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12-04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汉元帝刘奭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
李讯
西汉王朝建立后，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基本上坚持了法家路线，封建制的政治、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是，从刘询的儿子汉元帝刘奭（shì音式）开始，以及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衎，都大力提倡经过董仲舒改造和发挥的孔孟之道，推行儒家路线，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终于灭亡。历史事实说明，儒家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当时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反动势力必然尊儒反法，而尊儒反法必然走向衰败。
地主阶级开始由先进向反面转化
马克思指出：“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从汉元帝开始，西汉王朝从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正是当时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反映，是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西汉前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还很大，他们大搞复辟活动。地主阶级内部的封建割据势力也往往与奴隶主复辟势力相勾结，从事分裂倒退活动。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在政治上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当时的法家思想正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这种政治需要。在封建制尚未完全巩固、奴隶制复辟危险仍然存在的时期，地主阶级必然把法家思想作为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西汉中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以实物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的封建制经济基础已经稳定，而且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奴隶制复辟危险逐渐消失，农民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的反抗斗争逐渐激烈起来。在地主阶级内部，随着一些人长期当官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形成了有较多政治经济特权的豪强地主阶层。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特别凶残，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反对任何改革，成为地主阶级保守派。他们一方面用暴力对付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则求助于所谓“德教”来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很显然，主张变革、前进的法家思想，是不适应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政治需要的。而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所需要的。法家比较鲜明地主张地主阶级专政；而儒家比较虚伪，更利于封建统治者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因此，儒家那套主张保守，叫人安分守己，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反动哲学，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地主阶级保守派的统治服务。同时，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儒家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一部分儒生顽固地坚持依附没落奴隶主势力外，大部分儒生开始依附于豪强地主阶层，并对儒家思想加以适当改造，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就是他们的先导者。他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提出的以“天命论”为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一整套反动思想，就是经过改造和发挥，适应地主阶级在新形势下的需要的儒家学说。坚持法家路线的汉武帝刘彻，曾表示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仍然实行法家路线的宣帝刘询，却召开石渠阁会议，亲自裁定儒家“五经”的异同。这些都是地主阶级由先进者逐步向反面转化的先声。武帝时期，在国家所设教育机构里单独为儒家设置了“五经”博士，令“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博士弟子成绩优良的就可以做官。这种儒家博士弟子人数越来越多，宣帝时增为二百人，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成帝时增加到三千人。这就为儒家重新登台开了大门。
儒家越来越受重用的过程，恰恰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过程。这决不是偶然的。西汉王朝由“尊法”到“尊儒”的转变，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分化演变的结果。
汉元帝上台以后所以立即推行尊儒反法路线，除了整个地主阶级由先进向反面转化这个根本原因以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他本身就是一个儒生。
刘奭“少而好儒”，从小就拜腐儒肖望之为老师，习礼演儒，苦读“经书”。在反动儒生的熏陶下，儒家思想渗透了他的骨髓。在他当太子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名“柔仁好儒”的了，就向他父亲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遭到他父亲大训一顿。但是，训斥是无济于事的。到他即位的时候，儒家上台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儒家思想已成为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当权的保守派的政治需要。
思想政治上的反动和经济上的倒退
汉宣帝刘询崇尚法治，“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他虽然注意到了儒学，想加以利用，但是对“好是古非今”的儒生并不委以重政，对一些反动儒生甚至处以死刑。刘询的法治，受到好儒的太子刘奭的反对。
元帝即位以后，一反宣帝行事，尊儒反法。这是西汉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又经过“壮好经书”的成帝以及短命的哀帝、平帝的统治，五十多年间，朝政每况愈下，直至覆亡。东汉的班固也承认：“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明代的李贽指出：西汉的“天下不败于武，而败于元”。
元帝重用儒生，废“法治”，行“礼治”，“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讲究儒家的繁文缛节，结果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
元帝执政期间，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汉书》记载：“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免徭赋）”；“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贡禹）、薛（薛广德）、韦（韦玄成）、匡（匡衡）迭为宰相。”这样，中央政权中形成了一个执行儒家路线的领导集团。
贡禹，以精通四书五经著称。汉元帝即位后，贡禹就作了谏议大夫，汉元帝经常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国家大事。贡禹也多次向汉元帝建议要恢复古代的制度，要按照周礼所规定的那一套去做。
薛广德，是一个儒博士，很受肖望之器重，在肖的推荐下当了少府、御史大夫。
