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05-22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舞台姐妹》是黑线射出的毒箭
上海永大染织一厂影剧评论小组
看了电影《舞台姐妹》，有的同志说：“这部影片的气味很臭！跟夏衍、田汉、阳翰笙解放前搞的电影，简直是一个路子，一个调调。”我们觉得这话很对。这部影片打着迷人的幌子，运用隐晦的手法，竭力鼓吹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产物，它是“三十年代”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结合起来的一支毒箭。
宣扬个人奋斗，歌颂错误路线
三十年代电影的主人公，大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个人奋斗的“英雄好汉”。作者为他们个人奋斗的胜利大唱颂歌，为他们个人奋斗的挫折或失败大鸣不平。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在三十年代已经是反动的了，到六十年代的今天，更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但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仍在竭力兜售这种个人奋斗的腐朽透了的黑货，影片《舞台姐妹》的主人公竺春花，就是他们精心塑造出来的个人奋斗的典型。
在影片里，竺春花被描写成一个不受利诱，不慕虚荣的“清清白白”的“好人”，不畏强暴，不受凌辱，敢于抗争的“英雄”。剧团唐经理要竺春花她们演《马寡妇开店》，低声下气地央求，竺春花一口拒绝；女流氓沈家姆妈要收她做过房女儿，捧上了崭新的行头，她不理不睬；地痞绍兴阿炳，要她去唱堂会打秋风，她拒绝不干；越剧皇后商水花上吊自杀后，她敢于出面斗争；潘委员等以子弹威胁，她一笑置之，照样演她的《祝福》。是什么使她“敢作敢为”的呢？一句话，是靠她“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得来的，是靠她个人努力奋斗得来的。编导者告诉我们：只要依靠个人奋斗，成了名，成了家，就有了靠山，有了资本，有了一切；就可以为所欲为，别人动不得她一根毫毛；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人权”、“人格”和“自由”，不受“任何人”的束缚，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和欺凌。影片编导者不仅突出地渲染了竺春花个人奋斗的“英雄”行为，而且热情地歌颂了竺春花个人奋斗的“胜利”。你看，竺春花拒绝演《马寡妇开店》，唐经理奈何她不得，拒绝唱堂会，绍兴阿炳拿她没办法；她想占用戏馆，唐经理只得应允，她要演新戏《祝福》，潘委员之流束手无策。编导者也装模作样地写了一点所谓“迫害”，什么《祝福》禁演啦，什么潘委员、唐经理指使和尚阿鑫暗害她啦，等等，但目的是歌颂她个人奋斗的胜利。你看，反动派的法庭不是掩盖他们罪恶勾当的场所，相反地，竺春花成了精神的审判者，一席“慷慨陈词”，使法官手足无措，使潘委员、唐经理的阴谋宣告破产。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广大群众的斗争，仅仅依靠个人单枪匹马的奋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斗倒敌人，赢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就是编导者告诉我们的结论。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影片展开的背景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年，这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这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波澜壮阔的斗争的时代。影片回避了激烈的革命风暴，把一场姐妹之间的恩怨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纠葛，冒充为阶级斗争，这本来就是错误的。在这个基础上，影片的编导者又进一步宣传这样的观点：这种
“阶级斗争”，只要依靠竺春花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就能获得胜利。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的任何一个胜利都是和党的领导以及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这种胜利绝不是什么依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取得的，也绝不是象电影中的竺春花，在反动派的法庭上，用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再加上几个群众的嘘声就轻而易举地能把反动派击败的。影片歌颂的竺春花为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在台上昂头做戏，在台下挺胸做人”所进行的“斗争”，纯粹是个人的奋斗，这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完全是两回事；为了美化竺春花，影片甚至把广大群众描写得麻木不仁，超然在斗争之外，极尽丑化之能事。这样的斗争能获得胜利吗？
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影片通过竺春花“英雄”故事，显示这种不顾一切的盲动冒险斗争，是正确的，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样，当然不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了。十几年来，象这样专门歌颂错误路线的作品，决不止是《舞台姐妹》一部电影。
鼓吹资产阶级人性和人情取消阶级斗争
