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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05-23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评李琪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第2版()
专栏:

评李琪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周英 凡英
提 要 李琪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是“三家村”黑帮继邓拓《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之后,向吴晗抛出的第二个救生圈。李琪大谈所谓“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力图把《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错误归结为“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李琪“批判”吴晗“历史观”,是在散布烟幕,妄图使人们不去追究《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政治本质。这是白费心机,反而充分暴露了李琪是“三家村”黑店的一名伙计。
今年一月八日,李琪化名李东石,打着批判吴晗的幌子,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文章。这是继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之后,又一篇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批判”吴晗为名来包庇吴晗,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文章。
《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不久,当时,对《海瑞罢官》究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是所谓“纯学术”问题,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就在这个时候,李琪急急忙忙抛出他的这篇文章,就是对吴晗假批判,真辩护,极力帮助吴晗回避要害,掩盖政治问题,把一场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变成所谓“纯学术”问题、历史学问题的争论。
帮吴晗掩盖写作《海瑞罢官》的反动目的
自从姚文元同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明确地从政治上提出批判以后,一个不容含糊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究竟何在?
人们逐步地进行考察和揭露,吴晗的不可告人的东西,眼看就要被人们戳穿了。
大事不妙。“三家村”的大将赶忙出来保护急先锋吴晗。经过紧张的策划,首先由邓拓(化名向阳生)出马,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放出烟幕,大讲什么吴晗《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就是他的“道德继承论”;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只是宣传“一整套封建道德观念”,闭口不提《海瑞罢官》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调子一定,吴晗赶忙遵照指示作检讨,于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一篇所谓“自我批评”抛出来了。
然而,弄巧成拙。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列了一个他写作关于海瑞文章的时间表。在他,是一心只顾与“单干风”、“翻案风”脱清关系;可是,没有想到,却泄露了更大的秘密。他一边讲他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现实”,没有政治目的,一边却又把他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明确地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说谎者自相矛盾,却正好向人表明:吴晗写一“骂”二“罢”——《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同现实阶级斗争的联系,暴露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马脚。
一个救生圈不够,需要再抛给吴晗一个救生圈。吴晗自己暴露了马脚,单靠一个“道德继承论”,保护不住吴晗。于是,李琪又披挂上阵,抛出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
为了遮掩吴晗的自相矛盾,李琪煞有介事地“批评”吴晗:你说写作的目的不清楚,没想过“古为今用”,“这怎么能解释得通呢!”然后,他教导吴晗、欺骗群众说:“吴晗同志明明是在那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瑞”啊!
吴晗真的是要宣传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瑞吗?吴晗笔下的海瑞,究竟是历史上的海瑞,还是当代的“海瑞”?
我们翻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吴晗笔下的海瑞,完全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一个“假海瑞”,他的“海瑞”是当代“海瑞”,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只要放在一九六○年前后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细心考察一下,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吴晗的“海瑞”,实际上是以海瑞自比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中,通过“骂”和“罢”的主题,为右倾机会主义鼓干劲、鸣不平、唱赞歌。他极力宣扬“海瑞”敢骂皇帝,骂得痛快,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党、骂社会主义擂鼓助威;他极力宣扬“海瑞”被罢了官仍“不屈服、不丧气”,有“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鼓士气;他妄想“海瑞”“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李琪完全回避这些抹杀不掉的事实,硬说吴晗是在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瑞”,这是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欺骗群众,转移群众视线,转移斗争目标。
说谎者永远不能自圆其说,谎话总是要露出马脚的。李琪一口咬定,吴晗在他研究海瑞的“这些著作中”,是在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瑞,要人们向海瑞学习”。可是,李琪究竟是指哪些“著作”,为什么不敢一篇篇的具体说明吴晗究竟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为什么只笼统地说是“四篇研究海瑞的文章”,不敢列出篇目?原来这些所谓“研究海瑞”的文章中,有一篇臭名昭著的《海瑞骂皇帝》,如果列了出来,人们必然要问,吴晗要我们向《海瑞骂皇帝》学习什么?在今天学习了又去骂谁?这一追问,吴晗的问题,岂不又成了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吗?李琪的苦心遮掩,岂不又落个白费心机了吗?
