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5-25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社员越是热爱集体不顾自己
干部越要坚持政策执行制度
河底大队爱护群众积极性群众更加爱护集体
新华社太原电　记者冯东书报道：山西省晋城县鲁村公社河底生产大队，在社员群众发展集体生产的热情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注意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促使社员更加关心集体生产，扎扎实实地学赶先进。
这个大队，由于今年年初以来在社员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组织社员学习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广大社员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各生产队都经过民主讨论，制定了学先进赶先进的计划。许多社员只要看见是对集体有利的事情，就自动去把它做好。谁在地里踩出一条小路，有人就自动去找些带刺的灌木把它拦断；麦田靠近路边的地方，有人自动去扎上一道保护麦苗的篱笆；汽车运来了磷肥，一批年轻力壮的社员就利用下工后的空闲时间把它担回来；队里的平车坏了，有人自动去修好；在队里规定的假日里，总有人下集体地去找活干；天下了雨，通往田间运肥的道路泥泞不好走，总是有人自动担来沙子把路垫好；个别人干活不合乎要求，旁边就有人说：“凭你这样干活，还能赶上先进！”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部就以为只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就行了。生产队里讨论劳动定额，有的人提出：“劳动定额可以不要了，现在谁还斤斤计较那点工分；出力干一天活，记上一个工就行了，省下许多麻烦。”这种情况，引起了党支部的重视。党支部认为：要使大队的生产迅速赶上先进单位的水平，需要把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而要做到这种地步，除了提高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以外，还必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因为社员觉悟高了，就不注意执行政策。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这个大队的干部，就时刻注意政策问题，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他们首先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生产队发动社员民主讨论，改进了有关的制度。他们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按定额记工分，并且不时地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调整。今年春天雨多，地湿不好犁，定额就从原来的每犁三亩记一个工改为每犁二亩半记一个工。每个社员每月投工多少、投肥多少，生产队按月公布。投肥分等论价，超额投肥的到年终结算时给予奖励。超额投工的，按月结算公布的时候，就把应奖励的工分也公布于后。
这个大队的各个生产队队部的墙上都挂着一本“功劳簿”，谁看见了好人好事，谁就记在上面。今年一月到四月底，四个生产队在“功劳簿”上记了功的社员，已经有九十三人。“功劳簿”上记着：女社员任先肉每次下地干活的时候，总是自动地给地里捎一担粪；社员魏喜发一月份当上生产队保管员以后，额外做了不少工，他用砖在库房里垒了一些存放种子的格子；羊工魏保元今年每天放羊的时候，还给队里拾一小篮子羊粪。像这类劳动成果，日积月累，数量很大。队里就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对任先肉、魏喜发和魏保元额外干的这些活都算成劳动日，记了工分。“功劳簿”上所记的大量是小事情。队里对那些自觉自愿为集体干了小事情的社员也都定期表扬，有的辅以物质奖励。
除此以外，河底大队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按照规定，坚持执行了放假制度，使社员有时间去种好自留地和处理私人的事情。
河底大队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坚持贯彻执行政策的结果，社员们更加关心集体，热爱集体，劳动积极性更高。全大队今年春天对一千三百多亩梯田修了地埂和里切外垫，在山地上填起十二个大豁，每亩春播地比去年多上了三十担底肥，有二百多亩玉米实行了沟垅种植。他们以同样多的劳动力干出的农活，比去年同期多了两成。整个春季生产搞得很好，和往年大不一样。干部和社员对实现今年学先进赶先进的增产计划，都觉得满有把握。（附图片）
中共四川荣昌县委的干部扎扎实实种试验田。这是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永钦（左）和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陈良位在试验田车水。
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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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话为什么多起来了？
——某团后勤处不断改进作风的一个侧面
饶尚松
不久以前，广州部队四好标兵处——某团后勤处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多起来了。
电话为什么多起来了？后勤处长程乐珍像听到什么信号似的，认真地想了又想。为了找出答案，他在电话旁边整整蹲了一天，又翻阅了一个时期的电话簿，觉得这里边确实有问题。比如，三月二十一日三营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们紧急集合时，没有按规定携带弹药，受到批评，现在要请示今后战备弹药究竟怎样携带？程乐珍到三营去了解，原来新发的弹药箱太重，弹药如何携带有新的规定。但是，传达这个规定时，只是打电话简单地向连队讲了一下，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同连队干部面对面地商量解决。结果，三营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这件事又说明什么呢？说明后勤处的干部下连队的脚步不勤了，凭打电话办事是要出问题的。
