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06-08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缅怀功勋卓著的贺龙同志
王尚荣
贺龙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军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创建和发展我军，加强我国国防建设奋斗了一生，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英勇顽强，对敌斗争坚决；他关心干部，热爱战士，密切联系群众；他胸怀坦白，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对于贺龙同志的功绩和品德，党中央、毛主席始终都是肯定的。林彪、“四人帮”对贺龙同志的诬陷和迫害，丝毫无损于他的崇高形象。贺龙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
贺龙同志常说：我没有参加共产党之前，我指挥的军队是我的，我加入共产党之后，我指挥的军队就是党的了，连我的脑壳子也是党的了。这发自肺腑的质朴语言，是贺龙同志对党赤胆忠心的真实写照。北伐战争期间，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同志，就对党派到他部队里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逸群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大力支持周逸群同志在部队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使部队面貌发生了变化。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随后，湖南军阀许克祥也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遭到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贺龙同志坚定地对周逸群同志说：“现在时局这样紧张，我是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的，所有派到我这部队里来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还是继续做政治工作”。后来，贺龙同志坚决执行党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毅然把自己率领的第二十军交给党指挥，并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武装斗争时期，贺龙同志就特别重视红军中的建党工作和政治工作，大队以上均设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建立政治机关，并根据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一九三三年，当王明“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分局的代表擅自决定解散红军中党的组织，取消政治机关时，贺龙同志曾严肃地说过：“我在旧军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取消政治机关我不同意。”后经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终于在一九三四年恢复了红军中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贺龙同志亲自主持党员登记，重建党支部、党小组。二、六军团会师后，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红军中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从而使红军经受住了战争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长征途中，张国焘反对毛主席的北上抗日路线，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并妄图把二、六军团拉到他那边去。在这严重的关键时刻，贺龙同志坚定地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同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一起，对张国焘以枪指挥党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率领部队北上。在这次斗争中，贺龙同志还按照朱总司令的意见，以向二、六军团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为理由，巧妙地把原属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从张国焘那里要了过来，并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把三十二军同二、六军团一起编成二方面军。同时把原属二军团的第五师改编为九十六师，归三十二军建制。当时，谭友林同志任九十六师政委，我任师长。贺龙同志对我们强调指出，我们是党的军队，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你们一定要搞好同兄弟部队的团结。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我们在三十二军首长直接指挥下，胜利完成了北上的任务。对贺龙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的坚定立场以及所起的重大作用，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
一九三九年初，一二○师奉命挺进冀中后，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和壮大主力部队，贺龙同志要我们七一五团同当地的抗日武装独四支队的三个团，合编为一二○师的独一旅，并要朱辉照同志任政委，原独四支队司令员、爱国人士高士一任旅长，我任副旅长。贺龙同志考虑到独四支队是个新部队，成分非常复杂，要求我们特别注意发挥党对部队的领导作用，对旅长等非党干部要做好团结工作。我们按照贺龙同志的指示，抓紧战斗间隙，整编、训练了部队，在新部队中建立和公开了党的各级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从而保证了各项战斗任务的完成。
全国解放后，贺龙同志同削弱党对军队领导的倾向，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反复强调，“党是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我们军队“必须牢牢树立坚强的党的观念，一切都要服从党的领导”。贺龙同志担任军委副主席以后，更加强调党对部队的领导，强调要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加强党委、支部建设。在他外出视察工作的时候，每到一个部队，总要关切地询问这个部队的党委怎么样？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发挥得怎么样？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给某部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要想使军队工作能够过硬，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扎扎实实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后来，他给硬骨头六连题词时，又一次向部队提出了“加强支部工作”的要求。这些，对坚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贺龙同志对林彪妄图篡夺党中央、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的阴谋，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当林彪反党集团丧心病狂地对贺龙同志及其他老同志进行残酷迫害时，贺龙同志越来越清楚地看穿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有一次，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愤慨地说：我们党，我们军队出了鬼了！说着，他站起来，狠狠地用手杖敲了敲林彪的秃头像。又说：有人想搞大换班，想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搞掉，想利用军队搞鬼，这是绝不能得逞的！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了贺龙同志对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无限信赖，对妄想篡党夺权的林彪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深恶痛绝。
