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3-12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美国资产阶级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徐崇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市场上，涌现出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战后短短的十几年内，它几乎席卷了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仅它拥有自己的喉舌《国民评论》杂志，而且美国资产阶级的其它报刊也竞相为它吹嘘。例如，美国股票经纪人的机关报《华尔街日报》就经常在大谈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倾向”，而《生活》杂志则叫喊美国“需要一服真正保守主义的补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克林顿·罗席特尔吹嘘说：“爬行的保守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趋势”①，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会场上，在学校的教室里，在教堂里，在和朋友吃早饭的时候，你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说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②。此外，新保守主义还在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生活中形成一个右派集团——臭名远扬的“反罗斯福联盟”，对美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发生着重大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这股思想逆流借以形成和蔓延的思想渊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它所贩卖的思想毒素和它的阶级本质又是什么？本文打算从社会政治哲学方面，对这些问题作一些考察。一
广义地说来，保守主义意味着墨守旧制度和旧秩序，竭力阻挠社会变革，企图永远保持过时的社会结构。因此，它是力图抗拒社会发展规律的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体系。但是，狭义地说来，它却主要地是指封建主义的寡头政治据以反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而言的。
由于美国在历史上不曾有过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君主贵族的寡头政治，所以这种狭义的保守主义思想，虽曾有从乔那桑·爱德华到乔治·桑塔亚那等一大批反动思想家，在“精神的寡头政治”的形式下，为它反复鼓吹过，但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在美国思想史上，却从来不曾像在欧洲思想史上起过那么重大的影响。相反地，由于美国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过去大都以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甚至“激进主义”来打扮自己，而保守主义思想，如果不算上南部奴隶主阶级对于它的利用的话，在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史上，从来只占有着次要的地位。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领导人彼得·维利克承认说：“保守主义是属于美国字汇中最不流行的名词之列的。”③
保守主义思想的“复兴”，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和传播，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也引起了美国资产阶级思想市场的深刻危机。曾经为美帝国主义忠实地服务了半个多世纪，几乎成为它的官方哲学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能完全适合于垄断资产阶级的新的需要了。问题首先在于，实用主义这种反民主反人民的哲学，历来就是隐藏在“科学”、“自由”和“民主”的虚假词令的迷雾之中的，因此，如果让它剥下伪装，赤裸裸地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暴力进行辩护，就必定会把骗局弄成笑剧。所以，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杜威及其门徒竭力适应于美帝国主义的新的需要，叫喊“人类已经厌倦自由”，并说什么“暴力，肉体的和野蛮的暴力归根到底是最好的最终依靠”④，却终究改变不了实用主义逐渐走上下坡路的命运。其次，更重要的还在于：实用主义的那一套多元主义的世界观、真理论和道德论，虽然曾经为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辩护过，曾经为垄断资产阶级麻痹美国人民的革命意识，但却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垄断资产阶级。这是因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现在不仅需要人民群众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且还需要他们去为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战略目标而斗争。为此，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有一套足以动员群众，使他们既相信美国不要革命，又相信美国具有称霸世界的历史使命的神话，需要有一套由这种神话所演绎出来的绝对的道德理想，去引诱美国人民上钩。《纽约时报》在庆祝杜威九十寿辰时曾经说过：“我们到达了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时我们需要准备应付现在的和将来的大变动，我们需要信仰和技术来实现这些变动。”⑤显然，实用主义只能提供“技术”来为这里所说的“信仰”、即上面所说的神话和理想进行辩护，但它本身却提供不出这种信仰来。所以，虽然实用主义是最典型的美帝国主义哲学，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却不得不让那些能够提供“信仰”的思想体系来补充它，同它分享美国思想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保守主义锣鼓喧天地踏进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市场。