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03-10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怎样理解人的自觉的能动性？
——谈桌子的观念是如何先于桌子的存在的
子嵩
黄林同志不同意若水同志在《桌子的哲学》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桌子的观念先于桌子的存在吗？”这样一个问题（见人民日报三月三日第五版）。
我觉得，为了要说明这个问题，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上若水同志对他自己那篇文章所作的《一点补正》是很重要的，因为那里指出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问题。看来，黄林同志对于“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这一点的理解是有些问题的。我想在这方面谈一些意见，请黄林同志和其他同志指正。
一
正像若水同志在《一点补正》中所说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却能主动地改造自然。因为人有很多时候也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动物也并不是不在改变环境的。蜜蜂采蜜，同时也就传播了花粉，使植物得以广泛繁殖，就是改变了环境。只是动物改变环境的活动，并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而人的行动却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所以人能够利用蜜蜂这种改变环境的能力，有计划地养蜂，以促进农作物和果树的繁殖。这就是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而动物却没有。
怎样理解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呢？为了便于和黄林同志讨论问题，我想分两层来说：第一，人的行动总是有意识、有思想，有目的、有计划的；第二，人的有意识的行动，原来就是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了事物的规律，然后利用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能将物质变为精神，又将精神变为物质的过程。
先说第一层意思。人的行动总是有意识、有思想，也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动物的行动却不是这样。当然，可以说动物的行动也是有目的的，它们东奔西跑，是因为肚子饿，要寻找食物，使自己生存下去。但是，即使是最高等的动物如猩猩，它的行动至多只能说是有点意识的萌芽，还不能说它是有意识，能思想的。有些动物能够使用工具，猴子能够利用石块和棍子，但是它们不能自觉地制造工具。恩格斯说过：自觉地制造工具，是人的劳动的开始，使人最终和猿区别开来。自然，人也会做一些无意识的活动，我们有时也会做一些没有通过自己的大脑的蠢事，但那终究应该说是例外情况。我们既然长着比较发达的大脑，做事之前总是要先想一想的。
人在作任何行动以前，心里总先有个想法。这就是说：人总是有某种需要和目的，才去行动；在行动之前，他心里总是先有个主意，有点办法，多少有个计划的。所以，人在造桌子之前，总是先有个桌子的观念；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多半是造不出桌子来的。黄林同志认为：人类制造第一张桌子的时候，不是有意识地造出来的，而是碰巧；原始人在磨石斧时，把大石头磨得平滑滑的，就盲目不自觉地造出这第一张桌子来。我们并不否认在原始人时期，人们会这样盲目不自觉地造出某些东西，甚至在现代，人们有时也会盲目造出一些东西来。但是，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盲目不自觉造出来的东西终究是少数，人的活动主要的、绝对多数都是自觉的，所以这是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
黄林同志对于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盲目成分看得太重了，竟至作出这样普遍性的结论来：“人类劳动的一切产品，都是先由不自觉地生产出来，而后才过渡到自觉地生产出来的。”“社会的新事物就是首先在实践活动的盲目成分中产生的。”如果黄林同志的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盲目地等待着，不知哪一天，在实践中忽然出现一个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新事物。这样，我们便完全没有可能、也不必要去科学地预见、设想和计划创造什么新事物了。这就未免把我们自己的力量看得太渺小了。难道说，像飞机、宇宙火箭，以至共产主义这样的新事物，都是先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盲目地产生出来以后，人们才能认识吗？难道说，人们不是自觉地、有计划地造出了飞机和宇宙火箭；我们现在不正在自觉地、有计划地创造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吗？
应该看到：人类科学文化越发展，活动中的盲目成分必然就会越减少。尽管偶然的、盲目的因素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它在人类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必然会越来越少。怎么能将新事物的产生都归功于盲目因素呢？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给了我们战胜盲目因素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就在于它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我们，增加我们的自觉力量，能够科学地预见新事物，革命地创造新事物。