韦玄成是丞相韦贤的小儿子。韦贤是山东的一个大儒，“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韦玄成是一个孔孟之徒，“少好学，修父业”。汉宣帝时，韦玄成与杨恽、肖望之等大儒一起参与了反对宣帝的政治活动。元帝一上台，即拜韦玄成为少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直至宰相。
匡衡，是一个会写诗的腐儒，肖望之曾向宣帝推荐过他，没有得到重用。汉元帝时，立即被提升，开始为郎中，最后提为宰相。
肖望之是汉元帝的师傅，他是一个开口“周礼”、闭口“古制”的复古迷，地道的孔孟之徒。而元帝对肖望之却推崇备至，十分信任。
这些人不仅掌了朝政，同时又是富商大贾和大土地兼并者。仅以匡衡为例，他衣食三千一百顷土地的租税还不满足，又扩占土地四百顷。这实际上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奴隶主贵族。
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十八年），元帝又征孔丘的第十三世孙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把孔老二的地位越抬越高。元帝还想让孔霸当宰相，结果没等当上，孔霸就死了。
元帝以后，停止了从高祖到宣帝一直实行的迁徙关东豪强到关中的政策，并大搞“举逸民”活动，曾先后多次实行大赦，使大部分复辟势力被释放。
自元帝起，直到哀帝、平帝，西汉王朝日益让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外戚掌握了朝政。公元前三十二年成帝即位以后，重用外戚，成帝的舅舅王凤作了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事，控制了军政实权。接着，王凤把他的族弟王谭等五人同时候封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因此，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根本不受法令的约束，而对劳动人民则实行残酷压榨；另一方面，在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奴隶主贵族军事集团的态度上则是优柔寡断，边防守卫松懈，采取投降主义。
政治上的反动，是豪强地主阶层形成和发展的结果，这又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倒退。
尊儒反法路线的推行，使得西汉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元帝在停止使用迁徙豪强以抑制土地兼并的制度，停止昭、宣帝时期实行的“假（借）民公田”，鼓励流民回乡生产等有益办法以后，又废除了盐铁官营制度和宣帝时设立的控制粮价的常平仓制度。结果，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大盐铁商、大囤积商、大运输商、大高利贷者迅速发展，使得国库空虚，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这样，不仅武帝时期打击过的富商大贾开始复苏，同时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势的人，也都盛行兼并。元帝、成帝以后，在关中、巴蜀、临淄、雒阳等商业发达地区，都出现了一批拥有巨万之资的新兴富商大贾。他们囤积居奇，重利盘剥，吮吸人民膏血，同时又大量兼并土地。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越来越厉害，统治阶级对农民横征暴敛，赋税、徭役一天加重一天。“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同时，关东连年被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出现了“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的贫富两极尖锐对立的形势。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被迫卖身为奴隶的农民大量增加。当时，仅官奴婢就达几十万，封建皇帝成了占有十万以上奴婢的新型大奴隶主，贵族、官僚也都有数以百计甚至上千名奴婢。奴婢忍受着惨无人道的压榨和欺凌，他们“与牛马同栏”，随便被拉到市场上进行买卖。元帝时，皇家的厩马天天食粟，怕太肥，还要每天牵出来蹓跶；而人民却“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饿死在逃荒路上的人上百万。土地的高度集中与奴隶的大量增加，大大激化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使西汉王朝的覆亡成为不可避免。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三十年）前后，关中爆发了倗宗领导的农民起义。阳朔三年（公元前二十二年），颍川又爆发了申屠圣领导的铁官徒起义，他们不堪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组织了一百多个冶铁工场的工奴和“罪徒”，起来反抗，杀死了不少官吏，释放了“罪犯”，与地主阶级展开激烈搏斗。他们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烈支持，给了封建统治阶级很大打击。此后，公元前十八年，蜀郡有郑躬领导的农民起义；公元前十四年，河南爆发了樊并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山东还爆发了以苏令为首的铁官徒起义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京城附近的人民放火焚烧了武帝的陵邑，烟火照见未央宫。在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的不断打击下，西汉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急剧地走上崩溃的道路。到王莽“代汉”，夺了刘家天下，企图按儒家鼓吹的“周礼”实行复古“改制”，挽救统治阶级的垂危的命运。这只不过是用儒术来愚弄农民的一场滑稽戏。历史前进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在声势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面前，地主阶级的剿杀镇压也好，董仲舒的“教化”的堤防也好，王莽的复古“改制”也好，统统不灵了。新市、平林、赤眉、铜马的农民大起义，终于摧毁了实际是西汉王朝后期的继续的王莽“新朝”的统治，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推进到新的一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西汉王朝盛衰的历史，汉元帝的尊儒反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路线决定一切。西汉王朝的盛衰，和儒法两家两条路线的消长是一致的。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封建制度得以巩固，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结果。“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则是元帝奉行尊儒反法路线的结果。
历史的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路线正确，国家就前进，就强盛；路线错误，国家就倒退，就灭亡。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两个阶级或同一个阶级中的两个派别之间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路线不同，结果也不同。
领导班子十分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用人路线。路线决定以后，还必须有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领导班子。
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坚持法家用人路线，在斗争实践中选用人才。刘邦死后，吕后和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执行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这和它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
西汉末期，由于改变了法家路线，推行儒家路线，象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这样一批儒生在中央掌了权。这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反动和倒退。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经济基础密切关连。汉元帝以后，由于统治集团大力提倡儒术，外戚和世家豪族势力迅速发展，土地兼并急剧进行，大量农民沦为奴隶，导致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这从反面说明了意识形态对政治的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并吸取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深刻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普及、深入、持久地把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下去，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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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楚汉成皋之战
