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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09-02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坚持同兄弟厂进行对比寻找差距挖掘潜力 东北制药厂比先进形成制度 克服了骄傲自满思想保持了职工革命干劲促进了生产不断提高

第2版()
专栏:

坚持同兄弟厂进行对比寻找差距挖掘潜力
东北制药厂比先进形成制度
克服了骄傲自满思想保持了职工革命干劲促进了生产不断提高
本报沈阳一日电 东北制药总厂坚持不懈地按月、按旬和全国同行业交换生产技术情报,进行对比,寻找差距,挖掘潜力,促使本厂的比学赶帮运动一直生气蓬勃的发展。
这个工厂早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就和一些兄弟工厂建立了交换生产技术情报的关系,学到了许多经验,对提高生产起了显著作用。一九六二年以后,他们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系,主动把自己每种产品每个月的生产技术分析月报,按时寄给生产同类产品的全国各兄弟工厂,并和更多兄弟工厂挂钩。现在,已经先后和全国三十六个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建立了按月按旬交换生产技术情报的协作关系,每个月交换四十五份产品品种的生产技术分析月报。刚开始,情报的内容只有每种产品的最终收得率,而且一个月才交换一次,现在交换情报的内容已更加丰富,增加了产品质量、原材料消耗、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交换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及时了。工厂从每个月初收到的四十五份生产技术情报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上个月兄弟工厂同类产品、每种产品各道工序的生产新水平和发展趋势,新出现的生产技术经验等。这样,眼睛真正的看到了全国,做到“知己知彼”,胸中有数,头脑清醒。
这个工厂厂部设有工程师和技术员,专门负责分析研究每月收到的生产技术情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各编印一份全国同类产品、各道生产工序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的快报;每月编印一份全国同类产品、各道工序刷新全国上月先进水平、生产技术新经验新问题的简报,分送给工厂领导干部和有关车间。并且把每个月兄弟工厂的指标数据登记起来,进行长时间观察研究。各车间和小组的生产技术研究会,也都把研究兄弟工厂的生产技术情报作为一项主要内容,每旬每月接到情报之后就进行分析研究,用来鞭策自己赶上去。
这个工厂还通过经常和兄弟工厂比指标、找差距,来教育干部和职工克服“生产差不多了”、“可以松一口气了”等等骄傲自满思想,保持饱满的干劲。一九六二年,工厂三种可比的主要产品有的在全国领先,有的接近了全国先进水平,工厂被评为沈阳市和辽宁省的先进集体,有些人就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认为要把生产水平再提高一步很困难了。厂领导发现这个苗头后,就展开比指标、找差距,经过细致的对比,证明有些产品虽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可是生产这种产品的各道工序,有许多却赶不上国内的最高水平。他们对比了二十一道生产工序,只有三个小组在全国同类小组中领先,有十八个小组落后于全国拔尖的水平。于是学习先进小组,追赶先进小组的竞赛,很快地在全厂职工中展开,当年向兄弟工厂学习了二十八项技术经验,自己创造了十二项技术经验,使生产技术水平比头一年又有了大幅度提高。
这个工厂的职工从长期和兄弟工厂对比技术经济指标中,逐渐认识到:兄弟工厂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这个月你赶过了他,下个月他又赶过了你,谁想连续几个月保持领先地位,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在这种“拉锯”的形势下,只要稍稍有点自满思想,马上就要落后。这个工厂的车间干部、生产小组长差不多人人都有一本账,记着兄弟工厂同类产品、同类生产工序生产水平逐月提高的数据,用来对比观察兄弟工厂生产的变化。磺胺嘧啶车间的收得率从今年三月起,赶过了收得率最高的上海第二制药厂,可是头个月创造的生产新水平,第二个月就被人家赶过了,他们发奋追赶,在六月份又继续在全国领先。这时,他们又发现上海第二制药厂磺胺嘧啶车间的脱氯小组,收得率从原来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三六一下子跃进到百分之八十四点零八,接近了他们长期保持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三四的全国先进水平。脱氯小组的工人看到这个情报后,便把上海第二制药厂脱氯小组的记录用红色粉笔写在本厂记录的旁边,来时刻提醒自己。小组三班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开展了创造生产新水平的竞赛。工人刘桂芝在七月份,创造了收得率百分之八十六点六五的新水平,为全组进一步提高收得率,保证小组和整个产品继续领先指出了可能性。
这个工厂为了教育职工毫不自满,还经常在每道工序三班之间、个人之间进行对比,把生产最好的人评为生产能手,组织大家向生产能手学习,促使比学赶帮运动持久深入展开。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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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
哈萨克族人民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生活已经起了根本变化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一日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伊尔哈力,在自治州成立十周年前夕接见本社记者时说,作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光荣一员的哈萨克族,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已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哈萨克族人民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获得巨大发展,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共二十四个县市,面积约三十多万平方公里。这里是我国哈萨克族的主要聚居区,全州一百多万人中,哈萨克族占一半以上。伊尔哈力是哈萨克族,他以亲身的经历,向记者畅谈解放以后哈萨克族人民的巨大变化。
