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2-06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做买卖要有阶级观点
不久前，我到河北省宁津县去了一次。虽然正当农忙季节，但是，沿途的集市上赶集的人非常多。比较大的村镇每隔五天就有一个集日，附近的社员都到集上来买东西。
为什么在农忙季节，这里赶集的风气还这样盛行呢？我对这件事作了一些调查，发现这里的不少供销社都很热心于赶集卖货，主动下乡送货的较少。这里有的基层供销合作社门市部，为了赶集，专门组织了赶集班子。他们套上大车，带上日用百货、油盐酱醋，几乎天天轮流到各个村镇去赶集。有的供销社门市部，干脆把门关起来，所有的营业员都到集上去卖货。这样一来，这些地方的社员群众连买盐买灯油等日常必需品都得跑到集上去了。广大社员，尤其是贫下中农社员，对供销社这种做法很不赞成，因为它影响了农业生产。
这些供销社所以重视赶集，轻视下乡送货，原因很多，如嫌下乡送货麻烦、劳累等等。但根本原因是没有明确树立起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服务这个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基本观点，而是单纯追求营业额。有的供销社“六好”职工“五好”商店（社）的竞赛评比条件中，第一条就规定：“营业额超额完成的好”，营业额是怎样超额完成的，却不去过问。这种做法就助长了部分职工热中于赶集的思想。宁津县保店供销合作社有个黄镇分销店，从一九六三年以来，月月超额完成营业计划，月月得红旗，而这个分销店的三个售货员也以赶集积极出名，常常是十天赶十个集。他们负责供应的十个大队、十多个村的送货业务，却没有人管，群众意见很大。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解决。
当然，集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物资的集散地，供销社是应当去占领这个市场的。但是，一味去赶集卖货，把赶集卖货当成唯一的经营方式，不重视送货下乡，这就不恰当了。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有关领导方面的注意，有些供销社（如保店供销社）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加强了送货下乡的工作，制定了定村、定人、定时送货下乡的制度，保证了大部分社员需要的日用必需品不用出村就可以买到，这种做法受到了社员，尤其是贫下中农社员的热烈欢迎。但有些供销社还没有这样做，建议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这个问题，继续予以解决。
天津市　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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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送货下乡符合贫下中农要求
河北省宁津县保店供销合作社有六十多名职工，担负着两个公社九十多个生产大队的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业务。今年年初，这个供销社有一部分营业员为了单纯追求营业额，重视赶集，轻视下乡送货。老贫农出身的营业员、共产党员高廷太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说：“下一天乡没有赶一天集营业额多，可是下一天乡要接待二三百名社员群众，他们多数是贫下中农社员，我们不送货下乡，他们就得去赶集或到门市部来买货。来来去去，至少得半天时间。如果让社员们把赶集的时间用在农业生产上，这不是我们对农业生产的最大支持么？”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虽然赶集卖货也是供销社业务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过于热中于赶集，单纯追求营业额，不注意没有条件经常赶集的贫下中农的要求，这是与社会主义商业的方针不符的。从此，保店供销社送货下乡开始好转。
为了使送货下乡做得有计划，他们统一安排了每个生产大队和营业员的送货日期，规定每隔五天送货一次，并向社员说明白。如高廷太每逢二、七日到蒋庄大队送货，他到村后逢人便说：“二、七日是送货日，到时准来。”最初，社员们还不肯相信，后来见他准时送货，就信任他了。为了不影响社员生产，营业员们还实行了早晨下地前、中午休息时和下午收工后三个时间送货的办法，深受贫下中农和多数社员的欢迎。
开始送货下乡时，他们带的小学生用的学习本一角二分钱一本，铅笔一角钱一支。贫下中农嫌价贵，不受贫下中农欢迎，营业情况并不好。不久，他们增加了便宜的学习本和铅笔，还增加了其他价廉物美的大路货。这样，每当送货到村的锣声响时，许多贫下中农社员便围上来买东西，营业很活跃。一般送货下乡一次，营业额由原来的几十元迅速增加到一百一二十元。
营业员们每到一村先去党支部和生产队，了解贫下中农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并在党支部的协助下，把各生产队的困难户、五保户、烈军属的姓名、人口、住址等记下来，每到一村送货时就去访问他们，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女营业员王兰香到孙庄送货时，经常去访问贫农困难户孙李氏。一次孙李氏得了急病，需要红糖，不巧王兰香所携带的红糖在别的村卖完了，她急忙赶十里路从商店取来了半斤红糖，又帮助请来了医生，直到医生给孙李氏看完病，吃了药，她才离开孙李氏的家。
营业员送货下乡，还利用空隙时间，了解每个生产队的耕畜、土地状况、播种面积、农具等，做好生产队的“参谋”和助手。如辛庄大队第四生产队因地势低洼，部分土地雨水成灾，生产和生活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家和当地信用合作社为了帮助他们生产自救，借给他们一笔贷款。生产队干部想用这笔贷款向供销合作社购买一头骡马。营业员张思义在日常送货时了解到这个困难队有六头牛，现在，单独买一头骡马，不但使用时配不上套，即使喂养也缺乏经验，同时买一头骡子或马需要二千多元，如果有同样的钱就可以买好几头牛。他深入贫下中农调查了解，发觉许多人也不同意买大牲畜。这时，张思义便和生产队干部共同计议，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队干部同意他的看法，结果用三分之一的贷款买了一头壮牛，余下的贷款购买了轧花机、油房设备、运输工具等，把副业生产组织起来了。
