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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同志在西南

第3版()
专栏:

贺龙同志在西南
李达
六月九日,是贺龙同志逝世十周年。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曾经三次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前后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那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指挥才能;他那胸怀全局,舍己为人,关心和爱护同志的高贵品质;他那严肃认真,深入实际,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他那热情、豪爽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总之,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炽烈的赤胆忠心,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解放祖国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我又有机会在贺龙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贺龙司令员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呕心沥血,建树了卓越功绩。
挥军入川
毛主席、中央军委在部署解放大西南战役时,给予贺龙同志的任务是:率部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积极吸引和抑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断其退路时,迅即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贺龙同志接受任务后,和李井泉、周士第等同志率领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主力之一部,分兵三路,从陕西南下。在进军中,掌握部队前进速度,是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关键。当时,部队指战员情绪高昂,盼望加快进军速度,早日解放大西南。贺龙同志耐心地对大家说:“这次,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慢后快。开头,我们从北面进攻的速度要稍慢点,过快了,惊动了胡宗南,他就可能逃跑。等刘邓大军从南面切断了他的后路,那时候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可就要快了。”
这时,胡宗南正狂妄地自吹自擂,说什么他“三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也正是这时,贺龙同志已在秦岭北麓布阵就绪,“突而不破”,紧紧地牵住了胡宗南的鼻子。等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他才如梦初醒,急令他的三个兵团弃守秦岭、巴山防线,向成都地区逃窜。但是,他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贺龙等同志抓住战机,立即挥师,如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秦岭猛扑过来,揪住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大都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时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部队行动非常艰难。进军路上,贺龙同志时而跑到前面观察情况,时而在泥泞的道路上和战士们边走边谈心;他和大家同吃同住,搭个铺板就睡觉,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贺龙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沿途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斗志。追击部队高唱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脚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的战歌,奋勇前进。越过巴山后,贺龙同志命令主力之一部尽快抢占灌县,保护都江堰,以防胡宗南利用岷江之水制造泛滥。胡宗南梦想依托秦岭、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却变成了他自己的穷途末路。由于贺龙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适时地把握战机,巧妙地指挥部队猛追猛打,终将南逃敌人之后尾尽歼于川西北地区。贺龙同志在给中央及西南局的报告中说:我们“遵照先慢后快的战略指导方针,以极小的代价歼灭敌近八万,促成残敌二十六万余人超乎预料地迅速土崩瓦解,川西北完全解放,军事任务圆满完成。”
改造起义部队
解放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西南军区面临着对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九十余万部队进行改造的繁重任务。
根据毛主席关于对这些部队“包下来”的指示精神,中共西南局制定了对起义、投诚部队进行改造和处理的方针:“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所利用扰乱社会”。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贺龙同志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他反复分析研究了起义部队的状况,认为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人,起义较早,在西南影响较大,首先做好他们的工作,对稳定局势有重要作用。于是,他在百忙中,亲自到刘文辉、邓锡侯家里,向他们开诚布公地讲解我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征求对西南工作的意见,还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使他们很受感动。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心悦诚服,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贺龙同志还多次接见起义将领,做了大量工作。他向那些对国民党反动派仍有幻想的人,进行耐心说服;对企图利用自己的势力,向我党讨价还价的人,则严正忠告他们,不能三心二意,只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服务,才是唯一的出路。派到起义部队的我军工作人员,按照贺龙等同志的指示,在起义部队的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中,开展了诉苦运动等项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所有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一次,贺龙同志到重庆检查工作,他回成都时,我派了一个警卫连担任护送任务。过了内江以后,天色已晚,司机看不清道路,把汽车开到了一个起义部队的营地。当时,局势很不稳定,匪特四出活动,曾发生过起义部队哗变事件。随行的同志们担心会出意外。但是,贺龙同志十分镇静,爽朗地笑了笑说:
