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2-07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南彩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南彩村史编写组
南彩是北京顺义县的一个村落。前靠顺张（顺义—张镇）公路，后依箭杆河水。一千五百多勤劳勇敢的人民，就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活。南彩人民经历了漫长的灾难岁月，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但是，南彩人民是不甘心当奴隶、做牛马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但是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根本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南彩人民的斗争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几千年来压在南彩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南彩全村共有四千八百亩土地，但属于贫苦农民的只有五百七十亩。有许多贫雇农连一垅地也没有。大片的良田沃野都被张、马、田等几姓地主霸占着。大地主张子元一家六口人，就有青堂瓦舍的砖房五十七间，而王成森等十一家贫雇农却连一间草棚子也没有。全村一百四十多户贫苦农民，被迫给地主扛活的就有七十户。地主阶级还拥有健壮的牲畜和齐全的农具。土改前南彩村共有大牲畜四十二头，其中地主富农就占有三十九头，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大车十五辆，地主富农就占有百分之八十。
地主阶级就靠着占有这大量的生产资料，用“碾盘租”、“驴打滚”等手段，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占南彩全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八的贫下中农，全年占有的粮食只占全村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而占全村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地主，却占有全村粮食全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
先看看地主榨取农民的“碾盘租”。
南彩的地势低洼，解放前几乎年年闹水灾，粮食亩产量仅在一百五十到二百斤之间。还有许多沙地，产量就更低了。而地主收租一律是“上打租”，每亩平均要合四斗（约八十斤左右）；粮食贱的时候，他们就改收租钱，因而农民把农产品卖掉，还得再受一层商人的中间剥削。农民们辛苦一年，到秋收以后，要把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粮食交给地主，除掉种籽、肥料和一切费用，就只剩下极少的粮食。
贫农张世贤租了地主张子元四亩半地，而张子元却以九当十，照五亩地收租。实际上那块地只有三亩八分，而且地里还有九个大坟头，至少占地三分。张世贤明明知道地不够数，也不敢申辩，要不然地主根本不把地租给你！
一九三六年，农民田克仁租了张子元六亩地，租钱是二十一元，言明惊蛰以前必须交上租钱。可是地还没种，哪来的租钱预交？只好以三分的利息向地主马洛春借了三十元的高利贷。这样一来，租钱就不止是二十一元，而是二十八元五角。
如果说地租是套在农民头上的一条绞索，那么高利贷就是插在农民身上的一把刀子。三十年前，仇宝元全家十口人，种着二十亩地。这一年儿子娶媳妇，向地主马明凯借了一百元，婚后为儿媳妇治病又借了一百元。利息二分半，以土地做抵押。第一年的利息是五十元，第二年光利息就是一百一十三元五角，挨到第三年这利息就成了一百九十一元九角，逼得他家忍痛卖出了十亩地。
更可恶的是狠心的地主凭借他们的势力对农民进行敲诈掠夺。一九三一年，贫农高希富害病，向地主张介南借债，他满口应承，开了一张二十元的借据。第二次借了五十元，又开了一张七十元的借据（累计数）。后来又借了三十元，张介南又给开了一张一百元的借据（也是累计数）。到年底还债时，本钱一百九十元，利息五十七元，总共二百四十七元。高希富的父亲大吃一惊：明明借了一百元，怎么变成了一百九十元？可是，张介南有钱有势。高希富知道这笔阎王债越拖越重，只得把仅有的五亩地抵给了张介南。
被“碾盘租”、高利贷盘剥得一贫如洗的农民，只好靠给地主扛活来维持生活。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地主的剥削，而且在人身上受地主的奴役。长工从五更到黄昏，被支使得屁股不沾地。平常一个长工要种五十多亩地，每年给地主生产近万斤的粮食，可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地主剥削去了。
贫苦的南彩农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地主豪绅的压榨下挣扎。再加上反动政府的搜刮，军阀土匪的掠夺，使得已经穷困不堪的南彩农民几乎要走上绝路。但南彩的农民要生活下去，到实在活不下去时，就只有起来反抗。于是在南彩不断燃起斗争的火焰。
自发的反抗斗争
六十四年前、即一九○○年，山东河北一带闹义和团。南彩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后来由于清朝政府的出卖和帝国主义野蛮的镇压，终于失败了。但这颗反侵略反压迫的火种，却深深地埋在南彩人民的心坎里。
五十一年前、即一九一三年，箭杆河水涨上两岸，南彩村遭受到从未遇到过的大水灾。财主们仍然丰衣足食，粮囤堆得满满的。而穷人们向他们借，他们不借；向他们买，他们不卖。