供销社五金交电小组的青年售货员史金田，在下乡时看到许多贫下中农社员的手推车坏了，村里没有人修理，只好到离村六七里远的街镇去修理。史金田就到镇上手推车修配门市部跟班劳动，学技术，没有多久就掌握了修车手艺。此后，他在送货下乡时，就携带一个装着手推车零件和修配工具的小箱子，遇到社员的手推车坏了，就主动修理。从今年二月到八月，他已修配了手推车一百六十多辆。
孙庄大队有九十多户人家，在未送货下乡前，一到集日，总要有五十多户社员去赶集。送货下乡后，社员一般都不去赶集了。现在，这个生产大队集日赶集的不到十户，对保证农业生产的出勤率，起了很好的作用。
保店供销合作社扭转了重视赶集、轻视下乡送货的经营思想以后，营业额也相应地增加了。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的营业额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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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这不只是方式问题
对农村基层供销社来说，门市供应，赶集卖货，送货下乡这几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可少的，都是扩大和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所必需的。农村供销社应当把送货下乡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特别是农忙季节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只是热中于赶集卖货，不坚持送货下乡，甚至门市供应都不做了，整天关门赶集，象读者史博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就应当纠正过来。
轻视送货下乡，绝不是什么单纯的业务问题。保店供销社一位贫农出身的营业员道破了这个问题的阶级实质。他说：“下一天乡没有赶一天集卖钱多，可是下乡一天要接待二、三百名社员，其中多数是贫下中农社员。我们不送货下乡，他们就得去赶集，来来去去，至少得半天时间，如果让他们把赶集的时间用在农业生产上，这不就是我们对农业生产的最大支持吗？”读者史博来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可见，送货下乡是完全符合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利益的，是对支持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很有好处的。农村供销社的业务中，如果抽去了送货下乡这个重要内容，就不能很好地为集体生产服务，为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服务。
有人担心，坚持送货下乡的制度，减少了赶集卖货的次数，会影响完成营业计划。这应该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要懂得，完成营业计划，固然是考核一个基层商业单位工作好坏、成绩大小的标准，但决不是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只能在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营业计划，决不允许它违反党的政策，单纯追求营业额。
另一方面，下乡送货是不是就会影响完成营业计划呢？也不见得。保店供销社开始送货下乡的时候，确实曾经出现过卖钱额减少的现象，但那是因为不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送下去的货“不对路”。后来他们紧紧依靠生产队的党组织，虚心倾听贫下中农社员的意见，调查研究贫下中农社员的需要，增加了适合贫下中农社员经济情况的低档商品，这样，营业额就迅速增加。可见，送货下乡并不一定要比赶集卖货少卖钱，问题在于是不是牢固地树立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千方百计满足贫下中农的需要。贫下中农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购买力还是不高的，但他们是农村的多数，总的购买能力还是可观的。退一步来说，即使下乡送货暂时少卖了一些钱，只要满足了贫下中农社员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他们就更会集中精力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巩固了，发展了，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供销社完成营业计划也就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因此，能不能坚持送货下乡，绝不只是一个营业方式问题，实质上是个阶级观点问题、阶级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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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建设山区
新疆柯尔克孜族走上繁荣道路
同一九四九年比：牲畜增加两点九倍，粮食增加三倍多，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这都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
