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5-14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
南人
“多好的妈妈呀！”
这是一家普通的医院，普通的病房，室中央吊着一盏小支光的天蓝色电灯，病人都睡着了，轻微的鼾声更显出长夜的宁静。靠左壁一张病床上，安稳地睡着一个孩子。在病床旁边，站着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同志，浓浓的眉毛皱成一团，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焦急不安的神色。她注视着孩子的脸庞，孩子的嘴巴一动，她就俯下身子，凑近孩子，看到孩子仍然安静地睡着，她才放心地呼出一口长气。旁边一只病床上的一位病人翻了一个身，睁开眼睛，睡意蒙眬地说：“呀，你还没有睡呀，孩子吃了药打了针，没关系了，你也该休息了。”那位女同志轻声回答：“不，不要紧，谢谢您。”病人叹了一口气，说了句：“多好的妈妈呀！”就睡着了。“妈妈？”那女同志轻轻的自语，接着，她微笑了。从她又黑又大的眼睛里，显出一股自豪而激动的喜悦，她喃喃地对着孩子说：“孩子呀，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你长大了能为人民做多少事情啊！妈妈，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难道只有亲生的妈妈才能对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细心关怀吗？不，不，时代变了，社会变了……”这位女同志陷入了沉思。
她是谁？她并不是孩子的妈妈，她是上海南市区祥生药房的营业员，名字叫方静。啊！一个药房的营业员，怎么会到医院里替别人照顾孩子呢？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孩子住医院那天的下午，一位老妈妈带着一个孩子，焦急地走进了祥生药房，她指了指孩子对方静说：“刚才还在弄堂里跳呀蹦的，一会儿忽然发起烧来了，给买几片退烧药吃吧！”方静一听，急忙走出柜台给孩子量了一下体温，呀，三十八度九！她火速给孩子吃了药片，望了望孩子那烧得红红的小脸蛋，担心地对老妈妈说：“阿婆，孩子温度很高，吃退烧药恐怕不解决问题，还是到医院里去看看吧！”那位老妈妈却为难地说：“同志，这事我不能作主，要问她自己的爹娘呀！”方静问：“那你是她的……？”老妈妈说：“我是他们的邻居。”方静说：“哦，那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方静立即摸出自己的日记本，记下了病孩的住址。老妈妈搀着孩子走了。
方静站在店门口呆呆地望着她俩的背影，很久很久，她怎么也放心不下，她想：做爹娘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病了，能不着急？怎么要托邻居来买药呢？……下了班，她就按地址找到了病孩的家里，一看，有三个孩子躺在床上。下午来买过药的那个孩子，面色绯红，她马上拿出体温计，一量，唷，四十度一。
“孩子的病不轻呀，大姐，快送医院吧。”方静心急如焚地建议。
“唉，同志，不瞒你说，家里四个孩子，倒有三个一起病了，孩子的爸爸又忙着完成一批生产任务，我实在分不开身呀！”做妈妈的说着几乎哭出来了。
孩子妈妈忧虑的眼神，加强了方静的决心，她自告奋勇地说：“我送她去，好吗？”说完，她就一把抱起孩子，奔了出去。
到了医院急诊室，医生诊断孩子患的是急性肺炎，要马上住院打针、注盐水，而且要大人陪夜。方静焦急地想：这该怎么办？叫她妈妈来陪夜吗？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叫她爸爸来陪夜吗？人家正忙着要完成一批生产任务。……孩子已经送进病房了，方静还呆呆地坐在那里，她想：只有我来陪夜了。可是，自己有两个孩子，特别不凑巧的是，一个孩子也正在生病，爱人不在家里，自己的母亲又是一个“药罐头”，我来陪夜，家里怎么办？……可是她再一想，人家三个孩子同时生病，多么需要帮助，怎么能光想到自己的孩子呢？再说，自己的孩子是出水痘，人家的孩子可是急病，家里又没有老人，自己的母亲虽然身体不好，总还能帮着照料照料哩！她暗暗责备自己：方静，方静，想想人家，比比自己，你为自己想得太多了。
