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12-26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必由之路
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二部
任犊
当我们走在人民公社的金色大道上，为那些摆脱了私有制的羁绊而昂首阔步的新农民感到自豪的时候，当我们听着那些夺得一个又一个丰收年的喜讯的时候，当我们读着某个人民公社的远景规划，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心向神往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从心底里发出欢呼：人民公社好！但是你可曾想起，这样的大好形势、胜利景象，是怎样取得的？我们的党是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以及胜利后又是怎样紧接着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康庄大道，进入充满阳光的社会主义新天地的？想想这些问题，吸取历史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是大有教益的。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就是一部进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的形象化教材。已经发表的第一、第二部，通过五十年代初期发生在芳草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联系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广阔历史背景，概括了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基本面貌。特别是第二部，虽然只表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的短暂的历史进程，但通过精心提炼的情节，概括了那个时期的斗争风貌，无论在思想深度的开掘和英雄形象的塑造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是文学创作方面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
文艺是通过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来反映生活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塑造，要通过典型化的矛盾冲突来实现。《金光大道》第二部，发展了第一部提出的矛盾冲突，以高大泉和他的主要对立面张金发之间的矛盾为轴心，展开了芳草地围绕着互助合作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比第一部的矛盾冲突更鲜明地体现了当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意义；也正是通过这场斗争，更进一步地发展和深化了主要英雄人物高大泉的典型形象。
高大泉是党的小组长、支部书记。芳草地的种种矛盾，冯少怀“示威”，张金发“拆墙”，刘祥遭难卖地，高二林闹分家等等，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斗争实践使他认识到：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仍然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是个体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贫苦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摆脱贫困，抵御灾荒。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照亮了高大泉的思想，从此他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提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自觉性。这种革命自觉性使他心明眼亮。虽然面临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营垒一次自然形成的“联合行动”，一次接力赛式的“疯狂反扑”，但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虽然处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却主宰着矛盾斗争的发展。他成竹在胸，所向披靡，“铁了心地要走彻底解放的路”。就凭这种革命的自觉性，他在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夺取丰收、打井抗旱等斗争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巩固和发展了互助组，建立了“天门区第一个农民生产合作社”。高大泉所以能这样一往无前，坑陷不了，坎绊不住，骂骂不倒，攻攻不垮，是因为他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必由之路”，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革命前进的方向。
张金发是村长、党的支部委员，自称代表“政府”，却代表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利益、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背后有区委书记王友清、县长谷新民支持，自认为腰杆子很“硬”。因此，他处处跟高大泉唱“对台戏”：生产自救，他主张搞“纳鞋底”，把农民的出路系在资本家的钱袋上；村里要发展互助组，他又改头换面，搞起了假互助组，掩人耳目。上级号召打井抗旱，他不是到外村“雇打井班”，就是“挖个筒，远远一看象个井样子”，弄虚作假……。张金发的所作所为，说明他是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因为这样，他必然跟时刻等待变天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必然“如蝇逐臭”，嗡嗡在张金发的周围。请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要“扶住张金发”，把芳草地变成他今天隐身的“安全岛”，日后反攻复辟的“桥头堡”；时刻梦想变天的地主歪嘴子深夜向他报告公安局的人来到了芳草地，提醒他“可要小心”；漏划富农冯少怀把他看作“最好最可心的干部”，是“今天芳草地唯一能够跟高大泉抗衡和夺位子的人选”；资本家权经理也认定他是
“用得着，又能用上的人，要抓住他”。这些人跟张金发狼狈为奸，抱成一团，形成一股股险风恶浪，向高大泉们袭来，妄图阻止芳草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而以高大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为了走上金光大道，就坚决地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激烈斗争。
