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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2-12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北京国营农场管理局采取革命化措施改变领导作风 “思想搬家” 机关下乡 蹲点劳动 北京市其它农业领导机关采取类似措施大部干部下乡边工作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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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国营农场管理局采取革命化措施改变领导作风
“思想搬家” 机关下乡 蹲点劳动
北京市其它农业领导机关采取类似措施大部干部下乡边工作边劳动
本报讯 记者崔昶、张新辰报道: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最近采取了一项促进机关革命化的措施——把机关从城内搬到郊区国营裕民农场,并且派出大部分干部到其他农场蹲点。留在机关里的干部和到各场蹲点的干部,都就地试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的制度。绝大部分干部和农场工人,都称赞这个办法好。
北京市其它领导农业的机关,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如农业机械局已于九月下旬搬到郊区,农林局、水利局的绝大部分干部已经到农村去蹲点,一边工作,一边劳动。
议论 机关在城里好? 还是搬下乡好?
今年五月,这个局的干部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时,曾经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直接领导农业的机关是在城市好还是在农村好?当时有人主张将机关搬到郊外,以便更好地接近生产,联系群众。但是有一些人认为机关搬出城市,交通不便,指挥生产不灵。究竟怎样办好?局的领导发动大家讨论了这个问题。通过讨论,大家认为:虽然过去工作中有不少成绩,但机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生产实际,脱离群众,往往抓不住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不能很好地领导生产。最近几年国家对北京市国营农场每年都有大量投资,但是,这些投资未能充分发挥效益。农场管理局管钱的人常常只知道分钱、花钱,不了解或很少了解下面对投资的使用情况,有的项目已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的干部因为长年没有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脱离实际,也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思想。
通过深入的检查和讨论,许多干部提高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决定搬到郊区去办公。九月中旬,机关全部搬到了郊区的国营裕民农场,并立即开始实行半日工作,半日和工人一起劳动的制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到其他农场蹲点劳动、了解情况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局所属各农场的干部,也都先后实行了半日工作、半日劳动制度。
下乡 取得了直接经验 增长了领导本领
绝大部分干部走出了办公室,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未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过去感触不深的问题现在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最近几年,各个农场在水利建设中,多是强调扩大水浇地面积,而忽视了排涝工程。局的领导方面,过去虽从汇报材料中间接地知道这个问题,但是缺少直接的感受,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今年入秋以来,北京地区阴雨连绵,许多农场发生了内涝。机关搬下乡后,局里干部深入到农场和工人一起收秋,亲眼看到由于积水排不出,少部分夏播作物颗粒不收,春播玉米倒伏在地上,被水淹得出了芽。这使他们深深感到,过去过分强调为灌溉平整土地,而不注重排涝,是个严重的问题。局领导上在最近布置冬季水利工作的时候,就针对这个情况,明确提出了今冬明春水利工作的任务是:以排为主,排灌结合,大力平整土地。
现在这个局的农业、畜牧、机务、粮食四个科处,已实行联合办公。平时留一个人在机关,其余的人全部下去长期蹲点或短期了解情况,同工人、基层干部协商处理问题。
新风 参加劳动经常化 干部工人心贴心
机关在城里时,干部不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搬家后,出门就是场地,参加劳动的人数和时间有了显著增加。据统计,这个局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共四十七人,一月份到十月份共参加劳动八百九十六个工,其中机关搬家后一个多月就劳动了五百十四个工,占总工数的百分之五十八。干部半日参加劳动,同工人的关系也有了不少改善。过去不但在机关内部工作的人很少接近工人,就是经常下去的人也很少和工人打交道,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机关搬下乡以后,干部们都参加劳动,不论是局长、处长、科长或普通干部,在劳动中都服从工人的调度和指导。这样,工人们很快就和干部亲密起来,愿意同干部谈心里话,并教给他们耕作技术。
在机关生活方面,也出现了以艰苦朴素为荣的新风气。
这个局的负责人认为,他们采取这一措施还不久,在具体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问题。今后局的领导干部如何点面结合地指挥生产,机关干部如何把经常参加劳动同深入进行工作更好结合起来,以及怎样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等问题,都有待更好地解决。

