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9-26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树立长远建设思想，把造林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措施
我国林业生产获得重大进展
今年八个月植树造林面积比去年全年还多，成活率超过近年最高水平经过历年来造林育林，历史上很多风沙严重危害地区建立起绿色长城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今年，我国林业生产有了重大进展。各地植树造林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到八月底全国植树造林面积比去年全年还多百分之五十以上，成活率超过了近几年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我国林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形势，就是广大人民公社社员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更加坚定地树立了长远建设的思想，把造林育林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并且认真地进行抚育管理，做到了栽得多，活得多。同时国营林场经过调整和充实，在造林和育林中比过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北方风沙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在西南丘陵山区，在东北林区采伐迹地，以及新疆新开垦的处女地上，都出现了一片片新绿幼林。目前，各地除加强对已经成活的幼林的抚育管理工作外，许多地区还进一步加强了采种、育苗工作，积极培育良种壮苗，为今后大规模开展造林工作做好准备。
解放以来，各地在造林育林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历史上风沙为害严重的地区，如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沿海的一些沙区，大面积营造防风林、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现在很多地方已经郁闭成林，连结成带。东北地区西部和内蒙古东部防护林带，穿过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四省区的五十四个县（旗），已营造农田防护林一百九十多万亩。广东省沿海两千多公里长的宜林沙荒海岸，从一九五五年开展营造沿海防护林以来，已有一千四百多公里长起了茂密树木。据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在长城内外已经造林六百多万亩。这些林带在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农业生产和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了显著效果。
各地在植树造林中，还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林木，扩充集体经济多种经营的内容，增加国家、集体和社员的收益。近几年来，许多地区都大量种植木本粮食、木本油料和水果林，尤其是在西南、中南、西北和华北的山区、半山区，经济林木逐年增多。今年，南方各地栽种的油桐和油茶面积，已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油桐重点产区的四川、湖南、广西、湖北四省区，今年新栽的油桐面积相当于这些省区原有油桐林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北方各林区在森林更新工作中，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北方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林区，南方的福建、广东、湖南等林区，先后建立了许多森林经营所和林场担负森林采伐迹地的更新任务，在刚采伐过的迹地，种树造林。有些林区已经开始做到伐一片，造一片，有的先进单位实现了“砍一造二”，更新面积超过了采伐面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在日伪统治时期被滥砍滥伐而造成的一些荒山秃岭，经过解放后长期造林和封山育林，现在部分地区已经重新生长起茂密的林木。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为我国造林育林事业提供了雄厚的力量。公社化后，许多社队都把发展林业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内容，实行农、林、牧结合。现在，不少地区的人民公社根据发展林业生产的需要，建立了林业专业队伍，创办社办或队办林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共有社队林场和专业队三万多个，以造林育林为主业的社员二十万多人。此外，各地人民公社还选派了几十万名专职和兼职护林员，长期担负护林工作。这样，就实现了群众性的短期突击造林和专业队伍常年育林相结合，做到有造有管，“三分造，七分管”，提高了造林质量和成活率，促进了林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国家和有关部门，除积极组织、领导和大力扶持社队集体造林育林外，还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兴建了一些大面积用材林基地，以满足经济建设对木材日益增长的需要。现在，全国共有三千多个国营林场，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五倍多，拥有职工二十多万人。这些国营林场新造幼林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万亩以上的连片用材林，其中十万亩以上的有二十三处。据林业部门调查，目前国营林场营造的林木已有百分之四十以上郁闭成林。广东、福建、山西、河北等省一些建立较早的国营林场，已经开始生产小规格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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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和政府关怀提倡　各族人民踊跃参加
