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01-09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批判朱熹的《四书集注》
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
《四书集注》（下简称《集注》），是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为了维护官僚大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一部黑书。这部书集中地发挥了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宣扬了儒家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传授了儒家大搞阴谋诡计的一套骗术。它被南宋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定为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成为一切腐朽没落阶级反对革命、奴役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流毒深广。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朱熹十分崇拜。他以《集注》为蓝本，拼凑了一个《四书集句》，作为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朱熹的这部反动透顶的《集注》进行批判，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一
在宋代，我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北宋中期，在全国已垦土地中，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被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僚大地主阶级所霸占，广大农民负担了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因此，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我国北方两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军事政权——辽政权和西夏政权不断向中原发动骚扰，给各族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到了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愈加激化。就在朱熹出生之年（公元一一三○年），爆发了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农民挣脱了孔孟“天命论”和“三纲五常”的精神枷锁，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此后，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南宋封建统治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局势，地主阶级内部先后出现了以王安石（北宋）和陈亮（南宋）为代表的革新派。他们继承了先秦法家的传统，批判儒学，要求限制官僚大地主的特权，改革内政，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特别是王安石，他坚持法家路线，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主持变法运动，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限制了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特权，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儒学。与此相反，司马光、程颢、程颐（北宋）和朱熹（南宋）等官僚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被农民起义的怒涛和“日新月盛”的“异端邪说”吓破了胆，顽固地推行一条尊儒反法、守旧倒退的反动路线。他们一方面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暴力镇压；另一方面拚命抬高儒学的地位，将孔孟那一套反动说教进行加工和修补，以加强封建道德对劳动人民的束缚。
反动理学就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形势下出笼作祟的。
理学，又称道学，是在北宋时期由程颢、程颐打下底子，而在南宋时期由朱熹加工完成的一种庞杂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们把“理”说成是产生和主宰世界的本体，把封建统治秩序和孔孟之道说成是神圣的、永恒的“天理”，为官僚大地主阶级尊儒反法、守旧倒退的反动路线提供理论根据。朱熹的《集注》，就是为了系统地宣扬这种反动理学而精心炮制出来的。
历代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总是通过注释儒家经典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朱熹正是适应走向没落的地主阶级为强化反动思想统治的需要，以东汉章帝主持下炮制的《白虎通》为样板来注释《四书》的。
所谓《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二书是孔孟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行的汇集，向来被儒家奉为“圣典”。《大学》、《中庸》二书，原来都是《礼记》中的一篇，其中宣扬了孔孟唯心主义理论的基础“天命论”、复古倒退的反动纲领、反革命的中庸之道和处世哲学。北宋的程颢、程颐等反动理学家开始把《四书》作为教授门徒的基本读物。朱熹继承程颢、程颐的衣钵，“平生精力，殚于《四书》”①。他收集了程颢、程颐等反动理学家对《论语》、《孟子》的注释，再加上他自己的反动观点，先后整理成《论语》、《孟子》集注和《大学》、《中庸》章句；并于一一九○年，将这四部书汇编在一起，以《四子书》之名在福建漳州刊刻行世。这就是所谓《四书章句集注》，一般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或《四书》。二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在《集注》中大肆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理论，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专政，以挽救和维护南宋的反动统治。
朱熹说过：“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他所谓的“天理”，就是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哲学概括。在《集注》中，朱熹反复强调：“三纲五常，礼之大体”（《论语·为政》注）；“礼者，天理之节文也”（《论语·颜渊》注）。这就是说，封建的统治秩序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永远不能改变的“天理”。而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行动，都被朱熹说成是与“天理”不能并存的“人欲”。他解释孔老二“克己复礼”时说：克己，就是克制“私欲”；复礼，就是复存“天理”。“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论语·颜渊》注）。由此可见，“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克己复礼”的翻版。孔老二提出“克己复礼”，是为了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妄图恢复“礼坏乐崩”以前的奴隶制；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在于反对和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维护日趋没落的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朱熹在《集注》中反复强调“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并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滕文公上》注）。这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人民坚决为敌的自供状，也是走向崩溃的封建统治者不甘灭亡、绝望挣扎的反映。