领导农业必须面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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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农业必须面向基层
本报评论员
北京市各农业领导机关,为促进机关革命化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有些机关由城市搬到郊区,机关干部普遍实行了半天工作半天劳动的制度;另一些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已经到农村去蹲点,一面工作,一面劳动。各个机关的具体情况不同,具体作法可以各有不同;但是,力求接近实际和经常深入基层的革命精神,都应当是一致的,都值得大大发扬。
机关革命化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要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需要从好多方面进行工作。最重要的是在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精简会议表报、减少机构层次等等,也都是应当尽力做好的。北京市农业领导机关采取搬到生产第一线、干部下乡蹲点劳动的办法,为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这样一搬,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做了,会议、表报等也容易减少了,干部参加劳动也便于坚持了。
所谓领导,无非是做这两件事:了解情况——认识世界;执行政策——改造世界。机关革命化的问题,主要是吃透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这上下两头的问题。深刻地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是领导机关改进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事情。农业领导机关,顾名思义,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农业生产是在哪里进行的?不是在城市里,而是在农村里。怎样才能正确地领导农业生产?首先要了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到哪里去了解?当然不是在机关里,而只能是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上。
由于各种具体条件的不同,并不一定所有的农业领导机关都要象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那样全都搬出城市;但是他们的“思想搬家”的精神,则是各地各级农业领导机关都可以借鉴的。所谓“思想搬家”,就是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精神状态,改变为密切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精神状态,这是思想作风革命化的基础。机关工作的革命化,取决于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如果没有思想的革命化,机关搬了家,也还会把机关在城市里的时候那老一套“办公事”的办法一同搬了来。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有些同志过去曾经担心机关搬出城市,交通不便,指挥不灵;现在开始认识到,指挥灵与不灵的问题,决定于机关了解实际情况的快慢、深浅、多少、真假,决定于人的思想作风的正确程度,而不取决于交通工具。现代交通工具是应当充分运用的,但是应当是人来支配工具,而不应该让工具来支配人。
农业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坚持经常参加生产劳动,逐渐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是一项革命化的措施。它更有利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可以更好地结合起来,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劳动人民群众可以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领导机关就能取得领导生产斗争的直接经验,也就有了资格去帮助基层单位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把力量更好地组织起来,使生产斗争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运动。对于机关干部来说,还可以在群众的实际斗争的风浪中得到锻炼和改造,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力量。

佐藤政府在联合国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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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佐藤政府在联合国扮演什么角色?
观察家
联合国第十九届大会刚刚开幕,日本佐藤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来充当美国反华的急先锋。日本外相椎名四日在联大第一次发言中,大放厥词,煽动反华,叫嚷日本支持蒋介石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重弹美国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为“重要问题”的滥调,并且再一次对中国的核试验进行诬蔑和攻击。佐藤本人又在十二月八日、九日连续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这是佐藤政府追随美国、公开反华、敌视中国的又一次具体表现。