伊尔哈力说,在旧社会有这样一句谚语:“牛毛擀不成毡,哈萨克当不了官”这句话不是对所有的哈萨克族人都适用的,因为哈萨克族内部少数封建统治者,可以用牲畜和金钱买官做,任意欺压和盘剥劳动人民。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那时确实是无权的,在剥削阶级的眼里,他们比牲畜还下贱。解放后,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哈萨克人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以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了自己的代表。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州人民委员会中,哈萨克族代表和委员差不多要占一半。这些由哈萨克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和委员,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很多人过去是穷苦牧民。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哈萨克族的干部已经大批成长起来,行使着当家作主的权利。至于在公社和公社以下的基层单位中,基本上都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其中大多数既是走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又是生产上的能手。他们生活在群众当中,深受群众的爱戴,在各地区各个战线上,出现了大批先进人物。
这位哈萨克族领导人说,解放前哈萨克族处在极端贫困和衰落的境地,牲畜数量不断下降。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州只有三百多万头牲畜,大多为牧主所有,牧民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解放以后,国家发放了大量贷款,帮助贫苦牧民安家立业。对于无牲畜户,每人发给几头牲畜,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到一九五七年,全自治州的牲畜头数发展到六百多万头。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牧业的大幅度增产创造了条件,现在全州有将近一千万头。这是因为:首先,公社规模大,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安排牧场,合理利用草原。其次,公社牲畜多,可以按品种、性别、口齿、毛色等进行分群放牧,实行科学的饲养管理办法。再次,公社力量大,可以大搞牧场基本建设,盖了大批棚圈,修了许多牧道,保证了牲畜安全转移牧场、安全过冬。另外,公社还兴建了许多较大的水利工程,不仅灌溉了干旱草原,还开荒造田,实行农牧结合,促使牧业生产更加迅速地发展。在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
伊尔哈力指出,由于生产的大发展,自治州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提高。过去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冻不死的一张老羊皮,饿不死的一把塔尔米(糜子)。”现在,哈萨克牧民穿的已不再是四季一件老羊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而是卡其、条绒等各色布匹和绸缎呢绒。吃的是白面、肉食和马奶子。尼勒克县红十月人民公社社员生活的变化是有代表性的。这个公社的一千三百多户社员,近几年来平均每户制了一顶新毡房。公社供销社每年的商品销售额达几十万元,仅绸缎呢绒和各色花布每年要销售一两万丈。在信用社里牧民们经常有几万元存款。
伊尔哈力说,现在哈萨克人对生活方面感到最满意的有三件大事:买卖不用跑路,有病医生找,娃娃上学到处有学校。这位州长说,解放前草原上哪有一家商店?牧民们生产的牲畜和皮张,无人收购,有时他们赶着牲畜驮着皮毛跑上几十里、几百里进城去卖。卖得贱,买的贵,一块砖茶要用几只羊去换。解放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兴起,草原上建立起以公社供销社为中心的商业网。现在每个公社都有供销社,每个大队都有门市部,为了便利流动放牧的牧民买东西,供销社还用骆驼驮货上门。国家多次提高农牧产品的收购价格,一再降低工业品的售价。这一切,大大便利了物资交流,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使草原上经济空前繁荣起来。
他说,解放前,草原上没有一所医院,许多牧民甚至一生没有见过医生,那时生病只有请人念经,或者请巫师来治,不少人就这样活活地被夺去了生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派来大批医务保健人员,免费治疗各种地方病和传染病。公社化以后,以公社卫生院为中心的医疗保健网兴建起来了。公社医院都有足够的药品和一般常用医疗器材,有的还有简易病床。卫生院除了门诊治病,还到牧场去巡回治疗。另外,各地还训练了大批接生员和保健员,大力推行新法接生等,改变了过去那种因为难产、产褥热、破伤风而造成母婴大批死亡的状况。草原上的天花早已绝迹,疟疾、痢疾等传染病,也都得到了控制。
伊尔哈力说,解放前,草原上根本没有学校,更找不到一个哈萨克族的大学生,所有劳动牧民几乎都是文盲,这样的民族怎么会不落后呢?现在不但县县都办了一两所中学,有些公社还办了初中,或设了中学班。小学教育在公社化以后就已普及了,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办有学校。在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市,还办有农、牧、卫生、师范等五个中等专业学校。近年来,已有几千名哈萨克青年,从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毕业出来。当地的哈萨克牧民都十分感激党为他们培养了哈萨克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材。
