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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09-25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新意新声动人心——访苏州市评弹团

第5版()
专栏:

新意新声动人心
——访苏州市评弹团
古平 韦顺
你听过苏州评弹吗?也许你曾为《蝶恋花》那首弹词开篇中深厚的革命感情动过心,那么你一定很高兴知道,今天的苏州评弹不仅有了新的开篇,还有了许多新的短篇、中篇,甚至有了能连说一个月的长篇。我们在苏州评弹的家乡——苏州市,访问了几个评弹团。在这里,已经听不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书,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了书台。他们已经改编和创作了《红岩》《夺印》《红灯记》《杜鹃山》《江南红》等长篇新书四十七部,评弹演员们正在向演革命戏、做革命人的宽广道上迈进。
《江南红》的诞生
《江南红》是一部歌颂党的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长篇评话。这是根据一篇革命回忆录的素材创作的。故事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州,因此,苏州一带听众听起来,感到特别亲切。
参加这部新书创作的有老艺人潘伯英和青年演员杨玉麟等。他们没有料想到新书一登台,就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应。多少新听客到后台来,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大胆地创新说新,使苏州书坛出现了第一部反映当地革命斗争的评书。有些了解当时地下斗争情况的老同志,也热情地来听他们的新书,提出许多当时的史实和宝贵的意见,希望他们把这部新书改得更好。
《江南红》刚诞生的第一年,在演出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不断修改,从最初的十回改成十五回,又发展到三十回。这时候《江南红》虽然粗具规模,但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第二年,评弹团组织参加创作小组的同志,学习了党史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其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翻阅了敌伪时的各种报纸、杂志;看了很多文艺参考书籍;还经常去访问革命回忆录的作者仲国鋆,为大修改做好准备。
评弹团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年轻人——杨玉麟和强逸麟。他们到农村集镇演出时,随身带着《江南红》的几次修改稿,带着毛主席著作和党史,还有一大本听众的意见。他们一面演出,一面修改《江南红》。为了研究一个动作、一句对白是否符合书中的人物性格,或是琢磨一段画龙点睛的韵白,他们在江南小镇的阁楼上,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紧张的午夜,迎来一个又一个难忘的黎明。最后,写出了《江南红》的二十二回的新提纲。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一回到苏州,马上找党支部汇报。这时候,支部书记夏玉才刚动过肺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倾听了他们的详细汇报,并随手记下自己的意见,要他们再仔细推敲一番。
辛勤的劳动没有白费,经过四次大改和无数次小改的《江南红》,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演出效果。杨玉麟在苏州演出时,比他过去说的《东汉》还能叫座。在《母子会》这段书中,吴科长在敌人的监视下,到狱中给身受毒刑的母亲看病,为了党的利益,母子俩以坚强的革命感情,克制母子之情。这时有一段动人的韵白:“……母子分别七年,想不到狱中见面。母亲啊!你默默无声地对待饥寒交迫,你怒目圆睁地忍受敌人的皮鞭。你是何等使人尊敬,何等使人想念。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吴科长看见母亲胸前被敌人烫的“共”字,他的手微微颤抖了,听诊器也不听话了。这时候,母亲强忍住泪水,把身子迎了上去,在革命母亲坚毅的目光中,儿子立时镇定了下来。
