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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09-1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依靠群众,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从大寨大队的经验中得到的启示

第5版()
专栏:

依靠群众,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
——从大寨大队的经验中得到的启示
牧人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位于拔海一千米的太行山土石山区,八百零二亩耕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小四千七百六十多块,百分之九十五是坡地和梁地。年降雨量五百到七百毫米,主要集中在七、八月份。自然条件的这些主要特点,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经常遭受春旱“秋涝”(山洪)的威胁,产量很低。解放前,粮食平均亩产最高不到一百四十斤。解放初期,产量略有提高,但增长的幅度不大,也不稳定。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自一九五三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六二年的十年间,粮食亩产和总产量大幅度直线上升,一九六二年亩产达到了七百七十四斤。一九六三年遇到了特大的洪水,八月份连续七天降雨五百多毫米,相当于常年全年的雨量,百分之二十的耕地的地基被冲毁。如果把这部分被冲毁了的地基和完全失收的耕地扣除不计,其余的耕地粮食亩产为七百多斤;如果不扣除这一部分耕地,全部耕地平均计算,粮食亩产还达到了五百多斤。
大寨大队连续十年稳定增产,现在已经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规定的粮食亩产四百斤的要求,可以说大寨大队已经基本上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今后的问题是怎样进一步提高稳产高产的水平。

农业生产是在农业劳动者积极劳动的条件下,农作物生物学特性和自然条件、栽培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所种植的农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努力创造良好的栽培条件,就成为争取农作物丰收的重要问题。大寨大队是怎样认识自然,向自然开战的呢?根据大寨的自然条件,修水库防洪、灌溉,没有合适的库址。引水灌溉,山上没有水源,引远处河水提水灌溉,扬程太高。而且灌溉只能解决旱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难住大寨人,大寨群众在长期生产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根据当地常年雨量并不算少,坡地、梁地的土层也比较厚的有利条件,采取提高耕地蓄水保墒能力的办法,抗旱、抗涝。即:设法使雨季、雨天既不致造成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又能把雨水保存起来供应旱季、旱天农作物生长的需要,由土壤承担起对农作物供应水分的调节作用。具体的做法是:第一步,修水平梯田、闸山沟淤地,做到“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克服水土流失;第二步,通过深耕、深刨、客土和大量施用有机肥料(近几年每年每亩有玉米秸等五百斤沤肥还田)等措施,加深了耕作层(当地干部称之为增厚活土层),改善了土壤团粒结构,大大提高了土壤蓄水保肥的能力。全队耕地疏松的活土层几乎都在一尺左右,就象一层一尺厚的海绵。另一方面,又采取相应的措施,培养土壤的肥力,使土地成为农作物的一个储存养料充足的供应仓库,促使农作物生长“根深柢固”,增强抗灾能力。大寨大队经过加工改造的土地,十年来经受了一般旱涝的考验,保证了农业的稳定增产。这是大寨大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一条重要经验。大寨大队加深土地耕作层,提高蓄水保肥的能力,培养土壤肥力的经验,在农业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对那些发展水利灌溉的条件十分困难,但常年雨量并不太少的旱作地区,则具有特殊意义。
大寨大队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又抓住了扩大种植玉米面积这一重要环节,并巧妙地综合运用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充分发挥玉米高产的潜力。这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一)扩大种植面积。玉米是当地的高产作物。但是,由于玉米生长需要水肥比较多,过去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好地勉强可以种上玉米。现在,土地经过加工改造,每块地都可以种玉米了。并且实行带种的办法,豆子、高粱、麻子和瓜菜“四不专种”,而在玉米地里“带种”后,解决了扩种玉米同社员生活多种需要的矛盾。所以,近年来玉米种植面积已扩大到占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二)在玉米种植方面经过试验,播种期提早了半个多月。并随着播种的提早,相应地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玉米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大的金皇后等良种。(三)合理密植。根据坡地、梁地多,地块小(土地改造后,四千七百多块并成了二千九百块,平均每块也只有二分八厘),通风透光比较好,土壤肥力已大大提高等情况,普遍提高了玉米种植的密度,每亩由过去八百到一千二百株,增加到一千六百株到二千二百株。而且,同一块地里因为边行比中间通风透光条件好一些,所以,地边又比地中间种得稍密一些。(四)采取深耕、深种、深刨的“三深”种植法。实践证明这一种植法是有利于玉米生长发育的。例如深刨,当玉米第一次中耕锄草时,在距玉米根旁四五寸的行间和株间深刨六至八寸深,遍地好似一个个小鱼鳞坑,这样做有利于玉米蹲苗。同时刨后十天半月内一般都有一次中雨,雨水可以全部渗入土中,及时供应了玉米对水分的需要。不久雨季到来,雨量多,水分足,气温也高,肥料又足,玉米就愈长愈壮了。(五)增加施肥。除了施用农家肥料和氮素化肥以外,经过试验还施用了过磷酸钙的磷素化肥,促使玉米茎秆坚韧,子粒饱满,子粒出粉率比未施磷肥的提高百分之五以上。由于创造了上述的栽培条件,近几年来,全大队玉米平均亩产近九百斤,每年玉米产量一般占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所以,它是大寨大队达到稳产高产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其他如充分利用土地,做到地边、地头、地墙“三不空”;良种化;谷子、玉米育苗移栽补苗,保证不缺苗;防治病虫害;等等,大寨大队是在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努力地探索自然规律,千方百计地提高粮食产量。
这就是大寨大队在生产技术方面实现农业稳产高产的基本途径。