最后,伊尔哈力说:面对着今天的美好生活,在庆祝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自治州的哈萨克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人民,无不从心底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和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将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使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卫生部 中华医学会 中国地理学会 招待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外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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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 中华医学会 中国地理学会
招待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外国科学家
新华社一日讯 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今晚举行招待会,欢迎来自四大洲参加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医学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在招待会上祝贺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巨大胜利,祝各国科学家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
出席招待会的有澳大利亚、缅甸、柬埔寨、锡兰、哥伦比亚、古巴、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墨西哥、尼泊尔、索马里、叙利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的医学家。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钱信忠,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黄家驷、方石珊、林巧稚、钟惠澜、胡传揆、秦伯未,有关方面负责人张劲夫、张致祥、于光远等。
中国地理学会今天也举行茶会,招待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日本、尼泊尔和马里的地理学家。地理学会理事长、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出席茶会和大家会见。会上,宾主互相赠送了礼品。

不断比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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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断比先进
东北制药总厂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同全国三十六个兄弟厂按月按旬地交换情报,按月按旬地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不断比先进,把比先进制度化了。
人所共知,自满是比学赶帮运动的大敌;为什么会自满,又同盲目性密切相关,所以人们常常说“盲目自满”。由于盲目,就处在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状态,既不知人之长,又不知己之短,如何能不自满呢?比先进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打开人们的眼界,从别人之长,看自己之短,知了彼,才能更好地知己,不盲目自满,才能不故步自封,才会虚心地学先进,奋发地赶先进。东北制药总厂所以不故步自封,所以能快步前进,就是因为他们在不断比先进当中,克服了盲目自满,感到了真正不足的结果。问题十分清楚:要使学先进赶先进形成制度,首先就要把比先进制度化。
毛泽东同志说:“比较是对立的统一”,意思是通过比较,把别人的先进处作为自己的落后处的对立面,然后促进自己的落后向先进转化。因此,比较的方法,也就是辩证的方法,是促进客观事物发展的方法。东北制药总厂的生产所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是因为他们坚持运用比先进的方法,从整个产品到每道工序,从过去状况到将来的发展趋势同别人比较,把比先进这种“对立的统一”方法贯彻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去。问题同样十分清楚:为了坚持做促进派,就不能不坚持比先进的制度。
因此,坚持比先进,实质上就是从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坚持不断革命,这就是东北制药总厂这条新闻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互相交流互相促进——访东非科学院科学代表团团长瓦萨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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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访东非科学院科学代表团团长瓦萨沃教授 本报记者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首都几个同业的同志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地点,访问了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东非科学院代表团团长瓦萨沃教授。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他那非洲黑人朋友所特有的热情、纯朴的风度,使我们感到虽是初次见面,却象旧友重逢一样无拘无束。
