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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搞分裂倒退的都没有好下场——陕西省汉中县建国大队贫下中农围绕“斩韩信”史实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

第2版()
专栏:

凡是搞分裂倒退的都没有好下场
——陕西省汉中县建国大队贫下中农围绕“斩韩信”史实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
西汉初期汉高帝刘邦的“拜将台”,筑在现在的汉中县汉水公社建国大队所在地。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建国大队的贫下中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被历代反动派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最近,他们在“拜将台”遗址前,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围绕刘邦“斩韩信”这一历史事实,研究了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下面是一部分同志的发言纪要。
刘邦“拜将”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
庞明亮(回乡知识青年、大队理论小组组长):
“拜将台”就在我们大队。《史记》上说的汉高帝刘邦筑台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在我们这一带流传很广。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拜将台”,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搜刮民脂民膏扩建起来的。他们在这里题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台。”意思是说刘邦连同他建立的西汉王朝早已被人们忘掉了,还不如韩信(淮阴侯)因为这个“拜将台”而留下了名声。很明显,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这是对法家刘邦的诬蔑和攻击,为搞阴谋、搞分裂的韩信歌功颂德。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汉时期儒法斗争的历史,对刘邦和韩信等人重新给予评价。刘邦是继秦始皇之后的一个大法家,是我国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刘邦仿效秦朝的做法,推行法家奖励耕战的政策,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扩大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在用人方面,刘邦主张凡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什么出身,都按功行赏、量才录用。在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胡亥、赵高反动统治的基础上,刘邦所推行的这一条法家路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能够在“楚汉相争”中打败了楚霸王项羽,然后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
罗学成(第四生产队社员):
这个问题说得在理。就拿刘邦当初拜韩信为将这件事来说吧,并不能因此而贬低刘邦,给韩信脸上贴金。这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当初刘邦进入汉中那阵,楚汉相争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而且是楚强汉弱。但刘邦并没有失去打败项羽、统一中国的坚强信心。他倡导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发展生产,从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他找寻和访查能干的人才,实行“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中,不少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或下层官吏。韩信原先在项羽手下,因为项羽没有重用他,他才“亡楚归汉”,投靠刘邦。当时,刘邦需要一个领兵打仗的大将,经萧何等人的推荐,刘邦便以隆重的礼仪,在这里筑台“拜”韩信为大将军。虽然韩信出身低下,又无名无功,将士对拜他为大将都感到震惊,但刘邦仍然加以重用。当时韩信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出来,而且在刘邦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他也确实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韩信以后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而非难刘邦当初任用韩信的举动。
王万治(第十二生产队会计):
当时刘邦亲自拜韩信为大将,目的是在将士中提高韩信的威望,好让他发号施令,指挥战斗,取得胜利。这一做法是从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据历史记载,韩信的确打了一些胜仗。但是,他打胜仗究竟靠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靠刘邦的正确路线的指导。由于刘邦执行了一条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法家路线,同时军队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这是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最后消灭项羽的重要原因。另外,韩信在前方打仗,吕雉、萧何等在后方积极筹运粮草,把兵力、财力、物力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同是一个韩信,为什么在项梁、项羽的领导下并没有什么作为,而在刘邦的领导下就能发挥作用呢?这就充分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如果韩信离开了刘邦正确路线的指导,那也将是一事无成的。
“斩韩信”是反对复辟、坚持统一的有力措施
张荣英(女民兵):
刘邦经过楚汉战争,打败了项羽,结束了分裂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但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当时一些旧贵族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相继反叛,妄图颠覆西汉政权。是坚持前进、坚持中央集权,还是搞复辟倒退、搞分裂割据?这是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这场斗争中,刘邦对一系列阴谋分裂的叛乱活动进行了严厉镇压,“斩韩信”就是其中的一次。历史事实证明,韩信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在西汉王朝建立后进行阴谋叛乱、顽固推行儒家分裂路线的代表人物。对于韩信的阴谋分裂活动,刘邦逐渐察觉并引起警惕,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削弱他的势力。先把他从齐地调走,由齐王迁封为楚王,后来又封为更小的淮阴侯。韩信对此更加不满,便在暗地里加紧活动,多次伺机反汉。最后他又和陈豨秘密勾结,阴谋发动叛乱。他们的罪恶活动被发觉后,刘邦亲自北征,镇压了陈豨的叛乱。与此同时,吕雉和萧何设计擒捉了韩信,在长乐宫中当场斩杀。这一坚决行动,巩固了从秦朝开始建立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