大寨大队向自然斗争,多快好省地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还有一条更重要、根本性的经验,这就是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化。
大寨大队依靠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并通过种试验田的方法,十年来取得了如玉米“三深种植法”等等,十四项主要的试验成果,对建成稳产高产农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充分表明了只有在群众的生产实践中才能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
认识自然,进而改造自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大寨大队十年来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量是逐年增加的。近几年来每年用工量达三万多个劳动日,比合作化前增加近一倍。全大队男劳动力全年出工一般在三百天以上,多的达到三百四十多天,做劳动日三百八十多个;妇女出勤率也很高。十年来土地加工改造用劳动日十万个,平均每亩一百二十多个,男女整半劳动力平均每年每个劳动力为土地加工改造做劳动日近一百个。实行精耕细作后,农业田间管理用工量也大大增加,平均每亩投工二十个左右。由于农业生产季节劳动力的紧张,土地加工改造则主要是依靠冬季进行的。一年有五个月左右时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其中三个多月是冒风雪严寒苦干的。他们在冬季施工中摸索规律,总结出一套办法,例如,常年备石料;选择向阳的地方施工;工地在秋收后即清好垒地边地堰的地基;未封冻前在准备取土的山坡上挖松一层土,上冻后施工取土就比较容易;施工时松土取完后立即再挖松一层,供下一次施工取用,等等。就是这些简单易行的办法,保证了冬季施工,提高了工效。加速了农田基本建设的进度。
改造自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还需要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大寨大队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的办法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他们采取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具体作法,花钱少,收效大。例如,施工所需石匠、铁匠本大队都有,土地加工改造所需的土、石头,也可以就地解决。需要购买的只是一些钢材和炸药,一年不过花百十块钱,大队的积累也完全能够解决。如果要计算投资的话,每亩用劳动日一百二十个,每个劳动日值按一元计,即达一百二十元,数目当然也不算小,但是完全是大队自己解决的。大寨大队十年来购买了三十多头大牲畜和脱粒机、铡草机等农业机械,购买化肥农药等也增加了生产费用。但除了一九五四年曾经用了贷款七千元购买牲畜,并于一九五五年全部偿还外,再没有向国家要过一文贷款和投资。一九六三年遭到了特大的洪灾,窑洞和房屋倒塌了百分之八十,也没有要国家的救济粮、款和物资,而是动用公共积累,自力更生,重建了家园。
另一方面,大寨大队在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中也得到了国家、工业的物资支援。大寨大队从附近煤窑买煤,解决了燃料,这就可以腾出玉米秸等沤肥还田。国家供应给大寨农业机械如脱粒机、铡草机和米面加工机械等,又派汽车运公购粮,使大寨大队节省出一部分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每年国家供应给大寨大量化肥。粮食部门每年拨出二万斤粮食委托大寨加工制粉条,使大寨增加了饲料来源,有利于发展养猪积肥,等等。这些支援是很重要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稳产高产农田水平的提高,就更需要国家和工业在技术装备上、农业科学技术上的支援。但是,大寨大队建成现有水平的稳产高产农田,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还是大寨群众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大寨群众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高度自觉的革命精神,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譬如在开始制订土地加工改造规划时就遇到了种种思想障碍。当时思想看法不一,说法很多:“穷山恶水的大寨,高产有困难”;“闸沟修地是好事,但山高沟深,靠咱们这点力量怎么行”;“闸沟修地是硬功夫,费工多,会耽误生产,需要国家帮助钱和机器”;“整修土地用工多,开支大,粮价不高,不如搞‘副业’”,等等。十年建设过程,经过了不少曲折,碰到了无数困难,经历了尖锐的斗争。大寨大队如果不能战胜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障碍,就不可能促使群众的革命化,就不可能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而斗争。所以,按照大寨干部和群众自己的话说,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自力更生,苦干实干。”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则把大寨大队的经验归结为:“有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有大寨式的田。”

