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09-30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这部书不仅描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还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封建阶级的“忠义”观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为书中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水浒》一开头就提出了“天道循环”论。它认为古往今来，治乱兴衰，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都是“天”决定的。就如赵宋王朝的建立，也是由于“五代残唐，干戈不息”，“感的天道循环”，“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扫清环宇，荡静中原，才恢复了太平盛世。然而好景不长，“乐极悲生”，于是便有“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天道”从“治世”又“循环”到了“乱世”。历史循环论就是宿命论。这种理论束缚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枷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宋朝当时的社会情况，就会进一步看到《水浒》宣扬“天道循环”论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开始全面走下坡路了。北宋从它建立之日起，阶级矛盾就很尖锐。大官僚大地主任意实行兼并，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民处在“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地。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北宋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后又有方腊等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一朝一代的形式上的简单地重复，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越深，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也不断地在发展。《水浒》以“天道循环”论抹杀了这些事实，蓄意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它通过宣扬“天道循环”论，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最后因被投降派宋江出卖而失败，统统归结为“天意”的安排。
从“天道循环”论出发，《水浒》的作者把主观臆造的“天国”搬到了地上。不仅宋朝的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统治人间，而且梁山的一百○八人也成了由上界贬落人间洗心戒性的“星宿”、“魔君”。这些人当中，宋江又成了众星之主，统领其他。在《水浒》作者的笔下，皇帝和农民起义军的头领都是来自上天，共出于“天神”系统。他们在上界是“神”和“魔”的关系，在下界则成了“君”和“臣”的关系。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农民起义军最终被纳入“顺天”的轨道，“星主”宋江接受“神仙”下凡的皇帝的招安，也成为必然的了。《水浒》中宣扬天命如此，只宜顺天的这一套，无非是标榜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说明忠君有命，招安在天，投降有理。
“天理”论是“天命论”的变种。《水浒》中一再告诫人们不能违背“天理”，并通过宋江之口喋喋不休地说对反动派造反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这个“天理”论不是别的，它是宋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宋朝的反动理学家程颐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说“天命即天理”。程朱理学把整个封建制度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这个“理”成了宋朝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水浒》中鼓吹“天理”，正符合宋王朝统治的需要，同样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有人说“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天’的旗号，宋江讲‘天理’并不奇怪”。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象宋江那样对地主阶级的“天”顶礼膜拜，而是要以农民起义之“天”代替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天”。黄巾起义时就指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宋代，方腊起义也怒斥封建剥削制度是“岂有此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农民阶级的这些革命思想，同反动的宋朝理学针锋相对。唯独宋江口口声声不离“天理”，整天忏悔自己犯了“迷天之罪”。这只能说明《水浒》中的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的反动本质。
从“天理”论出发，让宋江受到“天”的启示，获得先验“忠义”道德，以维护封建纲常是《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娘娘便降下“法旨”，告诉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忠”和“义”都有了。石碣天书称他为“呼保义宋江”，说明他的“忠义”已经感动了上帝。就象孟轲所鼓吹的那样：奴隶主阶级的人性可以“至诚通神”、“至诚通天”。天书写的则是地主阶级看到宋江是一只能为他们效劳的鹰犬，由“神”代皇帝对他嘉奖。这是反动阶级一贯玩弄的骗人伎俩。
宋江的“忠义”观并非什么“神授”，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塞满一肚子儒学秕糠。杀惜之后他宁愿吃官司，受断配。晁盖劝他上山入伙，他说，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为。简直是个道学小丑。上山以后，他大搞所谓“忠义自守”；篡权以后，又急急忙忙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变了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直到临死前，他还自我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
宋江一生自负的是所谓“忠义”二字。有人说这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好象“忠义”一类的道德观念，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所共有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这就说明，忠义道德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来看，“聚义”就是团结一心，生死与共，聚义造反，为本阶级的自身解放而斗争。它同“忠君”思想冰炭不相容。但在宋江那里，“义”却是为了“忠君”，用“忠义”来笼络人心，结成朋党，以期共同归顺朝廷；他“义友”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把寨为头”，“替天行道”，对皇帝尽忠。
宋江的“忠义”观念是他叛卖农民起义，大搞投降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他的“忠”，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维系他与朝廷、大地主和官军的关系。他的“义”，则是用欺骗拉拢手段，施以怀柔和麻痹，维系他与众人的关系，让大家一起跟他去忠君受招安。今天用“忠义”之类的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招降一个烜赫的统军呼延灼，明天还用这一套劝进一个“关帝”后裔关胜，后天又同样赚来一个大地主大员外卢俊义。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忠君”思想为纽带的投降集团。
宋江的“义”始终是服从于“忠”的。例如，当李逵反对接受招安时，宋江就横眉怒目要杀掉这个“情分最重”的“兄弟”。在宋江看来，有忠才有义，“义”以“忠”为基础。谁要不“忠君”，他就不讲“情”和“义”。归根到底，“忠”是目的，“义”是手段，“义”必须服务于“忠”。