杨玉麟每次在后台默记这一段情节时,自己的眼泪总要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听众听到这里的时候,也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沉浸在一种崇高的情境里。
强逸麟在昆山演出时,第一天听众只有几十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二百多人。在最后一场书开讲的那天晚上,书场的电灯忽然出了毛病。这时,听众已经陆续来到书场。七点钟,开演时间到了,电灯还没有修好,书场准备退票,但听众宁愿耐心地等,不愿回去,并有人建议点起汽灯或蜡烛来说。一直等到八点半,电灯亮了,二百多位听众终于怀着满足的心情,听到了最后一回书。
一传十,十传百,《江南红》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在上海、无锡、常熟、戚墅堰、杭州、绍兴、宁波、舟山群岛等地演出时,听众人数也是由少到多,到后来,甚至在开讲前几分钟还有人在书场门口等“飞来票”。有些对新书抱怀疑态度的老听客,头几场没有去听,还十分后悔哩。
《一顿饭》打动万人心
解放前的姑苏城里,一对工人夫妇,为了满足病在床上的四岁小女孩想吃一顿饭的愿望,在年关前夕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双双奔出家门。丈夫拼了一夜命,拉洋车得到一点钱,被伤兵抢走不算,还被踢伤。当他拖着空车和一身伤痕回到家中的时候,小女儿已经横在床上,张着嘴伸着手,早就断了气。妻子用半个月的夜班工钱,换回了三升米,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丈夫把妻子拦住不让她进门,妻子把丈夫推开,扑了进去。那段一声一泪的唱词,一曲未终,满座动心。工人们激动地噙着眼泪倾听工人阶级共同的仇恨。
这是评弹演员丘肖鹏、徐檬丹和王洁在苏纶纺织厂演唱《一顿饭》时的情景。《一顿饭》不仅在工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顿饭》也成为启发广大群众忆苦思甜的教材。评弹团虽然集中了二十几挡演员演唱《一顿饭》,但工厂、学校等单位要求去演出的电话还是铃声连连,使他们应接不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顿饭》演出了上千场,五十万人口的苏州城,有二十多万人从中受到了教育。
为什么《一顿饭》会有这么强烈的感人力量呢?作者丘肖鹏告诉我们,这是他在苏纶纺织厂体验生活时,根据车间支部书记王月华的一段真实经历创作的。这里虽然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但却是工人阶级在旧社会生活的缩影。
丘肖鹏在苏纶纺织厂里,从老工人的嘴里了解了厂史和他们的家史。他不仅为王月华的遭遇流过眼泪,也对许许多多工人在旧社会的惨痛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激发起对旧社会的仇恨,产生了一种和工人痛痒相关的感情。丘肖鹏说:当他想到工厂里还有些小青年,不知天高地厚,吃着雪白的馒头还要吐皮的事情,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觉得把《一顿饭》的故事编成弹词演唱,在阶级教育当中发挥曲艺的战斗作用,是自己刻不容缓的责任。他和在苏纶纺织厂一起深入生活的徐檬丹等人,连夜讨论了提纲,写出了唱词,第二天上午排练,下午就给工人们演出了。
丘肖鹏告诉我们,在工人中生活得越久,就越觉得,要了解工人,不但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且要用心去感受。有一次丘肖鹏和几个老年退休的女工谈心,问起她们的生活情况。一个名叫吕阿二的老工人解开旧罩衫,露出新棉袄,指给丘肖鹏看。这位老女工满额皱纹,半头白发,老花眼睛里充满了笑意,两片嘴唇在微微抖动,她只说了一句十分普通的话:“幸亏伲个(我们的)毛主席”。吕阿二的这一句话,这一个动作,深深地印在丘肖鹏的心里,久久不能忘怀,而且时间越长,这一形象越加丰满。他说,在创作《一顿饭》时,很多表白和官白的由来,就是从这一句话、一个动作的种子发展引伸出来的。
