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01-30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
郑州铁路分局信阳机务段党委书记　吴志恒
我在看书学习和调查研究中，深切地感到，离开群众的实践，就无法进行领导。认识来源于实践，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这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是，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机务段有两千职工，过去我常想：党委领导有“一班”，车间骨干一条线，只要头头拿主意，下面工作就好办。结果碰了不少“钉子”。段上有一个比较后进的机车队，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我对队上的干部说，只要狠抓一下组织纪律问题，情况自然就会好转。事实并非如此，过了一个阶段，问题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决心蹲在这个队里弄个明白。我多次召开座谈会，跟大家在一起谈心，反复调查才搞清楚，原来问题不在下面，而是由于这个队的一个主要领导干部，骄傲自满，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部分群众革命、生产的积极性。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一个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对客观实际的调查，就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凭想当然、老经验办事，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事物在发展，群众在前进，如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就会脱离实际。上面所举的机车队例子，是个反面的经验；下面举的漯河段的例子，是个正面的经验。
我们段原来担负漯河至广水间的货运任务，其中信阳至漯河间，机车乘务人员反映劳动强度大，休息不好，对安全运输有影响，要求补充一个班的机车乘务员。党委会讨论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种要求不合理，强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解决；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劳动强度大是实际情况，增加一班人，保证乘务员的学习和休息时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到底怎么办？我没有立即表态。会后，我亲自登上机车去了解行车期间的实际情况，下车后和乘务员吃住在一起。我发现乘务人员确实劳动强度很大，有时不得不把日常的政治学习时间挤掉。我将调查的实际情况提交党委会讨论，大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办事，很快就统一了思想。经上级批准，增加了一班人员。同时在漯河车站又设立了司机指导室，既做机车乘务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加强了业务指导。现在这个区间的机车乘务员保证安全正点，多拉快跑，革命、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群众的革命实践是一切真知的源泉，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就一个正确思想形成的过程来说，也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因此，决不能把深入群众实践当作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我有这样的体会，越深入群众的实践，头脑里唯心论的东西就越少。
在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大别山下，有一处关键地段。铁路线绕着山麓曲折蜿蜒，坡度陡，弯道多。使用两台机车牵引，信号不好了望，常因操作不当、配合不好，造成闯坡、断钩事故。为了消灭这个事故，第一次我们根据平常掌握的一些情况，和生产组的同志一起搞了个消灭事故的方案。由于这个方案缺乏群众实践的基础，发下去以后管用的不多，群众批评我们是“纸上谈兵”。第二次我和同志们深入到车间和机车队，召开了有乘务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大家提出了不少防止断钩、闯坡的措施，又对原方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我以为差不多了。实行以后，情况有些好转，但没有巩固下来。我们又组织了第三次调查，组织了一个有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调查小组，既了解车上，又了解车下；既了解安全生产的情况，又了解发生过事故的情况；既了解人的思想情况，又了解技术状态。我还和大家一起亲自登上机车，在严寒的冬季，进行了二十多次牵引试验。结果获得了第一手材料，从而找出了机车调速、制动、缓解的地点和时机，在沿途插上了几十个示意牌，制定了机车操纵图。一年来，担当这个区段的机车队，消灭了行车事故，不断创造出运输生产的好成绩。
我们段的工厂车间，过去只能担当机车的洗修任务，机车架修要送到其他架修段去。在运输生产繁忙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机车的运用能力，上级领导部门要我们自己搞架修。我们党委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向下作了个调查。绝大部分同志认为，广大职工有无产阶级的高度责任感和革命积极性，又有过去洗修机车的设备基础，搞架修的困难可以克服；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办不到。同一件事情，两种意见，到底要采纳那个？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党委成员分头到各个车间，边劳动，边领导，受到很大教育。我不但懂得了原来不懂的许多生产知识，而且亲眼看到工人群众为了解决安装大型动轮旋床的技术难关，设想了几十种突破关键性工序的具体作战方案。工人群众的极大革命热忱和科学态度，充分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和信心，坚决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进行积极的领导。全段干部和广大工人群众夜以继日地奋战，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以小攻大，以土攻洋，终于夺取了整个架修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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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实践中认识必然，取得自由
中共江苏省昆山县委书记　常明
在学习外地三麦高产经验的过程中，我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有了初步体会。以前，我们为了夺取三麦高产，采取过不少措施，年年都号召学习外地经验，但没有学到手。后来，我反复学习了恩格斯《反杜林论》和毛主席有关自由和必然的论述，认识到过去没有学到外地三麦高产经验的关键是脱离实际，生搬硬套。于是，在“四秋”大忙前，我带着怎样学习、运用外地三麦高产经验，夺取一九七三年三麦高产这一问题，深入到农村大队调查研究。我分析了我县的自然条件：地势洼，渗水慢，铁锈土，土质差，缺乏有机肥等。针对这些特点，选择了城南公社江浦大队第七生产队地势最低的十八亩地搞试点，坚持先开沟，开深沟，适当多开沟，实行排灌两用沟分开的办法。因此在播种三麦时，虽然阴雨连绵，水仍排得出，地下水也降得快，播种进度快，质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以江浦这个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为夺取三麦高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县昆北地区长期以来生产上不去，通过实践，初步找到了一个重要原因：地下水位高，稻麦生长受到很大危害。但是认识了必然还不等于掌握了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离开了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那就失去了认识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从这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出发，县委组织了一批民工，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开拓了庙泾河等数十华里横贯昆北洼地、直接泄水入长江的排水工程。同时，在圩内大办小型农田水利，初步建立了排灌系统。一九七一年，昆北六个公社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平均亩产达一千零六十四斤，比文化大革命前增产了三百三十六斤。这几个公社向国家交售了一亿多斤商品粮。昆北的变化，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在实践中认识必然，改造客观世界，就能取得革命、生产的胜利。