我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迅速提高
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国运动员先后九十二次打破四十三项世界纪录，八次取得世界冠军称号。全国涌现出等级运动员超过一千万人，其中包括运动健将近三千名。后起之秀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各项运动的强有力的接班人。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解放前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的我国的体育运动，在解放以后有了巨大发展，已经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国已经有八十八名男女运动员（男子五十一人、女子三十七人）先后九十二次打破了举重、游泳、田径、跳伞、航空模型、射击、登山、射箭和速度滑冰等方面的四十三项世界纪录；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我国运动员在乒乓球和速度滑冰项目中，还曾经八次取得世界冠军称号。
解放前，我国运动员不仅从来没有打破过世界纪录，就连打破全国纪录也都是很稀罕的事。以田径一项为例，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十三年中，只打破了九次全国纪录。而解放十五年来，我国运动员打破各项运动全国纪录已经达到五千多次，其中包括刷新了解放前在田径、游泳和举重方面的全部七十多项全国纪录。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提倡，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和人民体质的增强，是我国体育运动水平迅速提高的根本原因。今天，参加体育锻炼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一种权利，这同解放前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参加体育运动，运动场的大门对广大劳动人民是关闭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别是近年来，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已经在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部队和一些农村中广泛开展起来。今年，游泳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十分活跃，成千上万人利用江河湖海参加这项运动。其他如射击、登山、通讯和武术、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也比往年开展得更加普遍。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普遍开展，不但增强了人们的体质，而且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员。据统计，目前我国获得等级运动员称号的已经超过一千万人，其中包括近三千名运动健将。
旧中国只有十几个体育运动项目，而且水平很低，田径、游泳和举重的全国纪录，大部分都只相当于目前二级运动员的水平。而今天，我国开展的体育运动已经超过四十项，成绩都提高得相当快。登山运动从一九五五年才开始在我国开展，到一九六○年，我国登山健儿们就从北坡攀登上世界最高峰——拔海八八八二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在人类登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国际射箭运动在一九五九年才介绍到我国来，到一九六一年，我国射箭运动员们就多次打破了世界纪录。跳伞、航空模型、射击等所有的国防体育运动项目，都是解放后才在我国普遍开展起来的，然而在这些项目中，却出现了六十六名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其中包括二十五名女运动员。
由于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的广泛建立，后起之秀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他们一浪高过一浪，成为各项体育运动强有力的接班人。曾经创造过女子跳高世界纪录的郑凤荣、取得过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容国团、两次获得女子体操全能全国冠军的郭可愚，已经分别被吴浮山、庄则栋、王维俭这些更年轻的选手所超过。吴浮山在今年打破了郑凤荣保持的女子跳高全国纪录，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跳过一米七九高度的女运动员。庄则栋连续两次获得了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王维俭在第一届新运会的体操比赛中，夺得了四枚金质奖章，成为那届运动会获得冠军最多的选手之一。此外，在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中，也都出现了才能出众的后起之秀。象李淑兰十八岁就七次打破了射箭世界纪录；胡荣华十五岁就获得了中国象棋的全国冠军；陈祖德在十九岁就战胜了日本的九段、八段、七段、六段和五段围棋选手，等等。