经过艺术加工,生动的人物形象树立起来了。《一顿饭》这个普通的故事,产生了巨大的感人力量。许多年青人听了《一顿饭》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说:自己是在糖水里泡大的,哪里晓得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吃一顿饭那么艰难。中年以上的听众,也感到重温一下过去的阶级苦,大有好处。演员也都争着演,觉得多演一次,就可多受到一次教育。
农村新事上书台
……太阳已经落山,炊烟四起。低着头咬草根的大水牛,偶尔抬起头来看看野景,哞、哞……地叫几声。又高又大的草堆,一个一个端庄地站在场上。新的稻草有一股股甜蜜蜜的香味,随着风向四面散开。脱粒机用草帘盖着,两只鸡歪着头在对它呆看:前几天你是那样威风,轰轰隆隆地吓得我们不敢跑近,现在为什么又是这样文文静静,一声不响?河里,几只鸭子在慢吞吞地游。忽然,一块石子从桥上扔下来,“卜咚”一声把几只鸭子吓了一跳,扑扑地四散开来。这是谁呢?鸭子们对桥上一望,扔石子的不是别人,是队长庄福根,晓得他是好人,方才是和我们开开玩笑的,所以都伸长头颈对他叫:呷呷呷呷呷……。
《五亩地》中的主角,就这样有声有色地被引了出来。老队长庄福根满怀深情地在石桥上等候到公社开监委会议去的女儿——他唯一的亲人。但是就在这天的晚饭桌上,父女俩却为队里修水利节省下来的五亩地要不要上报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三个演员在这个短篇弹词中,成功地塑造了农村公社的几个典型人物:热心为集体办事,但却忽视了国家利益的老队长庄福根,心直口快,敢于斗争的女儿——水宝,还有一个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姚七贵。严肃的主题,富有生活情趣的情节和生动的语言,使听众从中受到教益,也得到了艺术享受。
《五亩地》是评弹团农村创作组写的。创作组组长王如荪是一个年近四十的评弹演员。他告诉我们,创作小组的四个演员分别住在贫农社员家里。
晚上,他们住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有时他们说书给社员听,有时社员们讲自己的家史给演员们听。
在田里劳动时,一休息下来,有人提议:“老王,来一段吧!”这一个点《榆树恨》,那一个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好听,最后只好来个少数服从多数。没有书台,没有三弦,王如荪笑迷迷地坐在田埂上开了腔。他那沾满了泥土的双手挥动着,神气活现地讲了起来。社员们紧紧地把他围在当中,有人摸着王如荪的膝头,有人伏在王如荪的肩上,他们之间坦率得如同亲兄弟,什么地方说得好,什么地方说得不好,马上表示态度。王如荪感到这是他二十年书台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演出。
在深入农村的一年中,创作组的成员和社员们在一起,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忆苦思甜的座谈会上,在收集家史、村史、社史的活动中,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党的文艺方针有了新的体会,他们深深感到社会主义时代如果再演唱那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今天的戏曲艺术应当为正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人民服务才是最光荣最有前途的,而投身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去,又是冶炼自己吸取艺术营养最好的地方。他们和农民交上了朋友,熟悉了农民的性格,也为创作农村题材新曲目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素材。他们陆续写出了八个短篇和二十多个开篇,还有一个中篇、一个长篇。这些作品经过当地农民的帮助,边演边改,逐步成熟。《五亩地》就是经过不断修改加工后的优秀短篇之一。早在一九五一年,苏州市评弹艺人中思想进步的十多个人,就响应党的号召,组成了下乡组,到农村巡回演出了一年多。他们在苏南农村演出了许多配合当时政治运动的短篇弹词。在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中,他们改编了《春风吹到诺敏河》,半年中唱遍了苏州郊区和吴县农村,十多万农民从这部新书中看到了互助合作的光明前途。后来演员们再到那些地方,许多农民还能够叫出他们在《春风吹到诺敏河》中分担角色的名字。他们从农村带来的许多优秀曲目,他们在演出中对农村人物的生动刻划,使评弹书台出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息。