“你们紧张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做工作嘛。”贺龙同志进入营房,召见了该部的军官,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接受改造,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临别时,他们列队为贺龙同志送行。
贺龙同志勇敢坚定,沉着机智,令敌人慑服,使同志敬佩。他的声誉和威望,对争取和团结民主人士与起义部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各项群众运动的配合下,我军在短期内完成了改造旧军队的艰巨任务,使西南的整个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清剿残匪
早在解放前夕,蒋介石就在西南布置了“应变计划”。他们乘我立足未稳之机,勾结封建势力,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以残酷屠杀的方法,裹胁群众,到处制造反革命暴乱,给我各项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到一九五○年三月底,全区股匪已达一千多股、二十七万余人,并在继续扩大。因此,清剿残余匪特的斗争,就成为我们在西南解放后的中心任务。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作了剿匪斗争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结合征粮和生产,迅速展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
在进剿以前,贺龙同志指示部队深入调查情况。他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下去检查工作,了解敌情。有些封建地主、土匪头子放风说什么:“只要共产党不在西南搞减租退押,就可以让你们站住脚。你们把锅打破了,没有我们补不起来!”贺龙同志听到后,坚定地说:“我们不搞减租退押,还叫共产党吗?我们不但要搞减租退押,还要搞土改。我们自己打破的锅,自己补!”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剿匪问题的报告,逐个分析了几个大股匪首的来龙去脉,指出:“土匪的产生绝不是因为征收公粮问题,而是国民党残余匪帮勾结封建势力,妄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作垂死挣扎。不管这些匪徒如何顽抗与猖獗,我们党政军民共同协力,一定能很快清除他们!”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整顿部队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强调指出,大股顽匪多在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我们团结好当地兄弟民族,是分化瓦解敌人,彻底歼灭匪特的决定条件。川西北的黑水地区,是国民党残匪盘踞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我们剿匪斗争中的一个顽固堡垒。开赴这个地区的剿匪部队,按照贺龙同志的指示,揭露了匪首傅秉勋的阴谋,公布了他的罪状,做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工作,并运去大量布匹、粮食、盐巴等物资,广泛救济当地人民群众。这样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歼灭了这股残匪,创造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剿匪的范例。
在剿匪斗争中,贺龙等同志指示部队按照匪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对大股土匪,“以集中对集中”,实行分进合围、远途奔袭和猛打穷追;当残匪化整为零,流窜边沿山区时,则“以分散对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跟踪追歼,反复搜剿。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运用各种形式,彻底揭露匪特的谎言和罪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消除了群众的顾虑。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生产、救灾、筑路和兴修水利,大力支持群众减租退押的斗争。他带领机关干部,亲自参加抢修成渝公路的劳动。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斗争,得到了粮食七十五亿斤,平均收入较前增加二至三倍。在此基础上,又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新区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西南六千多万农民群众初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对贺龙、邓小平等同志的报告批示说:“你们送来的一九五○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余匪众而奋斗!”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批转了西南军区剿匪的经验。
至一九五一年五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取得了歼匪百余万人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全区土匪,稳定了大西南,并为进军西藏、支援抗美援朝,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军西藏
一九五○年一月,西南军区接受了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贺龙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西南局的领导下,亲自组织筹划进军的准备工作。他反复强调:“我们这次进军西藏,在军事上打败敌人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胜仗,做好团结西藏各族人民的工作。我们能够进去并站住脚,主要依靠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总之,要把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放在第一位”。他还勉励准备进藏的部队学习藏语,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等。贺龙同志召集了解西藏情况的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倾听他们对进藏路线、后勤供应等问题的意见。他还搜集了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反复研究。邓小平、贺龙同志着重指出:西藏的经济、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条件,给进军部队的衣、食、住、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补给问题必须解决好。我们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军区要成立专门的支援机构。贺龙同志多次听取后勤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还亲自察看为进藏部队设计的服装、用具、餐具等样品,连衣服缝子缝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不挡寒,都一一过问。他指示后勤部门:“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样式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个军人的样子,不要穿的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战士的服装做好后,他亲自试穿过才放心。