佐藤政府在这届联大表现的恶劣,为前任日本政府所不及。这次联大刚一开幕,日本外相就抢先出场,为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摇旗呐喊,并对中国横加诬蔑。日本外务省为了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也在挖空心思地出谋划策,制造所谓否定“重要问题”也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等谬论。佐藤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同美国对华政策破产、日益陷于孤立的困境分不开的。现在,要求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呼声,甚至在联合国内部也越来越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佐藤政府站出来为美国在联合国的反华丑剧打起开台锣鼓。
椎名一面叫嚷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一面支持蒋介石集团赖在联合国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阻挠不成,经过所谓三分之二多数的通过,日本可以“允许”中国在联合国内占有一席座位;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日本也要继续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这个国际组织里。而佐藤本人,竟然在联合国外配合椎名发言,叫嚷中国“实际上分成两个”,并且为美国的所谓台湾“自决论”和台湾“托管论”叫好。因此很明显,椎名在联大的发言,就是贩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货色。这是美帝国主义制造的“两个中国”阴谋的一个丑陋的变种。这不仅是为美国继续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效劳,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重新染指台湾省的野心的大暴露。中国人民对此抱有高度的警惕。
不能不指出,佐藤政府对中国问题采取的是两面手法。几天以前,佐藤还说什么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对中国是友好的,不敌视的”,并且说要“取消”椎名前些时候在国会答辩中关于“要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谬论。不仅如此,佐藤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来暗示它“并没有比前任更坏”。可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椎名却在联大公然支持蒋介石匪帮,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佐藤政府一上台就一口答应,给蒋介石匪帮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它甚至还派甲级战犯岸信介和石井光次郎到台湾去参加日蒋合作策进委员会,叫嚷“共同反共”。换一句话说,佐藤政府口里所说的“向前看,外交自主”的话,是没有任何具体行动表现的。而佐藤政府登台伊始,所作的一系列的公开反华、敌视中国的行动,是无法抵赖的,是证据确凿的。必须指出,佐藤政府所谓“对中国友好和不敌视”的那些表白,是不能取信于人的。
更加岂有此理的是,椎名居然在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同时,还对中国为了自卫和维护和平而进行的核试验,大肆攻击。椎名为了替美国效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谁都知道,现在世界上有五个国家掌握了核武器。其中有个国家,叫做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进行过数百次的核试验。为什么椎名不提美国,唯独对中国的核试验念念不忘,喋喋不休?难道不是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和其他地方建立核基地,挥舞着核武器,对中国、日本、亚洲和全世界穷凶极恶地进行着核讹诈和核威胁吗?椎名对美国疯狂的核备战罪行只字不提,反而对中国为了对抗美国的核威胁而采取的自卫措施大叫大嚷。椎名在联合国充当美国指挥棒下第一名反华打手的嘴脸,再没有比这暴露得清楚无遗的了。
椎名口口声声说反对“放射能的危险”,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希望和平”,好象是为日本的利益着想。但是,正是椎名所代表的佐藤政府,欢迎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进一步把日本变成美国的核战争基地。最近,佐藤政府竟对在一九四五年指挥美国空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元凶、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授予“一等旭日大绶章”。这是对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的莫大侮辱,是对日本人民的莫大侮辱。椎名之流根本不把日本人民遭受美国原子灾难的痛苦当做一回事。相反地,他们一心一意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核讹诈、核威胁和核备战政策,把日本民族拖向核灾难的深渊。
日本外相椎名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威胁亚洲,气焰十分嚣张,一副日本军国主义的凶相活灵活现。追根究底,这是毫不足怪的。椎名何许人也?他是臭名昭彰的东条内阁军需省的局长,商工省的次官,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时期犯下了罪行;战后他又是岸信介亲美卖国政府的成员,岸信介手下的红人。象椎名这样的人,居然在联合国大会上神气活现,对爱好和平的中国大肆诬蔑,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佐藤政府的公开反华的做法,是注定要破产的。日本人民正在为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国把日本变为核战争基地,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日本人民坚决要同中国友好,发展中日贸易,恢复中日邦交,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谁要违背日本人民的意志,抗拒历史潮流,是必然要倒霉的。