新的追求
开讲时间来到,四五百人的书场已挤得满满的了。人们渴望地等着谢汉庭和丁雪君上台。这天,他们说的是长篇弹词《苦菜花》中的一回《血染桃庄》。
老号长要把内部出了叛徒的重要情况告诉政委,但他们都身受重伤,奄奄一息。坚强的意志支持着他们互相向对方身边一寸一寸地爬过去。演员们说唱到这个情节时,那种细腻的心理描绘紧紧地扣住了听众的心弦。当这回书的最后一句话一落音,热烈的掌声就响了起来。但是,演员们总觉得还没有把书中的人物说活,特别是政委这个角色,还没有把握得住。谢汉庭告诉我们:“每逢自己感到对书中的角色还没有把握得住的时候,看到书场满座,听到鼓励的掌声,心里就越觉得对不起听众。”
在旧社会,谢汉庭和许多曲艺艺人一样,“背包囊,走官塘”,说书只是为了混饭吃,一部《落金扇》,混了十年饭,能够天天座上有客,就感到满足了,哪里会有什么抱歉不抱歉的心情呢?可今天他却有了一种新的追求,却时时刻刻想到一个艺人对听众的严肃责任。
谢汉庭告诉我们,过去说的唱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事。老生出来捋须甩袖,武生出场踢腿,翻筋斗,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反正看惯了听惯了,大家通得过。可新书中的人物,为大家所熟悉,台上说不象,听众马上就能感觉到。他们常感困惑的是,台上塑造的人物反而不如生活中的真人实在,更谈不上什么典型化了。
为了说好《苦菜花》这部长篇,他们曾经去山东昆嵛山深入生活,熟悉昆嵛山的地形和当地的风俗习惯,访问了与书中人物有关的群众。有一次,他们在南京演出,听说《苦菜花》中八路军团长于得海,就是正在南京休养的一位老同志,他们马上登门拜访。在和这位老同志的接触中,他那热情恳挚,稳重细心的话语神态,一下子使谢汉庭觉得自己起的于团长这个角色,活现在自己眼前了。他以惭愧的心情对我们说:“过去,我只是概念地认为团长是军事干部,讲话永远是大嗓门,动作只能是粗犷的。今天,我才明白,那样理解是形式主义的。”又经过一番艰苦的琢磨,谢汉庭终于较为真实地把握了于团长这个角色。这也就是他在后来演出《刀劈马大龙》这回书时,听众称赞他演于团长演得有分寸,演得恰到好处的由来。
谢汉庭在旧社会说书时,也曾迷恋过自己喜爱的角色。在《落金扇》中,他很欣赏殷赛莲见义勇为,搭救落难公子周学文的勇敢行为,以及她得知周已有配偶后,甘愿当“二房”的“崇高”品德。解放后他渐渐地被革命斗争中的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新人物所迷恋了。他说,说新书对自己也是一种最实际的陶冶和改造。从自己所演唱的那些英雄人物身上,吸取了很多力量。当自己思想出现名利、偷懒的念头时,马上就觉得对不起自己起的角色,决心改造自己。
评弹演员们在创新、演新过程中,逐渐增强着对听众越来越强烈的责任感,因此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鞭策着自己坚持下去,一次,两次,十次以至几十次地修改;一年,两年,甚至五六年不间断地吸取群众意见,加工琢磨,精益求精,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艺术事业作出更好的贡献。

曲艺工作者要努力革命化

第5版()
专栏:

曲艺工作者要努力革命化
郭秋
京剧革命现代戏的演出,为文艺战线上的革命化举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作为文艺战线一个兵种的曲艺,应该怎么办呢?是我行我素,照旧说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去迎合少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遗老遗少们的口味,还是奋起直追,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走进说书场,让无产阶级思想彻底占领曲艺这块阵地呢?