许楣许梿的货币观点

第5版()
专栏:

许楣许梿的货币观点
石世奇

我国的经济思想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可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却为数不多,专门探讨货币问题的理论著作,尤为罕见。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后,有关货币问题的论述虽然较多了,但这些著作,或者是提出一些具体的主张,或者只是宣扬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某些有关学说,很少有独创性的理论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的二三十年间,货币问题成为一个朝野人士普遍重视的突出的经济问题,不仅有大量的奏章、书牍、论文论述了货币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而且还出现了两部讨论货币问题的专著,这就是一八三一年刊行的王瑬的《钞币刍言》(后来经过增订改名《钱币刍言》)和一八四六年刊行的许楣的《钞币论》。
这一时期货币问题之所以引起普遍重视并不是偶然的。清代嘉庆末年开始出现银贵钱贱的问题,至道光时,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严重。银价上涨,使人民的经济生活遭到很大困难,并且影响到清王朝的财政收入,这就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惊恐和对货币问题的严重注意。
银贵钱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鸦片走私引起的。中国原来是一个贸易出超和白银内流的国家,这时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大量外流,影响到银钱比价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看到货币问题和鸦片走私、白银外流的关系。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的《请严塞漏巵以培国本疏》就十分清楚地指出,当时的银荒及银贵钱贱,其原因“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而漏银的原因则由于“运银出洋,运烟入口”。其余如林则徐、魏源等也都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积极主张用禁止鸦片贸易,杜绝白银外流,开采银矿等办法来解决银荒问题。
与此同时,更多的地主阶级士大夫们,不敢或不愿意从禁止鸦片贸易、杜绝漏巵着手,而希望另寻蹊径,企图依靠货币制度本身的某些改变,来解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这些人物中,有的人主张重钱轻银,甚至废银,如吴文熔主张出与入均以钱代银,认为“钱得行,银则不偏重矣”。孙鼎臣干脆主张废银。这类主张是违背商品经济和货币本身的发展趋向的,货币的发展总是由贱金属货币走向贵金属货币,与这种趋向背道而驰的各种各样的轻银废银的主张都决不可能行得通。同时,在银日贵钱日贱的情况下,以钱代银缴纳赋税,就意味着清王朝赋税收入的减少,他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建议。
另一种意见主张发行纸币、铸大钱。早在嘉庆时就有蔡之定奏请行钞,许画山主张铸大钱,至道光十一年王瑬著《钞币刍言》刊行,力主发行纸币、铸大钱,制造通货膨胀,以搜刮民财,解决清王朝的财政困难问题。他并且用货币名目主义观点,为这个主张制造了理论基础。这部书出现后,在当时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广泛争论。一些进步士大夫曾经不断地给以驳斥,鸦片战争后刊行的许楣的《钞币论》,更是一部专门驳斥王瑬著《钞币刍言》的著作。许楣在这部著作中对货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用货币金属主义批判了货币名目主义。因此,对许楣的《钞币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且对了解西方货币理论传入我国前夕,中国货币思想的独立发展的状况也是有益的。