影片还竭力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人情，大谈“姐妹之情”，“父女之情”，“师徒之情”，企图使人们相信，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了“真实感情”，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竺春花和邢月红的关系上。她们姐妹两人来上海唱戏成名后，由于邢月红的自己“犯贱”，背叛了父亲“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的遗嘱，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她不仅委身于唐经理，过着寄生虫的生活，而且直接和竺春花作对。她再度登台唱戏是为了抢竺春花的舞台；她听从了潘委员、唐经理的指使，充当了暗害竺春花的工具。似乎把她们之间的关系写成一种对立的状态了。然而作者这样描写，正是为了贩卖人性论的货色，为了使她们这种对立的关系在“人性”“人情”和“爱”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你看，竺春花对于邢月红的堕落，不正是充满着一种人性的同情吗？她企图以“真挚”的“姐妹感情”来感动她。当她听到月红决定嫁给唐经理时，她气愤已极，随手一记耳光，接着就是两行热泪。竺春花这时的心情是既恨，又痛心，又爱。她恨的是邢月红没有按照师父临终时的教导，没有清清白白地唱戏和做人；她痛的是今后姐妹将东西分离，姐妹情难以割舍。这两点都是建筑在爱的基础上的。而表现他们姐妹之情的最高潮是在敌人的法庭上。潘委员、唐经理把邢月红推上法庭，目的是为了把政治案件化为“姐妹恩怨”，使“姐妹之间恩断义绝”。当时的邢月红已经完全被他们征服。可是她出庭以后，一见春花就欲言又止，失去了勇气。因为是姐妹情深，不忍下手，正在紧要关头，春花在旁站了起来。她没有揭露敌人的阴谋，而是大谈姐妹之情，说什么“尽管她是鬼迷心窍，人鬼不分，她堕落了，可是她再堕落也决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她宣告：“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这办不到！”这就是说，不管邢月红堕落到什么地步，她还是
“人”，还会认“姐妹情”，“姐妹情”高于一切。你看，天底下还有比这对姐妹感情再深的吗？无怪乎月红要被感动得当堂昏倒，唐经理不知所措无法招架，伪法庭也弄得不可收场了。当然竺春花也由此而得到彻底的“胜利”。这简直是奇谈！毛主席告诉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对于邢月红这样一个已经堕落而且已经跟反动派一起的人，经过三言两语所谓真实感情的感动，就会立即悔悟过来，这不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吗？影片编导者所以要把竺春花和邢月红的关系作这样的处理，目的是为了贩卖“人性”“人情”“人类之爱”这种修正主义货色。
大家知道，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大多是这类竭力宣扬普遍的人性、人情和人类之爱的作品。现代修正主义所宣扬的也是这一套货色；《舞台姐妹》也是同出一辙。这就充分证明，《舞台姐妹》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影片，是“三十年代”文艺的一个变种。
拔掉这支大毒箭，彻底消毒
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长期垄断着、控制着文艺界，不时刮起一股股妖风，到处猖狂进攻。在三年困难时期，这种进攻发展到了顶峰，从理论到创作，射出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贩卖了大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黑货，竭力制造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散布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的谬论。影片《舞台姐妹》就是在他们大力支持和鼓励下精心制作的一个样板，一支迷人的毒箭。它把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的人物，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道路，装潢一下门面，重新拿出来贩卖，妄图通过宣扬个人奋斗，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取消和反对党的领导，取消和诋毁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一定要拔掉这支毒箭，彻底铲除这棵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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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丑化了劳动人民
北京金属结构厂工人　李虹
影片《舞台姐妹》主题阴暗，调子低沉，情绪颓废，是一部标榜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歪曲和丑化广大劳动人民形象的作品，它把劳动人民写得麻木不仁，灰溜溜的毫无一点反抗精神。
一开场，作品描写了群众围在“阳春舞台”前面，个个伸着脖子，倾听邢月红唱戏，好象劳动人民无忧无虑、十分悠闲似的。当竺春花被国民党绑在石柱上示众时，群众只是呆呆地围在那里看热闹，对于警察的残暴没有一个人表示愤怒；对于春花无辜受打，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情，只是童养媳小春花给竺春花端来了一碗水。
我们知道，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正是我国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当时，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人民是有着强烈的反抗性和斗争精神的，决不会任凭统治者压迫和摧残，影片把群众写得这么忍气吞声和麻木不仁，这是向富于革命精神的人民群众脸上抹黑，这是对广大劳动人民最大的污蔑！
照影片所写，邢月红象是劳动人民出身。但影片没有描写唐经理对她的威逼利诱，就莫名其妙地让她堕落，作了资产阶级的寄生虫，好象罪过全在邢月红自己身上。这是对被压迫者的歪曲！
还有，出身于童养媳的竺春花，一到“阳春舞台”，一过艺人生活之后，剧作者不是让她保持劳动人民富于阶级反抗的优秀品质，而是大量给她外加一些清高、孤傲、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臭东西。大肆渲染她如何凭着自己的美貌、才干和能耐，凭着个人的反抗，极力去争取资产阶级的“人权”。在她身上，丝毫没有一点阶级觉悟，有的是腐朽透顶、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对劳动人民出身的竺春花也是一种极大的丑化。