我们工人欢迎这种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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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我们工人欢迎这种好制度
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搬到我们场里来以后,我感到好处很多。
他们刚来时,说是干部要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的制度。当时我想:准不行!他们整天坐办公室,乍来也许能劳动半天,时间长了准受不了,可能说说就算了。
过了几天,他们真的参加劳动了。不怕脏、不怕累,不论体力强的体力弱的,干劲都很足。十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到我们二组来给果树松土。我们把工作任务按质按量布置以后,局长说:咱们开始干啦!接着就听到一阵阵“坑!”“坑!”的四齿刨土的声音。树枝低,人直不起身来,为了把果树根边的土刨松,许多干部都跪在地上刨。干了一阵,个个满头大汗,也没人说累。中间休息时,为了怕浪费时间,只让一个同志回去打水。收工时,经我们检查,松土质量很好。
他们的劳动纪律也很好。在劳动中,不管是局长、处长、科长,都听从我们小组的领导,自觉地服从分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尽力按质按量去完成。有的同志有急事要办,就跟组里请假。那个认真劲儿,工人们都说好。
经过一段共同劳动,干部和咱们工人的关系变了。回想过去,农管局住在城里时,有时开会,我老远地跑到那里,有的干部看到我们,爱理不理。现在一同劳动,情况就不一样了,干部同我们在一起聊天,谈心里话;我们有什么意见,也能随时向他们提出。
从市农管局下来、干部实行又工作又劳动的制度来看,我以为,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工人和干部的差别就会慢慢缩小下去。本来嘛,干部就应当下乡下厂,抽出一定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干活,整天坐在办公室不下来,哪能叫干部!我们工人过去对一些干部有种种看法,有的人以为有些干部就是架子大,比工人高一头。为什么有这些个看法,主要是因为有的干部跟工人疏远,大家互相不了解引起的。如果干部们长期参加劳动,同工人彼此熟悉了,就不会有这些意见了。
说来说去,领导机关下基层,干部参加劳动,是党和毛主席订的好政策,这能使干部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把我们一穷二白的国家更早地建设得更加富强起来;要在工农中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也得这样干。
北京市国营裕民农场工人 康春亭

“乌兰牧骑”——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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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年巡回牧区送歌献舞 如同牧民一样生活劳动
“乌兰牧骑”——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榜样
内蒙古自治区有三十个这样的红色文化工作队,他们满怀革命热情,以艰苦为荣,走遍千里草原,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民族艺术,深受广大牧民爱戴。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十日电 本社记者赵琦报道:活跃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乌兰牧骑”,现在已经在牧区各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些多半是由各族贫苦农牧民的子女组成的专业文化艺术工作队,长年累月地在草原上边演出、边劳动、边辅导牧民业余文化活动,为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树立了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好榜样。
“乌兰牧骑”,蒙古语的意思是红色文化队。这种工作队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有三十个,分布在二十七个旗(县)和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他们经常赶着一辆装有行李道具的马车,翻山涉水,横越沙丘,在草原上到处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种子。狂风暴雪,烈日飞沙,动摇不了他们一颗为牧民服务的红心。在他们的心目中,艰苦就是光荣。“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偏僻,就到哪里送歌献舞”,已经成了“乌兰牧骑”演员们的最响亮的口号。
去年夏天,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乌兰牧骑”十二名男女演员,徒步跋涉到最偏僻的那什罕公社六家子生产队,当地蒙古族牧民看见演员们走得很累,都心疼地劝他们休息一天再演出,可是,这些年轻的文艺战士擦擦汗水,喝口奶茶,就开始化妆,布置场地,满腔热情地为牧民连续表演了二十多个精采节目。每个节目演完以后,牧民中就传出“台哈德诺嘎!”“台哈德诺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热情呼声。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乌兰牧骑”,一次来到查干哈达公社。晚上,牧民们策马飞驰到演出地点去观赏歌舞曲艺表演。一位双目失明的蒙古族老大娘,不便前往,便托人带个口信给演员们:她很想听听“乌兰牧骑”的歌声。不久以后,“乌兰牧骑”的马车就来到了这位老大娘的蒙古包,为老人家说了“好来宝”(蒙古语说唱),唱了蒙古歌。在欢乐的歌声中,老大娘激动地说:“这些演员真是懂得牧民的心啊!”