新华社乌鲁木齐五日电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柯尔克孜族人民，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奋发图强建设山区，使山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据全州二十六个山区人民公社的统计，今年牲畜总头数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九，粮食产量增长一成多。目前，山区拥有的牲畜头数已占全州牲畜总头数的一半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个自治州在新疆的西部，山区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在境内南北相连，山峰上终年积雪，大部分山区处于高寒地带。占全州人口将近百分之三十的五万多名柯尔克孜族人，就聚居在这里。
解放前，这些柯尔克孜族人聚居的山区，是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从事牧业生产，但是由于封建牧主的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牧业生产一直停留在十分落后的阶段，草原上疾病蔓延，百分之八十左右的贫苦牧民没有牲畜或者只有少量的牲畜，他们逐水草而居，生活毫无保障。他们用砍土镘、木犁甚至用山羊角开垦少量耕地，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后，国家给贫苦牧民发放了大量贷款，帮助他们建设山区，发展生产。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山区建设更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组织起来的广大贫苦牧民，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有计划地进行治山治水活动，发展牧业和农业生产。现在，自治州山区拥有的牲畜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两点九倍，比公社化前的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八。
柯尔克孜族社员在建设山区中，还贯彻了“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方针，建立粮食和饲料基地，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许多人民公社由于实行了专业放牧，能够抽出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牧区充足的畜力和肥源也得到利用，使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不少公社还在拔海二千到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山区种出了好庄稼。过去柯尔克孜族人民使用的落后农具，现在都已被各式各样的新式农具代替了。今年，这个州山区的粮食总产量已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三倍多。
随着山区牧业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柯尔克孜族牧民的生活也得到显著改善。解放前，绝大多数柯尔克孜族牧民只有一顶低矮的破毡房，有的人甚至只有住山洞，过着游牧生活。公社化以来，各公社都在新建的粮食和饲料基地附近，建设起新的居民点。牧民们由过去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放牧的生活。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社员，不仅放牧时有了宽敞的帐篷，而且多数人有了过冬的住房。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也在居民点定居下来。许多居民点还建有学校、商店和医疗所。（附图片）
柯尔克孜族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代医务人员。这是柯尔克孜族医生在给患者看病。　新华社记者　岳国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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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介
新华社乌鲁木齐五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介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我国西部边陲，是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境内还有维吾尔、汉、塔吉克、回、乌孜别克、塔塔尔等十多个民族，共十八万人，其中柯尔克孜族占全州人口的将近百分之三十。全州辖有阿图什、乌恰、阿克陶、阿合奇四个县，面积约七万二千多平方公里。
自治州的西北部是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崇山峻岭，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和公格尔峰就在这里，拔海都在七千米以上。慕士塔格峰高耸碧空，山下有温泉、瀑布、森林和明澈如镜的高山平湖——哈拿库尔湖，风光秀丽，景物宜人。在千山万谷之间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冲积平原和缓坡丘陵，生长着各种丰美的牧草，是南疆最大的牧业基地，每年在这里放牧的牲畜约九十万头。
自治州的东南部是处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是自治州的农业区，这里出产粮棉和各种瓜果。阿图什县的无花果，味香肉嫩，甘甜如蜜，是驰名全疆的特产。