近几年来，文艺界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通过文艺形式，大量贩卖含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汁的作品，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当作武器，坚决毁掉文艺界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把他们的投枪砸碎，把他们的黑手斩断，我们誓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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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准盗用农民的名义
广州沙河公社登峰大队　潘树标　张海林　曾维有
陆德权　何怡卿
影片《舞台姐妹》里的竺春花，是个在旧社会里演了十多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的名演员，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但影片却替她搽脂抹粉，描写她与农村的贫苦农民有血肉的联系，把她冒充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好象她无需进行思想改造，就可以为工农兵服务。这骗得了我们吗？
影片用偷天换日的办法，虚构了一个人物——小春花，来往竺春花脸上贴金。小春花是个受剥削受压迫的童养媳，编导者是把她当做贫下中农的代表描写的。她出场不多，但编导者却通过她与竺春花的关系借此说明：竺春花与农村的贫苦农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她和贫下中农有着同样的遭遇和同样的命运，因而，竺春花也就成了千千万万个“春花”的代表。不仅这样，小春花与竺春花初次相遇，就对竺春花的艺术大为欣赏地说：“你的戏文唱得真好！”解放后看了竺春花演出的《白毛女》，小春花又表扬她：“你的戏文唱得更好了，唱到我的心里了！”这是借小春花之口，对竺春花演的戏——无论是才子佳人戏或是革命现代戏，表示了贫下中农对竺春花的艺术和生活道路的赞许和肯定。
说竺春花是个无产阶级的文艺家，要我们贫下中农对她的思想和艺术全部批准，这是办不到的。我们觉得编导者热烈歌颂的竺春花，没有一丁点儿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味道。首先是她的思想不对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斗争、去生活的。竺春花却不是这样，她是按照邢师傅的话：“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为准则去生活的。同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旧中国，真正的革命者都参加到党所领导的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了，这和竺春花只是争取一个可以让自己“自由”演出的舞台，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其次，竺春花的感情不对头。无产阶级有着鲜明的阶级观点，爱的什么人，恨的什么人，一点也不含糊。象邢月红这样一个投到敌人怀抱中去的人，竺春花没有跟她划清界线，而是藕断丝连，拉拉扯扯。当然，邢月红也不是绝对没有改邪归正的可能，但必须经过革命的教育改造，而不能象竺春花那样用什么姐妹之情就可以感化她，并且让她这么轻易地就踏进革命队伍中来。竺春花的姐妹之情和我们贫下中农之间的阶级感情，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我们认为竺春花不是无产阶级文艺家，而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她和贫下中农没有共同语言。影片的编导伪造了一个贫下中农形象——小春花去赞美竺春花这个冒牌货，来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唱对台戏，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正告你们：不准盗用贫下中农的名义来贩卖资产阶级的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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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牛鬼蛇神，不要白日做梦
五好战士　杨红心
电影《舞台姐妹》是一棵毒草。在社会主义时代，把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货色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编导者居心何在？我认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企图通过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来腐蚀我们青年一代，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我们最爱看的是革命电影，因为它能鼓舞我们的革命干劲。每看一次，就长一分革命志气，增加一分对人民和党的热爱，加深一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但是，当我看《舞台姐妹》这部电影的时候，听到的只是靡靡之音，看到的只是一些资产阶级丑恶的东西和腐烂的生活方式。影片编导者费尽心机，把丑的东西打扮得花枝招展，企图以此来削弱我们的革命斗志，让我们放弃革命斗争，我们决不答应！
这部影片企图引导人们去走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道路。影片里的主人公竺春花，由于按照邢师傅“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的教导，终日勤学苦练。因此，当她们走进花花世界上海之后，凭着自己出众的天姿，超人的唱技，陡然飞黄腾达地成了轰动上海的名演员。从此，她们穿上了漂亮的衣着，拿上了大笔的金钱，变得俨然不可侵犯。虽然编导者最后硬让竺春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放放烟幕而已。