如果说，新保守主义夺取了实用主义的一部分影响，那么，它同实用主义又还是相互转化的。这不仅是因为实用主义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宣扬的主观主义、蒙昧主义和虚构主义为新保守主义的泛滥准备了基础，并促进其传播，而且是因为新保守主义也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认识观，特别是它的方法论。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运用了实用主义的手段，把从爱德蒙·柏克那里吸取来的关于私有财产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社会的基础，攻击这一点就是对神圣的上帝的侵犯的思想；从柏拉图和尼采那里吸取来的关于基于自然法则的、对超人主义的信仰的思想，以及从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吸取来的关于宗教是国家借以存在的根本理由的思想，把这些东西拼凑成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并据此而用一种阐发绝对的和为神学所认可的真理的一元论世界观，去代替实用主义的多元论世界观和多种真理论；用论证精神贵族的寡头政治的社会中坚论，去补充和代替实用主义的英雄崇拜论；用道德上的绝对主义，去代替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道德论。
新保守主义不仅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提供了这一套“信仰”，而且还巧妙地迎合了它的脾胃和偏见，打着“社会批判”和
“文化批判”的旗帜，对内鼓吹和谐、秩序和稳定，对外鼓吹新的反共的“神圣同盟”。
它在严厉“批判”美国生活方式中的道德败坏现象和“可口可乐文明”，要求回到从伦理上说来比较稳定的时期的同时，激烈地攻击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极力主张保存和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建立一个由“社会中坚”执政的、和谐而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神权国家。它把从废除黑奴的主张起一直到罗斯福的“新政”的一切改良倾向，全都扣上“平均主义”和“平权主义”的帽子。它攻击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说他们是“性急的改革者”，“爱上了不断改革的人”，甚至是“马克思化了的”人。它攻击“绝对民主”，说它导致到“社会瓦解”，而“社会瓦解”的结果又会产生出“暴虐的集体主义的恶魔”。与此同时，它又竭力呼吁美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罗贝特·尼斯贝特在《保守主义和社会学》一文中公然说，如果过去“美国社会学家主要是关心研究变化”，那么在现在“主要的方针就不是研究变化，而是研究秩序”。另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昆登·豪格则鼓吹道：“和谐，而非斗争，乃是主要的政治目标。”⑥在国外政策上，新保守主义无条件地支持“实力地位”政策，维护美帝国主义所拼凑的侵略集团，鼓吹二十世纪的反共“神圣同盟”。克林顿·罗席特尔甚至厚颜无耻地说，保守主义是“大西洋集团和它在世界上各个分枝所特有的哲学”⑦。
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市场上广为流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迎合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向法西斯统治方法转变、对外则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的需要。二
新保守主义思潮所借以广泛蔓延的社会根源，是深刻地存在于美国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物质经济事实中的，在思想渊源上，它又是从在它以前所积累起来的、维护反动统治的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料，首先是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资料出发而形成的。
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反动政客爱德蒙·柏克（一七二九至一七九七年），先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继而成为寡头政治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诡辩家和阿谀者。马克思曾对柏克的政治生涯作过尖锐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他说：柏克
“这个阿谀者，正如他在北美动乱之初，为北美殖民地所雇佣时，曾扮演过反对英国寡头政府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当他被英国的寡头政府所雇佣时，又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赞美者的骑墙角色，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商业的法则是自然的法则，因而是神的法则’（柏克：《关于匮乏的思想和事实》，第三十一、三十二页）。由于他忠于神的和自然的法则，无怪乎他往往在最有利的市场上拍卖他自己”⑧。
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革命，是一场猛烈地冲击欧洲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早在革命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就表现出自己对彻底民主派的仇视和同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妥协，并在革命之后又随即来了一个反革命的复辟，但是在城市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下，它终究实行过许多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措施，提出了虽有极大的欺骗性，但又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与正义的国家”等口号，确立了一切公民在法律上平等，以及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和平均负税等等原则。特别是它还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对人民主权学说的信念，以及关于社会不断进步的无限可能性的希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柏克为了“在最有利的市场上拍卖他自己”，就从维护封建寡头政治的反动立场出发，到处叫喊法国革命“过激化”，并且提出了旨在否定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的保守主义对策。