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挥打仗，屡建战功，威震敌胆
贺龙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早在湘鄂西时期，贺龙同志就运用毛主席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指挥我们同敌人打游击战。遵义会议后，贺龙同志能够直接、及时地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九三五年春，蒋介石命令两湖军阀的十几个师约二十多万人，对我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当时，我军才一万多人，敌人多我十几倍。由于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坚决执行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连续在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地打了几个歼灭战，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当他了解到陈家河的敌人是孤军深入时，就下决心集中兵力打好这一仗。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他的警卫员牺牲时，离他不过三步远，但他仍然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这种坚定顽强的精神，给了部队极大的鼓舞和力量。这次战斗，全歼了敌军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紧接着，在桃子溪又全歼敌人一个旅和一个师部。三天打了两个大胜仗。当地群众形容说：“龙一摆尾巴就把敌人摆掉了。”这说明贺龙同志深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抗日战争中，贺龙同志又运用毛主席关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一九三九年四月，贺龙同志亲自指挥的河间县齐会战斗，消灭日寇一个大队，首创冀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当时我军处于周围四、五十里均为敌人据点的狭小地带内。为了打击日寇的气焰，贺龙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的原则，抓住敌人对我情况不明、又是一个大队八百余人孤军行动的有利战机，定下了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决心，及时召集旅、团干部开会作了具体部署。由于贺龙同志对敌情判断正确，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特别在日寇施放毒气弹使他中毒后仍不离开指挥位置，更加激发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坚定了胜利信念。经过三昼夜激战，歼敌七百余人，缴获武器弹药甚多。这次战斗，对巩固冀中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具有很大意义。解放战争中，贺龙同志为解放大西北和协同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贺龙同志在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时，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并为前线输送了大批兵员。后来，又率赴朝慰问团亲临前线慰问作战部队，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贺龙同志在西南期间，还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充分发动群众，在剿匪斗争中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解放初期，国民党潜留在西南的大批土匪特务，与当地的反动势力相勾结，进行大规模暴乱，参与者达数十万之多。贺龙同志在党的西南局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了组织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要求部队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群众，使部分群众由怀疑观望逐步转变为助我剿匪，从而取得了剿灭匪特的重大胜利。毛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在给贺龙、邓小平同志的复示中说：“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关心战备，重视部队教育训练和改
善武器装备，为国防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贺龙同志十分关心我军的战备。他经常参加研究作战问题的会议，并多次听取有关战备问题的汇报，作了很多重要指示。他坚决拥护毛主席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林彪搞处处设防，分兵把口那一套很气愤。他认为，消极防御是古今中外兵家之大忌，如果不坚决纠正，必然会把我军引向失败。他针对苏修妄图侵略我国的野心，反复强调要抓紧有利时机，增强国防力量，把战备工作放在能够应付突然事变的可靠基础上。贺龙同志还经常强调要坚持毛主席主张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要求我们不仅要关心野战军的建设，还要关心地方部队和民兵的建设。他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积极推动全国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军事体育活动，培养了大批国防事业所需要的人材。
贺龙同志历来重视我军的教育训练，始终把它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尽管战斗频繁，条件艰苦，贺龙同志总是想方设法搞好教育训练，并通过办教导团、训练队、红军学校，培养军政干部。一九三六年秋，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又专门请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指导干部训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亲自抓了部队的练兵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建国以后，贺龙同志对我军教育训练一直抓得很紧。他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要从建设人民军队、进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需要出发，加强训练，加强机关建设，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