林纪才(大队团总支副书记):
刘邦斩韩信,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尖锐斗争。刘邦采取这一坚决的行动,对坚持统一和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有利的。“斩韩信”进一步证明刘邦是一个坚持前进、坚持统一的法家。可是千百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儒生一直对刘邦大肆攻击,胡说“斩韩信”是刘邦“陷害忠良”。《史记·淮阴侯列传》上记载的韩信被刘邦逮捕后所说的几句话,什么“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常常被反动阶级用来为韩信鸣冤叫屈。这个是非,应当分辩清楚。其实韩信后来哪里是帮助刘邦破敌国、搞统一的谋臣?他早已成了搞分裂、搞叛乱的叛将了。他是自取灭亡的。历代的反动阶级和孔孟之徒咒骂刘邦,实质是骂他所推行的尊法反儒的政治路线,骂他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的政治措施,骂他对韩信等阴谋分子进行镇压的坚决行动。一句话,他们诋毁刘邦,颂扬韩信,目的就是为他们推行分裂、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历史不容歪曲,刘邦诛灭韩信,坚持统一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不管是野心勃勃的韩信,还是叛徒、卖国贼林彪,他们搞分裂,搞复辟倒退,其结果只能是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落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陈友林(大队治保主任):
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韩信是一个搞阴谋、搞分裂的反动家伙,那么刘邦当初为什么还要拜他为大将,加以重用呢?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这个问题。楚汉相争的初期,刘邦和项羽的力量相差悬殊,但刘邦决心统一全国。由于刘邦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当时有政治抱负、有才干的人便大量涌来。这中间也不可避免地混杂了一些不纯分子,韩信就是其中的一个。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韩信投奔刘邦的时候,名气不大,也没有什么战功。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的权势日益增大,几次违反刘邦的法家路线,不顾全局,企图搞分裂。刘邦、萧何等曾经多次加以制止,但他却死不改悔,以至发展到最后妄图发动政变,篡权复辟。韩信的野心和阴谋活动有一个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刘邦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刘邦当初拜韩信为大将是正确的行动,后来斩杀韩信也是完全应该的。
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加强革命团结,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张锦秀(公社党委委员):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研究西汉初期这一段儒法斗争的历史,对我们很有教益。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实际上是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继续。从楚汉相争到刘邦统一全国,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平定以韩信等人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的叛乱,巩固西汉的封建政权,这当中又经过了多么激烈的斗争!历史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尚且是这样的艰巨复杂;今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是不仅“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遇到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更疯狂的反抗,必然要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同时,我们还看到,刘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所以能够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有效地粉碎复辟势力的反抗,正是因为他们当时坚决执行了一条进步的法家路线。这使我们认识到执行正确路线对巩固革命成果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李素荣(大队党总支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指导现实的斗争。今天我们在“拜将台”前研究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评论“刘邦斩韩信”这一历史事件,就是要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科学总结,更清楚地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一切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刘邦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势力,建立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韩信却反其道而行之,疯狂进行分裂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当时刘邦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那么代表反动势力的韩信就会篡权复辟,重新出现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把历史拉向后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于阶级敌人,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我们必须不断增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坚持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粉碎阶级敌人妄图复辟的阴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坚持前进防止复辟的重要措施——读韩非《孤愤》篇

第2版()
专栏:

坚持前进防止复辟的重要措施
——读韩非《孤愤》篇
唐山齿轮厂工人理论小组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他在总结前辈法家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批判孔学,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一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防止奴隶制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孤愤》篇,就是阐述法家政治路线,提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关键性措施的一篇重要文章。