现在，她望着孩子熟睡的安详的小脸，听着值班医生和护士在隔壁病房里紧张地忙碌。
“都是一家人”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东方逐渐露出了鱼肚白。方静心里一动，赶紧摸出了自己的日记本，翻一页，嘴里默默地诵读一下，翻一页，闭上眼睛想一想，点一点头。电灯的光线越来越朦胧暗淡，天空泛出了微微白光，灰色的云雾在急遽地涌动，天气不好呀。方静跑出病房，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但是，方静挺了挺胸，举手掠了一下头发，向护士交代了一下，就急急地走出了医院。
这时天色还早，她匆匆地奔了一段路后，便到了南市梦花街一四一弄二号的门口。她轻轻跨上扶梯，在转角处一个小房间的门上“笃笃”敲了两下，问道：“伯伯，你醒了吗？”听到里面的应声，方静熟悉地推开门，只见老人还躺在床上，方静熟悉地干起活来，先替老人倒便桶，扫地，生煤炉，倒水，……然后，拿了一只小矮凳，坐在老人床前，替老人家解开脚上的纱布，洗净疮口，换上新的药膏纱布。
“呀，伯伯，疮口长出新肉了……。”方静禁不住高兴得笑起来。
“哦？！”老人也惊奇地俯首审视自己的脚，看着、看着，老人忽然哭了起来。
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一天下午，一位老伯伯拄着拐杖走进祥生药房，眉头紧皱，举步艰难。方静一见，立刻走去扶他坐下，一边倒水一边问：“老伯伯，你有什么不舒服？”老人嘴里不停地喘气，说：“痛，脚痛。”方静赶紧服侍他吃了止痛片，关心地说：“老伯伯，你的脚怎么啦？”老人说：“唉，脚烂得很厉害。”方静说：“我给你看看好吗？”老人说：“哦，不，你不能看。”方静惊奇地问：“咦，为什么不能看呀？”老人说：“我这只脚实在臭啊！”方静说：“没关系，脚烂总有些气味的。”她说着就拿出了纱布，棉花，药水，镊子。老伯伯推辞不过，就同意了。方静刚把老伯伯臃肿的裤腿掀开，一阵臭气迎面扑来，方静竭力不动声色地替他仔细地、轻轻地把纱布解开。哟，确实可怕呐，老伯伯的脚已经烂了很大一个洞，看来已经烂得很久啦。这有多痛苦！方静给他除去了脓，包扎完毕，已快要下班了。老伯伯感动得颤抖着嘴唇，但说不出话。方静问：“老伯伯，你贵姓？”老人木讷地回答：“郭……郭……”方静说：“你走路不方便，我送你回家吧！”他说：“不！”但方静仍一把搀住了他，陪着他回家了。
到了家，方静扶他在床上坐定。转身一看，房间又小又暗，东西放得很杂乱，她立刻帮着扫地，整理杂物，做得非常自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郭老伯阻拦不住，只是呆愣愣地望着她。做完事情，方静和郭老伯拉起家常：“老伯伯，你家里还有哪些亲人？”老人说：“我活到七十六岁，家也没有成过，哪来的亲人。”郭老伯突然激动起来：“我为地主当了大半辈子长工，自己也一直半饥不饱……”方静问：“那你的脚？”老人说：“那还是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累得腰也直不起来，地主却嫌我做得慢了，猛的把一把钉钯凿过来，受了伤不说，那时没有钱治，我的脚就慢慢地烂开了，等到我的脚烂得厉害了，地主就把我赶了出来。没有办法生活，我只好讨饭，从安徽一直讨到上海。可是到了上海又怎么样呢？上海过去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我什么事没有做过呀，就这样拖了几十年。解放了，我才安定了，政府安排我做了旧货摊贩，我的生活也有了着落。我的脚，领导上也在帮助我医治，还按月给我送生活费，常常来问候我，这里的邻居也常帮我做事情……”郭老伯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方静默默地听着、想着：一个老年人生了病，没有小辈和亲人照顾，是有许多麻烦的，郭老伯和我们大家一起翻了身，不应该让他在翻身以后感到美中不足，应该更多地让他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新社会里，劳动人民之间都是亲人。她便热情地说：“老伯伯，现在是新社会了，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吧，你行动不方便，从明天起，我每天来替你换药，你不要多走动。”方静一边说，一边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郭老伯在旧社会所受的创伤治好。第二天一早，方静就赶到郭老伯家里，给老人整理房间，倒马桶，烧饭，洗衣服。临走时，郭老伯拉着她的手说：“可是我，我怎么来感谢你呢？”方静说：“伯伯，为什么要谢我呢？要谢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感谢共产党，感谢我们的毛主席吧！”他俩同时激动地注视着贴在郭老伯床头的一张小小的、然而保护得很好很好的毛主席画像。