瓦萨沃教授是东非科学院副主席,乌干达麦克里尔学院副院长、动物系教授。这位黑人教授,在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学术活动中,非常活跃,他不仅参加了自己专业的学术讨论,还和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广泛交换了意见,探讨共同有兴趣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如何发展本国科学事业的问题。因此,谈话一开始,他就对记者说:“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的许多论文,对东非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很大价值的,其中有些直接解决了东非各国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举例说:“东非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是,农作物病虫害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而这次好几个国家的代表提出了有关防止农作物病虫害的研究成果,如中国代表提出的防治小麦病虫害的问题,对于我们解决小麦病虫害就很有启发。”他还说他们代表团团员中,有一个大夫,对于会上有关医学的论文很感兴趣,表示要好好交流交流经验。
接着,瓦萨沃教授谈到东非科学院的工作,他说:“东非几个国家独立以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成立了东非科学院。东非科学院现在在乌干达、肯尼亚、坦桑联合共和国设有分支机构”。我们的黑人朋友以兴奋的、自豪的语气说:“这是东非独立以后,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搞起来的科学研究机构”。
是的,这怎能不自豪呢?受着殖民统治、压迫达几百年之久的东非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才两三年(有的如肯尼亚还不到一年)以后,就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有自己的黑人教授、科学家担任领导。这在东非科学史上确实是一件大事。
“你们准备怎样发展你们的科学事业呢?”记者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问。
瓦萨沃教授滔滔不绝地说:“我们制订了几个原则,一个原则是向广大人民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东非科学院的成员要向群众做报告,还通过电视、广播、表演等活动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另外一个原则是东非科学院的研究目的是要解决当前人民生活和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防治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如何发展农、牧业等问题就很紧迫,需要立即开展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不准备花很多时间研究对解决东非当前现实问题无关的纯理论问题”。
这时记者不禁想起了瓦萨沃教授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东非的科学以及野生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便问他:“这一研究工作是否也是从这一目的出发的呢?”
瓦萨沃教授一面点头,一面告诉记者:
东非的野生资源非常丰富,那里有广阔的平原以及数目惊人、品种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有些可以供人观赏,有些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可以供人民食用。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利用这一天然资源。他自己正在研究如何保护、猎取以至驯养这些野生动物。可以想见,这位黑人朋友的研究工作,对于改善东非人民的健康状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起着良好的作用。
这位年轻的黑人教授、东非黑人当中有威望的动物学家对东非科学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东非科学研究的天地是广阔的,东非科学研究的前景是美好的,我们要好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科学交流活动,从而促进四大洲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

发展科学的引路标——记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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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科学的引路标
——记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 新华社记者
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前夕,记者去访问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著名化学家卡里穆拉博士。这位来自伊斯兰教国家的科学家,劈头就问记者:“你知道麦加吗?”
“那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呀!”记者一面回答,一面思索着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常识性的问题。
“对!那么,你知道科学上的‘麦加’在哪里吗?”
记者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只得请教卡里穆拉博士。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一手指向西方,说:“在西方!”