这部影片是在告诉我们：认认真真地钻研业务吧！只要技术过得硬，坚持个人奋斗，什么名利地位就都有了。《舞台姐妹》的编导者们：你们想让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吗？想在思想上缴我们的械吗？想实行“和平演变”，让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黑路吗？这是白日做梦！我们是承受毛泽东思想的雨露、在党的培养下长大的，我们只有一个最高愿望，那就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你们这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想在我们面前耍弄花招，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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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战报

上海戏剧界批判贩卖“三十年代”黑货的坏影片《舞台姐妹》
五月十七日，《文汇报》以《〈舞台姐妹〉是贩卖“三十年代”黑货的毒草》为题，发表了上海戏剧界批判影片《舞台姐妹》的座谈记录，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指出：影片《舞台姐妹》是“表现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一株毒草。它露骨地宣扬了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路线，鼓吹文艺工作者根本不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不必要改造思想，就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完全是在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唱对台戏。它鼓吹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以此引导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和社会主义相对抗。”
现将座谈记录综述如下。
影片宣扬了所谓三十年代文艺路线，反对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
上海越剧院导演张少祥说：影片作者歌颂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竺春花实际上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说要昂首演戏、挺胸做人，但她究竟演的是什么戏，做的是什么人？竺春花在影片中演的是《三看御妹》《借红灯》《盘夫》《梁山伯与祝英台》《方卿唱道情》；唱什么“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都说明她挺胸昂首地演的是什么戏，做的是什么人。特别恶毒的是影片通过竺春花对江波的话，“你介绍的几个电影和话剧我都看过了，我们姐妹班真想学他们那样”，借以标榜当时的电影和戏剧，作为革命文艺的样板，暗示人们应该按照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道路走去。
《舞台姐妹》叫我们年轻的一代用不着思想改造，用不着突出政治，只要个人奋斗，有本领，去“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争取做个名演员就可以了。这部影片是与党的文艺方向唱对台戏，应该彻底批判。
月红卖身投靠，春花卖艺投靠，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路货色
上海越剧院演员王文娟说：《舞台姐妹》的主题思想是“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很能迷惑人，如果不严肃认真地来分析、批判它，就会受到它的毒害。因为那两句话把阶级、阶级斗争的内容完全抽掉了。
“清清白白的做人”，究竟春花是在怎样做人？还不是个人奋斗、往上爬、成名成家？这种思想就很不清白。她随时随地都是为着个人的利益在作打算。
“认认真真的唱戏”，唱啥戏呀？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是沦陷区，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可是春花在演些什么戏呢？是演的反映这些斗争的戏呢，还是演的麻痹人民斗志的戏？演的是麻痹人民斗志的戏，这怎么能说得上是“认认真真的唱戏”？
上海越剧院演员金采风说：竺春花到底认认真真唱了些什么戏呢？我们在台上看到的是《三看御妹》等才子佳人戏，这怎么能算认认真真唱戏呢？过去我们越剧界的姐妹，总认为这个时期的越剧是不错的，现在想想，就是这个时候，在舞台上集中地表现出来的也都是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思想。
上海越剧院编剧薛允璜说：影片把竺春花描写成清白做人不畏强暴的英雄的同时，把邢月红写成误入歧途而后又重返革命队伍的一个人物，两人似乎走了两条道路。其实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路货色，只不过月红是卖身投靠，春花是卖艺投靠而已。月红卖身投靠流氓反革命，春花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个舞台可以“认真”演戏，依然是投靠资产阶级，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绝无本质的差别。