郭老伯年纪大了，加上有些家务事要做，平时又不大注意溃伤处的卫生，因而伤势始终没有好转。几个月来，方静每天到郭老伯家里去，替他洗疮口换药；还包下了郭老伯的全部家务，从不间断，这样郭老伯伤口慢慢有点好转了。
今天，郭老伯的脚上长出了新肉，方静怎么能不高兴呢？她兴奋地从袋里摸出日记本，边写边对郭老伯说：“明天该换另外一种药了，伯伯，你好好休息休息，我走了。”
从来没有告诉过旁人
走出弄堂，方静抬头看看天，天空阴沉沉地，压得人有些窒息，但方静却觉得浑身分外舒畅。这时，马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了。“呀，该到郁兴花老妈妈那里去了，今天这种天气，对害气喘病的人来说，是最麻烦的。”方静迅速地朝学西街一号走去。
郁兴花老妈妈六十八岁了，也是孤身一人，而且体弱多病：胃痛，气喘。方静认识她还在一九六○年下半年的时候，那天她来买止痛片，方静看她面色不好，身子虚弱，关心地问清了情况，就把照料这位老妈妈作为自己的经常事情，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她三天两头到郁老妈妈家里去帮她做家务，服侍她服药，替她捶背、按摩。为了减轻老妈妈胃病的痛苦，方静把自己的热水袋送给她焐胸口。老妈妈身体不好，没力气梳洗头发，方静就半个月或一个月替她洗次头，每天帮她梳头发团。老妈妈感动地说：“好妹妹，你真比我的亲人还亲呀！”方静说：“咳，妈妈，论年龄，我应该是你的女儿哩！”老妈妈说：“唷，我可没有这么好的福气。”方静说：“别这么讲，我就做你的女儿好吗？”老妈妈笑了。从此，郁兴花仿佛真的有了一个亲女儿。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晚上，方静正在药房里参加小组的学习，忽然门外一阵敲门声，一位小姑娘进来说要买“消利平”，方静一看这小姑娘很面熟，她不是郁兴花的邻居吗？是不是老妈妈发气喘了？她正想问个明白，小姑娘已飞也似的走了，方静的心再也定不下来。学习结束，已经十点多了，方静就朝学西街奔去。走进郁兴花家里，只见她躺在床上，满头满脸的大汗，眼睛不住的向上翻，喉咙里“咕噜噜”地作响，手脚不住地抽搐。邻居有位老婆婆正在旁边急得团团转。方静一急，脱口就喊：“呀，为啥不送医院呢，太危险了。”那位老婆婆顿了顿脚说：“这……我儿子媳妇都在上夜班，家里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叫我怎……唉！”方静立刻说：“我马上送她到医院去。”方静把郁兴花背在肩上，向街上走去。天气太热了，路上又叫不到车子，方静定一定神，决定把她背到蓬莱医院去。半路上，方静实在精疲力尽了，浑身上下早已被汗水湿透，眼前金星乱飞，一颗心好像要从喉咙口窜出来了。看出去，马路两旁的房子东晃西摇，方静脚一软，不能控制自己了，但她心里很清楚，她向前一伏，趴倒在地上，两只手还紧紧地反扶住郁兴花，让她斜躺在自己身上。这时已近十一点，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怎么办呢？方静一屏气，一鼓劲又挺立起来，继续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去。走啊走啊，背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她拼命地咬紧自己的嘴唇，朝前走。终于，在十一点二十五分，她把病人送进蓬莱医院急诊室，护士和医生刚一接住病人，方静已昏头搭脑的跌倒在墙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经过打强心针、输接氧气，郁兴花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医生查了查病历卡，对方静摇摇头说：“恐怕危险了！”医院里商量了一下，就打电话到值完早班的主任医师家里。不一会，主任医师赶来了，经过反复抢救，病情稍有好转。这时，那位主任医师老注视着方静，忽然，他微笑着亲切地对方静说：“嗯，我认识你，你好几次送病人来医院急诊了。”主任医生热情地握住方静的手，医院里的人也都激动地围拢来，一时静寂无语。半晌，主任医生说：“这位老太太病情很严重，今晚不能离人，要随时注意。”