广州部队四好标兵处的领导干部，过去重视抓思想工作，经常下连队，被誉为面向连队的一面红旗。获得这些荣誉后，很多同志都是兢兢业业，继续努力；但是，也有人松了一口气，没有继续努力提高工作质量。这次新发弹药箱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证明。这里还有另一件事：后勤处给三营某连修好了两个马鞍子，但是没有当晚送去。有的同志觉得，明天送去也一样。可是没有想到，如果当晚有任务，这个连就有两匹马不能配鞍，不能驮炮，这就成了大事！后勤处的同志们对这些事情进行了讨论，又学习了毛主席有关不断革命问题的论述，大家深深感到，自满松劲，是工作失败的开始，应当不断革命，永不骄傲，永远前进！
这次学习以后，后勤处人员下连的脚步又勤快了起来。他们给连队打的电话减少了，连队给他们打的电话也减少了。后勤人员蹲在连队，连队有什么问题，当面研究，当时解决，领物缴物，报销账目，一概到连，连队还有什么事要打电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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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可忽视政策
在河底大队里，有那么多社员，自动去做有利于集体的事情：谁在庄稼地里踏了条小路，就有人自动去找灌木拦路护地；汽车运来了磷肥，就有人自动利用下工后的空闲把它担回；队里的平车坏了，就有人自动去修理；天下了雨，就有人自动担沙垫路；在假日里，总有人自动下集体地去干活……
这是在社会主义教育、学大寨、学解放军的过程中，显现在河底大队和广大农村里的一种新气象。找灌木，运磷肥，修平车，担沙子，这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一经河底大队的社员们自动去做，便显得不平常了。这不平常处就在于：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脑子里盘算的不是为了给自己多挣几个工分，个人可以得到多少报酬。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该为集体和国家多做些好事，该为社会主义大厦多添些砖瓦。他们的思想中，他们的风格里，闪耀着共产主义的火花。
这种思想和风格，理当受到珍视，这是没有人有异议的。然而，如何才算是真正的珍视呢，看法却不一样。河底大队的一些干部，看到这种思想和风格可贵，就认为今后只要抓紧思想工作就行了，党的政策和队里的各项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在一次讨论劳动定额的会上，有人认为，这个么，可以不要了，现在谁还斤斤计较那点工分！干一天活，记一个工就行了，省下许多麻烦。一句话，他们只看到发扬好风格，却忘了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河底大队党支部不同意这些干部的看法，他们认为，要把一切能调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使大队的生产迅速赶上先进单位的水平，除了提高群众觉悟以外，还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首先是正确执行按劳付酬政策。这种看法，显然是完全正确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要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而且要像毛主席所说的，“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使共产主义思想居于指导地位。然而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的发扬，首先乃是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的结果。而继续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又正是为了继续保证有力地贯彻执行党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做好思想工作和贯彻执行政策，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当群众觉悟越来越高的时候，越要正确执行政策，来巩固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当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动找灌木，运磷肥，修平车，担沙子的时候，越需要像河底大队党支部那样，在抓紧思想工作的同时，坚决按政策办事，该调整的劳动定额一定要调整，该记的工分一定要记，该多记的工分一定要多记，该奖励的社员一定要奖励，该公布工分账的时候一定要公布，该放假的时候一定要放假。这样，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劳动热情才能巩固持久，并继续不断地向新的境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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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
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
据新华社上海二十四日电 以努力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为目的的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昨天在这里开幕。
这一届音乐会是在上海和华东各省音乐舞蹈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的联系有所加强，群众歌咏活动相当活跃的情况下举行的，规模比以往历届要大。音乐会期间，将分别在九个剧场同时演出十七套音乐舞蹈节目。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上海四十多个专业和业余的艺术团体，华东六省和南京部队、福州部队、济南部队也应邀组织演出队前来参加。
正在上海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朝鲜、古巴、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南方、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等外宾也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举行以后，由三千名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具有伟大时代气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气势反映了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受到全场一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一届音乐会演出的节目内容丰富。除了昨晚演出的大型歌舞表演专场以外，还有“毛主席诗词演唱会”、“民族音乐”、“儿童音乐”等九个专场演出。闭幕时，将举行由五千人参加的“歌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歌唱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群众歌咏大会”。