纸是包不住火的。任你再高明的扯谎,也无法掩盖吴晗写作《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的反动目的。
李琪大谈所谓“评价历史人物”问题,是一个大骗局
李琪的谎话越说越大。
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吴晗,为什么忽然大肆宣传要人们向几百年前的海瑞学习呢?
李琪说:“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他说:这是因为,吴晗几年来提出了一套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而他的《海瑞罢官》,“正是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写出来的”。这就是说,吴晗《海瑞罢官》的错误,不过是“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瑞”,而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
吴晗《海瑞罢官》的错误,是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吗?当然不是。
吴晗的确提出过若干条所谓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意见”,对这些所谓“原则意见”也必须批判;但他自己在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时,在写《海瑞罢官》时,却并不是真正按照这些“原则意见”办事。对于这些所谓“原则意见”,吴晗完全是从是否有利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实用主义出发,有利时就用,不利时就扔。这些所谓“原则意见”,在吴晗那里,实际上只是些又真又假、真真假假的骗人的幌子。
例如,吴晗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意见”,叫做评价历史人物要“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他的所谓“大多数”就是地主阶级)。他真正按照这条“原则意见”写海瑞吗?不是。吴晗的确是把封建文人美化、颂扬海瑞的一些话,接受过来,什么“强哉矫”,“大丈夫”,“真男子”,“当朝伟人,万代瞻仰”之类,不一而足;但是,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中描写海瑞,面对着明代以及以后数百年间,无数封建文人大量表彰海瑞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词,吴晗却又讳莫如深起来,把什么“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扔到九霄云外去了。相反,吴晗却凭空把海瑞说成大骂皇帝,“同情贫农、中农”,“坚决向反动恶势力斗争”,“为民请命”的“英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前边的一种所谓“多数人的意见”,有助于他把海瑞打扮起来,用来宣传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而后边一种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却有碍于他通过海瑞,达到借古讽今的反动政治目的。
李琪对吴晗写作的反动目的没有进行丝毫揭露,相反,却帮助吴晗欺骗群众,一定要人们相信,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其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就是在这些所谓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意见”“指导下写出来的”。
是不是因为李琪对吴晗的文章没有细致研究,没有识破吴晗的幌子呢?不,完全不是。李琪对吴晗的文章,是非常了解其“深刻”意义的。不然,李琪怎么能写得出这篇洋洋万余言有“独到”见解的、专门评论吴晗“历史观”的大文章呢!正因为李琪对吴晗的文章十分了解,所以才“发现”了吴晗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顺带讲到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未列入他的所谓“原则意见”之中),非常有利于用来掩盖《海瑞罢官》的要害,于是抓来大作文章。这个观点就是所谓吴晗要到历史上去找“完整的人物”。
他说:“吴晗同志评价历史人物有这样一个框框:就是要在历史上找出‘完整的人物’。……为了要找出这样‘完整的人物’于是就给这些人隐恶扬善,多讲好的,少说缺点,为他们或她们辩护,把他们或她们打扮成一个‘完整的人物’。”(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我们说,吴晗之所以在《海瑞罢官》中美化海瑞,把海瑞打扮成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被罢了官仍“不屈服”的“大丈夫”,是因为他要借死人海瑞来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分子唱赞歌、鼓干劲,是出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李琪说:不对,吴晗仅仅是“为了”要从历史上找出“完整的人物”,“于是”就犯了绝对化的毛病,把海瑞越写越好了,而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吴晗在他那篇所谓《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我“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看,这和李琪的论调不是一模一样吗?原来,李琪的调子并不是他的新发明,而是从吴晗那里照抄来的。可见,李琪对吴晗的观点非常了解;他与吴晗是心心相印的。