清晨五点五十五分，邻居那位老婆婆赶来了，还特地带来了一碗面，对方静说：“孩子，你辛苦了，快吃吧！”方静说：“不，婆婆，你自己吃，我要去找医生呢！”征得医生同意后，方静就赶回去上班。晚上，她又去医院服侍病人，一直到郁兴花出院。
方静在外面做的这些好事，从来没有主动告诉过旁人，包括药房的领导干部，长期都不知道，她只是默默地，经年累月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要不是后来郁兴花老妈妈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送来了表扬信，要不是郭老伯后来托人写了两张大字报，亲自送到药房里，要不是那位孩子的妈妈把情况告诉了孩子的爸爸——上海第一羊毛衫厂的工人林梅凤，他们买了十五个鸡蛋送给方静，方静坚决不收，送来推去，最后推到了祥生药房经理的手上，药房的领导还不会知道这一切。
在方静的日记簿里，记满了数不清的地址、人名。这种簿子她已经有了四本。去年十一月，朝鲜商业考察团到上海进行考察访问的时候，商业考察团团长金成根受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曰龙的委托，把“千里马骑手”光荣称号授予上海一批先进生产者，方静就是荣获这一
称号的一个。可是当别人每次访问她的时候，她
还是那样一句话：“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
（原载上海《文汇报》）（附图片）
吴为　插图

第5版()
专栏：编后

处处为人
“做爹娘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子？”方静当然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当她护送别人的孩子去医院看病，那个孩子因病重需要有人“陪夜”的时候，她就不回家照顾自己正在生病的孩子，而留下来看护别人的生病的孩子。
当然，这个决定，方静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做出的。
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我来陪夜，家里怎么办？”照顾别人的病儿，就无法照顾自己的病儿，这就是矛盾。如何对待这个矛盾？方静不是回避它，而是积极解决它，是以专门利人的思想，战胜首先考虑自己的思想。这种矛盾对立的斗争，推动了她的思想发展，解决了思想问题，使她的觉悟提高了一步。
利己的事情想多了，利人的思想就会削弱；私的念头在头脑里占了地盘，为公为人的思想就会被挤掉。二者必居其一。方静懂得这个道理，并且是按照正确态度做的。一事当头，她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然后才想到自己；即使按一般情理看来，并不应该非议的事情，她也严格责备自己，设身处地为人着想：那个病儿的爸爸赶着完成一批生产任务，以致顾不得回家照顾孩子，人家的孩子是急病，自己的孩子是出水痘，况且家里还有老人照顾。经过这样一想一比，便坚决把在头脑里闪现的一点为己的念头赶走。
毫不为己，专门利人，这种思想风格，贯串在方静的行动中。如果说，方静长年累月地为别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却从不在人前炫耀，已经表现了这种高贵的品质，那么，当她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所表现的那种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群众服务的精神，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了。

第5版()
专栏：

把顾客当亲人
——记售货员龙蓉芳
本报记者 周士浩
武汉市中心百货商店营业员龙蓉芳经常接到顾客写来的表扬信。