穷人们感到只有和财主们斗，才能求得生存，于是就在贫苦农民王合的带领下，来到地主马维告家里借粮。恶毒的地主从后门溜走，到县里告王合“聚众造反”，并且花了一千八百吊钱，买动了县官。在那样的社会里，当官的都是地主的保镖。县长受了马维告的贿赂，立刻派兵把王合抓进大狱。
穷人们这下可火了，就在一个叫王成海的贫苦农民的率领下，集合了一百人声势浩大地来到县衙门保人。县官害怕激怒群众打翻他的官位，只得答应把王合放出。
穷人们抱成了团，从县上回来以后，就把马维告的粮食给分了。贫苦农民这次分粮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南彩的地主没有一个是“善良”、“慈悲”的。不管年头的好坏，也不管农民的死活，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在农民身上敲骨吸髓。但南彩的穷人是有骨气的，他们要反抗。当他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的时候，他们就以消极怠工和故意破坏农具等办法同地主对抗。
党的领导是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鬼子闯进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日本少佐乔山多郎，经常借着“观察”的名义来南彩要款要粮，抓人打人，无恶不作。
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并没有吓住南彩的人民。就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南彩、杨镇一带出现了一支叫做“抗日救国军”的农民武装。当时南彩有高凤齐、雒友兰等二十六人参加了，成立了一个中队。他们的口号是：抗日救国。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他们经常向地主征粮捐款、要马要枪，打击日寇的散兵游勇。这支农民武装几乎控制了全村的实权。地主富豪和汉奸们恨透了，便勾结日寇多次向他们进攻，并且想方设法从内部进行瓦解。这支农民武装因为没有党的领导，最后失败了。
他们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
一九四四年阴历正月初十，鬼子守备队的一个班十几人窜犯到南彩村。与此同时，伪警备队的一个中队也开了进来。
鬼子来到村中以后，几乎每天打人骂人。日本侵略者所豢养的伪警备队，也在这里胡作非为，任意欺压甚至杀害南彩人民。他们一来到南彩，就在村子东南角修建炮楼。修这座炮楼所用的土地、砖瓦、木料等都是掠夺来的；石匠、瓦匠、民工也都是从南彩和各村强迫抓来的。民工们虽然在叱骂、皮鞭和枪托威逼下服着劳役，但是他们用窝工、怠工和捣毁修建材料的办法来对抗敌人。
面对着日寇和汉奸走狗的摧残和迫害，南彩人民勇敢地同敌人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斗争。这时因为有了党的领导，他们已经不是过去那样进行自发的斗争，而是有组织地对敌作战了。
八路军和县支队、区小队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他们在南彩和附近各村建立起情报联络网。他们破坏敌人电线，铲除敌人据点，打埋伏，抓汉奸。八路军的活动得到了南彩人民的多方支持。农民在日伪的逼迫下站岗放哨“防八路”，但是他们处处掩护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并且利用“防八路”的岗哨来防汉奸。农民被迫去看守电话杆，却和八路军一道将电话杆锯倒。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次扩军中，农民赵德海等参加了八路军。
从东南炮楼建立起，八路军就开始在南彩建立起情报联络站，联络员是景全、崔春余、李福庆。他们名义上是敌人的差役，实际上是八路军的情报员。
有一次，党派王大可来到南彩，交给景全等一个任务：为八路军征集军粮和鞋袜。穷苦农民听说要给八路军征军粮、捐鞋袜，纷纷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粮食拿出来，把自己整年舍不得穿的鞋袜献出来。就这样，任务第二天就完成了。
南彩的秘密情报站，每天要向我军桥头送一次情报。情报员景全等白天和敌人周旋，通过内线——给日本人剃头的王兴和在炮楼里的王喜廷——搜集情报。
但是，情报站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顺义县的伪县长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南彩情报站，便在南彩进行查找。景全暂时离开了村子。由于穷哥儿们的掩护，敌人费尽心机，也没有找到一丝线索。景全回来后，照常每天向沟北村送情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投降了。南彩东南炮楼里的伪军失去了靠山。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八路军包围了炮楼。但是，这批亡命之徒仍拒绝向人民交枪。十天以后，八路军再一次包围炮楼。大军压境，他们才竖起白旗。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了八年多的南彩人民，暂时地舒了一口气。
挖掉封建主义的老根
但是，一个魔鬼倒下去了，另一个魔鬼又钻了出来。就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二十四团二十多人来到南彩骚扰。跟在顽军屁股后的还有伪警备队的一些兵痞和反动的地主武装“伙会”。他们与顽军一道，企图长期占据南彩。