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不少曲艺工作者已经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写出了无产阶级的“新意”,唱出了社会主义的“新声”,从而感动了听众,教育了听众,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说唱革命的新书,是曲艺工作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大曲艺工作者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说唱新书,这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难的是过去说唱的都是旧生活,比较熟悉,自己的思想感情,同那些旧内容也比较容易合拍;而说唱新书,就需要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斗争。说它容易,因为毛泽东同志早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革命化的光明大道,这就是深入工农兵群众,在火热的现实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投身火热的现实斗争,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是曲艺工作者实现思想感情革命化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的曲艺工作者,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但是,由于不少的曲艺工作者过去长期脱离工农兵群众,受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深,他们的思想感情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还有距离,甚至格格不入。要改变这种现状,曲艺工作者一方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方面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参加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在工农兵群众中,不但能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而且能受到生动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受到工农兵群众崇高品质的熏陶,从而给曲艺工作者实现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思想感情向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革命转化,创造有利的条件。曲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还可以把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让革命理论真正成为自己的尖锐武器。苏州市评弹团的创作人员,真心诚意地深入农村,住在贫农家里,有时他们说书给社员听,有时社员们讲自己的家史给演员听。这一生动事例充分说明了一条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曲艺工作者与观众之间是互相受教育,互为教育者的新型关系;而曲艺工作者在用自己的艺术手段教育工农兵之前,必须先当工农兵的小学生,受工农兵的教育。
投身火热的现实斗争,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也是吸取艺术营养,提高艺术水平的最好途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曲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投身现实斗争,深入工农兵,就能使曲艺工作的革命化本固叶茂、源远流长,也就能给曲艺工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同时,工农兵群众不仅是曲艺的热心观众,也是曲艺的权威评论家。他们的意见来自生活,来自无产阶级的愿望、要求,是曲艺工作者的无价之宝。根据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不断修改,不断充实,就能使我们的新书目既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又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逐步达到高度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境界。把工农兵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写成新书,又把新书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说唱,听取意见,不断修改,再把经过修改后的新书目变成经常教育群众的教材,这是摆在曲艺工作者面前的广阔道路。苏州市评弹团这样做了,他们就取得了显著成绩。请看,王如荪在田头说书,“有人摸着王如荪的膝头,有人伏在王如荪的肩上,他们之间坦率得如同亲兄弟,什么地方说得好,什么地方说得不好,马上表示态度”。这是思想感情和生活上的水乳交融,也是艺术上的互相切磋。
在曲艺工作革命化的大道上,苏州市评弹团迈开了坚实的一步。希望所有的曲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只要老老实实这样做了,就能逐步克服台上与台下生活思想不一致的人格分裂的不正常现象,也就能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创作出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新书来。

深入生活这一课题一点不能放松——改编京剧《黛诺》的几点体会

第5版()
专栏:

深入生活这一课题一点不能放松
——改编京剧《黛诺》的几点体会
云南省京剧一团 金素秋
《黛诺》这出戏的剧本,是根据电影文学剧本《景颇姑娘》改编的。虽说是改编,却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创作过程。从去年十一月到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为止,一共进行了五六次修改。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文化局的负责同志都在有关方针政策和创作思想等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也得到了电影剧本原作者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帮助。因此,假若说这个剧本和改编确有一些成绩值得肯定的话,首先应当归功于党的领导和上级的关怀,同时也是依靠群众力量的结果。