一方面是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同时，又从各个侧面充分表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这样，英雄人物的塑造，就既抓住了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根本特征，又从各个斗争侧面丰富了英雄形象。高大泉的英雄形象就是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在高大泉同许多对立面人物的斗争中，除张金发外，漏划富农冯少怀在第二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由这场斗争的根本性质决定的。这个冯少怀，自以为有资本跟贫苦农民较量。他凶恶似狼。刘祥遭难，他见死不救；他调唆挑拨高二林分家。互助合作运动粉碎了他的发家美梦，他怎肯善罢甘休？正因为高大泉跟他有过多次较量，对他已经了若指掌，所以无论在刘祥卖地、二林省悟等斗争回合中，他只有节节败退。高大泉一再向他发出警告：“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来的，是我们穷人用血汗性命趟出来的，象彩霞河发了洪水一样；就凭你，堵得住、挡得住吗？”这字字千钧、铮铮作响的语言，正是一个胸怀伟大目标的无产阶级英雄的革命气势的光辉写照，足以使一切妖魔鬼怪闻声丧胆！
高大泉除了要跟公开的、隐蔽的敌人，跟乡村的地主富农，跟城里的资本家斗争以外，还要肩负起教育农民、团结阶级兄弟的伟大使命，这样才能分化、瓦解敌人，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把农村引上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那个具有严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小算盘”秦富，不时给高大泉招惹点小麻烦。秦富要买地，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但高大泉并没有把他和阶级敌人“一锅煮”，也并不对他记仇，还是“把他拖着、拉着”一起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充分表现了高大泉的英雄胆略和政策水平，给人物增添了光彩。资本主义势力把高大泉的亲兄弟高二林这个一心“奔日子”的人拉了出去，高大泉想方设法把他“从另一个阶级营垒里接回自己的阶级队伍中来”。很有穷人骨气的刘祥，为了解决高大泉的困难而卖地，结果帮了个倒忙，闹出一场轩然大波。高大泉开导他，让他的目光不要只看到一个人、一个芳草地，而要看到整个阶级、社会主义大目标。高大泉说得好：“咱们一块儿搞互助组，不是什么穷哥们的义气，为的是社会主义大目标；我们谁也不是属于谁的，我们这一百多斤都应该交给党！”是啊，高大泉的所作所为，不是什么“骨肉情”、“义气”所能比拟的，它具有崭新的革命内容，只有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会有这样炽热的阶级情义，才能有这样壮阔的革命襟怀。这又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高大泉的英雄性格。
高大泉所以能在纷至沓来的矛盾漩涡中从容游泳，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革命目标前进，不仅因为有毛主席指路，有党组织撑腰，还有大批革命群众支持。朱铁汉是他的“助手”，这个人爱什么，恨什么，从来没有半点含糊。虽然有时不免过于简单、急躁，但都因那一股强烈的无产阶级的爱憎而显得令人可爱。老周忠是高大泉的“参谋”，他象枯树枝上冒出的“亮晶晶、绿生生的嫩芽一样”，心里“萌起了崇高的理想”，身上“鼓起了火热的追求”，这就是紧紧追随着党的脚步，把几十年的生活经验熔铸到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还有周丽平，这个具有火辣性格的农村姑娘的生活哲学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活着就是为了“斗争”，每步都学着高大泉的样子，向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动进攻。还有吕瑞芬，在她的深沉的思想性格里，渗透着“一个心眼、一个劲地走社会主义道儿”的革命积极性，她跟高大泉那么志同道合，不只因为他们是夫妻，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命运都联结在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上。从老一代到青年一代，从庄稼汉到妇女们，到处充满着蓬勃的革命朝气，时时发出动人心魄的思想的火花。这些各有特点的人们不仅与高大泉的形象相映成趣，把高大泉衬托得更加光彩夺目；而且写出了高大泉这个英雄形象的深厚的群众基础。高大泉不是孤军奋战、东撞西闯的“独胆英雄”，更不是那种脱离群众、恃勇如癖的“天生好汉”，而是紧密团结和依靠着这些阶级弟兄，汇成一股势不可当的革命洪流，冲洗一切污泥浊水。这十分雄辩地证明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证明了社会主义才是改造农村、解放农民的必由之路。 （二）
生活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但反映在《金光大道》第二部里，又决不是“一团乱麻”。从小说的整个布局来看，作者并没有把生活简单化，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提炼，把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但又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一视同仁地展开各个生活侧面，而是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主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焦点，贯串和带动其它的矛盾斗争，展开故事情节，显示了它独到的艺术匠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芳草地的这一场斗争虽然十分复杂，但总的是受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制约的。《金光大道》与过去反映同一题材的作品相比，它的突出的长处，就在于抓住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组织起纷繁而多彩的矛盾冲突，形成了完整的艺术结构，因而使作品在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上取得了成就。