党为了解除南彩人民的痛苦，决定解放南彩。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八路军的一个团包围了这批匪徒，经过一场激烈的夜战，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匪军。南彩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党就派人来南彩，领导南彩贫苦农民进行了减租减息、增资保佃运动。贫苦农民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农会，跟财主们进行了说理斗争。
在减租减息斗争中，长工们的工钱增加了。如长工陶忠衡给地主扛活，原来每年只挣八块钱，经过增资保佃斗争后，他的工钱增加到十五块钱。一般长工都按原工钱增加了三分之一，有的地主把拖欠长工的粮食也补交出来了。减租减息运动在南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为了彻底挖掉封建主义的老根，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党决定将减租减息转为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党派王治成、王大可、王雄飞（公安助理）等八个同志组成土改工作组来到南彩领导穷苦农民闹翻身。在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勇敢地投入了打碎封建枷锁的革命斗争。在这场暴风雨中，地主阶级被打垮了，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每人三亩一分）、房屋（一百五十二户贫雇农分得二百二十六间）和其他财产。土地改革这个伟大深刻的革命运动，在南彩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但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图谋复辟，梦想变天。地主田希庆在被看管期间，总要借机跑到屋外看看，是谁搬了他的东西，分了他的财产。他要把这些一一记在心里。
还有好几户地主、富农，没有交出按照法令应该交出的财物。对于这些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在政府领导下，贫苦农民组成临时人民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下，他们才乖乖地俯首认罪，交出了隐藏的财产。
反革命分子赵德江在土改时被政府镇压了。赵德江的爷爷赵子祥在埋葬赵德江时，将棺木四周垫上砖头，并对他的两个重孙子说：“你们爹的棺木还没落实呢！甭叫他们穷小子欢，等老蒋回来后咱再说。你们应当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们要好好念书，将来得个一官半职的，也好为你爹讨还这笔血债……咱家的希望就挂在你们身上了。”阶级敌人正在梦想变天！他们可没有睡大觉啊！
解放了的南彩人民也没有睡觉。他们为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又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更为剧烈的战斗。
为保卫胜利果实而继续战斗
土改结束后，解放战争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顺义境内，还有大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恶霸还乡团——“伙会”（又名“复原队”，意思是要“复”土改前之“原”）。他们互相串通勾结，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时，以箭杆河为界，河西为白区，河东为解放区。南彩正处于解放区的前哨。取得了土地革命胜利的南彩人民，决心要保卫胜利果实，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民兵中队，监视河西敌人的动静。
一九四八年阴历二月二十六日，河西杜各庄民兵中出了一个姓萧的叛徒。这个叛徒投敌后，泄露了中共顺义县委在杨镇的秘密。二月二十七日清晨，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团和二三百个“伙会”匪徒向河东南彩方向进攻。防守在小河边的南彩民兵，在中队长、共产党员国顶中的率领下，已经作好战斗准备。国顶中和民兵王占廷两人共同守住桥头堡。他们见河西敌人向这边逼近，国顶中便打响了第一枪，随后民兵李希祥等也打响土炮。敌人顿时大乱，抱头鼠窜。但是敌人马上整理队形，向民兵开枪，并且发射了迫击炮。迫击炮弹在土堡前炸开了，国顶中、王占廷两位同志一个震昏，一个受伤。
这时，一股敌人已突破箭杆河下游的前薛各庄西的防线，向北插过来。敌人突破了大桥，往正东方向跑去。地主还乡团“伙会”在叛徒的带领下，窜到地堡跟前。国顶中、王占廷被匪军抓了起来。叛徒花言巧语地劝诱他们投降，却受到了国顶中的严厉痛斥。叛徒见劝降无效，就把国、王二同志绑架在附近的一个窝棚上，点起了熊熊烈火。两位同志视死如归，他们高呼着“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胜利！”的口号，英勇就义了。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矗立在箭杆河边。
匪徒们杀害了国、王二同志后，又象恶狼一样扑进村来。这批强盗在南彩共抢掠了三天三夜。
南彩人民早在匪徒们来村前就撤离了村子。正当南彩人民撤退到杨镇以东地区时，一部分地主、富农知道敌人在村中还没有走，就跑回村来。正当匪徒们得意洋洋地“满载而归”的时候，南彩的民兵和区小队已经设下天罗地网。匪徒们一出村，埋伏好的民兵和区小队队员立刻包围上来。一部分“伙会”还乡团赶紧向村北逃去。民兵鲍荣喜等追赶上去，逮捕了那个投敌的叛徒。