在反对人类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学说时，柏克诡辩道：在由各种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合伙中，“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却不是对同等的事物有平等的权利。在合伙中只有五个先令的人，对这五个先令享有着充分的权利，正如在合伙中有五百镑的人，对他那较大的一份享有着充分的权利一样”⑨。他还说：“人们是没有权利要求不合理的事情和不为他们的利益打算的事情的。”⑩那么，一件事情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为人们的利益打算的还是不为它打算的，有利还是不利于他们的，这有什么标准、由谁来判断呢？柏克回答说，由于普通的人缺乏“闲暇的时间去阅读、思考和保存”所获得的经验，所以只有那些“我要称之为天然的贵族”的人们，才能恰当地判断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什么是合理的和有利的?。
柏克的这些思想和言论，清楚地说明了他所反对的，并不限于什么革命的“过激化”，而首先是革命本身。这是因为，既然任何真正的革命过程，都是被压迫阶级改变生产关系，进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那么它就必定要打破由旧的生产关系所确立的、又由旧的国家机器用强力加以保护的阶级压迫关系，必定要改变阶级和阶级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旧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既然柏克把人们之间的阶级关系说成是以神学为基础的、固定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群众只有永远处于反动统治阶级所强加于他们的被压迫和被奴役状态的“权利”，而没有干那些被“天然的贵族”们认为是不合理的和不利于社会的事情的权利，那么柏克就不仅彻底否定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而且还为这种反革命勾当披上了“神圣的”和“道德的”理论外衣。
正因为柏克的保守主义从理论上精巧地表现和满足了封建寡头政治仇视和恐惧革命变革的病态心理，所以随着法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反动的封建势力对于这一革命的后果和影响的逐渐警觉，柏克的这些思想言论就在瞬息之间身价百倍，由
“议会的饭钟”?一跃而成为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福音书，甚至成为以“扑灭革命之火的消防队长”自居的梅特涅，组织“神圣同盟”、策划“欧洲妥协”的思想武器。
现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同样地也把柏克当做自己的思想先驱，把柏克的《关于法国的感想》当作自己的“经典著作”。查理·伯恩汉在评论彼得·维利克所作《知识分子的耻辱与光荣》一书时，写道：“时代就这样要在周期中来一个新的转变。我们决不能从马克思化了的自由主义退到反动，而应进至新的保守主义。新的保守主义必须与自由主义的理论错误和腐化的实践决裂”，“它不会推翻杰佛逊和杰克逊，但在他们旁边放上……柏克”。说不能倒退到反动，不会推翻杰佛逊和杰克逊，这全是装点门面的假话。因为用封建贵族的保守主义去代替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正是推翻杰佛逊和杰克逊的倒退和反动，而呼吁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垂死挣扎中求助于柏克，这才是直认不讳的供状。
新保守主义分子之所以要求助于柏克这个十八世纪封建寡头政治的辩护士，首先是因为如前所述，在美国思想史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保守主义思想传统，因此，为了代替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更加有效地替日益加强其专制和法西斯统治方法倾向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辩护和服务，就必须来一个反革命思想的输入；其次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像新保守主义分子自己所说的，他们正面临着柏克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所碰到的同样的革命威胁，而“柏克的思想则不仅在急进思想的海洋中建立了岛屿：它们还为保守主义提供了防御”?。
有些资产阶级批评家认为，新保守主义援引柏克来为现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辩护和服务，必然会陷入到自相矛盾的两难处境。因为“保守主义原有两个意义”：“一方面，这个名词是指保存一个现存制度的愿望”，“另方面，它是对寡头君主制的、封建的和宗教的制度的旧秩序表示一种特殊的拥戴。这两个意义在柏克的学说里是一致的：在反对革命变革时，柏克同时也支持君主的、贵族的、封建的和宗教的制度。但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在美国，就不可能如此了”，因为保守主义的“这两个意义的矛盾随着西方世界愈来愈变得民主和工业化，以及愈来愈不贵族和愈不封建而日益加深了”，“人们可以拥护柏克的社会理想，或者扮演柏克维护现存制度的角色，但却不可能两者都做而不自相矛盾”?。这种认为资产阶级只能采取虚伪的