贺龙同志对毛主席倡导的群众练兵运动，一直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他对叶剑英同志倡导全军学习南京部队某部三连创造的练兵方法是热情支持的。他同叶剑英、罗瑞卿同志一起推动了一九六四年群众性大练兵运动。他风尘仆仆，深入训练现场，亲自检阅了一些军兵种和军区组织的军事表演和民兵训练，并将部队的训练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北京、济南部队的一部分分队来北京，接连两天向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作了汇报表演。毛主席非常高兴，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后来，毛主席还几次找贺龙同志谈普及先进经验问题，他及时向全军作了传达。在全军蓬勃兴起群众性比学赶帮的大练兵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政治工作到现场，广大指战员苦练杀敌本领，出现了很多武艺高超的能手。神枪手不管风天雨天、白天黑夜，百发百中；投弹能手出手就是五、六十米，又远又准；侦察兵攀悬崖、通信兵爬杆灵巧敏捷；迫击炮手用简便射击法，就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炮兵侦察员用目测法判定距离，被誉为“千里眼”，等等。这些过硬功夫，是指战员们勤学苦练、聪明才智的结晶，是大练兵的丰硕成果。这首先要归功于毛主席，同时，也凝聚着周总理、叶副主席、贺龙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多少心血啊！这次练兵运动，对促进我军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提高我军的军政素质，加强战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的大练兵运动，竟胡说给毛主席的汇报表演是假的，是搞形式主义，打击陷害叶剑英、贺龙、罗瑞卿同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贺龙同志听到这些攻击时，泰然地说：不理这些，部队练的，打仗用得着，兵不练怎么能行。这是对林彪及其一伙的鄙视，又是对他们的有力批判。
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贺龙同志始终很关心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他担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之后，为加速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给我军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装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六○年八月，正当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全部撤走专家，我国国防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贺龙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针对国防工业系统存在的问题，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国防工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从产品设计、试制和生产，到原材料的供应，都要逐步做到立足国内；要下最大的决心，把国防工业搞上去。这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搞好国防工业的坚强信念和反修斗争的坚定性。
为使我军尽早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贺龙同志不顾自己年岁大，腿有病，先后到中南、东北、西南等地的许多工厂，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同工厂领导、工人同志促膝谈心，就地研究解决军工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对广大工人群众为国防事业忘我劳动多次进行表扬鼓励。有的工厂产品质量低劣，损失、浪费惊人，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尖锐地指出，把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换来的原材料拿来浪费，是犯罪行为。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国防工业战线进行了提高质量的大整顿，从而使产品质量得以稳定上升。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贺龙同志和聂荣臻、罗瑞卿同志于一九六○年底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十一年来国防工业建设的经验，着重解决了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次会议，为国防工业走自己发展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胸怀坦白，待人诚恳，具有坚强
的党性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
贺龙同志热爱毛主席，对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敬佩，对同他共事的政委和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也很尊重。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爱憎分明，立场坚定。贺龙同志胸怀坦白，组织纪律观念很强。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时，林彪不愿意把部队留在陕甘宁边区，贺龙同志赞成毛主席的提议，留下了一部分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解放战争初期，贺龙同志由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调任西北军区司令员时，欣然服从中央决定，把主力部队交由西北野战军指挥。贺龙同志那种唯党的需要是从的优秀品质，同林彪一类唯权是夺的野心家，恰好是鲜明的对照。
贺龙同志顾全大局，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他在晋西北工作的时候，总是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宁可吃黑豆、洋芋度荒，也要尽力支援陕甘宁边区。贺龙同志对兄弟部队也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在临县、绥德驻防时，这里是从敌后到延安的交通要道，贺龙同志特别嘱咐我们：许多领导同志和兄弟部队都要从你们这里过路，特别是从前方来的，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把接待工作搞好，尽量给他们方便。有一次，陈毅同志从苏北去延安途中，因长途跋涉，到绥德时得了病。贺龙同志很关心，要我们好好照顾，还从延安派来专车把陈毅同志接去。
贺龙同志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一兵，常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和支部活动。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骄傲，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归于毛主席的领导。在撰写二方面军战史时，贺龙同志不让突出写他自己，一再强调要突出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条红线。每当人们谈起他的贡献时，他总是谦逊地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我们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吗？功劳是共产党的，是毛主席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首先是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及群众的努力。离开了党组织，离开了广大群众，必然一事无成。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是贺龙同志度过的最后一个建军节。他同薛明同志谈起南昌起义时说：这次起义是党领导的，是周总理领导的，如果没有党，我个人能做些什么呢！