许楣字金门,号辛木,浙江海宁州人,生于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卒于同治九年(一八七○年),道光癸巳(一八三三年)进士,曾任户部贵州司主事,三年后“引疾归里,督课子侄”,并“殚心著述”。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在通州敦善书院任讲席。著有《真意斋诗文集》、《文集》、《随笔》,以及前述的《钞币论》。在他的著作中,只有《钞币论》影响较大,当时就有不少好评。程畹说这部书对王瑬的《钱币刍言》“逐条驳正,陈说利害,洞若观火,数年之后,推行窒碍,皆如所议”。陈其泰说这部书“信而有征”,“非武断也”。其后一些有关经济、货币问题的文选、汇编等书,也多选刊许楣的这部著作。其兄许梿(一七八七——一八六二年),字叔夏,号珊林,也是道光癸巳进士,作过知州、知府、道台等官,通文字学、医学。他曾为《钞币论》写过序文和按语,其中也有一些关于货币问题的精采见解。
许楣、许梿都正确地把货币看成是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许楣认为货币和其他商品相交换,必须是等价的。用“一星之银”“尽易肆中千万之纸”是不行的(见《钞币论》,下同),实际上,他是认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银,只能和具有相等价值的纸相交换。在这里,清楚地看出他是把货币看成商品的。他还认为,银之所以能够作为货币,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形制,因此,他把各种不同的银,都还原为一定量的银。他说过:“白纹、元丝、洋钱不同,而同归于银,何害?”还说:“有物于此,值银一两,有银杯于此,其重一两,因以杯市。推而至于十两百两皆然。”这就是说,不管白银是块状、铸币或银器,当它作为货币和其他商品相交换时,它只能是一定量的白银。许楣并没能认识到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更没有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但是,他对货币的商品性讲得这么清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还是罕见的。
由于他们对货币的这种认识,因此,他们反对发行不兑现纸币。许楣把不兑现纸币称作“以纸代钱”,把兑现纸币称作“以纸取钱”。他认为纸币只能是“以纸取钱”,而不能是“以纸代钱”。以纸取钱是“良法”,“以纸代钱”是“弊法”。为什么只能“以纸取钱”,不能“以纸代钱”呢?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银贵纸贱,银实钞虚。许楣说:“夫纸之于银,其贵贱之相去也远矣。”许梿更认为“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既然银和纸有贵贱虚实的区别,而又“非人之所能颠倒”,当然就不能互相代替了。所以他们把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斥为欺民。对于银和纸为什么会有贵贱虚实的区别,物之贵贱根据什么来“自定”,他们都不能从正确的价值论去理解。许梿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许楣却和魏源一样,陷入“有尽故贵,无尽故贱”的供求决定论的错误。
许梿根据银贵纸贱,银实钞虚和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的观点,批判了那种把货币价值看作是由国家规定的名目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今商贾用银一两只是一两,用钱一千只是一千。银钱互易,乃见低昂。钞文一贯亦只是一贯,然能令商贾之必当千钱乎?”马克思曾说:“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九——一一○页)许梿当然不能认识到这样清楚的程度,他根本不了解纸币所服从的内在法则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国家只能规定纸币的票面价值,而不能规定其实际代表的价值,实际上他已触及了名目主义货币论者把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混同了的根本错误。
而“以纸取钱”则不同。许楣认为,“千金之票,欲金而得金”,它是附丽于银而行的,并且有轻赍之便,因此,可以“以票相授受”,没有贬值之虞。国家发行纸币,也必须和钱庄的会票一样,可以随时兑现,才能取信于民,否则是行不通的。这种主张对反对腐朽的封建政权滥发纸币是有作用的。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的区别,而把国家纸币和钱庄的信用货币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只要纸币的发行量不超过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即使不兑现也不会造成纸币贬值。
许楣还反对废银为币,认为银作为货币是一种必然趋势。他说:“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惟无银。有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也。”这表达了他的两个主要观点:其一是,他认为当时的货币应该是银,并且正确地反映了由贱金属货币到贵金属货币的客观发展趋向。其二是,货币的发展是有其本身的必然趋势的,国家是不能干涉,也干涉不了的。这个观点正是金属主义货币论者的共同特点。
许梿还提到金银与纸币不同,“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由此可见,他已从现象方面看到了纸币流通和金银流通的不同。同时,也可看出,他的货币观点不仅不同于货币名目主义,而且也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在这点上,他的认识比许楣还更高一筹。