“民主”和“自由”的统治方法，只能以“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其意识形态的评论，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根据这一阶级的立场和需要，继承和改造前人所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而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种继承关系，并不是以继承者和被继承者的阶级属性和社会理想完全等同，而首先是以它们在历史发展潮流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的基本类似为前提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纷纷搬运封建君主、甚至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意识形态，把它们当作自己新发明的无数事实，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另一方面，同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可以随着这一阶级在历史发展潮流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的变化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的，随着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由主要地反对封建主义转而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们总是用非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来代替对人类理性的信念，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因此，新保守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的新的需要出发，把柏克的封建贵族寡头政治的保守主义，复制改造成为精神贵族寡头政治的新保守主义，用以代替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论证“和谐”与“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把它的国家机器神权化，这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来说，乃是一种完全不足为奇的现象。假如说，这里有什么自相矛盾的两难处境的话，那么，主要的倒不在于它用十八世纪垂死没落的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来为二十世纪同样地垂死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辩护和服务的问题，而首先在于它说明了现代资产阶级及其帮办们，除了用曾经为它所摒弃过的思想垃圾，来代替曾经为它所鼓吹过的骗人词句之外，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面前，已经再也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精神武器。三
新保守主义虽然从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等反动哲学家那里，折衷主义地吸取了许多思想垃圾，但是从基本上说来，它却是在柏克所划定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圈子内，贩卖其思想毒素的。至于所谓“新”，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只是指把它们“发展”得更加适合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殊需要罢了。
第一，它公开地宣扬信仰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假如说，实用主义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市侩哲学出发，认为只要神学对生活有用，神学就是真理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就更进一步，鼓吹公开的赤裸裸的神学世界观。新保守主义认为，神的指导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人类浑身都充满着原始的罪孽，他们仅仅是神的意志的工具。因而，在新保守主义分子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根本不是什么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而是神的意志的逐步显现的过程，人类赎清自己的原始罪孽的过程。卢塞·寇尔克写道：“历史是神的意图的逐步显现——这对于我们的闪烁的眼睛来说，往往是朦胧的，但却是微妙的、无法抵抗的和亲切的。上帝假手于人来创造历史。”?因此，“社会的首要规则是服从——服从上帝，服从神意，而这两者则都是通过自然过程而发生作用的。”?另一个新保守主义分子约翰·哈罗威尔发挥道：历史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人类追求其自身目的的活动’，而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对话，由上帝采取主动而人类不是逃避就是响应上帝的号召。历史的根本意义就在于通过赎罪来恢复个性”?。所以“人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存在，而是上帝的一个创造物，他的道德上的弱点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他的道德上的力量却是由于对上帝的爱才产生的”?。
新保守主义把反理性主义当作认识论基础，来论证上帝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斥责启蒙运动的关于理性是达到更高的民主阶段的途径的信念，认为这只是一种有助于过激派煽动者的错误偏见。它宣扬迷信而贬低和反对理性。卢塞·寇尔克说：
“一般地说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而有时则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人类的经验主要地是保存在传统、偏见和惯例中的，在指导他们的行动和良心的问题上，这种传统、偏见和惯例，比书本和理论还更为可靠”?，“人受感情的支配要更甚于受理性的支配”?。另一个新保守主义分子里乌·斯特劳斯更进而叫嚣道：“我们越是培养理性，我们就越是培养虚无主义。”?因此，新保守主义分子一方面把理性同“雕谢了的希望和极度地凄凉的荒地”，同“堕落，人的叛逆的意志”联系起来，另方面又把不信宗教的思想说成是“思想空虚”的一个标志。新保守主义分子的这些反理性主义的叫嚣，同基督教教会的一个“教父”德尔图良的，那个曾被英国实用主义者席勒称之为不仅是神学的而且也是科学的基础的有名论题：“我之所以信仰，因为它荒谬”，完全是一个腔调。
但是，新保守主义却并不把它的信仰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停留在神学的说教上，而直接把它用来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例如，佛·阿·狄蒙特就曾极力强调过“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他公开地承认说：“对于‘精神第一性’的原则必须加以维护，但不是把它当作从世俗事务中退却出来，而是把它当作正确处理这些事务的一个条件来加以维护。”?在后面我们将清楚地看到，新保守主义之所以这样强调“神圣的”神学说教，只不过是为了要用它来把并不神圣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加以神权化、神话化罢了。