二月二十七日惨案以后，坚强的南彩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擦干了眼泪，收拾好被匪徒们践踏过的破落的村庄，重新组织了革命队伍，准备继续战斗。
这时，村里的地主纷纷投敌。尽管地主、富农嚣张一时，但南彩人民的战斗决心是用屠杀慑服不了的。
三月十二日，正是国、王两位烈士牺牲后的第十五天，南彩人民决定公祭这两位烈士，并且处决叛徒。那天上午，太阳刚刚升出来，几百个群众聚集在烈士的墓前，他们向烈士宣誓：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彻底消灭敌人，保住胜利果实，为烈士报仇！正当这个时候，河西的“伙会”，又偷偷越过箭杆河。南彩的群众和民兵立刻处决了那个叛徒，然后奋起截击前来抢劫的敌人。他们用自己英勇的战斗实践了他们对烈士的誓言。
五月十三和八月二十三日，“伙会”又两次洗劫南彩。在残酷离乱的日子里，南彩人民高举斗争的火把，战斗在箭杆河边。地主武装“伙会”的反攻倒算没有吓倒南彩人民，也没能拯救他们的命运。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们就全部完蛋了。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六二一班一组、南彩村团支部合写）

第5版()
专栏：

约翰逊“民权法”的反动本质
张德政
今年七月二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自诩［xǔ许］为“美国争取自由斗争的里程碑”的“民权法”。霎时，美帝国主义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一齐鼓噪，大肆吹捧。在美国大选中，约翰逊之流又用它到处招摇撞骗。人们凭经验就知道，美国垄断资本及其奴仆们如此赏识的东西，决不会是什么好货色。
“民权法”是美国统治者用反革命 两手对付黑人革命运动的产物
为了维护资本剥削的利益，美国统治者历来就是运用欺骗和暴力镇压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黑人革命斗争的。还在肯尼迪刚刚提出“民权法案”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怂恿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付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全国提出一套‘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美国“民权法”的丑史和美国黑人的血泪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精辟的论断。
在美国历史上，“民权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打从一八六六年美国统治者上演第一场“民权法”丑剧以来，这出连台戏整整串演了九十八个年头。九十八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曾经提出过许多类似的“民权法案”，其中经国会通过而成为法律的已经有了七个。我们不妨粗略地翻一下这部丑史。
一八六六年，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日益高涨，北方资本家和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的矛盾也愈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北方资本家为了能在这一年的选举中骗取更多的选票，感到暂时允诺给黑人以公民权利是必要的。于是由北方资本家控制的国会在同南方种植园主的代表以及以总统安·约翰逊为代表的行政机构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在一八六六年四月九日通过了第一个“民权法”。但接踵而来的是，南部各州在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所谓第一个“重建时期”中，颁布了许多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于是，刚刚许诺给黑人的权利立即化为乌有。
一八六九年格兰特上台后，面临着南方种植园主为重新从北方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而实际上从事内战的局面。为了争取黑人，并着眼于一八七二年的总统选举，格兰特政府又让国会在一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和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先后通过了有关所有权和选举权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民权法”。但当格兰特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且北方资本家基本上控制了南方之后，“民权法”就被贬入了冷宫。