几十年来，贺龙同志始终保持着关心干部，热爱战士，密切联系群众的特色，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爱戴，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一九三三年，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在根据地和红军中顽固推行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他们伤害了大批党员干部，我在当时也被捆过。对于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贺龙同志进行了抵制，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那时，尽管搞得人人自危，互相之间都不敢讲话，但大家仍然不愿意离开部队。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贺龙同志还在，大家都信任他。贺龙同志和大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一九三八年春，我在太原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胸部中弹，伤势很重。正当非常困难的时刻，贺龙同志派人把我接到师部驻地，想尽一切办法找来药品，给予及时治疗，进行特别护理。在我三个多月的养伤期间，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经常来看望，十分关心地询问我的治疗情况，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和安慰。贺龙同志对干部不仅从生活上关心，在政治上更为关怀。他经常教育干部要注意互相帮助，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贺龙同志对干部那种既严格又亲切的谆谆教诲，激励着我们努力地为党工作。
“要用兵，就要爱兵，不爱兵，怎么能打仗呢？”这是贺龙同志常讲的话。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贺龙同志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着简陋的工棚，连电灯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而管这个连队的某部领导同志却住在舒适的楼房里。贺龙同志很生气，立即把他们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接着叫他们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工兵连住。这对我们每个干部都是一次生动的教育。贺龙同志对边防部队，更是惦记在怀，他经常深入边、海防部队视察，试穿战士的装具，品尝战士的饭菜，并且非常关切地说：边防部队很艰苦，他们每天看到的是雪山，是大沙漠，他们为人民为祖国忠心耿耿地守卫着边疆，要下点本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贺龙同志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联系群众非常广泛。大家都愿意到贺龙同志那里谈思想，谈工作，谈学习，从他那开门见山、深入浅出的谈话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贺龙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功勋卓著、品德高尚，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党中央、毛主席对贺龙同志极其信任。但是，林彪一伙把贺龙同志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障碍。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就密谋陷害贺龙同志。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久，他们又抓住我在群众起草的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这件事大做文章，一再追我的所谓“后台”，同时在军队和地方一些单位大抓所谓“黑线”，整了一大批曾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贺龙同志要搞什么“篡夺军权”。当林彪一伙对贺龙同志恶毒攻击时，毛主席对贺龙同志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周总理对贺龙同志也非常了解，非常信任。当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一部分人要“揪斗”贺龙同志的时候，周总理及时派人把贺龙同志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后又派人把贺龙同志和薛明同志送到指定地点保护起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江青曾当众要挟周总理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周总理坚决表示：“不能揪！”
后来，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周总理，把黑手伸向了贺龙同志的住处，肆无忌惮地摧残和折磨贺龙同志。他们把贺龙同志仅有的一点保健药全部收走。有几天还把贺龙同志的被褥和枕头拿走，迫使他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只好用手臂当枕头。有一段时间，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只能靠接雨水凑合。有一次，贺龙同志为抬一盆雨水，扭伤了腰，连续十八天不能行动，也不给治疗。林彪一伙害怕毛主席、周总理知道他们的法西斯罪行，又强迫贺龙同志“搬家”。“搬家”以后，贺龙同志生活更差，经常是白水煮白菜、康萝卜，给的饭菜也时常吃不饱，有时只好到院子里找点野菜，用白开水泡一下充饥。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贺龙同志的身体越来越坏。当时，贺龙同志已经预感到林彪一伙要对他下毒手了，但他仍很乐观，并对薛明同志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会为我说话的，会把我当同志看待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后来，林彪一伙真对贺龙同志下了毒手，当贺龙同志病重时，他们不但不给他及时治疗，反而蓄意进行谋害，夺走了贺龙同志的宝贵生命。
一九七四年九月，贺龙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参加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龙同志作了高度评价，再次肯定了“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但“四人帮”却不甘心，竟然把周总理抱病参加的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诬蔑为“复辟翻案的典型”。林彪、“四人帮”对贺龙同志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只能使贺龙同志的光辉形象更加高大，只能加深人民群众对他的怀念。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的今天，我们缅怀贺龙同志的英雄业绩和崇高品德，一定要以贺龙同志为光辉榜样，为完成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