寒冬腊月，北风呼呼。关着的大玻璃门前，有三个人影晃了晃。原来是三位双目失明的人在摸门。龙蓉芳快步上前，拉开了门，把来买东西的盲人领进商店，又连忙找来一条长凳，请他们坐下，然后问道：“你们要买点什么呢？”
“买鞋子！”
“买围巾！”
“买做大衣的毛领，要灰色的！”
遇到老人、孕妇、盲人、残废人，龙蓉芳都是要扶着他们到柜台边去挑选商品的。但是，今天来的是三个人，要买的东西又分散在几个柜上，有的还在三楼，上上下下跑，多不方便。她想了想说：“你们在这里休息一会，我把你们要买的东西拿下来。”顾客听了点头称好。龙蓉芳楼上楼下来回跑了几趟，替他们买好了鞋子和围巾。只是另一位要买的灰色毛领没有货，怎么办呢？她问清这位顾客的地址，说等有了货就亲自送上门去。
几天以后，龙蓉芳把灰色毛领送到盲人工厂去了。在这里，她看到了盲人们愉快的劳动情景，厂长热情地接待了她。盲人们听说百货公司的营业员送货来了，个个喜笑颜开，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这个说要买这，那个说要买那。龙蓉芳看到这些生气蓬勃的盲人，不禁想起了旧社会的那些瞎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写一张身世告白跪在马路边求人施舍吗？可是现在他们有吃有住，又学习又生产，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财富。看到这些，她十分激动，当时把大家要买的东西登记下来，从此她同这家盲人工厂建立了送货上门的关系。
在龙蓉芳和她的小组里，主动热情地为顾客服务的模范事迹是很多很多的。有些顾客要买的东西多，一件一件地去挑选又没有时间，于是就开一张单子，由营业员把货选配齐全，顾客到时候去取；有的商品暂时没有对路的规格，她们就把顾客的姓名、住址、电话和要买的商品记下来，有货时通知顾客来买，或者送上门去。
一次，汉阳县有个叫罗光裕的同志，给商店写来一封信，说自己是一只脚的残废人，希望买一只右脚穿的布鞋。龙蓉芳为这件事很费心思：一双鞋拆开了卖，另一只怎么处理呢？她找到一家鞋厂，向负责人说明原委，要求订做一只鞋。工厂接受了这项订货，一只合适的布鞋不久就寄给罗光裕同志了。
这件事情，使龙蓉芳想得很多、很远：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营业员应当像这样关怀着每个人啊！我们的工作，在哪些方面还能做得更好呢？对了，不是有许多老太婆来买尖脚胶鞋吗？为什么很长时间买不到呢？她打听以后，原来这种鞋子过去都是上海生产的，到货不均衡。她又想，武汉能生产其他规格的胶鞋，为什么不能生产尖脚胶鞋呢？她决定向胶鞋工厂提出建议。龙蓉芳和小组的同志特地到橡胶厂参观，向工人同志反映顾客对胶鞋花色、规格的要求。
以后，龙蓉芳小组同生产胶鞋、球鞋、皮鞋、布鞋的工厂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有时直接到工厂去学习生产知识。工厂定型生产的各种鞋子，如果柜上缺少哪种尺码和花色，只要通知一下，工厂就马上赶制一批。配一只鞋，给畸型脚、特大脚的人订做布鞋、皮鞋，也能满足顾客要求。
×　×　×
在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只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龙蓉芳就是生动的一例。（附图片）
龙蓉芳（左一）向武汉市皮革联合加工厂人员反映顾客对皮鞋式样的意见，积极帮助工厂改进皮鞋的花色品种，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本报记者　于澄建摄

第5版()
专栏：

难忘的旅行
最近我遇到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想着它，就不由地流下眼泪；想起它，就给我增加了克服困难的信心；想起它，就浑身是劲。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让我的铺吧！”