我们清楚地知道,吴晗写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决不是由于“思想认识上”,有什么“片面性”、“绝对化”,不自觉地写出来的,而是自觉地出于他的反动政治目的。吴晗的胡说,纯粹是一种回避要害的自我辩护之词。可怜的是,李琪实在太笨拙了,竟然这样不加掩饰地照抄吴晗的胡说。这样做,倒是暴露了他自己的真象:批评吴晗是假,保护吴晗是真;小骂是空洞的形式,大帮忙是实在的本质。事情出乎李琪的“始料所及”,他原是想掩护吴晗,结果却连自己的面目也暴露了。这真是“鸡飞蛋打”,一举而两失。
李琪故作姿态,假意“批判”吴晗的“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他说什么鉴于这种观点,吴晗就必然“要人们学习”封建统治阶级的“美德”(这也就是邓拓所说的吴晗的“道德继承论”)。但批来批去,把吴晗的所有错误都归结到一点,叫做吴晗“对历史遗产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李琪的逻辑就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因为他有错误的“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和“道德继承论”;而所以会有错误的“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和“道德继承论”,又是因为他“对历史遗产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所以,李琪最后作出结论说:吴晗“这几年简直是掉到封建文化遗产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者自居,无怪乎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无情地批判一切历史文化遗产。”转弯抹角,说来说去,吴晗狂热地宣传“海瑞”,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归根结底竟只是一个“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骗局。
在“批判”吴晗“历史观”的招牌下,李琪大放烟幕弹
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露了马脚,暴露了他的一“骂”二“罢”和现实阶级斗争的联系。李琪既然是在这之后,出来为吴晗遮掩,所以他的文章中心,就是极力要人们相信,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同现实的阶级斗争没有联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联系;吴晗的错误,完全是在如何对待历史研究的问题。他的整篇文章,就是在“批判”吴晗的“历史观”这个招牌下,为掩盖吴晗写作《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而施放的烟幕弹。
李琪除了强调《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瑞;是在吴晗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指导下写出来的以外,还说:“为了认识《海瑞罢官》错误思想的本质,必须对吴晗同志的历史观进行分析批判”。很显然,李琪这是企图把人们追究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反动政治目的,揭露《海瑞罢官》反动实质的注意力,引向仅仅讨论吴晗的所谓“历史观”的圈子里去,只要人们真的一头钻到吴晗的“历史观”中,去“认识《海瑞罢官》错误思想的本质”,那就可以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李琪的文章主旨,本来是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作辩护,但在文章开头,耍了一套小小的把戏之后,就再也不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问题了,而用了绝大部分篇幅,集中力量,在所谓“批判”吴晗的“历史观”的幌子下,大放其烟幕弹。
这正是李琪的狡猾之处:
第一,做贼的人总是心虚。回避开正面评论《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可以避免露出“三家村”的更多的马脚。
第二,抓住所谓“历史观”,尽管放心地大批特批,什么“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什么绝对化的“框框”和“方法”的帽子扣了一大堆,却不提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既可以保护吴晗过关,又可以骗得一个“批判”吴晗的美名。
第三,李琪卖弄手腕,故意在吴晗的历史观上大作文章,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大批特批了一大堆。一会是
“历史主义”,一会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意见”,一会又是“一整套历史观、方法论”;如此这般,故弄玄虚,制造混乱,企图把人们搞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以,在他的烟幕弹之下,失掉辨别能力,完全跟随他的指引,钻入他布下的所谓“历史观”的迷魂阵中,完全不去追究《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政治本质。
李琪充当着什么角色?