《金光大道》第二部一些主要章节发挥了《艳阳天》的某些结构情节的长处，即抓住一个中心事件，层层展开矛盾，把各种人物都卷入矛盾的漩涡，充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犹如投石入水，有激响，有飞溅的水花，有层层扩展的波浪，有被阻遏的回波。作者从容自如地把这些都表现出来，尽量把文章做足，因而中心突出，前后有序，层次分明，浓淡有致。《金光大道》第二部的中心事件是生产自救。围绕着生产自救，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县委书记梁海山和高大泉为首，主张开采矿石，既可以自救，又收到发展农业生产的实效，更主要的是可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锻炼干部的工作能力，促进农民组织起来；而区委书记王友清和张金发，则主张搞临时鞋场，从工商界的“牛皮腰包里”掏出几个小钱，帮助贫苦农民“填饱肚子”。结果达成妥协：“双管齐下”。但是，搞临时鞋场的目的，梁海山和高大泉想的同王友清和张金发想的不一样。前者是要通过组织农民纳鞋底，做军鞋，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在跟工商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又可以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通过这一生产自救的门路，把农村的斗争与城市的斗争沟通起来，把国内斗争与抗美援朝的国际斗争联系起来，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前进一步。作品围绕着这“双管”展开情节，但又不是等量齐观，而是以采矿石为主，纳鞋底为从；在具体描写上又有分有合，有先有后。同时，又以这个中心事件为主，引出把高大泉、邓久宽、“滚刀肉”、范克明等卷入的大车事件；刘祥借贷和卖地的事件；以及冯少怀挑唆秦富“告状”、二林上当等情节；发展到高大泉“堵挡”，进行面对面的摊牌，矛盾冲突达到了高潮。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十分细密。两条情节线索发展到后面会合到一起，最后互助组“喜丰收”，贫下中农畅饮“庆功酒”，立下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誓言”，张金发得到“警告”而以失败告终。在这样丰满多彩的情节中，各种人物的性格，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抓住中心事件，层层展开矛盾，把各种人物的关系纠葛起来，细致入微地刻画性格，对于长篇创作来说，是多么重要！有一种误解，好象长篇小说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可以比较自由，不必象戏剧、电影那样严密，因此往往是信手写来，松散拖沓，去掉几节也无妨，插上两段也可以，结果是作品越写越长。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力量的。在这里我们也要指出，《金光大道》第二部后半部分中有的章节，也存在着类似的缺点。虽然其中有的情节如打井中出现的新矛盾是为了给从初级社向高级社发展作伏笔的，但总觉得和整个中心事件没有结合得很好，显得有些松散。
芳草地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综合体。这些具体矛盾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活跃在其中的人物的典型环境。对于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来说，典型环境是具体的，就是“环绕他们、促成他们行动的环境”。环境是否具有充分的典型性，要放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来考察。就芳草地的这场斗争来看，环境是有充分的典型性的。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具体的矛盾冲突，都带有鲜明的北方农村的特点，围绕着这些矛盾所展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自然也有独特的色彩。但是在这种“独特”之中，又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共同本质。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初，农村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农民还处在十分贫困的状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民心里还处于萌芽状态。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分析芳草地的矛盾和斗争，就十分合情合理了。如果把这场斗争放在七十年代，那就十分可笑了；如果以七十年代的农村的现状去衡量解放初期的矛盾斗争，也会完全破坏它的典型性。作者遵循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刻画这样的典型环境，对于塑造令人信服的典型形象，特别是高大泉这个英雄形象是很有好处的。
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高大泉就是这样一个领袖人物的典型。正因为他是从群众中涌出来的，所以浑身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保持着淳厚、朴实的庄稼人性格，这种性格也渗透在他热烈的爱憎感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中。他的思想性格，既不同于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也不同于今天农村的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他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他的英雄行为和思想高度，表现在完成了那个历史时期提出的革命任务。高大泉这个英雄形象之所以高大，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三年早知道”的本领，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了然于胸。如果这样来塑造高大泉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是离开了现实的土壤的，是不真实的，因而其思想深度也是虚假的。高大泉这个形象的感人之处，正是在于他那种一步一个脚印地奔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实干精神。他对张金发所执行的那条路线，一开始也只能从他自己的斗争经历、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出发来认识，在那样的水平上进行抵制、斗争，而后在斗争中增长革命的才干，逐步深化了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并从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指示及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汲取力量。革命理论跟他的斗争实践相结合，思想就产生新的飞跃，使他的思想性格升华到时代的高度，从而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塑造。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种敢于跟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他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自觉性，就显得难能可贵、感人至深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斗争去代替当时的斗争，不能要求他象七十年代的英雄人物那样去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作者站在今天的高度，从路线出发，提炼五十年代初的矛盾斗争，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跟把英雄人物放在特定年代的特定矛盾中去表现，应该是辩证的统一。如果硬要把人物从那个典型环境里拖出来，把他“现代化”，形象就失去了生命，也达不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小说的第一部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倾向，在有些地方，表现高大泉的思想水平、思想活动的方式和语言，多少显得离开了现实的土壤，因此有些“架空”，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个领袖人物的典型的思想性格的光彩。作者在第二部中解决了这个创作思想问题，形象塑造也就取得了新的成就。