上海越剧院学馆教师魏小云说：影片歌颂春花个人奋斗，好象在旧社会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能成名成家成大事，好象春花天生成是个英雄。影片对月红的描写也是这样，作者既多方面地刻划她心甘情愿走邪路，但又处处加以同情。这是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上海越剧院编剧徐佩珺指出：影片竭力宣扬的思想：“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从胡适的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那里脱胎而来的。意思是叫人不要革命，而要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今天仍然有人来宣传这种反动思想，无非是要人们只专不红，走个人奋斗的道路，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影片宣扬了阶级调和，鼓吹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的反映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演员筱文艳、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员丁是娥、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演员刘韵若等，都严正地批判了影片的人性论观点。筱文艳说：“影片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了阶级斗争。姐妹之情宣扬得十分厉害。从前我们有个姐妹，后来嫁了伪团长，她对我们哪有一点情分？这是个现实问题，不容抹煞。”丁是娥说：“这部影片把阶级、阶级斗争抽掉了，影片是虚假的。片中强调了姐妹感情，抹煞了阶级感情，在人性论上大做文章。例如月红已经变成了老板娘，影片却描写她在法庭上‘良心’发现，不肯坑害春花。这是掩盖阶级斗争，散布、宣扬人性论的毒素的一种方法。”张少祥说：影片大肆渲染所谓“姐妹情分”，最突出的是法庭审判这一场。竺春花说月红“再堕落也决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意思是你月红是被迫的，我春花是了解你的，两人还是心心相印。资产阶级人性论思想在这里的表现到了一个高潮。
上海越剧院编剧丁凡说：按照编导者的逻辑，对资产阶级分子只要用情分感化他们，他们就能否定自己的阶级属性，这不是分明在宣扬资产阶级“合二而一”的阶级调和论吗？最荒谬的，影片还通过作为党的形象的江波来帮助宣扬阶级调和论。春花在法庭上感化月红，是按江波眼色行事的；后来，江波又叮嘱春花寻找月红，在江波的指示下，春花、月红最后终于携起手来，“汇合”到一起了。
《舞台姐妹》创作和摄制的过程，正是我们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精神，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时候。当时，有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可见，这部影片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社会上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的反映，应该彻底批判。
影片宣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以抗拒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
薛允璜说：有人说这部影片可以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回忆对比，应该是诉阶级之苦，提高阶级觉悟，揭露旧社会的罪恶。但影片不仅没有表现上述这些内容，反而大大宣扬了旧社会两个名演员的艺术道路和生活道路。虽然它也轻描淡写地反映了一下阳春舞台在乡下流浪演戏的生活，但就是这一点点，作者的意图也不是诉艺人之苦，而是怀着一种资产阶级的感情，以大量篇幅点染所谓诗情画意，欣赏那种“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这怎么能够作为回忆对比的材料来向广大观众进行教育呢？
有人说这部影片虽然不能作为社会主义范畴的作品，但可以作为新民主主义范畴的作品。这也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部影片所反映的时期，正是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苦难最深，斗争最剧烈的时候，但影片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春花的思想和言行中根本没有一点反帝的影子，这能算反帝了吗？影片不仅没有反封建，而且多处宣扬了封建主义的做人道德，如收徒拜师，讲究忠奸，义结金兰，以及所谓“清清白白的做人”等等。
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施锡来说：“影片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道路，反复地宣传“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这条反动的处世哲学，在今天所起的效果是极为恶劣的，它引导人们脱离政治，走白专道路。”上海京剧院演员蔡瑶铣说：“一九六一年，我从学校毕业，演过不少才子佳人戏，思想上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成名成家想得多。要不是党及时敲起警钟，进行教育，有的青年真有走上蜕化变质道路的危险。这部影片是反面教材，我们以后更应擦亮眼睛，走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上海市戏曲学校创作人员黎中城指出：《舞台姐妹》通过竺春花从童养媳到越剧“明星”的发展过程，抹煞了阶级斗争，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思想。要把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引向所谓“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的这种资产阶级的艺术道路。
这些年来，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大肆吹捧所谓三十年代的影剧，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舞台姐妹》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正是突出表现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一部坏影片。影片主角竺春花，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影片通过对她和她周围人物的描写，宣扬了资产阶级道路以对抗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以人性论代替了阶级论。它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它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