自从姚文元同志从政治上对《海瑞罢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来,无产阶级左派冲破一切困难,坚持从政治上对《海瑞罢官》进行彻底揭露和批判。“三家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则以《北京日报》、《前线》等为主要宣传工具,并且利用职权,大肆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对抗文化革命运动,包庇吴晗,欺骗群众,欺骗党。李琪的文章,就是这个反动计划中的一个环节;李琪本人,就是执行这个反动计划的一个重要角色。
“三家村”这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表现了惊人的缄默;后来他们突然积极地“批判”吴晗了。这是由于群众起来了,由于革命形势的压力。
这完全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对吴晗的斗争开展之后,首先由邓拓出马,企图压阵;既为运动定调子引方向,又为吴晗指路、保驾。但是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又露了马脚。怎么办?于是又由李琪出来作遮掩,放烟幕弹,进一步为吴晗掩盖要害,开脱罪责。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了邓拓和李琪的文章,按照这两篇文章的调子,一鼓气发了一堆大谈“道德继承论”,大谈“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观”的所谓批判文章。
《前线》《北京日报》还以组织稿件为名,四出活动,把大批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骗取到手,或粗暴删改,或强行扣压。他们还利用给作者写退稿信,为批判《海瑞罢官》限定范围,只让写什么“道德继承论”、“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剧”、“历史观”,而且特别强调要有“学术性”,力图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严肃政治斗争,引导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
他们更恶劣地利用职权,到处组织座谈,作报告,找人谈话……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反动言论,明目张胆地与文化革命运动唱对台戏。邓拓到处散布说:“吴晗这几年写了这么多文章,作了这么多报告,难道就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一定全对。”李琪也随着唱和:“对清官海瑞要一分为二,对吴晗也要一分为二。”
文化大革命以不可抵挡之势,粉碎了邓拓们。不仅吴晗保不住了,连主将邓拓也被人民群众揪了出来。“三家村”的反动黑帮,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身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直接“领导”《北京日报》的李琪,就是仅仅从他在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的行为看,不就可以看出他是“三家村”黑店的一名伙计吗?

追下去,把“三家村”彻底捣毁!

第2版()
专栏:

追下去,把“三家村”彻底捣毁!
郭兴
《〈前线〉——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这篇文章,提供了很有教育意义的材料。“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罪恶阴谋,又进一步败露在我们的面前了。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早已看出,“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以前揭露的大量事实,已经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这篇十分有力的材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原来,邓拓一伙人要办一个《杂家旬刊》,是蓄谋已久的。邓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燕山夜话》中的《欢迎“杂家”》一文里,向他们的臭味相投的一小撮反动人物发出了“动员令”;接着,他们又仔细地制定了这种《杂家旬刊》的纲领:“要政治,整个的都是政治眼光贯串着,……不是为了光给人一些知识,……要字字是炮弹,……要专登其它刊物所不登、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说,所谓“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和知识”全是假招牌,宣扬“其它刊物所不登、所没有的”资产阶级“政治”,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字字炮弹”,才是真货色。
可是,这样的《杂家旬刊》,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到底是难于出场的。于是乎“把‘杂家’的灵魂”加进《前线》里去了。原来只想“拿出五分之一的篇幅”,后来一下子扩展到差不多“二分之一”。一不做,二不休,《前线》就这样成了“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党刊”为什么成了“杂家”手中的工具呢?这当然不是“三家村”所能够最后决定的,也不是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所能够决定的。显而易见,这又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到了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家村”感到需要“停一停,研究一下”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到了“分岔路口”。什么叫“分岔路口”?这时候,我国的暂时经济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但形势已在好转。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又在福建沿海进行军事活动。在蒋介石匪帮的“反攻大陆”的叫嚣声中,一小撮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了。“三家村”的“弟兄”们也从中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这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刻,他们不能不“研究一下”:到底“是个好宣传的时候”呢,还“是个不好宣传的时候”呢?是消极悲观(会不会遭到党和人民的反击)呢,还是“应该积极乐观”呢?邓拓终于得出结论说:“现在是个好宣传的时候,不是个不好宣传的时候,不是没办法的时候,应该积极乐观。”