今年“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节目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人民生活中的新人物、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也有反映我国人民革命斗争、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题材，以及经过推陈出新的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曲目。很多节目采取小组唱、表演唱、边舞边唱、说唱、吹打唱，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演唱形式。
在这届音乐会举行期间，上海和各地音乐舞蹈工作者将举行多次座谈会，交流经验，探讨群众歌曲、声乐、器乐、舞蹈等创作和表演艺术如何进一步实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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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登山队离拉萨来京
新华社拉萨二十四日电　胜利征服希夏邦马峰的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今天离开拉萨取道青藏公路去北京。当登山队同拉萨告别的时候，各界代表曾热情欢送他们。
登山队在拉萨停留期间，队长许竞、副队长张俊岩和队员邬宗岳等，曾应邀向拉萨市职工和部队官兵作了征服希夏邦马峰的报告。中共西藏工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领导人，还接见了登山队员。
登山队科学考察组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今天也同道去北京，其余人员将在晚些时候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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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得到类似的启发
办公室里装电话，是为了上通下达，左右联系。打电话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作为领导机关，假若一天电话铃声不断，下面请示的事只通过电话来谈来解决，这就有问题了。
电话多了，说明基层单位有许多问题要找上面解决；电话多了，说明工作交代不够清楚，需要打电话来问；电话多了，说明“下连的脚步不勤了”；电话多了，也说明在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上，有松劲的苗头。
领导机关一些作风上的缺点，往往是在一些平常的小事上反映出来，由一些平常的小事积累而成的。不断发现它，克服它，就能逐渐养成办事认真、工作扎实的好作风。
某团后勤处从电话铃声中听出了问题，我们不是也应该从这铃声中，听到一些颇为有益的东西，得到一些类似的启发吗？（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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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盟上海等地支部纪念“五·二四”七周年
愤怒谴责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罪恶阴谋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广州、旅大市支部和福建省支部筹备委员会，二十三日分别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人民“五·二四”反美爱国大示威七周年。到会的台盟盟员和台湾省籍同胞，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罪恶阴谋。
台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谢雪堂说，美帝国主义最近散布的“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谬论，实际上是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翻版。他严正警告美国侵略者，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根本不存在什么“归属”问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容任何人干涉。
台盟广州市支部主任委员丘琳指出，同美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今后，不管美帝国主义玩弄什么花样，都将遭到彻底破产，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侵略者必须从台湾滚出去。
台盟旅大市支部主任委员陈文、台盟福建省支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天强在发言中还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奴役台湾人民的罪行，他们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并坚决支持他们为反抗美国侵略者所进行的爱国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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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集会热烈庆祝自治县成立十周年
据新华社昆明二十三日电　云南边疆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各族各界代表最近热烈庆祝自治县成立十周年。