为了反对社会变革，朱熹在《集注》中还竭力颂古非今，宣扬复古倒退的唯心史观。他胡说什么“古昔胜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大学章句》序）。他引用程颐的话说：“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孟子·尽心下》注）在朱熹看来，奴隶制鼎盛时代的西周，是“天理”支配的“盛世”，秦汉以后，则是“人欲”统治的“衰世”。他还恶毒咒骂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和社会变革。比如，春秋晚期，齐国新兴力量的代表田成子杀掉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朱熹便认为是“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论语·宪问》注）。讲历史，总是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的。朱熹攻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和革命行动，与他攻击宋代农民斗争和王安石变法，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集注》宣扬的这一套非常欣赏。他接过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宣扬什么“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宣扬“今不如昔”，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恶毒之极！
为了“存天理，灭人欲”，《集注》宣扬了一整套搞反革命两面派的统治术。
鉴于宋代起义的农民从思想到行动都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封建统治制度，朱熹十分注意兜售儒家搞政治欺骗，耍反革命两面派的经验。他宣称为学的目的在于“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文集·答陈齐仲》）。在朱熹心目中，“天理”、“人伦”是同“世故”密不可分的。所谓“世故”，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套阴谋权术。其中包括如何用“仁爱”来掩盖反动统治的残暴，如何用“公心”来兜售剥削阶级的私利，如何用“容忍”来实现反革命的野心等等。一句话，就是如何学会做伪君子，耍两面派。朱熹在《集注》里，满口“仁”呀，“义”呀，“爱”呀，极力装出一副慈祥厚道的“仁者”模样。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遵守封建统治者的“礼”为准则的，如果谁伤害了“礼”，那就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在朱熹这班伪君子看来，“天下之道，有正有权，正者万世之常，权者一时之用”。如果“天下大乱，民遭陷溺，亦当从权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孟子·离娄上》注）。这就是说，如果被统治者不服从统治，起来造反，就该恶狠狠地镇压。用朱熹的话说，就是“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孟子·滕文公下》注）。这就为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制造了理论根据。朱熹本人不但这样说了，也这样干了。他在湖南做官时，曾经亲自上阵把湖南少数民族起义群众投于血泊之中。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朱熹既是一个牧师，又是一个刽子手。
林彪一向叫嚷“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对于朱熹的反革命两手，心领神会。林彪在《四书集句》中，学着朱熹的腔调大唱什么“礼”呀，“和”呀，“仁”呀，“德”呀，等等儒家滥调；而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里，则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妄图一口吃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充分暴露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反动本质。
《集注》还集中兜售了儒家反对社会实践，主张闭门修养的反动思想。
提倡闭门修养，反对参加社会实践，是反动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一条毒计。朱熹为了“存天理，灭人欲”，把先秦儒家鼓吹闭门修养的说教，全盘接过来，并把它再加发挥。孔老二的学生曾参，标榜自己每天都要“三省吾身”，朱熹在《集注》中大加赞扬，说这种“专用心于内”的修养方法，“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论语·学而》注）。就是说，只有反省内求，才能得到孔孟之道的真传。因此他非常推崇孔老二的孙子孔伋（子思）关于“慎独”的说教，称颂这种思想是孔老二的“心法”。他说什么经常“内省”，就可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中庸》第一章注）。朱熹还提出了“窒欲”的主张，说什么“欲只是要窒”（《语类》卷十二），妄图禁绝人们为改变生活状况而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的念头。
为了给闭门修养提供理论根据，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编造了一篇《大学·补传》，专讲所谓“格物致知”问题。朱熹所说的“格物”，并不是研究客观事物，而是去“穷理”，即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围攻各种“人欲”。说什么“一旦豁然贯通”，就可领悟三纲五常的“天理”。朱熹就是用这套唯心主义谬论，欺骗人民盲目地去“存天理，灭人欲”，服服帖帖地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奴隶。
林彪喧闹一时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就是朱熹这套反动说教的翻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获得的。林彪兜售“修养经”，无非是要人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人们不能在斗争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朱熹把反动的孔孟之道归结为“存天理，灭人欲”，在《集注》中反复兜售，其罪恶目的，就是“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以强化腐朽的封建统治。因此，《集注》很快就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把它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三
《宋史·道学传》中称道朱熹等炮制的反动理学说：“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就是说，后世的封建统治者要实行儒家守旧、倒退的反动路线，就必须来这里寻找思想武器。事实正是这样，反动统治者确实都把《集注》视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无价之宝。在南宋封建统治摇摇欲坠时登上皇帝宝座的宋理宗，就把宣扬朱熹及其《集注》作为救命的妙方，称颂朱熹的《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②，下令“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③，把《集注》规定为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接着，宋理宗又以朱熹搞《集注》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为理由，下诏将其牌位抬进孔庙；同时，咒骂王安石倡导“三不足”之说，是“万世罪人”，将其牌位撤出孔庙④。这一抬一撤，充分说明，封建统治者越没落，越虚弱，就越要尊儒反法，越要求助于程朱理学。