韩非的故乡韩国,是战国末期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一面镜子。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战国初年,韩昭侯曾起用法家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但由于没有提出强有力的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措施,变法收效甚微,不久,奴隶主贵族就重新上台。到韩非时,已濒临国势弱小、法度坏废的境地。韩非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路线,但一直得不到采纳。面对这种局面,韩非痛心疾首,悲愤填膺。这种情绪充满《孤愤》全篇,并点在题上,格外突出。
为什么法家的政治路线在当时的韩国和其他一些诸侯国得不到实施?变法道路上的障碍在哪里?韩非分析阶级斗争的大量事实,懂得了根子就在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窃据大权的奴隶主贵族。他在《孤愤》篇中,对这班“当涂之人”即当权的儒家,作了透彻的揭露和愤怒的声讨。他们“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大肆扩充私门势力,结成朋党,搜刮民众,侵夺百姓。他们耍尽两面派手段,蒙蔽君主,破坏法治,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他们对“智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处境艰险。韩非怒不可遏,痛斥这帮祸国殃民的败类犯下了弥天大罪!
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教育了韩非,使他看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法家与儒家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韩非正是基于两个阶级尖锐对立的事实,紧紧围绕如何粉碎当权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问题,在《孤愤》篇中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韩非从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的奴隶主贵族“执柄独断”的事实中认识到,不铲除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君主的大权就会旁落,奴隶主贵族就会凭借窃取的权力,“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实行复辟。韩非分析了当时韩国奴隶主贵族篡权的严重性:“当涂之人”执掌着内外大权,别国诸侯、群臣、学士以及服役于君主左右的,都为他们效劳,成了他们搞复辟的“四助”,使君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他们以“巧伪人”的阴谋手段,骗取君主信任,得到“五胜之资”,而法家人士则“危于身而殆于躯”。“惑主败法”,就是这种状况的概括。韩非坚决主张“作斗以散朋党”(《八经》),用强有力的专政措施把钻进中央机构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铲除掉,在君王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富于斗争精神、坚持法家路线的法家领导集团,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领导权,防止奴隶制复辟。
为了防止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夺取政权,韩非提出了一条适应法家政治路线的用人路线。他认为,“无能之士在廷”,“愚污之吏处官”,“无功而富贵”的状况必须改变,代之以“有能而任官”,“有劳而爵禄”的用人政策,做到任人唯贤,法治严明。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官吏的“能”与“劳”呢?韩非指出,“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用法家的政治标准选拔人才,不搞任人唯亲;用法家的政治需要衡量功过,不按私意测度。韩非的这些主张,为从组织上保证法家路线的实行和防止奴隶制复辟,提供了有效措施。
韩非在阐述巩固地主阶级领导权的措施的同时,还鲜明地表达了使用地主阶级革命暴力的思想。他在《孤愤》篇中说,“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就是要用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粉碎他们的复辟活动。这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无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也是对儒家鼓吹的“仁义”、“德政”、“礼治”的公开挑战和深刻批判。韩非的政治目光所以能集中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因为他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争之世”和“多事之时”(《八说》),即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最后的大搏斗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必须“争于气力”(《五蠹》),也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并使之得到巩固和加强。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韩非提出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出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性格,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成熟。韩非关于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奴隶制复辟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中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无怪秦始皇在读到韩非《五蠹》、《孤愤》篇后,不禁拍案叫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然而韩非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君主集权在当时是对的,但他把实行社会变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圣君明主”和“智法之士”身上,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辟的措施,这就暴露出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正因为他总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不能正确认识本阶级的力量,所以他才有势孤力薄之感,发而为“孤独的愤慨”。
历史上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这类“次等的革命”(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尚且要进行如此严重的反复辟斗争,以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更要动员亿万群众,“挖上‘三道战壕’”(列宁:《论修改党纲》)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要提高警惕,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