我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某部二连战士，名叫王振忠，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春节前夕，我送爱人（已怀孕九个月）回家乡去生孩子。二月八日我们坐上了从沈阳直达上海的四十八次快车（即原来的十二次列车）。列车刚过大虎山车站，由于列车的震荡，我爱人觉得腹痛难忍，预兆临产。在这么多旅客的列车上分娩，这可咋办哪！我们急得不知所措。同车的一位空军大尉蔡铮同志，见此情形，赶忙和另一位旅客把座位让给我们。这时，第九包乘组的列车长任福桐同志正好走过来，那位大尉同志替我介绍了情况，请求车长协助买个卧铺。列车长听了毫不犹豫地答应说：“列车是旅客之家，卧铺票售完了，就请搬到我们休息室去吧！”话音刚落，卧铺上的旅客们几乎同时站起来抢着说：“让我的铺吧，让我的铺吧！”大尉摆手说：“如果没有卧铺票，就不用麻烦大家了，就倒我的铺吧。”大家争执再三，最后，还是就近的旅客们把整个六个卧铺席全让给我们了。其他卧铺上的旅客忙把卧具送过来，列车长、服务员和乘警同志们也抱来了他们的被褥、枕头，铺得比沙发床还软。
刚把产妇安置好，广播喇叭也响了：“十二号车厢里有位解放军战士的家属将在车上分娩，请旅客们大力协助……。”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列车，立即就拥进来十几位医护人员。跑在最前面的是三位穿着军装的女同志，其中两位是吉林省延吉市某军医院的护士孙淑华和韦玉英同志，另一位是辽宁省安东市某军医院的妇产科实习生周勤同志，因人多地方小，只能留下她们三个人帮忙。这时，旅客们也闻讯赶来了，有的送来了小孩衣服、被褥；有的送来了脱脂棉、卫生纸和各种药品，一瞬间就堆起了一大堆，光纱布口罩就有二百多个。有两位准备结婚的男女职工，把新买的塑料床单、枕巾送来，要我们当油布铺上；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大娘拿着一小筐鸡蛋送到我爱人铺头，亲切地说：“孩子，别着急，这是我送给大女儿下奶的鸡蛋，你就留着路上吃吧！”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包胡椒说：“用胡椒冲水喝，又止痛又去寒，倘若有红糖那就更好了。”我爱人被这慈母般的心感动得热泪直流，挣扎着抓住老大娘的手说：“大娘，您真比我亲娘还好！”大娘连忙扶她躺下说：“可别这样说，我们都托毛主席的福啊！”这时，一位胸前带着“东北工学院”证章的年青人拿着一个纸包跑来说：“我这里正好有二斤红糖，送给你们用吧！还缺什么，你们说，我们再想办法去。”事后，另一位职工告诉我，这位青年的两斤红糖是买了给他母亲配药用的。接着又有一位同志送来两小瓶消毒的酒精。我想，酒精是易燃品，火车上禁止携带，这是哪来的呢？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刚才那几位医护人员从随身携带的酒精盒的棉球中，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紧跟在后面的一位老大爷递给我一瓶白酒说：
“酒精若不够用，这儿还有瓶白酒。”我怎么也不肯收，可是老大爷坚持说：“少喝两盅不要紧，可得保住咱们的子孙健康啊！”
我面对着这些既陌生又比亲人还亲的面孔，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我颤抖着说了声“亲人们，这可让我怎么报答呀！”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大尉和我再三劝说他们回去休息，把东西拿回去，可是谁也不肯离去。最后，还是列车长百般说服了大家：“我们一定保证大人和孩子安全。”他们才迟迟答应说：“好，我们先回去，不管缺什么，只要广播一下，要人有人，要血有血，要东西有东西，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她们母子安全！”
窗桌上的钱
列车不停地飞驶着，外面寒风呼呼刮，冷得伸不出手来，可是，我们卧铺间却暖和得穿不住棉衣。原来机车上的工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怕产妇冷着，特别多给了暖气。司机也想方设法把车开得更稳。餐车厨师长吴乃新同志亲自包作了产妇的饭菜，鸡蛋汤、面条、大米粥，一天作了六次饭，餐车主任李仁堂和列车长亲自端送。五九三号列车员陈庆梅同志奔东跑西，忙累了一天，可是当一七九号列车员唐素荣来接班时，说啥也不下去。两位护士同志为了减轻产妇的痛苦，不让她翻动，一匙一匙的喂水喂饭。周勤同志时而量量体温，掖掖被子；时而周身检查，询问。旅客们络绎不断的来问长问短，每到一站，有些下车的旅客，还赶来问问产妇情况，才肯下车。夜深了，那位大尉同志把卧铺让给了三位护士同志，他就守候在我们卧铺间的外面。可是，三位女同志说啥也不去，一步不离地护理着产妇。听到我爱人有动静，赶忙轻声询问安慰。实在坚持不住了，就用冷水擦擦脸。两天一夜，她们谁也没睡一会儿。