北京卫戍区某部理论小组
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推翻赵高、胡亥的反动统治以后，紧接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儒家路线和以刘邦为代表的法家路线的大搏斗。双方斗争了四、五年，经过大小一百一十多次战斗。开始项强刘弱，双方实力悬殊，刘邦多次失利；但是由于刘邦执行了一条法家路线，越战越强，终于战胜了项羽。在双方斗争中，成皋之战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把楚汉成皋之战称为我国历史上“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典型战例之一。
刘邦、项羽原来都属于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参加了农民起义斗争。陈胜、吴广牺牲后，刘邦和项羽为了维护各自所代表的集团的政治利益，为了实现其各自的政治路线，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坚持统一，还是复辟奴隶制、搞分裂割据。
刘邦首先消灭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王，占领了关中，并以此为基地乘胜东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仍然没能改变楚强汉弱的局面。特别是在彭城一战失败后，主力被歼，形势对刘邦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不得不转攻为守，退据成皋（今河南荥阳西部），深沟高垒，扼守要塞，采取了持久防御的战略，与项羽长期周旋，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成皋之战”。
成皋之战大致分三个阶段：
（一）刘邦退却阶段：成皋一带背靠山地、面对平原，退宜守，进宜攻。这里接近关中基地，补给较易，又靠近秦朝遗留下来的著名粮仓——敖仓，可解决长期战争中的粮食供应问题。刘邦利用成皋一带的有利地形作为退却终点，部署防御，阻止楚军西进。
（二）相持阶段：从公元前二○五年五月到公元前二○三年十月间，楚汉两军的主力相持于成皋、荥阳一线的正面战场，拥有优势兵力的项羽不断向刘邦发起进攻。刘邦为了确保成皋防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从政治上争取民心，团结内部，利用诸侯王和项羽的矛盾，争取了项羽的部下九江王英布背楚归汉，建立了反楚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制定了一个正面坚持、敌后扰乱和南北两翼牵制的作战方针，使楚军虽然进攻得手并两次攻占成皋，但被汉军调动于各战场，兵力分散，疲于奔命。楚军人困马乏，迟迟不能长驱西进。
（三）决战阶段：经过两年多的相持，刘邦在侧翼各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楚军侧背所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从公元前二○三年十月起，楚汉在成皋一线相持两年又五个月，楚军粮尽兵疲，由强变弱，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刘邦认为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便积极地转入反攻，乘楚军主力东调，进攻成皋，大破楚军，并乘胜向东推进，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完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使项羽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接着，刘邦乘项羽引兵东撤的时机，实施战略追击。在汉军各路会师合击下，经垓下一战，项羽陷于重围，兵少粮尽，孤立无援，被汉军追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最后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自此，刘邦正式称帝，建立了汉王朝。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楚汉成皋之战中，刘邦能以少击众，以弱胜强，最后消灭了项羽，建立了汉王朝，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法家路线，而项羽则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儒家路线。
在政治上，刘邦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能够成功地建立反楚统一战线，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削弱和孤立了楚军。相反，项羽效法儒家，信奉周礼，割地分王，大搞分封，开历史的倒车，不得人心。
在用人上，刘邦用的人能够贯彻执行他的法家路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中如肖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要求前进，反对倒退；他还用了不少劳动者出身的人，如周勃是手工业者兼办丧事，樊哙是卖狗肉的，灌婴是商贩。刘邦针对他们所长，量才使用。而项羽是任人唯亲，他依靠的旧贵族都有极大的野心，对他厚封亲信极为不满。因此，项羽既被人民所痛恨，也为旧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分子所反对。真可谓众叛亲离，到处树敌。由于他们两个政治集团所用的人不同，依靠的阶级力量不同，就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
弱军要战胜强军，没有后方基地是不行的。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刘邦很注意这个问题。他有关中作为巩固的后方基地，虽屡战屡败，但能得到及时补充。在吕雉、肖何的领导下，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物力。而项羽虽有较强的兵力，但他失去人民的支持，得地后不但不加以巩固，反而肆意破坏，甚至在他战败后，连他自己的首都彭城也不敢回去了。这是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主席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刘邦正确地运用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唯物主义军事思想，根据形势作了正确的军事部署，对战略全局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能及时地采纳部下的建议，制定出正面坚持、南北两翼牵制和敌后扰乱的战略方针，并坚持实施。这就使强大的楚军陷于多面作战的困境，而汉军的实力能够不断发展。同时，刘邦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在项羽被迫分散兵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的形势下，刘邦又能适时地进行战略决战，为以后全歼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搞复辟倒退的项羽，在军事指导上又是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那一套，对双方力量缺乏正确的分析，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刘邦的力量，在指挥上缺乏战略头脑，不能通盘考虑，没有主要的打击方向，东奔西跑，穷于应付。再加上在打了一些胜仗之后，不能乘胜追击，也不注意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自己侧翼和后方安全。结果，主力被刘邦调动于各战场，顾此失彼，丧失了优势和主动。项羽虽然在战争开始时取得了一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但在战略全局上都是失策的，所以导致彻底失败。项羽临死时胡说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真是至死不悟！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楚汉成皋之战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反动派搞尊儒反法、复辟倒退，只能以失败告终。叛徒、卖国贼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其下场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