从一九六二年冬季以来,为了配合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各地“乌兰牧骑”演员编演了许多反映阶级斗争的文艺节目,并且及时歌颂当地牧区出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翁牛特旗“乌兰牧骑”把闻名全旗的红色牧羊人丹巴热爱集体的先进事迹编成“好来宝”。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事迹传出以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乌兰牧骑”很快就编写了说唱节目,在全旗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富有教育意义的节目都在广大牧民中起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乌兰牧骑”的演员们常年流动在草原上,处处象普通牧民一样生活着劳动着。他们和牧民群众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活跃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一支“乌兰牧骑”,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都用三个月的时间参加牧业劳动,一些过去不熟悉牧业生产的演员,现在都学会了打草、剪毛、挤奶和搭棚盖圈。有一回,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满德拉公社的社员正忙着剪羊毛,“乌兰牧骑”的演员们一来,刚刚停下脚步,便帮助社员们剪起羊毛来。从活蹦乱跳的羊身上,剪下长短适度的羊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年轻的演员们就在牧民指导下边学边做,终于掌握了剪毛技术。
有一年夏天,翁牛特旗“乌兰牧骑”的演员们正在西拉木伦河西岸的牧场上演出,听说对岸大兴公社大兴生产队的村庄已被洪水包围,大家便立即停止演出,涉过大河,投入抗洪斗争。他们和牧民们一起把陷在河滩上的三十多头牛一一抢救出来,夜晚又和牧民一起护堤。牧民们感动地说:这班孩子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到底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演员。
“乌兰牧骑”演员在人口较少的居民点演出时,蒙古包里住不下,他们就睡在大车上或“布和克”(用柳条编盖的临时库房或厨房)里,尽量不给牧民增添麻烦。住在牧民家里的时候,他们就帮助扫地、提水、背柴、煮饭。临走时还象解放军战士一样,把蒙古包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内蒙古各地草原上常常发生这样感人的事。“乌兰牧骑”来了,牧民们争先恐后地把演员们拉到自己家里去住,给他们熬奶茶、盖被子,当“乌兰牧骑”告别的时候,牧民们又恋恋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几年来,“乌兰牧骑”演员们已经踏遍了内蒙古草原。他们给广大牧民送来了革命歌声,传播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在他们活动过的地方,象撒了种子一样,一团团一簇簇的民族艺术之花就开放起来。(附图片)
“乌兰牧骑”的演员们在为牧民演出

促使巴西当局立即停止对我被捕人员的非法迫害 国际律师团准备前往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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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使巴西当局立即停止对我被捕人员的非法迫害
国际律师团准备前往巴西
新华社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接受被巴西当局非法拘禁的九名无辜中国人员家属的委托的国际律师团首席律师、著名日本律师长野国助将在今天晚上从东京启程乘飞机前往巴黎,准备一经取得巴西外交部发给的签证,立即前往巴西出庭观察巴西军事法庭对九名中国人员的审讯。
另据伦敦消息,国际律师团的成员、著名英国皇家律师丹·诺·普里特在他交给英国报纸联合社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宣布,他已经同意参加国际律师团,并已向巴西总领事申请发给签证,准备乘飞机前往巴西。普里特在声明中指出,被非法逮捕的九名中国人员是记者、工商业人员,他们全都是得到巴西政府的允许合法居留在巴西的。声明在评论巴西临时检察官向巴西军事法庭提出的对九名中国人员的起诉书时说,“这项起诉书实际上没有具体指出任何一个据说被告曾经从事的活动。”声明说,“普里特先生对于许多国家的政治审讯具有长时期的经验,并且深知关于从外国派遣观察员出席这种审讯的重大价值。他认为这一案件是个特殊的案件,在这一案件中,这种观察员的出庭对于伸张正义将有最大的助益;有许多理由可以怀疑,在目前的气氛下,被告是否可能得到公正的审讯。”
国际律师团的其他成员也已经申请去巴西的入境签证,准备启程前往巴西。
国际律师团将在巴西出庭观察巴西军事法庭对九名中国人员的审讯过程中,了解巴西当局对这一举世瞩目的案件进行处理的实际情况,并以公正的立场促使巴西当局立即停止对无辜被捕中国人员的非法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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