其后，事情又重复了。当南方种植园主在被称为“恢复”或“回赎”的过程中又在南方许多州夺得政治权力时，北方资本家为了加强自己对种植园主的斗争，并争取在一八七六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又让国会在一八七五年三月一日通过了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第四个“民权法”。但在一八七七年海斯上台后，随着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作为南北方妥协结果的“海斯—蒂尔顿协定”的签订，在所谓“维护州权”的名义下，这一“民权法”连同国会在一八六五、一八六八和一八六九年先后通过的有关黑人“权利平等”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一起被撕毁了，国会悍然宣布停止执行保护黑人公民权利的法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日益高涨起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五万多黑人在华盛顿举行的大示威，使美国统治者大为恐惧。为了安抚怒气冲天的黑人群众，同时在一九五八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骗取一些选票，美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想在影响极大的黑人问题上捞点油水。两党在经过一番相互讹诈、较量之后，终于做成了双方都满意的一笔交易，众、参两院分别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九日，通过了由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第五个“民权法”。仅过三天，美国政府就制造了血腥镇压黑人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年初，黑人空前规模的“静坐”示威又大大震惊了白宫。为了缓和黑人的斗争和在这一年十一月的大选中捞取政治资本，艾森豪威尔政府又让国会在三月二十四日通过了第六个“民权法”。当然这还是照例走走过场、骗骗人而已。
以上的历史事实表明，所有这些“民权法”的出现，或者是慑于黑人斗争的威势，企图缓和黑人的斗争；或者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骗取选票；或者是着眼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利用黑人的要求；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约翰逊“民权法”又是怎样出现的呢？一九六三年四月，以伯明翰黑人示威为爆发点的新的黑人斗争浪潮，席卷全国。其规模之大、斗争的激烈程度、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这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是从美帝国主义心脏内部爆发的革命斗争。它的迅猛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它使白宫统治集团严重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双管齐下，在对黑人加紧血腥镇压的同时，又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向国会提出了新的“民权法案”。肯尼迪死后，约翰逊继承了这套衣钵。约翰逊、肯尼迪之流所以要再次玩弄名声扫地的“民权法”把戏，其祸心是显而易见的。一，企图平息黑人的怒火，诱使他们放弃革命斗争，从大街回到法庭上来，从而瓦解、遏止他们的革命运动。二，用这块遮羞布掩盖他们血腥镇压黑人的滔天罪行，并以此作烟幕对黑人加紧进行暴力镇压。三，以此作为一种廉价的政治姿态，以便在旋即到来的大选中准备政治资本，骗取选票。因之，约翰逊“民权法”的出现，决不象约翰逊所说的，是“为了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恰恰相反，它是美国统治者用反革命两手对付黑人争取公民权利斗争的产物，是这一两面手法的重要一环。
“民权法”所维护的是垄断资本的特权我们再对约翰逊“民权法”的几个主要项目作些剖析。
该法关于选举权问题规定，在选民登记中对不同种族的人要采用统一的标准，不得歧视。
只要剥开画皮，就可以把这种拙劣的骗人伎俩暴露出来。其一，它并没有同时宣布废止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大量州法律，而是两种“对立物”同时并存。在美国各州有关选举权的具体立法中有六十多种形形色色的选举资格限制。六个州的法律规定选民必须拥有财产，五个州的法律规定选民必须缴纳“人头税”，十二个州的法律规定“乞丐”、“流浪者”、“受济贫院抚养的人”不能成为选民，十九个州的法律规定选民必须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四十九个州的法律规定了居住期限资格。无庸置疑，这种种限制的矛头是首先指向广大黑人群众的。试问，在这些五花八门的限制下，“民权法”将何以保障黑人的选举权？
其二，法律并不能自动适用，而是要人去执行的。每当选举时，美国统治者不仅通过上述各种反动立法和故意设置的种种障碍来剥夺黑人公民的投票权，而且还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迫害活动，使黑人根本无法行使投票权。“一张票一条命”就是黑人投票权的代价。据美国官方一九六一年对南方的十七个县的调查表明，那里被剥夺选举权的黑人竟达百分之九十七！其实，美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一小撮垄断集团手里，所谓选举云云，不过是点缀一下他们破烂不堪的“民主”橱窗而已，选举完全由他们一手包办，与美国人民和黑人是根本不相干的。
该法又规定，在使用“公共膳宿处”和“公共设施”时，不得实行种族歧视。