在解放前特别不受重视的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在解放后也受到了特别关怀。今天，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得到发展和巩固，一些新的体育运动项目也有了很好的开展，许多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体育运动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去年参加第一届新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就包括有汉、维吾尔、朝鲜、蒙古、回、满、鄂伦春等七个民族的选手。其中维吾尔选手卓拉汉，是获得新运会冠军的中国女子排球队中最强的攻击手之一；蒙古族选手乌日哲在射箭比赛中，创立了女子七十米单轮的新运会纪录。在一九六○年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三名登山英雄当中，就包括一名藏族运动员、农奴出身的贡布。在去年的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中，中国队的朝鲜族选手罗致焕第一次为我国在速滑比赛中取得一项世界冠军——男子一千五百米的世界冠军，并且同中国队的另一名选手王金玉一起，双双打破了男子速滑全能的世界纪录。在我国的全部十五项赛马和乘马超越障碍的全国纪录中，有一半以上（九项）都是由少数民族青少年选手创造的。鄂伦春族射手畏列，至今还是男子自选小口径步枪五十米四十发立射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解放以来，在培养体育工作者，发展体育教育事业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全国已经建立了十所体育学院，从这些学校毕业的有一万九千多名学生。而在解放前，较有名气的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十多年间，只毕业了四百名学生。我国的体育建筑和体育设施在解放以后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运动员还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进行了友好往来。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举行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我国选手同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选手一起参加了比赛。一九六三年，在第一届新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又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在一起进行了友好的比赛，并且取得了六十六项冠军、五十六项亚军和四十六项第三名。通过这些广泛的接触和比赛，我国运动员同各国运动员之间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建立了友谊，同时也学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我国运动员谦虚好学的优良体育道德作风和所取得的成就，也博得了广泛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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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军、福州部队和成都部队
选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人代表大会九月十八、十九日隆重举行。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法宪、王秉璋、成钧、曹里怀、刘善本、王海、刘玉堤、岳振华、赵毛臣等九人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参加空军这次军人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空军各兵种部队、机关、学校的各个工作岗位。他们中，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同志，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工作很出色的青年同志，还有各种工作岗位上的优秀人物和积极分子。他们受空军全体官兵的嘱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了这次选举。
新华社福州二十五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于二十三日举行军人代表大会，选出陈士榘、刘培善、皮定钧、朱绍清、王瑞生、王银虎、蔡萼等七人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华社成都二十五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今天召开军人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当选的代表是：王新亭、黄新廷、郭林祥和魏志英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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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历来一年只种一季粮食作物的习惯
盖平繁荣大队试验麦稻连作成功
为辽东半岛地区粮食增产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据新华社沈阳二十五日电　辽宁省盖平县城关公社繁荣大队试验麦稻连作，连续两年得到成功，打破了当地历来粮食作物一年只种一季的习惯，为辽东半岛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增产途径。