有人说，“宋江的忠”是忠于祖国，他的“义”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封建的基础上，是一面“伟大的旗帜”。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根本不符合实际。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忠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既然不是各阶级共有的，它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用“忠义”掩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赵宋王朝的反动封建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服务，让被压迫阶级俯首贴耳地给反动地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这种“忠义”思想更符合反动阶级的需要吗？
从鼓吹“忠义”道德到追求升官发财的利己主义，进一步暴露了宋江投降主义的动机和目的。这个官迷心窍、叛卖农民革命利益的野心家、阴谋家，一心想的是“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按照封建阶级的标准，“忠君”是升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宋江早已具备，但由于“误犯大罪”而落草为“寇”了。然而，这个利禄之徒，却通过鼓吹“仁义忠恕”，大搞两面派手法，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捞取了一大笔足以能够向朝廷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换来了高官厚禄，终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了“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高位，成了赵宋王朝的忠实看门狗。
总括来说，《水浒》这部书，是把“天命论”做为基础，从众星下凡历劫，经过一番磨难，最后列为朝臣，归天终成“正果”，完成了一个“神——人——神”的小循环，宣扬一整套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切，就构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分析《水浒》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理论，使我们得到很好的教益。它说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企图阻止历史的发展，搞复辟倒退，总要先造舆论。宋江的那一套思想破烂，一经侵入起义农民队伍，便使它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他首先用地主阶级的反动理论篡改了梁山起义军的思想路线，为他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制造舆论，铺平道路。一场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被封建地主阶级的“及时雨”扑灭了。这个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水浒》和宋江的评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2版()
专栏：

学习马克思主义　积极参加评论《水浒》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游国恩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使我心明眼亮，对于《水浒》这部书特别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认识大大提高，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问题也得到深刻的启示，心中感到无比高兴。在毛主席伟大教导的鼓舞下，我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
《水浒》这部书，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的。现在看来，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面教材，是封建皇帝的“千秋金鉴”。
《水浒》所竭力歌颂的宋江，从前我以为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正面形象。现在看来，他不但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而且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内奸，是葬送革命果实、消灭农民起义军的罪魁！
《水浒》中梁山泊的人物，阶级成分很复杂，上梁山的动机和原因也各不相同。宋江是个县衙门的刀笔小吏，社会地位虽不很高，但家中有庄园、有地窑，有大小庄客干活看家。他为人交游广阔，挥金如土，不言而喻，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分子。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头脑中充满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满口忠孝仁义；尽管有多次机会上梁山，却为了尽忠尽孝，坚决不肯，甚至以死来拒绝，认为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于不忠不孝之地”。象宋江这样的人，反动立场如此顽固，封建思想渗透了骨髓，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他后来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上梁山，那也只是为了“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想走一条曲折的升官发财的道路而已。因此他上山以后，出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必然千方百计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队伍，这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但是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坚决要革命的，李逵天不怕，地不怕，蔑视皇帝，大闹东京。宋江口口声声尊重国家法度，尽忠报国；李逵却敢于劫法场，扯诏书，拳打太尉，大骂皇帝，至死还想造反，死后赵佶在梦中还见他“抡起双斧”奔上前来。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立场，显然表现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革命的农民阶级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坚持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水浒》一书别有用心地歪曲农民起义，把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加以歪曲，让他们跟着宋江跑，这完全是为了宣扬阶级调和，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目的。正因为这样，它才被封建地主阶级称为“忠义水浒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皇帝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是剥削和奴役农民的最高统治者。封建国家一切官吏，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无论大贪小贪，或者象封建史家所称赞的“良吏”“循吏”，都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和命令的执行者。因此象《水浒》那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必然是宣扬阶级投降、维护封建统治的。在《水浒》中，宋江提出“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要求起义军头领“共存忠义之心，同著功勋于国”。他所谓“天”就是皇帝，所谓“道”就是孔孟之道；他要“安”的是地主阶级，“保”的是封建国家政权。宋江就是要按照这一条投降路线，把革命事业搞垮。受招安之后，宋江积极充当皇帝的帮凶，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在无数革命农民的血泊中，取得功名富贵，“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农民革命的内奸、投降派吗？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