在开始进军时,西藏地方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将藏军主力麇集在昌都地区,企图顽抗。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的配合下,于十月间进行了昌都战役。我军经过大小二十余次战斗,歼灭了藏军总部及其主力部队,部分藏军宣布起义。昌都战役的胜利,给了西藏地方反动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其内部分化,他们终于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派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谈判,并于五月二十三日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五月二十五日,根据协议规定,西南、西北军区进军部队分路开赴西藏。
这里,着重谈谈修筑康藏公路的问题。进军期间,在毛主席“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供应的指示下,军区组成了由工兵部队和进藏部队参加的筑路大军,决心在飞鸟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筑康藏公路。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为世界公路建筑史上所罕见。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嘲笑我们: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面对这个挑战,贺龙同志斩钉截铁地说:“这条康藏公路不但一定要修,而且一定要把汽车开到拉萨!”他在重庆召集筑路部队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同他们一起研究公路的线路和各项具体问题。工程开始后,他委派我到工地督促检查工作,指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向他报告。
筑路开始后,物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由于对高原气候不适应,部队的工作条件较差,许多战士营养不足,体质严重下降,影响了施工的进度。贺龙同志对此极为关切。他指示后勤部门说:“那里地势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战士们常常吃不饱,半个月见不到太阳,体力消耗很大,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士们的健康。”他委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带工作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这以后,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及时从内地加工、调集了大量物资和药品,改善了筑路部队的工作、生活和医疗条件,保障了施工的正常进行。筑路部队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藏族人民的帮助下,战胜了重重的自然障碍,历尽艰辛,终于在西藏高原架起了一条二千四百多公里的幸福“金桥”。这条公路的建成,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进藏部队的行动,而且对于巩固西南边疆,建设新西藏,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藏部队认真贯彻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拉萨举行了会师大会。西藏的和平解放,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枷锁,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贺龙同志在指挥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反”和整编
一九五二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西南军区相继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整编部队的工作。
“三反”一开始,贺龙同志就亲自动手抓运动。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第一线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层层下水”,深入发动群众。他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仓库查看积压和浪费的情况,还亲临一些建筑工程现场,细心检查施工质量。他在很短时间内,跑遍了军区的几个主要单位和仓库。在胜利形势下,有少数干部铺张浪费,追求排场,滥用国家资金,大肆修建办公楼,群众意见很大。贺龙同志看到这些情况,气愤地说:“这都是人民和士兵的血汗,有的部队战士到现在还住帐篷,可是我们有些人却在大兴土木。这不是为士兵服务,而是为少数人服务!我们要把这个歪风打下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某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漂亮的办公楼,而对面山包上执勤的一个连队,长期住帐篷,他们却漠不关心。贺龙同志知道后,立即前去查看,当场命令:“这房子不准他们住,不但不准住,而且还要作检讨。叫他们搬出来,让给执勤的连队住!”为了更好地教育干部,推动运动的开展,他指示有关部门举办了“三反”展览会,并亲自指导军区文工团排演文艺节目。
在运动后期,贺龙同志特别强调定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定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材料要反复核实,定案要恰如其分,不能草率。”他嘱咐政治机关,对定案材料还要进行复查,定错了的或定得不适当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着重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贺龙同志亲自抓“三反”运动,曾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中央通过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号召领导干部要象贺龙同志那样“司令官上前线”,把运动抓紧抓好。
经过“三反”运动,全军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纯洁和巩固,气象为之一新。
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始了部队整编工作。贺龙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关系军队建设和几十万人的大问题,各级党委一定要圆满完成这个政治任务。他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反复讲解整编和节约的意义。他常说:“我们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落后了,就要挨打”。但是,“强大的国防要依靠强大的工业做基础。军队不进行整编和节约,就会影响增加生产,国家就不可能加速实现工业化,国防力量也不可能很快加强。整编不是削弱而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贺龙同志一再嘱咐,一定要搞好复员转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了解,整编不单纯是减少吃饭人数,主要是为着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对复员转业人员,一定要妥善安置,鼓励他们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使他们各得其所,发挥所长。