五月十八日，自治县各族各界代表八百多人在县城举行了庆祝会。自治县县长刀有才（哈尼族）在会上讲话时指出，自治县成立十年来，在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部地区都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几千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制度，并且成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全县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八。自治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十年来水利灌溉设施增加一倍以上，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一半多，使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增长一倍；茶叶产量增长两倍多，甘蔗增长一点三倍，生猪增长一点八倍，手工业产值增长三倍以上。过去这里交通闭塞，现在已修通了全县人民渴望已久的思茅到江城的公路。文化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十年来，小学学生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中学学生人数增加一倍多，各区都有了卫生所，并培养出一批本地少数民族的医务人员。在各项工作中还培养了近三百名的当地民族干部。
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代表、思茅专员公署副专员张宗法等也在庆祝会上讲了话。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成立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思茅专区的边境上，南面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王国接壤。全县面积约两千平方公里，人口约四万人，包括哈尼、彝、傣、汉、瑶、拉祜、回等十二个民族成分，而以哈尼和彝族为主。主要出产有稻谷、茶叶、紫胶、大牲畜、芝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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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举重和八单位击剑锦标赛结束
举重比赛打破十四项全国纪录，其中有一项打破世界纪录，是近几年来打破全国纪录最多的一次全国比赛
据新华社上海二十三日电 一九六四年全国举重和八单位击剑锦标赛今晚在上海结束。在七天的锦标赛中，共有十三名选手打破了十四项举重全国纪录（包括陈镜开打破一项世界纪录），是近几年来打破全国纪录最多的一次全国比赛。
解放军二十六岁的选手汪宗良以四百四十七点五公斤的总成绩（推一百五十七点五、抓一百一十七点五、挺一百七十二点五）打破了河北选手王立钧保持的四百四十二点五公斤的全国纪录，获得重量级冠军。他在推举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试举中，还以一百五十五点五公斤和一百五十七点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他本人保持的一百五十五公斤的全国纪录。他第四次挺举的成绩达到了一百七十六公斤，也打破了王立钧保持的一百七十五公斤的全国纪录。
获得亚军的是解放军另一名二十六岁的选手吴福林，总成绩是四百三十五公斤（一百四十五、一百二十、一百七十）。他在挺举的第四次试举中以一百七十五点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了全国纪录。
河北二十四岁的彭广珠以一百四十一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重量级抓举一百四十公斤的全国纪录，并以四百三十二点五公斤的总成绩（一百三十五、一百四十、一百五十七点五）获得第三名。
获得第四名到第六名的是：福建高明顺，湖北游光勤和上海苗延治。
击剑比赛的最后一个项目——男子花式剑决赛也在今天结束，八名选手经过四个半小时的循环激战，南京选手容卓孚以七战六胜一负的战绩赢得冠军；亚军和第三名分别是上海艾大钧和北京陶金汉。
今天下午还进行了由十二名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选手参加的轻量级、中量级和轻重量级的乙组举重比赛，获得冠军的分别是：轻量级上海十七岁的杨根发，中量级北京十九岁的马守疆，轻重量级南京十七岁的严虹光。
这次举重和击剑比赛是分别从五月十七日和十九日开始的。在七个级别的举重比赛中，解放军队得分最多，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是：福建、湖北、上海、四川和江苏队。
在四项击剑比赛中，南京选手获得了三项冠军，除容卓孚获得男子花式剑冠军外，颜虎清和庄杏娣分别获得了男、女轻剑冠军；上海选手陈静析获得了男子重剑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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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美援鸦片”毒害下的台湾经济
申万起
“美援之最大害处，正在于它……成了鸦片：起初吸用，是为了治病，后来却成瘾，而不可一日分离。”这是四月三日的台湾《大华晚报》对于美国“经济援助”的评价。这番话出自对“美援”一向颂扬备至的蒋帮报纸之口，并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台湾经济在“美援鸦片”的毒害之下，确实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
“美援”控制了台湾经济命脉
据台湾报纸报道，自一九五一年会计年度（下同）至一九六三年，美国给予蒋匪帮的“经援”总额，共达十三亿七千多万美元。通过“美援”，美帝国主义将侵略触角伸到台湾经济的各个部门，逐步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
蒋匪帮出版的《台湾年鉴》透露，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蒋匪帮的财政总开支平均每年约一亿七千多万美元，同一时期，蒋匪帮平均每年获得“美援”约一亿一千多万美元，占蒋匪帮财政总开支的五分之三以上。在台湾全部固定投资中，“美援”资金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九；在台湾进口物资总额中，“美援”物资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其中农产品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九。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对台湾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日益增强。据蒋匪帮官方公布的数字，到一九六○年，“美援”资金在台湾的电力工业、自来水业和煤气工业中已各占百分之六十八，在肥料工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在交通运输业中占百分之二十八，在矿业和制造业中分别占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二十四，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十八。