认识必然离不开实践，但实践了不一定能取得自由。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从认识必然、取得自由的愿望出发，到实践中去调查、总结，但工作中却不那么自由、那么理想。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在于我们调查后的判断是否准确，是不是掌握了各种必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事物的本质。从石牌公社毛许大队的斗争实践中，我对这一点有了较深刻的体会。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较尖锐、复杂。建立革委会以来，县委在这个大队做了一些工作。但四年来这个大队仍然处于后进状态，水稻产量一直徘徊在六百斤左右。去春以来，我和革委会另一位同志一起到毛许大队蹲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识到，以前由于没有抓住路线这个纲，所以没能充分发动群众，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实际上，这个大队所以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关键在领导班子。我们就首先在党内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揭露矛盾，积极开展思想斗争，调整充实了党支部领导班子。同时，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这个大队才跨进了昆北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毛许大队从“后进队”转化为先进队，还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是无穷无尽的，人们的实践和认识也是无穷尽的。在新的形势下，必然会有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认识它，解决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主动，才有自由。比如，毛许大队单季晚稻长势喜人，稻浪滚滚，丰收在望。但是由于这个队的干部对收种季节的辩证关系处理不够好，秋种曾一度被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对于客观事物都不能自认为有了“绝对主动权”和“彻底的自由”。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只有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狠批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断实践，不断认识，才能取得工作的主动和行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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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法从群众中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委员会
我县位于越城岭上，是一个“山高水冷气温低”的高寒山区，百分之六十的耕地在海拔八百米以上，历史上只种一季中稻，一九五六年开始推广双季稻，一直没有推开。县革委会和县委建立后，把这个问题再一次提出来，又引起了一场争论。县革委会有一位常委，过去按照平原地区种晚稻的经验，组织试种几年晚稻都失败了，便断言晚稻只能平原种，不能上高山。有些同志感到这种说法不对，但对能不能推广双季稻，心中也没有底。
列宁指出：“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毛主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是我们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保证正确领导的基本前提。我们县委领导的思想、意见和办法，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县委成员分别到三十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一批种双季稻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材料。城关公社沈滩大队第四生产队，大搞科学实验，经过多年实践，培育出适应高寒山区种植的晚稻品种，摸索出一些适应山区特点的管理措施，成功地种植了双季稻，一九六六年亩产跨过了《纲要》，一九六九年亩产超千斤。沈滩四队以及其它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经验使我们对推广双季稻心里有了“底”，统一了认识，制定了在全县推广双季稻的计划。
我们从点到面推广了沈滩四队改革耕作制度的经验，双季稻面积逐步扩大。但是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相同的条件下，有些地方丰收了，有些地方产量低，甚至失收。有人认为这是技术没过关，只要抓好技术推广就行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县委成员又分头到一些生产队去进行调查。有两个事例，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一个是位于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和平大队第三、第四两个生产队，在同一田垌上的两块田试种双季稻。第三队的干部和社员把推广双季稻当成一件大事，他们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按山区特点，实行科学种田，获得了丰收。而第四队的干部就生产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煽动部分社员外出搞副业单干，耽误了季节。加上又不精心护理，结果晚稻收成很差。另一个是地处海拔千米以上的金山大队，一九六七年试种双季稻，失败了。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就把这些情况，当作不能种双季稻的根据。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大队党支部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引导大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广大贫下中农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扩大了双季稻面积，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
结合这些典型事例，我们再一次学习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原来把推广双季稻仅仅当作变革耕作制度来抓，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在高寒山区进行耕作制度的改革，必须伴随一场深刻的思想斗争。于是，我们在全县深入进行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联系实际狠批“群众落后论”和