过去有人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都只反地主恶霸、贪官污吏，不反皇帝。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指向皇帝和整个封建政权的。就如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难道不明明是要推翻东汉王朝、打倒东汉皇帝吗？而宋江却要“替天行道”，“忠君”、“护国”，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立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泾渭分明，天渊各别。再从梁山内部看，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清楚的。“排座次”以后不久，宋江大办菊花会，写了黑诗《满江红》，高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听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更是怒火上冲，瞪着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来第一次受招安，开读诏书时李逵大闹的那一场，更是十分激烈的斗争，显示了革命农民大胆蔑视皇帝的造反精神，难道他们的起义是只反个别地主官僚不反皇帝的吗？不敢“违天背理”的奴才宋江，根本不能代表广大农民。以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可以代表广大农民，那就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
过去还有人认为：接受招安是农民的局限性，似乎是说，农民起义必然要走向投降。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所以总是陷于失败。但失败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经过坚决斗争后归于失败，一种是因为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有的头目叛变投降而导致失败。坚决斗争和叛变投降是贯穿在历史上整个农民起义斗争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把两种失败的情况混为一谈，而笼统称之为农民的局限性，同样也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宋江在梁山起义军屡败官军之后，反而乞求招安，断送了革命。这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而失败，则有着天壤之别。把梁山起义的失败说成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这只能是美化叛徒，为投降派开脱罪责！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因此，文艺必然为政治服务，也就是必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水浒》的作者鉴于历史上农民不断起义，秦、汉、隋、唐先后被农民起义军冲垮，于是费尽心机，提取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叛徒、内奸的思想特征，塑造出宋江这样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使之驾于梁山群雄之上，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通过招安，一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火焰扑灭。这完全是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
南宋以后，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走下坡路，农民起义更加频繁，统治阶级极感不安，所以抬出“忠”“义”二字来麻痹人民，欺骗人民。明清两朝，“关圣帝君”的庙宇遍天下，与孔老二分别被抬高为“文武二圣人”，正是这个道理。《水浒》作者赋予宋江的主要思想，也正是“忠”“义”二字，所以他死后被追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建祠塑像，御书殿额“靖忠之庙”。作者通过对宋江形象的歌颂美化，妄想使农民起义军都来走宋江那样的“改邪归正”之路，这是完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的。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对农民起义是仇视和否定的，它在历史上没有进步意义，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水浒》是一部很有用的反面教材。在宋江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投降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内搞阶级调和，向资产阶级投降；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向帝国主义投降。通过对《水浒》的再认识，以古鉴今，可以看出刘少奇、林彪这些人都同宋江一脉相通，十分相似。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古典文学研究、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文艺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我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学得很不够，因此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中，不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往往混淆阶级界限，散布了一些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后努力学习，提高认识，为时还不太晚。我决心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重新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争取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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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灯还是捣鬼？
山东菏泽师专　卢希悦
宋江在“菊花之会”以后，不顾“众人苦谏”，一心要去“东京看灯”。他还自我表白说：“我生长在山东，不曾到京师”，好象他到东京看灯，仅仅是为了看看热闹而已。
宋江一到东京，首先便去皇帝宠妓李师师家里“钻刺关节”。席上，他情不自禁地写了“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诗句。一语道破了他想借叛卖农民起义换取“官爵升迁”的丑恶思想。
与宋江一同去东京的柴进从宋徽宗“睿思殿”的屏风上取来御书大寇“山东宋江”四字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宋江决不是为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命运担忧，而是为自己对皇帝“忠肝”“义胆”，竟然被当成心腹之患而叹息。“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的诗句，就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正当宋江用“那火炭也似”的一百两金子买通李师师，准备细谈“心腹衷曲之事”的时候，皇帝却“从地道中来至后门”。这时的宋江真是惊喜交加，他“闪在黑暗处”，“在黑地里说道：‘今番挫过，后次难逢，俺三个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有何不好！’”请看，被某些人们捧为“农民起义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宋江，就是这样一副卑躬屈膝的叛徒面目。
宋江“正在黑影里商量”受招安投降一事，做着“官爵升迁”，享受荣华富贵之梦的时候，不料李逵在门口把杨太尉打翻在地，闹了起来，使宋江的这笔肮脏交易一时没有成功。接着，宋江不顾李逵的安危，快马加鞭，“星夜还寨”去了。
宋江去京师看灯是假，伺机搞投降是真。《水浒》第七十二回宋江的京师之行，是他叛徒嘴脸的一次暴露，是他背着梁山泊起义将士搞的一次出卖革命的罪恶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