这又是一派十足的谎言。首先，该法对上述规定宣布了三项“例外”：五间房以下的公寓，非用税收建立的公共设施和“不向公众出租的私人设施”。这实际上就等于确认，在大量的中、小公共膳宿处和私人投资建立的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歧视是完全“合法”的。在美国这样一个金元帝国里，还有多少公共设施不是资本家和垄断组织私人投资建立的呢？至于“不向公众出租”这一“例外”，就更一笔勾销了上述全部规定。其次，对于几乎贫困潦倒的广大黑人来说，那些大公共膳宿设施，允许进去也罢，不允许也罢，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该法还规定，在公立学校中要取消种族隔离。
这又是一个骗人的花招。第一，这个规定本身等于同时宣布，在美国广大的私立学校中是完全可以实行种族隔离的。第二，这一规定与它的“否定物”——大量的实行种族隔离的州法律也同时并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曾被迫先后颁布了两个关于在公立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然而仅在随后的三年中，南方各州就相继通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维护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据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在亚拉巴马等南方十个州，与白人学生合校的黑人学生人数，仅有黑人学生总数的千分之四；而其中密西西比等四个州竟连一个也没有。至于在北方，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实行种族隔离，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黑人学生不能与白人学生合校，而那百分之十的黑人学生，又往往被编入“学习能力低劣”的组，给变相地隔离起来。这种事实上的和变相的隔离，所谓“民权法”是根本管不着它的。
关于就业问题，该法规定实行“就业机会均等”、“取消在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
这更是一派胡言。任何公民权利如果没有物质保障，就只能虚有其表。黑人在教育方面受到严重的歧视，就导致了他们在专门技术训练方面受着严重的限制；加之贫困所造成的健康状况的恶化，使他们总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滞销货”。该法根本没有规定任何保障黑人就业的具体而切实的措施，却侈谈什么“就业机会均等”，显然是可耻的欺骗。在美国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民权法”所带给黑人的只能照例是“最后被雇佣而又最先被解雇”。更何况，约翰逊之流在这里还使了一个“金蝉脱壳”计。该法规定，所谓“就业机会均等”并不立即实行，而是在一年以后。而一年以后又不是普遍实行，而是在有雇佣工人一百人以上的公司实行，以后每年把范围扩大，直到三年以后，再把有雇佣工人二十五人以上的公司包括进去。而再往后就没有下文了。这就是说，该法除了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口支票外，又确认有雇员二十五人以下的公司是可以永远对黑人实行歧视的。
最后，该法还不厌其烦地规定了一套令人晕眩的所谓“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诉讼程序。它装模作样地宣称，如果黑人遭到歧视，可以向法庭控诉，而且还授权司法部长在必要时“代表”黑人提起公诉。甚至更煞有介事地对所谓“蔑视法律罪的犯者”规定了刑罚，最重的处罚是一百美元，坐牢六个月。
这又是弥天大谎！毛泽东同志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①美国的国家机器及其全部法律和司法诉讼制度，都是垄断资本对美国人民和黑人实行专政的工具。司法部长也好，法官、检察官以及那些佯装“代表民意”的陪审官也好，都是由垄断资本的忠实奴仆和种族主义分子充当的。他们怎能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呢？更何况，请律师跑法院，费用巨大、繁杂而旷日持久的诉讼，决不是贫困的黑人所能担负得起的。即使司法部长在不得不然的时候，提起了几件关于歧视黑人的诉讼，如果不是另有盘算，也只能是几滴假惺惺的鳄鱼眼泪而已。在美国黑人运动史上，黑人不是没采取过通过诉讼上法庭同统治者“说理”的手段。一九三三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由纽约市的众议员马坎多尼奥领导的一部分黑人，曾向美国联邦和州法院提起过一千多起关于种族歧视的诉讼案，然而结果一件胜诉的也没有。退一步说，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个别案件取得了表面的胜利，那也不过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罢了，根本不可能给黑人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至于谈到刑罚，只需指出两点就够了。一，该法所规定的“蔑视法律罪”，不单是种族主义者能构成，黑人也可以构成。例如，如果黑人进入了那些“例外”的公共场所，进入了私立的白人学校，在受到歧视时没有接受依该法设立的官方“公共关系处”的“调解”而举行示威等，都将构成“蔑视法律罪”。二，即使在特殊情况下种族主义者被控犯罪，他们的法官也总是千方百计地为其开脱罪责，而且仅仅根据美国的刑罚制度就足以使他们逍遥法外，因为按照美国联邦刑法典的规定，徒刑是可以用美元折抵的。对于那些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和种族主义者来说，罚几个臭钱算得了什么呢！而贫困的黑人就只好坐冤牢了。