随着“美援”的入侵，美国在台湾设立了庞大的经济侵略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驻台美援公署”，下设五十多个分支机构，操纵着“美援”运用的大权，实际上成为蒋匪帮的经济决策机关。一九五八年，有关机构并规定下列事项必须由美蒋双方“联合”作出决定：（一）关于“美援”与财政、金融、外汇、贸易各项措施之配合协调事项；（二）关于“美援”与经济建设以及教育文化工作之配合协调事项；（三）关于编拟“美援”运用计划之审议事项；（四）关于“美援”物资及相对基金暨军经“援”配合之审议事项；（五）其他有关“美援”运用事项。这些规定表明，美帝国主义不但无孔不入地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并借“美援”之名行其霸占台湾之实，已到了什么程度。
“美援”实际上是“援美”
美国在“经援”形式上搞了许多花样，有计划型及非计划型“防卫支助”、“开发贷款”、“小型工业贷款”、“四八○号公法剩余农产品”和“技术合作”等十多种名称。但是无论它玩什么花招，都掩盖不了“美援”的侵略本质。
所谓计划型“防卫支助”，主要是对蒋匪帮修建电厂、道路等特定工程的“援助”，实际上是打着“援助”的招牌对这些产业部门进行渗透。接受这种“美援”的主要是蒋匪帮官营的工矿、交通等企业。“美援”的大举入侵，使这些官营企业大都名存实亡。例如蒋匪帮“经济部”所属的台湾电力公司等十五个官营企业，资金总额是二百二十亿元台币，但负债总额却达一百二十多亿元台币，其中有七十六亿元台币是“美援”贷款。到一九六二年，仅台湾电力公司的“美援”资金就控制了这一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四。一九六二年起，美国又把“防卫支助”改为条件更加苛刻的“开发贷款”。这种贷款除了继续在“援助”的幌子下向台湾的重要经济部门渗透以外，还拨出一部分款项作为“小型工业贷款”，专门向台湾民营工商业渗透，摧残台湾的民族工商业。
非计划型“防卫支助”，目的是免税向台湾推销美国剩余物资和剩余农产品，攫取高额利润；然后再以出售所得作为“相对基金”，贷给台湾公私企业，进行高利贷剥削。自一九五七年起，美国把这项“美援”物资逐步改归“四八○号公法剩余农产品”项下供应，到一九六二年，连续倾销了七次，共值二亿美元，使台湾农业受到严重打击。
接受“美援”的条件十分苛刻。据台湾报纸报道，“美援”贷款的年息一般是三分五厘至五分五厘，利率比美国国内高出几倍；另外还规定这些贷款必须购买美国货和用美国船装运，而美国货的价格要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运费比一般国际船价高百分之五十至两倍；贷款到期如不能还本付息，民营企业须以厂房和机器设备抵偿，官营企业则必须加价以提高偿还能力。例如台湾电力公司和台湾铁路局为了偿还“美援”贷款，就曾七次提高电费和三次提高铁路客运费，其中电费提高的幅度达到百分之二百。蒋匪帮“经济部长”杨继曾公开承认，电费加价“是美国要求的”。前台湾铁路局局长陈舜畊也说，铁路加价是因为每年要偿还一亿四千多万元台币的“美援”本息。
“美援”所造成的恶果，连台湾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美援”实际上是“援美”，是“专为美国利益打算”的“吸血的高利贷”，是“还不清的阴债”。
“美援”造成台湾经济严重恶化
在“美援”的打击和蒋匪帮的掠夺下，台湾的工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经济情况不断恶化。
由于“美援”物资的大量倾销和美国资本的大举侵入，加上蒋匪帮的横征暴敛，台湾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按照蒋匪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一九六二年台湾工农业生产的所谓“成长率”，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平均数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五；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平均数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二，其中工业生产降低了百分之一，农业生产降低了百分之三点五，林业、渔业和牧业降低得更多。在以上数字中，还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据美国通讯社报道，美国专家根据蒋匪帮所供给的“原始资料”计算，发现蒋匪帮的上述统计“高估了百分之十八”，这说明台湾的实际生产水平远比上述数字为低。工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和衰退，严重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各个方面。在财政收支方面，尽管蒋匪帮一再加捐加税，一九六一年的财政赤字仍达台币二十余亿元，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赤字又有增加。台湾的物价连年上涨，一九六二年上涨了百分之三点○四，一九六三年又上涨了百分之六点五，其中杂粮、食油和食糖等民生必需品，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四。
随着经济恶化，台湾人民日益贫困，尤其是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惨。据台湾报纸报道，在台湾城市，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家庭入不敷出。在台湾农村，据台湾《征信新闻报》报道，台湾农民的平均收入指数如以一九五四年为一百，一九六二年已下降为百分之九十三。许多农民在贫困中丧失了土地。蒋匪帮“省议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在“省议会”曾经透露，他们仅在十九万多户“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中调查，十年来完全失去土地者就有三万八千多户。据蒋匪帮《中央日报》报道，到一九六三年年初，台湾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已达到二百三十万人，占台湾城乡劳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