鸦片战争前后的银贵钱贱问题,是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引起的。马克思就曾经指出:“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五八九页)各种各样的把问题的症结归之于货币制度本身的说法,都在事实上起了掩盖问题实质、模糊人们对外国侵略的认识的作用。象王瑬那样的发行不兑现纸币的主张,还企图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统统转嫁给广大的人民,其性质尤为反动。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正确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货币制度本身,而在于外国侵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并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搜刮民财,他们的见解,是符合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要求,符合于人民大众的利益的。许楣兄弟关于货币问题的主张,是后一派的杰出代表。许楣认为中国本来没有白银不足的问题,到乾隆、嘉庆之间,“银之流布于天下者,已足天下之用”,“向使无漏巵之耗,虽长此不废可也”。陈其泰在《钞币论跋》中也说许楣认为“法本无弊,弊在漏巵”。认为当时的货币制度尽善尽美,可以“长此不废”,当然并不正确;但是他能明确指出当时的问题在于“漏巵之耗”,却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许楣区分了钱贱银贵和银贵钱贱,认为钱贱银贵是由于钱法本身出了毛病,他说:“泉府充溢,贯朽尘积,而银不加多,是谓钱贱而银贵”。这样,可“以疏通钱法平之”。银贵钱贱的产生,“弊不在法”,而在于“漏巵无极,以万以亿”,因此不是疏通钱法能解决的。他并举例说:“如蓄水然,均是瓮也,一溢一浅,挹其溢以注之浅,则平矣。均是瓮也,一漏一不漏,挹其不漏者以注之漏者,则几何其能平之?”许楣这些话实际上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货币问题,由货币制度本身的缺陷引起的货币问题,可通过货币制度本身的调整、改变来解决;由当时政治、经济的重大变故引起的货币问题,则不可能从货币制度的改革找到出路。这的确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许楣虽然找到了“病原”,但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在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打败了,禁止鸦片输入、杜绝白银外流已经不可能了,并且漏巵更甚,许楣和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其他爱国人士在这时除了扼腕叹息而外,也都感到束手无策了。