对于这个剧本的改编,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尽可能保持原作的精神和尊重原作者的创作劳动的基础上,使它适应京剧艺术的形式、规律和特点,在改编的第一稿里,在如何适应京剧艺术的形式、规律、特点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基本上能够在京剧舞台上演出;但我们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生活气息等方面都不能真正体现原作的精神。原来的电影剧本是作者在景颇族地区生活了几年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我们只是关在屋里,所以不能改编好。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去,尽可能将这个剧本的改编放在比较可靠的生活基础上来进行。今年一二月间,我们到德宏景颇族地区去生活了一些日子,虽然时间很短,仍旧对我们的创作有很大的好处。经过这段生活,领导上又反复帮助我们详尽地深刻地分析和认识景颇族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帮助我们在党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所总结出来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来看景颇族人民所走的斗争道路,来分析《黛诺》这出戏所反映的生活。这些帮助,对我们的创作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有关这个剧本主题的一些问题。这个剧本,我们是想通过黛诺这个主要人物的成长,来反映景颇族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获得彻底翻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想说明必须要有党的领导,景颇族人民的斗争才能由不自觉变为自觉,从而才能使他们在斗争中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巨大威力。究竟怎样才能体现出这样的主题精神呢?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景颇族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实质和意义。在电影剧本中,景颇族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几乎都得到了反映,其中有山官和百姓的矛盾,有景颇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有落后习俗和先进思想的矛盾;而所有这些矛盾,究竟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只有当我们对景颇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的社会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后,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我们更多注意了山官的剥削并不严重、生活并不富裕等表面现象,因而尽管承认景颇族存在着阶级矛盾,但又认为阶级分化并不很明显。这样,我们既要写阶级矛盾,又不敢在剧中突出阶级矛盾这条主线,反而较多地去描绘景颇族某些落后的表面现象,把一些陈规陋习当做了景颇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样,剧本中尽管表现了好些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实质却很难得到明确的解释,因而不仅把剧本的主题意义贬低了,也使观众难以看懂。后来,还是领导上及时向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着重帮我们分析了景颇族解放前后的阶级矛盾,确定了景颇族进入社会主义前的社会性质,才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景颇族各种社会现象以及各种矛盾的阶级根源,明白了景颇族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摆脱穷困落后的面貌,首要的斗争任务是必须摧毁反动的山官封建统治;我们在剧本中所要表现的党所领导的斗争,正是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切矛盾都必须围绕着这条阶级斗争的主线来发展,一切人物都必须摆在这样的斗争中来予以塑造。这样,剧本的主题就显得比较鲜明突出了。从这里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戏剧创作能否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首先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认识现实生活;如果不能认识生活的本质,也就不可能通过我们的戏剧创作去揭示生活的本质。
还有就是在景颇族人民的斗争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黛诺不可能成为景颇人的“金凤凰”;没有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景颇人不可能彻底推翻山官的封建统治,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怎样体现党的领导呢?我们最初只注意到了如何突出工作组的作用,但后来又发现:如果将工作组的戏写少了,好象党的领导就不显明了;写多了,又好象景颇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工作组在包办代替。一些领导同志反复向我们强调了政策精神、政策界限的问题,这才使我们逐渐明白,要真正能够体现党的领导,主要的不在于工作组戏多戏少,而在于工作组的一切行动能否正确体现党的政策精神;不仅要从工作组本身的行动中看出党的领导,而且要从以黛诺为代表的景颇族群众的自觉行动中看出党的政策精神和政策威力。关于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剧本中虽然还没有很好解决,但至少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点体会,那就是:剧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去深刻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如果剧作者本身没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是很难作好的。