高大泉所面临的矛盾，芳草地所经历的斗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割裂的。今天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五十年代那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金光大道》第二部以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和巨大的艺术说服力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是“必由之路”。“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这必将鼓舞我们努力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弄潮儿”，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到底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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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涌现大批业余美术创作积极分子
在四川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涌现出大批业余美术创作积极分子。最近由四川省文化局编辑出版的《知识青年画选》，就是他们在美术创作中取得的一部分可喜成果。
这套画选共有国画、油画、木刻、年画、水粉画等各种形式的美术作品二十二幅。它们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图景，歌颂贫下中农的崇高品质，抒发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革命理想和情怀，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这些知识青年作者，原来大部分都是画画的生手。他们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以后，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政治思想上不断进步，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四川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和农村党组织，热情关怀知识青年业余美术创作队伍的成长。绵阳、内江、乐山等许多地区和县都曾举办过业余美术创作学习班，组织这些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帮助他们进一步解决文艺创作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同时在创作技巧上也给予具体辅导，不断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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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隆林少数民族喜唱新型歌手创作的新歌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新的一期《金钟山文艺》，又出版了。这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专为少数民族业余作者开辟的文艺园地，越来越受到全县各族人民的欢迎。刊物上登载的许多诗歌，经过公社、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广为传播，成为鼓舞各族人民进行三大革命运动的有力武器。苗寨、彝岭、仡佬冲的少数民族历来喜爱唱山歌，如今更喜欢唱自己民族的新型歌手创作的新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少数民族山区的文化生活带来新的繁荣。在群众性文艺活动中，成长起一批业余诗歌创作爱好者。他们拿起笔，紧密联系现实斗争实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满腔热忱地歌颂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舞人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新州镇苗族女青年李荣贞，以苗寨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和自己家庭两辈人的不同遭遇为题材创造的长诗《笙歌阵阵》，反映了少数民族贫下中农对万恶的旧社会无比仇恨、对新社会无比热爱的阶级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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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园大队贫下中农创作许多新诗
辽宁省北票县上园公社上园大队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以革命诗歌为武器，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风尚。
现在，来到上园大队，到处可以看到：黑板报上，墙报上，登着社员们写的诗歌；夜校里，地头上，许多人也经常朗诵自己创作的新诗。这一派景象正象一首诗歌所写的：“新天新地新时代，大寨田头摆诗台，满手老茧握战笔，群英上阵赛诗来。”
上园大队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的。社员们写的诗大都密切配合农村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干部、社员们把诗歌作为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战斗武器，先后举办了七十多次专题赛诗会，创作了几千首诗歌。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