在天山深处生长着大片原始森林，出产榆、杨、桦、云杉、落叶松等木材，在深山密林中生息着各种飞禽走兽。自治州各地还盛产各种药材和野生经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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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产品变好　设备变强
武汉职工学上海赶先进获益不浅
据新华社武汉四日电　大力学上海赶先进的结果，武汉工业面貌在最近一年之内发生了十分可喜的变化。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是近几年来武汉产品行销较畅的一年，大部分商店经销的商品中，武汉产品占的比重，比去年都有了增加。
为什么武汉产品今年行销较畅呢？据有关部门分析，主要的原因是经过学上海赶先进，武汉产品与先进地区产品在质量方面的差距显著缩小了。不久前，武汉市检查了市属企业的一百七十六个品种，检查结果，有七十四种的质量已经赶上或接近了对口厂的先进水平。在赶先进的产品中，支援农业的产品进步较快。小型柴油机、农用水泵、胶轮板车、小钢磨、轧花机、碾米机等产品的质量比去年显著提高。汽缸套、活塞环等农业机械的重要配件，农药滴滴涕乳剂，质量都赶上或接近了对口厂的产品。棉纱、陶瓷、塑料制品等轻工、化工、纺织和手工业产品今年的改进也比较突出。武汉生产的土霉素不久前曾被评为全国第一流的产品。士林蓝布、被单布、东湖毛巾、碧绿香皂、塑料鞋等轻工、化工产品的质量，与对口厂已经接近。手工业部门四十四种与外地可比的产品，目前有一半产品的主要质量指标已经赶上或快要赶上先进厂的水平了。
从市场上看，武汉货变了；从工厂内部看，生产的技术基础也变了。许多熟悉工业情况的人说，后一个变化是武汉工业在学先进中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为小型拖拉机生产动力机的武汉柴油机厂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机械加工设备是这个厂的职工今年自制和改制的。在生产单管喷雾器的武汉农业药械厂里，人们已很难看到一丝未动的老机床。这里的大部分机床都经过了改造。增加了大量专用设备或革新了工艺的工厂还有一大批，如武汉国棉一厂、大公金笔厂、武汉小拖拉机厂、武汉无线电厂、湖北柴油机厂、民族拉链厂、武汉机械厂、武汉力车厂、武汉皮革联合工厂、江南制片厂等。有些企业开始注意采用新技术。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仅武汉市属企业在学上海及其他先进地区中推广的技术革新项目，就有一千多项。
武汉工业战线职工在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中，革命干劲越来越大。这是武汉产品变好、设备变强的根本动力，也是武汉职工学上海赶先进的一项最宝贵的收获。在学上海以前，武汉市部分职工有盲目自满情绪，认为自己产品虽然不如上海，但是还有人要，说得过去。还有一些人认为上海货好，是他们的设备好；自己如有好设备一样能出好货。从上海学习回来，人们的议论完全变了。他们说上海许多工厂的设备都很老旧。上海货好主要是上海工人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克勤克俭自力更生的精神。许多人都说，一定要照上海工人那样办。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和工人从上海回来，就发动全厂职工照着诚孚柴油机厂的样子，自己动手改制和新制专用设备，他们只花了几十万元就做出了几百万元才能买到的机器。
武汉工业部门在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中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振奋的。但是，武汉职工目前议论的中心却不是这些，而是如何进一步缩小和先进之间的差距，如何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取得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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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刻教育子女和青年工人不忘阶级斗争
天津老工人精心保存传家宝
新华社天津四日电　天津有些老工人至今仍然精心保存着他们当年饱受旧社会残酷剥削压迫的见证物。
天津合成橡胶厂的女工、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曹桂凤当年讨饭用的破篮子，新近拿到天津市博物馆展览去了。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她一直把那只讨饭篮子安放在宿舍最醒目的地方，把那床破被子放在床头上。每逢过节的时候，她总要把它们拿到一起，向自己的年青的弟妹和子女们讲讲家史，讲讲自己是怎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
天津国棉三厂木工梁骏峰在二十多年之前因为日本工头站在背后逼他干活，右手碰到锯盘上，被切掉了四个手指头。如今，那四个手指头，还存放在一只密封的药水瓶里。
解放之前，天津国棉五厂老工人张全有曾经抱着一只泥壶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岁月。他曾经用这只泥壶讨过饭，溶过解渴的雪水，在上面流下过多少辛酸的泪。如今，这只泥壶还日夜同他作伴。
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工段长张连璧当年学徒时候，向资本家立的契约，如今也完好地保留着。在这契约上写着徒工不准外出、不许留发、不许结婚、过年要给资本家送礼等八条“法规”。
有些老工人至今还收存着当年资本家用来毒打他们的棍棒和铁条。
这些老工人说，这些见证物是他们现在最宝贵的财产的一部分，是准备传给自己后代的传家宝。这些老工人经常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工人，要他们永记前辈吃过的苦，永不忘旧社会的罪恶，永不变工人阶级的本色。