我们不禁楞住了。但是,卡里穆拉博士随即用另一只手指向东方,以更宏亮的声音推翻了他自己方才的结论。他说:“那是过去的概念。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在东方,而无须到西方去寻求科学的‘麦加’。在东方,我们找到了发展科学的引路标。”
卡里穆拉博士的这种看法,集中地反映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三百多位科学家对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评价。这些天来,在绿树丛中的北京科学会堂的每一座学术报告厅里,在灯火通明的会议室中,在幽静的林荫道上,科学家们到处在议论着北京科学讨论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国际知名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认为,北京科学讨论会“在科学领域中刮起来的一股新风,必将压倒旧风”。墨西哥数学家卡斯蒂略强调说,“四大洲的科学家来到了美国不能控制的地方开会,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冶金专家谢努达博士指出,“这次讨论会的成功,标志着少数国家垄断科学的局面已经结束了”。玻利维亚哲学家巴切科说,“北京讨论会对世界各国民主、进步的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著名地质学家格兰特—麦基热情地赞扬道:“新兴国家的科学已经站立起来。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个新生的巨人多么有力地迈出了第一步!”。
听了这一切,人们不禁要问:来自四大洲国籍不同、信仰不同的科学家们,为什么从内心深处对北京科学讨论会发出了异口同声的礼赞?为什么他们不再把“先进的”西方看做是科学的圣地,而要在“落后的”东方寻找发展科学的引路标?
当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们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他们都纷纷指出,这是他们从多少年来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和人民日益觉醒的结果,也是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巨大成果给了他们新的启示。
几百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的我们四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长期以来,曾经把摆脱贫穷、落后和愚昧的殷切期望,寄托于“先进的”西方。可是,“先进的”西方给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四大洲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科学家,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或迟或早地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在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上,这种情况也得到了反映。
来自非洲马尔加什的教育学家艾梅,在讨论会上向人们谈到过这样的事实。美国的通讯社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通讯社,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宣扬,说什么美国正在通过“文化援助”来帮助非洲国家扫除文盲。而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呢?一年中,可能有那么十几天,美帝国主义“和平队”的“勇士”们,运用种种欺骗的手段,引诱非洲国家城市中的一些知识青年,携带着美国的电影、教科书、纸笔、黑板,坐着美国汽车下了乡。农民们被强迫集中到一处,然后又“说服”他们强作笑脸,装出一副愉快地接受“教育”的样子来上课。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大批美国记者、广播员、摄影师,又是照象,又是拍电影,又是实况录音,一场恩赐的“扫盲”活动就这样开始了。艾梅先生苦笑着说:“当这一切活动结束以后,‘扫盲’也就结束了。年复一年,我们非洲的文盲还是文盲。美国人用欺骗的手腕窃取了‘援助’不发达国家的美名,而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贫困、落后和愚昧永远留给不发达国家。”
当然,所谓美国“援助”的真正目的还远远地不止于此。来自柬埔寨的金边理学院院长蒲西宇的一次亲身经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学硕士布迪雅佐夫人揭发的事实,也许更加发人深思。
蒲西宇曾经代表柬埔寨同美国签订一项协议。这个协议规定,由美国出资帮助柬埔寨建立一所中学。学校尚未开始建设,美国就先提出,将来学校的教师要全部由美国人担任,教学内容由美国规定,甚至教学器材也全部要用美国的,并且要由美国人来监督使用。蒲西宇说:“我们拒绝了这些条件。我们宁愿承担科学文化上暂时落后的痛苦,并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这种痛苦,而不愿再过那种丧失自由的奴隶生活!”