第二，它用“社会中坚论”来鼓吹精神贵族的寡头政治。
如果说，实用主义是用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来宣扬英雄崇拜和否定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则是用作为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折衷的混合物的社会中坚论，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这种理论一方面认为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在统治着世界，预先规定了人们所无法左右的历史进程，据此而要人民群众放弃革命斗争；另方面又说神的意志是表现在作为社会中坚的精神贵族的意志之中的，要人民群众盲从它们。这样，新保守主义就用它的社会中坚论来鼓吹一种神权化了的精神贵族的寡头政治。新保守主义分子认为，人是一种易于受卑劣的感情影响的动物，所以大多数人都不能过“理性的生活”，只有作为社会中坚的精神贵族，才能不为现实的矛盾所困扰地进行合理的思考。他们还把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全部功绩归之于这“被选拔出来的少数”精神贵族，又把妨碍历史发展的消极怠惰作用强加到人民头上，从而确立起反对民主、鼓吹专制和法西斯统治的“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他们说，民主是不可能无限地发展的，必须有精神贵族来执掌统治；
“真正的”民主政治同寡头政治的区别，并不在于是由人民还是由精神贵族来掌握社会统治权，而在于精神贵族的寡头政治具有代议制还是非代议制的形式，“革命”不过是“急剧地和
广泛地改变少数执政者的成份”罢了。为此，他们不仅攻击社会主义，而且攻击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的民主主义，说这是以“暴力代替法律”，以“野蛮主义代替习俗”。卢塞·寇尔克甚至得出结论说：“急躁和无知是民主世纪的特点”?，因为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说法，为了维持社会的巧妙的平衡，就必须保存那一批作为社会中坚的精神贵族，一旦社会中坚论遭到破坏，社会就将毁灭。但是，当新保守主义分子迫不及待地在“论证”思想上的巨人就是工业中的巨人时，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所吹嘘的所谓精神贵族的寡头政治，只不过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的寡头政治罢了，他们所说的社会毁灭，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罢了。
新保守主义企图在精神贵族的寡头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谐”与“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它就同实用主义一样，首先宣扬阶级调和论。
新保守主义企图歪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抹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和思想意识上的根本对立。昆登·豪格说：“保守主义从保守主义者的下述信仰中获得它的灵感，并力图把它的政策的基础放在这种信仰之上：一切阶级在根本上的统一性……它们的阶级利益的最根本的一致性，以及他们的世界观的深刻的相似性”?。因此，“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基础是民族，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剧烈的阶级斗争却是一个无法抹煞的客观事实，所以，克林顿·罗席特尔就改口说，新保守主义者的任务，在于缓和“所谓的阶级斗争”，献身于建立社会统一的运动?。那么，怎样“缓和”和“统一”呢？彼得·维利克似乎看到过方向，他告诫道：“在产业革命以后，保守主义除非在工厂和工会中有它的基础，否则就既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也不可能是有效的。”?另一个新保守主义分子弗兰克·坦纳鲍姆则跟上去竭力证明这种基础的存在，并把工会说成是对于改良和革命的一种强有力的抵制，是“我们时代的巨大的保守主义力量”。他鼓吹道：“公司和工会最终将合并在共同的所有制中，而不再成为一个分裂的家庭。只有这样，人们的生活才有可能重新受到同一性的支配，每一个人才能被赋予为一切人所承认的权利与义务。”?唷！原来是想用资本家和工人贵族的联合股份公司来缓和阶级斗争，建立社会统一。但是，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劳资协会主义国家”的翻版。
新保守主义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采取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从世俗生活中跳到宗教的天国，搬回一套神权国家论来。新保守主义分子认为，借助于这种“解围的神力”，就可以帮助垄断资产阶级解决其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因此，他们拼命把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神权化，说什么这种国家是一种永恒的真理、是神的意志的世俗表现，“它的模型是贮存在天上的”，但它又是“把一个国家的公民团结在一起的统一力量”，它的“生命力来自最深刻的本能和最根深蒂固的种族习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国家，“私有财产、家庭、宗教和爱国主义”就必然会遭到“巨大的失败”?。接着，新保守主义分子就企图用一套道德上的绝对主义的说教，来使这些神话成为美国人民的“信仰”。
第三，道德上的绝对主义。
新保守主义既然要使人民群众俯首盲从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驱策，显然必须求助于一套永恒的、超人类的伦理价值体系。为此，它在道德上反对相对主义，而鼓吹绝对主义。新保守主义认为，实用主义的伦理学，由于其具有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点，因而是不能被用来服务于一个预定的社会的目标的，是不能完全适应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当前的需要的。为此，约翰·哈罗威尔针对着杜威的“手段与目的的连续性”的工具主义理论责问道：“如果没有我们能够据以辨别欲望的好坏的某些合理原则，那又怎么可能有幸福呢？”?