如今已经有四十三年工龄的天津永利沽厂老工人董国祥，曾经在法国和英国资本家的鞭子下做过工，曾经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下流过汗；可是到头来，他只混得两件家当：一床破被子和一张跛腿桌子。解放之后，他翻了身，儿女们也有了工作，生活好起来了，财产多起来了。这时候，他的老伴要想把那张跛腿桌子劈了当柴火烧掉，好换张新的。董国祥说：“这桌子和那床破被子都是跟咱们熬过来的，把它们当作传家宝吧！”从那时候起，他们还给那两件传家宝起了新的名字：一个叫“桌先生”，一个叫“被先生”。从那时候起，每当董国祥察觉自己的子女过分讲究吃用和穿戴的时候，他就用“桌先生”和“被先生”教育他们，要他们不要不知足，不要忘记过去的苦。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董国祥同老工人一道在小组忆苦会上吐了苦水，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他回家之后对自己子女们的要求更严了：“你们别嫌我唠叨，也别听着不耐烦。党的话一定要听，旧社会的苦一点也不能忘，邪门歪道一步也不能走，资产阶级的生活千万不能想！谁要给我丢了脸，就别说是董家的后代！”
天津新河船厂青年工人田宝石家如今还保存着穿了两辈子的破棉袄。这件破棉袄破了补，补了破，大补钉盖着小补钉，足足到了十七斤重。他爷爷生下来用破麻袋片包着，后来劳累一生才混上了那件破棉袄。他爷爷临死的时候把身上的破棉袄脱下来留给了他父亲。他父亲穿起这件破棉袄又奔走劳累了半生，至今那件破棉袄上还留着被反动统治者打伤而流的血迹。前些时候，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田宝石又请他的父亲拿出那件破棉袄第三次讲了痛苦的家史。田宝石说：“我听了父亲讲了血泪史，非常激动，心里热乎乎的，到深夜也平静不下来。想想爷爷和父亲受的苦，对比我今天的生活，看看那件破棉袄，想到自己爱穿戴，生活不艰苦，从心里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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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纵情歌唱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宁夏辽宁贵州福建浙江少数民族业余演员演出精采节目
据新华社五日讯　宁夏、辽宁、贵州、福建、浙江五省（区）的业余演员，带着十几个少数民族人民对毛主席的亲切问候，在首都舞台上纵情歌舞。他们表演的许多精采节目，集中表现出各族人民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新面貌、新风尚。
“要采灵芝攀高岭，要取珍珠入海寻，要想万代长幸福，彻底革命不变心。”畲族业余演员们演唱的这首歌曲，显示了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革命决心。福建高山族代表谢贺演唱的《解放我可爱的家乡》，激起了全场观众的强烈反响。他情绪激昂地用高山族民歌曲调，表达了他对故乡——台湾的怀念和对霸占祖国领土台湾的美蒋反动派的切齿仇恨。他唱道：“台湾是个好地方，台湾是我的故乡，可恨那万恶的美帝国主义野心狼，蹂躏我的故乡，……赶走万恶的美帝国主义野心狼，解放我的故乡。”在全场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谢贺又唱了一遍，并挥拳高呼：“一定要解放台湾！”
贵州苗族演员们表演的小型歌舞剧《勒兽岗》，反映了苗族人民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保卫丰收果实的事迹。舞台上，苗族男女社员在千层稻浪中紧张地进行收秋，一个不法地主偷偷来到稻田企图烧毁集体的稻谷，在他还没有得手时，被一位看场的女社员发觉，地主拔出了匕首，姑娘毫不畏惧，和地主英勇搏斗，在苗族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终于擒获了凶手。随着芦笙的优美旋律，一群姑娘和小伙子踩着鼓点，翩翩起舞，欢庆丰收的歌声荡漾回旋……。
在福建、浙江、贵州三省联合演出会上，福建畲族业余演员钟赛梅等表演的《难为迎亲伯》，特别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这个小演唱写出了畲族地区的新风尚：新娘不坐花轿、不办嫁妆、不办酒席、不请鼓手班，由女伴肩挑装有镰刀、蚕豆新品种和钢笔、日记本的礼盒，走向婆家。新娘及其女伴和迎亲伯在路上饶有风趣的对歌，反映了畲族年青一代敢于向旧习惯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和她们不爱财礼爱劳动的高尚情操。
回、畲、苗、彝、蒙古等族男女演员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形式，表演的《三沟颂》、《牌路山小唱》（牌路山是六盘山支脉）、和反映高山峻岭通汽车的《幸福路》，都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偏僻山区欣欣向荣的景象。解放前饱尝辛酸的回族贫农社员王明兴，在演唱《牌路山小唱》时，感情真挚，嗓音浑厚有力，他唱道：提起从前牌路山，人们两眼泪不干，寸草不生秃山岭，十年倒有九年旱；共产党领导治荒山，跃进歌声震山川，梯田接云头，糜谷荞麦金灿灿。
《草岗变茶岗》这个节目，也表现了同样的主题。它描述了华东地区一个茶业先进集体的真实故事：福建霞浦县水门公社茶岗大队的畲族社员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以顽强的毅力把一座“开门见荒山、出门见野草”的荒凉山村，改造成为“茶园叠上天，茶绿染天边”的乐园。“草岗”也因而改名为“茶岗”。这个表演唱，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宁夏回族自治区业余演员们用当地回族人民喜爱的“数花”形式，边歌边舞，满怀激情地赞美了“塞上江南”宁夏的巨大变化；满族女社员朱淑琴演唱的《磊子山歌》，热情地赞颂了辽宁省治理山区的一面红旗——辽南磊子山。布依、侗、水、仡佬等族业余演员表演的《绣幅人民公社好》、《侗家姑娘争上游》、《水族歌唱毛主席》、《毛主席象太阳》等歌舞节目，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