其次,是有关这个剧本的人物塑造的问题。这个剧本,主要是表现景颇族人民的现实斗争生活,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景颇人。对于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我们过去并不熟悉。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当地的一些汉族干部,他们那种全心全意为景颇族人民服务的精神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而景颇人本身的淳朴善良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巨大热情,也使我们对这个民族产生了由衷的热爱。特别是,我们深深感觉到景颇族妇女所经受的压迫特别沉重,因而她们在党的领导下要求彻底翻身,当家做主的愿望也就特别强烈;对于党所指引的奋斗目标,总是执着追求,决不后退。这样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所以在塑造黛诺这个人物的时候,总觉得难以压抑内心的激情,总希望这个人物能一直处于不断前进之中,而不让她有任何前进和后退的内心矛盾。比如第五场黛诺被第二次抢亲,李医生救下她以后,文帅爷爷劝她仍旧离开景颇山,远走高飞,而李医生却鼓励她留下,一同带领群众进行斗争。在这里,曾经有同志认为黛诺应该产生去或留的内心矛盾,并认为把黛诺搁在这样的矛盾中来处理,正是刻划人物的有效方法;但根据我们从生活中得到的启示进一步地作了分析研究,就感到这个时候还让黛诺纠缠在去留问题上,这个人物就显然是向后倒退了,贬低了。黛诺主动回到景颇山,正是为了要彻底改变家乡的面貌,正是由于她已经懂得了要过好日子,必须自己起来斗争的道理,但怎样才能改变家乡的面貌,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她却不完全明白;特别是由于长时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弹弓不能打大雁,穿统裙的不能办大事”的因袭观念,使她一时无法相信自己也能象男人一样作领头人。在这里,也许作者正是应该掌握黛诺的这种精神状态,充分肯定黛诺要留下来进行斗争的强烈愿望,然后经过李医生的诱导,才能真正使人物继续升高一步。客观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如果景颇人没有这样敢冲敢撞、勇猛前进的斗争精神,就不可能在解放后短短的十几年中跨过几个世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无从体现党的伟大和党的政策的威力。
关于人物塑造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表现手法上尽可能适应京剧艺术的规律和特点。电影剧本的某些章节,对于表现黛诺的性格特征是非常鲜明生动的,但在舞台上,要在一场戏里表现许多环境和生活细节,是很难办到或者很难讨好的,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割爱,只集中一点,表现黛诺“挣断千斤铁锁链”、决然逃下景颇山去寻找红星的精神状态,至于黛诺这个人物性格的进一步刻划,则留待后面的戏中去逐步解决。还有另一方面的例子,比如黛诺回山的那段戏,在电影剧本里就比较简单,也许只要几个镜头就解决了,而在《黛诺》这个剧本里,我们却给她安排了大段唱词,以便能充分抒发黛诺热爱家乡、盼望家乡改变面貌的内心情绪。同时,也还考虑到给演员提供能够充分发挥表演艺术的余地。
第三,有关剧本的语言问题。电影剧本中的大部分对白,既有生活气息而又性格鲜明,读起来竟有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同时这些语言的韵律性、节奏性也很强,许多地方同戏曲唱词、念白的特点自然契合。用这种富有生活气息和民族特征的语言来抒发现代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刻划景颇人的性格,是比较有力的。从这里得到启发,我们就尽可能地根据景颇族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提炼加工,一方面是大量吸收景颇族的某些生活语汇、谚语和民歌语言,另方面又根据景颇族语言的特点进行创作。景颇族语言的特点,是善于用景颇人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来表达某种概念。他们用柚木树来比喻一个人的坚强,以清水来比喻一个人的善良,用松树来比喻一个人的正直,等等。运用这样的比喻,不仅能够以比较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而且能够表现出一定形象和意境。比如文帅讲:“景颇人的有些老规矩,象烧山的野火,把景颇人都烤焦了。”只是这两三句话,就把山官制度的残酷比较深刻地揭露出来了,同时也能使人受到情绪上的强烈感染。这种比喻的手法还有一个好处,它能给同样一个概念赋予各种不同的形象,从而显示出语言的丰富多彩。当然,我们在吸收景颇族生活语言的时候,主要是注意了这些语言和景颇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密切联系,而且要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和所要表现的内容予以选择,提炼。比如“人不学新规矩怎能长进,蝉娘子不脱壳怎能长成”,这样的话,从黛诺的口中讲出来,就比较符合她一定要摆脱陈规陋习的束缚的决心。又比如“你见过麂子咬豹子……老百姓欺负山官?”这样的话从山官的口中讲出来,也许符合他企图顽固地维护统治地位的精神状态。再比如李医生用“大树要用长刀才能砍倒,好日子要用双手才能争来”这样的话,去启发黛诺的阶级觉悟,用“勇敢的猎人遇着豹子,总是迎上前去”的比喻来激励黛诺的斗志,就更能使人觉得工作组与景颇人民的关系是亲切动人的。至于怎样使那些从景颇族生活中吸收提炼出来的语言,能够适应京剧舞台语言的特点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注意了如何加强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景颇族的语言本身就很好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础,特别是比喻的手法往往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对偶的句式,比如“弹弓不能打大雁,穿统裙的不能办大事”,“花蛇嘴最毒,山官心最狠”等等,就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语言,只要在韵脚上给予适当的调整,就很容易符合京剧唱词所要求的格式了。
比较难处理的还是道白。如果道白处理得不好,整个语言的风格就会不协调,唱、念之间就不容易衔接得紧密。我们一方面尽量把语言处理得精炼一些,尽量选择最能集中概括地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语汇,另方面也同样注意了语言的节奏、韵律,使演员念起来容易上口。
我们觉得,要写好一出现代戏,无论是创作、改编或者移植,深入生活这一课题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虽然是个边疆京剧团,但距离真正的边疆地区还很远,我们的生活基础还很差,还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努力过程,今后必须有计划地到生活中去实践、生根,有了工农兵的生活实践,才能写出很好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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