和单位的党委书记,审批新党员时,根本不召开党委会,而是由他个人和少数人串联一下,然后由他个人签字盖章;有时甚至用电话通知基层支部:某某入党我批了。这种做法是极不严肃和极端错误的,必须纠正。

张喜富拿“党票”做交易被开除党籍

第3版()
专栏:

张喜富拿“党票”做交易被开除党籍
本报讯 黑龙江五常县牛家公社原党委书记张喜富,为谋取私利,拿“党票”做交易,先后把李维良等五名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拉入党内。
李维良原是松花江地区工地勘测队助理技术员,后来插队到牛家公社任民政助理。他入党前,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一千五百多元。李为了入党,经常利用贪污的公款请张喜富吃喝,并送给张涤卡上衣、收音机等物品。张接受了李的贿赂,便一心要把李拉入党内。他不顾原党委副书记梁俊儒和其他一些党员同志的反对,强行召开机关党支部大会,讨论李的入党问题。为了能在支部会上通过,当县里让张去双城参观养猪时,他不去,却让持不同意见的梁俊儒去了。会上,张抢先发言,主张吸收李入党,向群众施加压力。结果,群众有意见不敢提,就这样通过了。张连夜主持召开党委会,批准李为中共党员。
李维良入党后,继续贪污两千八百多元,并两次送给张喜富贪污款二百四十元,以示答谢。
张喜富拉入党内的其他几个人,有搞投机倒把的,有盗窃公物、打骂群众的,有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都不够党员条件,都已分别做了处理。张喜富也已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