科举考试是反动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孟之道培植奴才、毒害人民的重要手段。在宋代，科举考试是诗赋与经义并重的。朱熹在一一八七年抛出了一个《学校贡举私议》，极言《四书》之重要，主张科举考试要专重经义，而考试经义时，“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⑤。以后，宋理宗就曾想改变科举考试的科目⑥，但因不久身死而中止。元代蒙古贵族统治全国以后，便“悉本朱熹《私议》”⑦，不考诗赋，专考经义，规定科举考试头一场须在《四书》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⑧，一三一五年第一次正式用《集注》进行了科举考试。从此，用《集注》取士的制度逐步固定化，一直延续到清末废科举为止。
封建统治者还利用政权的力量，把朱熹这个反动偶象及其《集注》神圣化，如有非议朱熹及其著作者，就要受到镇压。以致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统治局面⑨。朱熹本人也被升入仅次于孔孟的“十哲”之列，成了孔孟之外最大的反动思想权威。孔孟的徒子徒孙还根据反动理学的观点，编写《三字经》、《女儿经》等读物，并编造了许多反动“圣人”的故事，把孔孟和朱熹的反动思想具体化和通俗化，强迫人民诵读和接受。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强盗闯入我国，脑子里只有《四书》、《五经》的封建统治者们，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⑩陷入了严重危机的清王朝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更死死地抓住《四书》、《五经》不放，并且把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结合起来。在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记载，学者不得过问焉”?。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一切，他们起初是“相戒不谈”。以后，大势逼得他们不得不谈了，便说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无非是“窃取中国圣人之言”。比如对于西方物理学，就说是“原本于《大学》，尤无异于朱子补传（即朱熹自撰的《大学》传第五章）所言也”?。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极力用反动儒学把人们的耳目封闭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当法国帝国主义者公开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许多封建知识分子连世界上还有“法兰西”这个国家都不知道?。尽管封建末世的统治者平日开口“尊王”，闭口“攘夷”，实际上大都是崇洋媚外的无耻之徒，《集注》也成了他们卖国投降的思想武器。反动理学家曾国藩就无耻地吹捧
“洋人”“有德于我”，主张按照孔老二的遗教，对他们“忠信笃敬”，“谦恭逊顺”，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以维持清朝的反动统治，成了近代反动派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的鼻祖。帝国主义分子对孔孟之道和《集注》也十分喜爱，极力加以鼓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进一步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但是，思想领域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反动统治者吹捧程朱理学的过程，也就是人民群众和进步思想家反对这种御用哲学的过程。宋以后，历代农民起义军在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统治的同时，也指向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打得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朱熹之流威风扫地。明朝中期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一五一一年攻入曲阜，进驻孔老二老巢，把儒家的“圣典”《四书》、《五经》扔进了污水坑。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的革命政权，断然革除了用《集注》和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太平天国革命军所到之处，孔庙、朱子祠等都被烧毁，《四书》、《五经》都被宣布为“妖书邪说”，“不准买卖藏读”，对朱熹的“天理”——三纲五常进行了革命的扫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孔孟之徒的威风。在此期间，法家和进步思想家对程朱理学和《集注》也作了有力的批判。李贽、张居正、颜元、李塨等还写了《四书评》、《四书直解》、《四书正误》、《大学辨业》等书，直接批判和讽刺朱熹的《集注》。到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从切身的体验中，更看出程朱理学的反动性，一论及朱熹之流，就“怒发裂眥”，“必欲摧毁其书，磨灭其名而后快”?。
宋以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如何对待反动透顶的《集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阶级以及统治阶级中的革新派，对于朱熹及其《集注》总是批判的、反对的；没落的腐朽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宣扬朱熹及其《集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把这部反动透顶的黑书视为至宝，决非偶然。他为了“克己复礼”的需要，以《集注》为蓝本，指使一帮子人把孔丘、孟轲和朱熹的一些话摘录下来，搞了一套所谓《四书集句》。这套《四书集句》，不但打破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朱注的界限，而且为了反革命政治的需要，对《四书》和注释的原文随意增、删、移、改，其手法之卑劣，较之朱熹搞《集注》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暴露了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
在《四书集句》中，林彪在所谓“辩证法”的幌子下，抄录了孔孟和朱熹关于缓和急、先和后、得和失等等的反动说教，妄图给孔孟之道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加强其欺骗性。他特别对“当务之为急”，不厌其烦地抄录了三条。在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心目中，念念不忘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这就是“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也就是说，妄图用各种阴谋手段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林彪在《四书集句》中还抄录了“小国师大国”的卖国理论，这就暴露出他效法朱熹《集注》搞《集句》的目的，是想要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当苏修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但是，林彪生不逢时，他不是生活在八百多年前的南宋，而是生活在我国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时期。在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林彪用孔孟和朱熹的唾余冒充“辩证法”，结果是受到革命的辩证法的惩罚。“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倒行逆施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和他的复辟祖师爷孔丘、孟轲、朱熹一样，只能落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注：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
②④《宋史·理宗本纪》。
③《宋史·朱熹传》。
⑤《宋史·选举志》。
⑥《续文献通考·选举考》。
⑦《元史·韩性传》。
⑧《元史·选举志》。
⑨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
⑩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曾惠敏公文集》卷二。
?《时务报》第二册，第十一页。
?朱采：《清芬阁集》卷六。
?谷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