从上述剖析可见，约翰逊“民权法”完全是一个用自由、平等之类的美丽词句装饰起来的政治大骗局。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点。它的墨迹未干，而迫害暴行就接踵而起。试问，黑人连生命都毫无保障，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其他的公民权利呢？
资产阶级的法律总是以“国民的普遍意志”这一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仿佛是维护社会一切阶级的利益和权利的。这一特点，就使资产阶级的法律具有“虚假的”和“不虚假的”两重性。“不虚假的”，就是公开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和特权的那类实质的东西；“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民权法”正是属于虚假的一类。这种虚假性，是建立在商品等价交换假象上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法律上的反映。所谓“公民权利”不过是资产阶级特权的代名词罢了。
毛泽东同志说：“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②可见，公民权利是属于政治这个范畴的，是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在任何国家，它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任何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都有强烈的阶级性。正如列宁所说，“不能忘记任何一个民主的权利都包含有，譬如说，阶级的内容。”③因此，美国垄断资本绝不能给予、也绝不能保障黑人和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权利。
毛泽东同志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的实质，他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实质上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严重的阶级斗争。约翰逊“民权法”正是美国垄断集团用以进行这场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美国统治者是企图用它来瓦解、遏止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那末，它所维护的就只能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和剥削制度，是垄断资本剥削和奴役黑人和美国劳动人民的特权。这是由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还必须指出，约翰逊“民权法”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上升时期的“民权法”，虽然它们的本质是共同的，但是它们的历史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约翰逊“民权法”却完全是历史的反动，因为它所维护的是垂死的美国帝国主义制度。
“民权法”对黑人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美国统治集团一心想用欺骗和暴力镇压的反革命两手扑灭黑人的正义斗争。这就注定了他们欺骗的一手必不可避免地要被他们镇压的一手所揭破。正是一个个“民权法”之类的欺骗和无数次血腥镇压，从反面教育了黑人群众，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一，美国所有的“民权法”都是挂着“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羊头，卖维护剥削和奴役黑人特权的狗肉。近百年来，严重的种族歧视，并没有由于有了这些冠冕堂皇的法律而消失。如果不以革命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再有多少“民权法”，也不能使黑人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美国统治者总是一边玩弄“民权法”的把戏，一边又大干其迫害黑人的勾当。一旦时过境迁，“民权法”在他们认为不再是必要的时候，就立即翻案或束之高阁。
三，因此，黑人群众要争得自己的真正解放，决不能乞求，更不能依靠“民权法”的“赐予”和“保护”，而必须站起来战斗，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今年以来，更多的黑人走上了大街，而拒绝回到法庭；更多的黑人抛弃了“非暴力主义”，而采取了武装自卫。黑人英勇的抗暴斗争连绵不断，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浪潮继续高涨。约翰逊妄图用“民权法”来遏止黑人的斗争，完全是枉费心机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一页。
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四页。
③《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五二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