请注意:经过六月份的“停一停,研究一下”之后,“三家村”在六月底,七月、八月初这一个多月中,使用了“集束手榴弹”(胡风语)的战法,一下子抛出好几株大毒草,其中,就有《三家村札记》里的《专治“健忘症”》(邓拓)和《志欲大而心欲小》(廖沫沙)。在这批大毒草中,他们极其疯狂地咒骂和攻击了我们的党、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要我们“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要用“狗血”从我们的“头上淋下去”,要“打击”我们的“头部,使之‘休克’”(见《专治“健忘症”》);他们大抄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后汉书》班超传,发泄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愤懑,吹嘘他们的反动的“壮志”。(见《志欲大而心欲小》)
这些文章的反动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声援的。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拓的这一篇《专治“健忘症”》,一反“三家村”惯用的“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的手法,采用了“赤膊上阵”的战术,看稿的人本来是一眼可以识破其用心的。然而,它却白纸黑字地印在“党刊”上了。显然,这是一次经过周密安排的穷凶恶极的“攻势”,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也是一次确确实实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势”。这个“攻势”,在“三家村”的阴谋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反动分子的丧钟——革命人民的号角响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伟大的战斗号召,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时候,我们革命的党报和党刊,正在这个伟大号召下,以磅礴的革命气势,以雄壮的革命情怀,进一步地展开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向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举行了新的进攻。这倒真“是个好宣传的时候”,而“不是个不好宣传的时候”!这时候,牛鬼蛇神们却闻风丧胆了,“三家村”的调子也低沉下去了。
请听听吧:“今后的路子还很长,谁知道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很难预料。”
这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邓拓在《前线》编辑部会议上说的话。这时候,《燕山夜话》已经保持不住,收场了;《三家村札记》怎么办呢?显然,照老样子是不行了;那么,不办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因为“有了个队伍和阵地,开了端,这是不可轻视的、重要的一点。”而“要有雄心”,使
“灵魂有所寄托”,搞一些“永久性题目”,“将来可以弹不虚发”,“能打仗,能独挡一面”,“这几年有些经验,要好好总结。……我们有责任把办‘党刊’的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总结经验,就是要把它很好地办下去。要不要党刊是由‘党’决定的。”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一切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这就是说,现在不是大举进攻的时候了,方针只能是保持“队伍”、坚持“阵地”,“培养”战士,“将来弹不虚发”、“能打仗,能独挡一面”。而这一切,到底是谁决定的呢?邓拓在这里透露出了一个极重要的秘密:“要不要党刊是由‘党’决定的”。
“是由‘党’决定的”。好极了!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党”是什么“党”?是哪个阶级的“党”?当然,这决不是我们的党,决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决不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而只能是小小的一撮修正主义渣滓。
不要忽视这小小的一撮啊!你看,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伙人还远远没有“死心”,“和外边交往要广泛”,要结交“作者”和“朋友”,并且要把触手一直伸进“基层单位的干部”中去,“如滚雪球一样,越交越广,越滚越大,在各单位不断地发现人材。”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朝闻道,夕死可也!”,“人狼狈一下也有好处,到处碰,碰个头破血流,头皮也硬了,经验也多了,那时就好办了”。
这就是说,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已经做了准备,要坚决顽抗到底,带着他们花冈岩的脑袋见他们的上帝去。
“宜将剩勇追穷寇”,别看这伙人们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只要我们“追”下去,把他们揭露出来,让他们的“雪球”般的身子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我们已经“追”出“三家村”的主要底细,揪出了一伙“浮在表面上”的毒草,取得了初步的重大胜利。寇穷矣,“三家村”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完全败露,我们一定还要“追”下去,“追”出他们的后台老板,彻底捣毁这家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贼村黑店,彻底消灭所有修正主义的毒菌恶瘤,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光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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