在整编过程中,贺龙同志指出,要在全军区人员中树立统一集中和正规化的思想,建立严格的军事生活秩序,加强纪律和内务条令的教育,克服游击习气和分散主义倾向。同时,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参加各种可能的生产建设工作。他说:“人民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生活非常穷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必须参加生产,厉行节约。只有军事上打了胜仗,经济建设上也打了胜仗,国家才能巩固。”
经过整编,初步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部队冗员大为减少,机关较前精干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部队更加纯洁和充实,战斗力大为加强。军区后勤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军区上缴了历年节余的大量经费,清出大批积压物资,既改善了部队的物资供应,又支援了国家建设。
顾全大局 爱护战士
贺龙同志历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表率。
贺龙同志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常说:“部队是党的工具,党委托谁指挥都是一样。如果我指挥过的部队,只能我贺龙带,不听别人指挥,那就是说我贺龙没有党性,没有把部队教育好。”在向川西北进军之前,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正集结在秦岭以北。他欣然表示,从进攻态势来说,十八兵团入川最合适,我就带十八兵团吧。西南刚解放时,急需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贺龙同志向干部部门交代:地方需要干部,要多少,就调多少,一定要调好的,不能把不好的调给地方。他和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不要害怕干部级别低,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只要他们听党的话,按政策办事,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可以破格选用,放手让他们去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从军区先后抽调了几个军。贺龙同志嘱咐我们说:“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干部一定要配备好,配得强一些。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
贺龙同志作风深入扎实,凡事总喜欢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布置工作,他尽量亲临现场,和有关同志具体研究,迅速作出决定。他知识渊博,作报告、讲话,非常生动和富有风趣,常常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形象地解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非常爱听。
贺龙同志身患高血压等疾病,可是,他忘我地为党工作,很少休息。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严格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下去检查工作时,部队同志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多做几个菜,他就批评说:“搞这么多菜干什么?给我炒点素菜就行了。”教育大家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有时,他喜欢穿带补丁的衣服。有的同志说:“解放了,条件好了,首长还穿补丁衣服干什么?”他笑笑说:“这是在延安时穿过的,现在穿它,光荣啊!”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搞五湖四海,不拉山头,不搞宗派,这在贺龙同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干部,无论是原来的部属,还是由兄弟部队调来的,从无亲疏之分。他对兄弟部队调来的干部,倍加关心照顾;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老部下,要求更严;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批评得很严厉,同时又热情地教育他们改正错误,轻装前进;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同志,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又提醒他们不要翘尾巴。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同时也很关心院校和医务部门中的技术干部。他每次下去检查工作,都再三叮嘱这些单位的负责同志要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让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大胆放手工作;对于留用的技术人员,要注意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特长。他还交代,每逢年节都要请技术干部会餐,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
贺龙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爱护战士,是无微不至的。一九五三年七月,贺龙同志在军区连队政工会议上说:“干部对战士应该象父母对儿女、哥哥对弟弟一样,随时关心战士的冷暖,战士有病更要体贴照顾,这样才是好干部。”
贺龙同志以他光辉的革命实践,赢得了西南军民的衷心爱戴,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但是,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及西南局和军区党委的领导,归功于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他谦虚谨慎,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常说:“自己享受人民的东西太多了,但工作做得很少,这是很抱愧的。”
每当我想起贺龙同志的这些发自肺腑的话,就很不平静。贺龙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却成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恶毒攻击的目标。他们无耻地制造种种谎言,疯狂诬陷贺龙同志,残酷地迫害贺龙同志,把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说得一团漆黑。但是,历史不能篡改,乌云遮不住太阳。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贺龙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贺龙同志的革命事迹又得以广泛传颂。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