繁荣大队有一千四百六十八亩耕地，平均每人只有五分多地。这些耕地每年除去以百分之六十的面积种植蔬菜和一部分地种植花生、棉花外，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平均每人不足二分，因此，每年都要国家供应大部分口粮。近几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这个大队在安排一九六三年生产种植计划时，党支部书记张鑫泉根据自己试验麦稻连作和附近社队试验麦稻连作都获得成功的经验，建议利用麦茬地种植水稻，经过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讨论，都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人多地少矛盾，增产粮食的好办法。于是，大队便选定有水稻生产经验的第四生产队，首先进行麦稻连作试验，这个队当年把十亩冬麦的下茬全部播种了水稻。在他们的带动下，第三生产队也把十亩冬麦下茬插上了水稻。结果，去年这两个生产队连作的小麦和水稻都获得了丰收。上茬小麦平均亩产四百零五斤，下茬水稻平均亩产六百五十六斤，两项作物总计平均亩产一千零六十一斤。粮食增产后，这两个生产队今年就减少五万斤国家供应的粮食。他们试验成功以后，鼓舞了全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今年，全大队五个生产队，队队试验了麦稻连作，种植面积由去年的二十亩扩大到七十亩。结果，上茬冬麦在生长期间多雨低温的情况下，平均亩产达到三百零四斤；下茬水稻正在抽穗扬花，长势比去年还好。
这个大队在开始试验麦稻连作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无霜期短。他们为了稻麦两不耽误，稻麦都采用了生育期短、成熟早的品种。在田间管理上，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
这个大队为了更好地发展麦稻连作，进一步改善了生产条件。他们今年在原有五眼电井的基础上，又新打了两眼电井，新建了两处小型抽水站，使全大队所有的农田都能实现水利灌溉，还在田间管理上实行了园田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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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国田径运动会上
九名运动员三天破五项全国纪录
综合新华社消息　一九六四年全国田径运动会二十三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三天来共有九名运动员打破五项全国纪录。
在二十五日的比赛中，有两名运动员打破了两项全国纪录。在女子铅球比赛中，崇秀云把四公斤重的铅球推到十五米六二的远处，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十五米五二的全国纪录。在男子跳远比赛中，田兆钟以七米五五的成绩，打破了邓力行在去年创造的七米五四的全国纪录。
女子五项运动二十五日进行了头三项——八十米低栏、铅球和跳高比赛。其中女子跳高比赛引起观众极大兴趣，辽宁后起之秀吴云新同郑凤荣一样，都跳过了一米七六的高度。后来，吴云新和郑凤荣又三次试跳一米八十的高度，可是都没有成功。比赛结束后，郑凤荣应观众的要求又进行一次试跳时，跳过了这个超过她身高十厘米的横竿，但是按规定这个成绩不能算作打破全国纪录。
在二十四日的比赛中，有七名选手打破了三项全国纪录。这三项纪录是：江西选手萧洁萍在女子跳远比赛中，创造了六米三一的优异成绩。这个成绩超过了四川选手刘兴玉在一九六一年创造的五米九五的全国纪录。在男子链球比赛中，解放军选手李云彪把七点二五七公斤重的链球扔到六十三米二十的远处，刷新了他本人创造的六十二米三三的全国纪录。男子二十公里竞走比赛取得前五名的运动员都打破了江西选手张伟在去年创造的一小时四十分十七秒六的全国纪录，并且都达到了一小时四十分的运动健将标准。第一名杨其胜的成绩是一小时三十八分三十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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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心书记”刘述贤
本报记者
陕西省渭南县双王公社双王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述贤，十多年来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贫下中农保持密切联系，在工作中认真贯彻阶级路线，贫下中农社员称他是“知心书记”。
始终同贫下中农并肩劳动
贫农出身的刘述贤，要过饭，给地主当过长工。解放后，他串连别的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带头组织起村里的第一个互助组和全县的第一个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成立后，他曾任双王公社副社长，后来又回到双王大队担任了支部书记。十多年来，刘述贤一直和贫农下中农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哪里的活重、活累，哪里就有他。初级社时，社里第一个挑起担子进城担粪的是他；高级社时期，带头冒严寒下水打井的是他；公社化以后，他上县开会、办事，多半是拉着架子车，开完会，办完事，就从城里捎回一车肥料。去年夏天，这一带遇旱，刘述贤连着半月不离田间，跟社员一道打机井；浇地的时候，他劝社员中午回家吃饭休息，自己却冒着烈日，啃着家里送来的干粮，坚持看水浇地。由于他自觉地坚持参加劳动，近几年来每年实做的劳动日，都在三百个上下，今年到八月底，已做了二百一十多个。
坚持不懈地参加集体劳动，使刘述贤和贫农下中农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许多贫农下中农社员说：象刘述贤这样干起活来连身躺的干部，咱们信得过。他们对刘述贤无话不谈。村里的富农暗地拉拢社员搞迷信活动，贫农女社员蔡春爱就及时向刘述贤反映。发展集体养猪缺饲料，贫农饲养员刘增升主动找刘述贤建议在玉米地里间作大豆，秋后做豆腐用豆渣喂猪。刘述贤生病住院，贫农下中农成群结队前去探望。贫农下中农平时家里有什么事，也愿意找他商量。
教育干部依靠贫下中农