“阶级斗争熄灭论”，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推动了全县耕作制度的改革。一九七一年，全县双季稻面积比一九六七年扩大了十二倍，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三十五斤。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不断发生。因此，领导的思想和认识也不能停滞不前。只有不断总结群众的新经验，才能带领群众继续前进。
一九七二年四月初，正当全县人民抢播早稻的关键时刻，气温骤然降至零度以下，出现了“倒春寒”，全县损失了很多的秧苗。在正常的自然条件下的一套秧苗培育和管理措施，很多不适用了。季节不等人，怎么办？我们认为：智慧在群众之中，办法从群众中来。我们冒严寒，翻冰山，察灾情。广大群众在抗灾斗争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灾情最严重的中峰公社广大干部和群众，提出了“抢上季节不动摇，完成种植计划不动摇，实现增产指标不动摇”的口号，许多生产队大搞简易温室新法育秧（蒸气育秧），在严寒中创造了适宜秧苗生长发育的环境。平寨三队的贫下中农，不但采用了新法育秧，而且根据冷水泉的水温冬天高于气温，夏天低于气温的情况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引用冷水泉灌溉秧苗，有效地保护了秧苗的正常生长。人定胜天，事在人为。高寒山区不适宜于种植双季稻的客观环境是可以改变的，适宜于秧苗生长的客观条件也是可以创造的。县委在中峰公社召开了现场会议，在全县大力宣传和推广了这两个典型。各级领导干部深入抗灾斗争第一线，全县人民团结战斗，比前年扩大早稻种植面积百分之六十六，提前了季节，夺取了抗灾斗争的胜利，获得早稻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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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践中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中共甘肃省武威地委书记　陈如意
武威地区地处河西走廊的东部，北面是腾格里大沙漠，南面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这里气候冷，风沙大，干旱缺雨，土地瘠薄，多少年来，粮食产量一直很低。一九七○年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地委讨论如何迅速改变全区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时，有的同志说武威地区“条件不好”，有的说武威地区“落后难变”。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地委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教导使大家认识到，不调查不研究，就说武威地区“条件不好”、“落后难变”，这是唯心论在作怪。为了洗刷唯心精神，正确认识武威地区，地委主要领导成员决定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看群众怎样当大自然的主人，怎样改造客观世界。
民勤县三面被腾格里大沙漠和巴丹吉林大沙漠包围着。全县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五属于沙漠、戈壁碱滩。年降雨量不到二百毫米，蒸发量却达到两千五百七十毫米。严重的干旱威胁着这里的农业生产，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不稳定的低产状态。
一九七○年，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带领全县人民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打井抗旱斗争。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两年的奋战，全县打各类水井一万五千多眼，井灌面积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四万多亩增加到三十七万亩，开始摆脱了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一九七一年，在多年不遇的旱、风、冻自然灾害的威胁下，仍然夺得了农业丰收。
民勤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我们：离开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就不可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用辩证唯物论看武威，应该看到它的困难一面，但更要看到它有利条件的一面。武威地区地下水源充足，可以通过农田水利建设，解决干旱缺雨的矛盾。风沙大，无霜期短，盐碱多，通过植树造林，科学种田，改革耕作制度，也是可以逐步改造的。只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武威地区的落后面貌就能改变。民勤县改变干旱面貌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正确地认识了武威以后，怎样进一步能动地改造武威？首先应当抓什么？为了得到确切的答案，我们地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又到武威县进行调查研究。
武威县是我区的一个大县，境内土地平坦，自然条件比较好。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农业生产处于后进状态。怎样把武威县的农业搞上去，主要抓什么？当时有的说抓水，有的说抓改土，有的说抓种子，众说纷纭，一时定不下来。为了取得指导武威县农业生产的发言权，我们地委几名主要领导成员先后到武威县九个区、三十多个公社和大部分大队和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请贫下中农座谈，虚心向他们学习。贫下中农说：“学大寨，赶昔阳，领导同志不下来，火车没头怎能跑得快。”贫下中农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使我们认识到，改造武威县，关键在领导，在领导执行什么路线。不提高领导成员的路线斗争觉悟，就什么也谈不上。
于是，我们从抓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入手，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总结历史经验。县委常委思想认识统一以后，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先后五次开门整风。他们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决心带领全县人民改变武威的后进面貌。县委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领群众学大寨，赶昔阳。
随后，我们又和县委同志一起，寻找解决发展武威农业生产的主攻方向。通过研究武威县的历史和现状，根据这个县年降雨量只有一百多毫米，土层薄，蒸发量大的实际情况，确定主攻方向应当是以水为主，抓水改土，全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然后又通过详细调查这个县的水源、土壤等自然条件和地理状况，划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由于县委主要领导成员分片蹲点，实施具体领导，武威县农业生产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全县已打成机井七百四十八眼，建成条田二十二万亩，整修和建设干、支、斗渠一千二百七十多条，长七百九十多公里，开挖截引地下水工程十三处，建设中型水库三座，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基本改变。一九七二年，战胜了春寒、秋旱和霜冻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获得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武威县的实践教育了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靠领导班子执行，而领导班子又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提高领导班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就抓住了本质的东西，就能率领全区人民能动地改造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