法美经济的矛盾

第5版()
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法美经济的矛盾
潜之
法美矛盾日益加剧是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大特点,是帝国主义阵营进一步四分五裂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和法国经济地位的相对提高,乃是法美矛盾加剧的根本原因,这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由于遭受战争的严重洗劫,生产下降很大,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比较,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当时,无论是粮食还是各种生产原料都极为缺乏。再加上连年进行的殖民战争,使得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逆差很大,经济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来恢复自己的经济和支持殖民战争,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法国共接受美“援”约一百二十二亿美元(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军事“援助”),成为西欧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还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煤炭和石油等等,在法国的进口总值中,来自美国的进口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期间,法国国际收支逆差达一百一十四亿美元,其中的四十五亿美元是靠美国贷款支付的。美国通过美“援”帮助法国,当然不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把法国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但是,法国在经济恢复和重新发展之后,却成了与美国争夺霸权的一个对手,美帝国主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为了控制欧洲,美国极力推行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企图把西欧各国组织在各种超国家的机构里,而由美国凌驾其上。但是,由西欧“一体化”发展而来的西欧共同市场却成了反抗美国的经济集团,成了法国与美国相对抗的一大资本;这里,美帝国主义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自一九五八年西欧共同市场成立以来,法国的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地位却进一步下降了。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法国的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三十,美国的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增长速度仅及法国的二分之一;在此期间,法国的出口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四点三,而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点四,增长速度还不到法国的三分之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间,法国的国际收支净收入达六十四亿美元,相当于一九五七年以来美国流失的黄金和美元数;除去还外债二十七亿美元之外,法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净增约三十七亿美元。到一九六三年年底,法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已达四十四亿多美元;而美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却从二百多亿美元减少到了一百五十多亿美元,减少四分之一以上。由于生产的发展,法国在进口上也不象战后初期那样严重依赖美国了。由于法国近年来增加农业投资、加速农业技术改革、兼并大批中小农场,实行集约经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增长;现在,法国不但已不再从美国进口大量粮食,而且还有剩余粮食需要出口。从美国进口的煤现在只占法国煤总进口量的百分之四点七;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法国已基本上不再从美国进口石油,从而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
随着法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帝国主义市场问题的日益严重,法美之间的经济矛盾也在与日俱增。
法美之间的经济矛盾,首先表现在争夺西欧共同市场的斗争上。由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这些地区的市场很不稳定;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这些地区的国家外汇都很困难,购买力十分低下;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剩商品,特别是那些高级消费品和现代化设备,不得不到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寻找出路,西欧也就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必争之地。西欧在法国的出口中占第一位,同时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于是,引起了法美在争夺西欧市场上的白热战。
当前,法美在西欧共同市场问题上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农产品问题上。法国建立共同市场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要独占西欧农产品市场。美国的农产品有六分之一要输往国外;在美国每年大约四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农产品的出超要占三分之一;共同市场在美国农产品的出超中又占据着首位,目前每年约为九亿美元左右。因此,在共同市场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对若干外来农产品征收“差额税”之后,矛盾就更加尖锐了;四个月内,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就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三。著名的“冻鸡战”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自征“差额税”后,美国冻鸡的进口税从每磅四分半美元激增为一角三分美元,致使美国对共同市场的冻鸡出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价值约达二三千万美元。再以小麦为例,美国对西欧共同市场的出口从一九六一年七月至一九六二年四月的六千一百六十万蒲式耳,下降到了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一九六三年四月的二千三百九十七万蒲式耳。为了进行反击,约翰逊一上台便立即提高了美国主要是从西欧、特别是法国进口的白兰地酒、淀粉和马铃薯粉等等商品的进口税。你来我往,各不相让,斗争愈演愈烈。
为了加强对法国的控制并绕过共同市场的关税壁垒,以资本输出来带动商品输出,美国加紧了对法国的投资活动,于是,法美在投资场所问题上展开了剧烈的争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美国对法国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亿六千万美元;到一九六二年年底,美国在法国的投资已达十亿美元,而在一九五○年时却只为二亿一千七百万美元。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美国资本在法国建立的新企业有二百七十八家;现在,受美国资本直接控制的法国企业已在五百家以上。美国资本在法国的投资总额中虽只占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但是却非常集中。例如,在法国的六家原子工业联合公司中,美国资本就渗入了其中的五家;在法国的七个石油垄断集团中,美国掌握了三个。根据法国官方公布的资料,美国资本已经控制了法国电话机生产的百分之六十,电灯生产的百分之五十,电气和无线电设备生产的百分之二十;在精密仪器的营业额中,美国公司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拖拉机工业中则占百分之四十七。一九六三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购买了法国四大汽车公司之一的西姆卡公司的大量股票,占有了该公司股票的百分之六十三,从而完全控制了西姆卡公司。美国财团还购买了法国许奈特集团钢铁公司股票的百分之二十,企图加以控制。美国资本的这种长驱直入形成了对法国的巨大威胁,引起了法国垄断资本的严重焦虑。他们把美国在法国的投资看作是美国使法国“殖民地化”的“特洛伊木马”。因此,法国政府对此已开始加以限制。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购买法国布尔机器公司的计划,就因为法国政府制止而未能实现。法美在这方面的争夺战仍在继续中。
法美在殖民地附属国的争夺战也很激烈。战后,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印度支那大挖法国的墙脚。美国在南越和老挝完全取法国而代之,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法国在经济实力恢复和发展后便展开了反攻,除了在原法国的殖民地大肆活动之外,甚至还想插足于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为了扩大国外市场,法国在一九六三年一共在国外举行了五十八个商品展览会;美国也不甘示弱,这一年参加了二十三个商品展览会,并派出了八个到处兜售商品的代表团。据估计,法国在国外的私人投资一九六二年底已达八十亿美元左右,其中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投在亚非拉美地区。美国资本则力图打入法郎区,但由于法国控制极严,死不让步,至今没有获得多大成果。由于非洲是资本主义世界重要原料,特别是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基地(例如,在美国进口的战略物资中,几乎全部的钽、四分之三的钴、二分之一的锰和三分之一的铬都来自非洲,刚果和南非的铀就更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垂涎),它也就成了法美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焦点之一。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在一九六三年已增为五亿美元,为一九五八年度的五倍。美国对非洲的私人投资已从战前不到一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十亿多美元,由于美国的国外私人投资的账面价值往往只及实际价值的一半,因此它在非洲的实际投资当在二十亿美元以上,其增长之快为法国所不及。美国资本虽未能大量渗入法郎区,但已在突尼斯、撒哈拉、西非和赤道非洲的一些国家里获得了一定的据点。法国当然也不示弱。一九六二年法国对非洲“援助”七亿美元,为美国的一倍;法国还伙同西欧共同市场国家把对“不发达国家”“援助”款项的百分之六十用于非洲的“联系国”。美国和英、法、比在刚果的公开武装冲突,更是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非洲原料产地的矛盾白热化的具体表现。
法美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美国目前掌握的黄金储备虽仍有一百五十多亿美元,但是,除去国内法定的货币准备额一百二十二亿美元,就只剩下三十亿美元左右;而美国目前所欠的可换成黄金的短期外债已高达二百二十多亿美元,黄金储备不及外债的七分之一,美元的国际地位已从根本上动摇;法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九五八年,法国的外债曾高达二十三亿一千七百万美元,而黄金外汇储备只有十亿零五千万美元,相差一倍以上;但到一九六二年底,法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已积累到三十六亿一千万美元,外债却下降到了十亿二千二百万美元,储备超过债务二倍。到一九六三年底,法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又增加到了四十四亿五千六百九十万美元,已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三位。美国的霸权地位日益衰落,法国则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并且由于掌握了可换成美元的外汇储备约十二亿美元,可要求美国换成黄金,从而能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法美两国在这方面的斗争,必将随着其他矛盾的发展而剧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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