布迪雅佐夫人在会上揭露,自从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企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印度尼西亚,并且对它进行过多次的军事威胁,妄想迫使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再次从属于帝国主义。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坚持反对由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一手拼凑起来的“马来西亚”时,美帝国主义就停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一切“援助”。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正象苏加诺总统所说的那样,全国一致向着美帝国主义发出了严正的怒吼声:“让你的‘援助’见鬼去吧!”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严正声音,得到了一切具有共同遭遇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扬。在当天的会上,当布迪雅佐夫人向与会各国科学家转达印度尼西亚人民这种严正态度时,会场上立即活跃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各国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伸张人类的正义,还纷纷谴责美帝国主义利用现代科学成果作为侵略战争的手段,作为屠杀人类的工具。越南南方代表团团长阮文孝教授在向与会全体科学家所作的报告中,全面地、集中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罪行。阮文孝教授控诉说,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使用了凝固汽油弹、磷弹、红外线枪等新式武器,使用了大批直升飞机,甚至使用了为国际公法早已禁止的多种化学毒剂。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撒下的大量化学毒剂,已经使两万多人中毒死亡或受伤,使三十万公顷以上的庄稼毁坏。就在阮文孝教授作了报告以后,有四大洲的二百七十位科学家,先后在一份抗议书上庄严地签下他们的名字,抗议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他们在抗议书上写道:我们“本着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科学家应有的良心,坚决抗议美帝国主义最近对越南的愈发凶暴的侵略”。
这一切事实表明,四大洲各国正直的科学家们,已经从长期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的生活中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企图垄断现代科学技术并且利用它们来干涉和控制其他国家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把现代科学成果当成了压迫、剥削和屠杀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的工具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可能帮助别人发展本国的科学事业。我们四大洲各国人民要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科学事业,决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不能以西方为师,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刚刚闭幕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正是四大洲各国科学家们共同来开辟这条道路的新起点,是四大洲各国科学事业大发展的新开端。
在这次科学讨论会开会期间,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曾经着重地指出,长期遭受别人欺凌和奴役的国家的人民,有时候往往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估计不足,而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却不能不令各国科学家们受到鼓舞,受到激励,从而增强了进一步发展本国科学事业的无比信心。人们已经知道,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收到的科学论文,总数竟达二百九十九篇之多,论文的内容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面对着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和人民创造出来的这样丰富多彩的智慧结晶,许多科学家不禁眉飞色舞,无限欢欣。他们当中有的人说,北京科学讨论会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四大洲人民创造新科学的巨大潜力。有的人说,我们被压迫的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就将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有的人说,我们不仅从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学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自力更生这个方针的伟大生命力。
“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加强遭遇相同的兄弟国家之间真诚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合作,这才是我们四大洲各国人民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唯一正确道路。”——类似这样的话语,类似这样的观点,在整个北京科学讨论会进行期间,人们都可以从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口中听到。科学家们指出,北京科学讨论会向人们展示的这条道路,也正是继续冲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科学的垄断的唯一正确道路。
说到各国科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所充分发扬的平等协商和真诚合作,人们都是有口皆碑,赞扬备至。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著名数学家奥比,过去也参加过一些由西方国家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主持的国际科学会议,受到过种种歧视。这次,当人们问到他对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印象时,他立即脱口而出地说:我们非洲人能够在这个有这样多国家参加的国际科学会议上同大家一样平等相处,有权利宣读自己的论文,参加各种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会议已经创造了一个将发生深远影响的新风格。越南著名农学家裴辉答指出,这次会议充满了一种友好、团结和协作的气氛,人人都是主人,都对会议具有一种责任感。来自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哲学家胡安·莫拉也强调说,四大洲各国人民在这次讨论会上结成和发展了的友谊,是各国人民增强相互了解的最好桥梁之一。
现在,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已经胜利闭幕了。在前天举行的闭幕大会上许多科学家都在讲话中以充满了感情的语调说:“让我们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再见吧!”泰国素旺那本教授更是满怀激情地说:当着一九六八年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揭幕的时候,在我们四大洲将会出现更多的民族独立国家,派来更多的科学家,使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获得更巨大的成果。
各国科学家对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的高度评价和对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殷切期望,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陈毅副总理在前天招待各国科学家的宴会上说过的一段话:“我们新兴独立国家不仅已经以政治上先进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可以预期,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必将以经济、科学、文化上先进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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