刘述贤根据自己的体会，常对队干部说：干部不劳动，就一定要脱离贫农下中农；离开了贫农下中农，阶级观点就会模糊，做工作就会犯错误。前年春天，这个队的四百八十多亩小麦受了严重霜冻，绿油油的麦苗被打成了黑黑的一片。在和社员一起抢救麦苗时，刘述贤听到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刘居智、王承祥等贫农社员，建议拆换他们家的旧房，用墙土给麦田追肥；贫农梁忠明建议在九十亩旱地麦田里打井。也在这时，有的富裕中农却说麦子受了这么重的灾，再加工施肥都是白费劲，不如组织社员搞副业，抓点现钱。两种不同的意见反映到了队委会。在一次讨论中，刘述贤和大多数队干部，积极支持贫农下中农社员的建议，但有的干部则认为，搞副业也是弥补受灾损失的一种办法，同意组织一批社员出去搞副业。这时，刘述贤便帮助他们分析，搞副业、抓现钱，这是哪些人的意见，照这意见办了，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同时他举出了北白生产队的地主分子，趁队里受灾的机会，企图拉拢社员外出搞个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的事实，教育干部凡事必须作阶级分析，不然就会上当，就会犯错误。后来，队里根据贫农下中农社员的建议，加强了灾后的麦田管理，结果，这年的小麦平均亩产四百三十八斤，达到了合作化以后的最高水平。也在这一年，双王生产队有几户私心重的社员，私自开垦队里的棉花晒场。下中农社员王宏斌当场批评了这种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可是，被批评的人反而说：“干部还没说话，你多管什么闲事。”个别干部听到这话，想起王宏斌平时爱提意见，也不加分析地跟着说王宏斌就是爱管“闲事”。就在这时，刘述贤听到刘增寿、王天思等贫农社员满口称赞王宏斌做得对，称赞他热爱集体、铁面无私。当天，刘述贤在队委会上，启发大家讨论为什么有人嫌王宏斌多管“闲事”，而有些贫农下中农却称赞他铁面无私。这番讨论，使队干部又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明确了阶级观点。第二天，生产队便召开社员大会，表扬王宏斌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的精神，号召社员们也来做象他一样的“管得宽”。
经常征求贫下中农意见
刘述贤在长期坚持和贫农下中农共同劳动中，深深体会到贫农下中农是集体经济的一根“顶梁柱”，因此他常常主动征求贫农下中农对生产和领导工作的意见，并且和一些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大队党支部也根据刘述贤的建议，规定了每个党员固定联系两户贫农下中农的制度。去年夏收前，队里为了增积肥料和增加现金收入，在县城里揽了一些拆旧房、盖新房的活。这时，有几个会盖屋的富裕中农社员，提出在外边干活太辛苦，要求从现金收入里抽一部分归他们个人。这时，刘述贤便去找由他分工重点联系的王天思、刘增俊等贫农社员，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王天思等对他说：在家里干、在外边干，都是为了集体，要是在外边的收入按比例提成，那就对集体不利。在外边干活，是要辛苦些，但是可以由队里安排人烧点开水、热热干粮，让他们能喝上热水、吃上热饭。同时，他们还向刘述贤表示，愿意带头去干这样的活。在他们的积极带头下，本来计划用一百一十个劳动日的活，结果只用了六十九个劳动日就完成了。
热心帮助贫下中农解决困难
在和社员并肩劳动中，刘述贤也及时了解到贫农下中农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并且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有一次刘述贤和社员一起锄棉花，发现贫农女社员李正月老是跟不上趟；休息的时候，看到她的锄头已经秃得很难再用了。这件事，使他想起可能还有些贫农下中农生产工具不足。收工后，他便告诉队里了解一下社员的小农具情况。一调查，果然有十四户贫农下中农缺小农具。不几天，队里就买了二十五张锄，帮助这些社员克服了工具不足的困难。贫农社员王志法，劳动一贯积极。可是有一次整地时，刘述贤看到他愁眉不展，就问他有什么事。王志法告诉他，前些时候患肠穿孔动手术时开的刀口，现在时好时痛，可是不出勤，一怕影响队里生产，二怕减少收入。刘述贤很快向生产队反映了这个情况，由队里分配他到城里去看厕所搜肥。王志法看到队里对他这样体贴，生产更积极了。除了管生产队在城里修的厕所外，又主动跟一些机关联系，定期去清扫厕所积肥；另外还养了一头猪，喂的饲料是从饭店里找来的菜根菜叶，残汤脏水。去年，他就给队里积肥四百多大车。平时，刘述贤也常到贫农下中农家去访寒问暖，老贫农刘俊汉，受了大半辈子穷，近五十岁才结婚，五十八岁得子。孩子出生后，母亲因病缺奶。刘述贤从访问中得知这个情况，就把自己仅有的一只奶羊送给这位老人，让他挤奶喂孩子。现在，孩子已经三岁了，老人常抱着白胖胖的儿子对人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这孩子哪得活！”
“烂双王”变成了“富双王”
刘述贤在自己做出榜样的同时，还时常提醒队干部：咱们跟贫农下中农，是一根蔓上的瓜，一定要跟贫农下中农同呼吸、同劳动，不劳动，瓜儿就要离蔓。因此，这个大队的队干部，也多象刘述贤一样地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除了个别年老有病的以外，一般都能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并在工作中注意依靠贫农下中农。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认真依靠贫农下中农，贫农下中农社员也更加热爱集体。因此在双王大队，形成了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依靠这支队伍，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发展。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这里被人称做“烂双王”，既怕旱，又怕涝，一年只收一季，亩产粮食不过二百斤，皮棉不过四十斤。现在，全队百分之九十五的农田，已经改造成为一年收两季、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去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七百零一斤，亩产皮棉八十八斤。这个大队连年超额完成向国家交售粮、棉的计划，连续被评为陕西省的农业先进集体，成了关中平原上稳产高产的一面旗帜。（附图片）
中共四川绵阳地委和遂宁县委干部种的水稻试验田，取得了好收成。干部们在收割前观看好稻种。
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
山东黄县北马公社南仲家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用脱谷机给小麦脱粒。
　　新华社记者　李汉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