与此相反，新保守主义分子沿着这样一条路线来确立和展开道德上的目的主义和绝对主义：
首先，他们仿效基督教初期最大的“教父”圣奥古斯丁那样，把社会分成“两个城市”：一个是建立在利己主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上的“人的城市”，一个是建立在对上帝的爱和对自己的藐视的基础上的“天国的城市”。而既然在人类身上充满着原始的罪孽，要赎罪就必须抛弃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接受神圣的东西，那么，人们就必须抛弃判断人类的行为与态度的价值的任何现实标准，而接受与非人类的也即神的权威相等同的伦理标准：服从上帝，服从神意。
接着，他们就在“两个城市”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存在的三个等级及其相互关系：神这个“更高的权威”并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世俗的权威”——也即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间接地传达到个人的身上的；国家是神学权威的反映，自然界的上帝，和对个人解释神的超历史的和规范性伦理的中间等级。正因为世俗的国家是神的道德法规的传播者，所以对神虔诚就必须对国家忠顺，接受神的伦理规范，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令规则，而反对国家则同时就是宗教上的异端，就是对文明社会本身的宗教基础的攻击。这样，新保守主义分子就借助于神学教条，把对上帝的盲从变成对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盲从。
那么，自由又何在呢？新保守主义告诉人们说，凡是受因果律支配的物质性的东西，都是不自由的，只有精神上的东西才同自由意志有关，才能给人以自由。艾里西奥·维瓦斯说：“只要他〔人〕是精神的存在，他就是自由的，就不能说因果律是适用于他的”，因此，他号召人们离开社会冲突问题而转向
“自由的源泉和我们得以拯救的目标”?。这里所说的“自由的源泉”者，上帝也：“我们得以拯救的目标”者，在人间建立
“天国的城市”也。既然人类的自由只存在于上帝那里，存在于“天国的城市”那里，那么人们就应当放弃任何改变社会、改变人类的徒劳的努力；既然这种“天国的城市”虽然能确立
“道德上的平等”，却不能改变“文明社会需要有秩序和阶级的信念”，那么人们就应当满足于“天国”里的“道德平等”，而不要去干预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真是一副精致的天罗地网！这里既有上帝，又有国家，还有人民，同时还无微不至地从天上到地下给他们规定了固定不变的相互关系：只准垄断资产阶级假借神权加强压迫，不准人民大众进行反抗，起来革命。按照新保守主义分子看来，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稳坐“和谐”的与“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宝座了。但可惜的是，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方面：神话终究是神话，现实总归是现实，哪里有压迫和奴役，哪里就会有革命，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越是穷凶极恶地采取专制和法西斯统治的方法，结果就越加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这是任何神学和神话所无法改变的历史规律。
①　克林顿·罗席特尔：《美国的保守主义》，一九五五年纽约
版，第三页。
②　美国《哈普》杂志，一九五七年四月号，第七十五页。
③　彼得·维利克：《重临的保守主义：反叛逆的叛逆》，一九
四九年纽约版，绪言第十页。
④　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一九四六年纽约版，第三十四、
四十四页。
⑤　《纽约时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第二十八页。
⑥　昆登·豪格：《保守主义实况》，一九四七年版，第三十二页。
⑦　克林顿·罗席特尔：《美国的保守主义》，第十六页。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参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版，第九六一页。
⑨⑩　爱德蒙·柏克：《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文集》第二
卷，第三三一至三三二、三三五页。
?　爱德蒙·柏克：《来自新辉格党人的呼吁》，《文集》第三
卷，第八十五页。
?　在法国革命刚开始时，英国议员们送给疯狂地发表反对这一
革命的演说的柏克的雅号。
?　卢塞·寇尔克：《保守主义精神》，一九六○年（修订）芝
加哥版，第七十九页。
?　菲力普·查普曼：《新保守主义　文化批判对政治哲学》，
载美国《政治科学季刊》，一九六○年三月号。
??　卢塞·寇尔克：《保守主义精神》，第四十四至四十五、七
十六页。
??　约翰·哈罗威尔：《民主的道德基础》，一九五四年芝加
哥版，第一○○、一二八页。
??　卢塞·寇尔克：《保守主义精神》，第四十五、八页。
?　里乌·斯特劳斯：《天赋权利与历史》，一九五三年芝加哥
版，第六页。
?　佛·阿·狄蒙特：《社会的神学》，一九四七年伦敦版，第
六十五至六十六页。
?　卢塞·寇尔克：《保守主义精神》，第二四○页。
??　昆登·豪格：《保守主义实况》，第三十一、三十二页。
?　克林顿·罗席特尔：《美国的保守主义》，第五十五页。
?　彼得·维利克：《重临的保守主义：反叛逆的叛逆》，第十
二页。
?　弗兰克·坦纳鲍坦：《劳动的哲学》，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
一九八至一九九页。
?　威廉·英格：《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国家》，载于胡·尔·布
朗纳编：《危机中的利维坦》，一九四六年纽约版，第一五
四至一五五页。
?　约翰·哈罗威尔：《民主的道德基础》，第一三一页。
?　艾里西奥·维瓦斯：《道德生活与伦理生活》，一九五○年
芝加哥版，第三四二、三四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