列车到了徐州车站，孩子终于平安地降生了，大人也健康无事。周勤同志没穿工作服，弄得浑身血水，她就像没看见似的，欢笑着把小孩包好。列车员唐素荣同志把用过的脏东西和周勤的军装抢走刷洗去了。消息传出，旅客们都像一块石头落地似的，发出一片欢笑声。我更是百感交集，又是对党和人民群众感激不尽，又为大人、孩子健康无事而高兴。可是，又增添了心事：原来没料到爱人会在途中分娩，带的路费不多，车票是买到徐州下车换公共汽车往阜宁的。现在产妇分娩，不能再坐汽车，只好坐到镇江换轮船，这样路费就不够用了。谁知道那位大尉早已料到这一点，他轻声对我说：“我这里只有十二元钱了，这十元钱你先用着。”我说：“您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怎能再拿您的钱呢！”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列车长赶来说：“王振忠同志，你不要愁，到镇江的车票、卧铺票，党支部经过研究，同意全给你免了。”这时，周勤同志出来对我笑着说：“你去看看孩子吧，我去看看东西，马上就回来。”我走到里边，一眼就看见窗桌上放着一叠钱，整整三十元。我想这准是周勤同志刚才听到了我们的争论，特意留下的。我赶紧拿了钱跑去还她，开始她说啥也不承认，后来虽然承认了，可是说啥也不收。她说：“你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咱们都是革命战士，更不该分彼此了。”最后，我只得把钱硬放下，拔腿就走。
在镇江车站
列车进了镇江车站，刚一停下，就上来很多人，有的穿白工作服，有的扛着担架。任列车长指着最前面那位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镇江客运室主任，他们是来接你们下车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任列车长早就打电话把一切都联系好了。两位医生认真检查了产妇和孩子的身体情况，就用担架把她们抬下去了。各个车厢的门口、窗口都站满了人，向我们热情的挥手致意，关切的喊着：“祝你们平安到家！”大尉、列车长、列车员，还有那位送红糖的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客运室职工宿舍。
这里一切早准备好了，新设的大炉子烧得旺旺的，床上铺了好几层被、褥，产妇用的饮食，婴儿的牛奶，连我的饭菜都端上来了。列车快开了，亲人们就要离去，他们再三安慰我，有我们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走在最后面的是大尉蔡铮同志，他把十元钱塞到我兜里就匆匆走了，等我赶上去想把钱还给他时，他已走出很远。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感到无限激动。
等我回到屋里，客运室主任把早已买好的客船票交给了我。又把我爱人抬到码头上。那里已有好多人等着我们，接待我们的是淮阴航运局正远二队四二六五号客船的党支部于书记。他再三表示，保证把我们平安的送到家。到船上一看，和客运室一样，免费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舒舒适适的单间，听别人说，床上铺的还是于书记的行李。刚安置好，餐厅的职工同志就把饭菜端上来了。在船上三天三夜，于书记和职工同志们围着我们问寒问暖，送这送那。当我们下船的时候，家里人已在码头上等着我们，这是在宝应换船时，于书记打电话通知的。
从沈阳到我家，经过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五个省，走了五天四夜，近四千里旱路，八百多里水路，我们终
于在腊月二十九下午平安的到家，和父母团聚一堂，欢度春
节。
在这里，让我再一次衷心谢谢沿途上帮助我的亲人们，谢谢我们党和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伟大的人民！
公安部队战士　王振忠
（李宝亭记）（附图片）
赵志方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