黄林同志问：“在没有桌子之前，怎么会有桌子的需要呢？”这话问得有点奇怪，难道在第一张桌子造出来以前，就不可能有人想过：最好能有这么一个东西让我可以摆东西，在吃东西时也可以舒服一点吗？人正因为肚子饿，才去寻找食物；人想抵御寒冷，才造出衣服来的。在没有飞机以前，古人早就想要飞上天去，早有人梦想成仙，白日飞升；苏东坡有名的诗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唐宋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七十八页）就表达了这种愿望。需要是早有了，但是那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那时还没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物质条件。
黄林同志担心：“用需要来说明产生和发展，那便会导致实用主义。”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人类先有需要，然后才造出东西来，这是客观的事实。恩格斯在《从猿到人》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还说过：“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问题在于：这种需要有没有客观的根据。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完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是已经有一定物质条件为根据的需要，是实践中产生的需要。即使还有一些客观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要促进这些条件加快成熟起来，这便要充分发挥我们革命者的自觉能动作用。反动派不要革命，要消灭革命，他们的需要是和客观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即使他们能取得暂时的胜利，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他们硬要按着他们的主观需要去做，那才是实用主义，才是主观唯心主义。
看来，黄林同志是担心若水同志的说法会导致唯心主义。但是黄林同志自己不想一想：如果照他自己的说法，新事物只能由盲目因素制造出来，人不能自觉地创造新东西，这又是什么理论呢？那就是说：人类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不能预知，只能碰运气，让命运来决定。这是宿命论！为什么明天发生这件新事物，而不是那件新事物？为什么它发生在明天而不是早一天，或者早五百年，迟五百年呢？人都无法知道。既然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得承认冥冥之中有个其它东西，比人更具有绝对威力的东西来掌握我们的命运。否认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宿命论，最后是只能推到宗教唯心主义的。
二
现在我们来谈谈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第二层意思，即如何从物质变精神，又从精神变物质的问题。
人的认识总是从存在到观念，再到存在的，精确一点说，应该是“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黄林同志认为对于这种过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黄林同志认为若水同志的解释是：存在（土墩）到观念（桌子，增加了新的部分）到存在（桌子，没有增加新的部分）。黄林同志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解释”。
黄林同志自己的解释是：存在（桌子）到观念（桌子，没有增加新的部分）到存在（桌子，增加了新的部分，但这是不自觉制造出来的）。他以为这解释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黄林同志所说的若水同志的解释，是不是符合若水同志的原意呢？这解释的前一半是若水同志的意思；至于后一半，若水同志并没有具体谈如何从认识到实践的问题。但是，若水同志是提到认识还要经过实践去检验的。既然检验了，实践必然会对原来的认识有所修正和发展，这就会有了新增加的部分。
黄林同志自以为是正确的那种解释，在我看来倒是真正有问题的。黄林同志的那个公式的第二部分，即第二个存在比它之前的那个观念增加了一些新的部分，这点是正确的；黄林同志的缺点在于认为这新增加的部分必然都是不自觉地造出来的，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这点，留到下一节再来讨论。黄林同志的根本性错误就在于这公式的前一部分，即他用来和若水同志的观点根本对立起来的部分。黄林同志认为：在从存在到观念时，如果观念中会出现新的部分，观念比它以前那个存在多了一点东西，那就是观念第一性，便是唯心主义。所以黄林同志说：这个观念只能和它以前那个存在同一，不能有任何新增加的成分。（虽然他说的是这个观念“与它之前的存在或者可能是完全同一的”，但他所以说“可能”，看来只能是指：也可能是不完全同一，那就是观念可能少于以前的存在，而决不能是多于以前的存在。不然，他就不必出来反对若水同志了。）
事实是不是像黄林同志所想像的那样呢？观念对于它以前的存在是不是只能呆板的反映，是完全的同一，而不能增加一些新的部分进去呢？这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理解人的自觉能动作用，是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来谈谈它。
我也从桌子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谈起。如果像黄林同志所说的那样，先有人类不自觉磨制出来的大石块，而后才有桌子的观念，那么请问：在人头脑里由石块而产生出来的桌子的观念难道就和这块大石头一模一样，只是依样画葫芦的反映吗？这块大石头终究还不就是桌子，即使黄林同志要将这块石头说成就是桌子，如果人的头脑里只能有照样反映这块石头的观念，那么人也只能想到造同样的一块石头，而不能造出一张日常使用的木造桌子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设想是不是更合理些呢：人们在实践中觉得一些比较平坦，高度适合的石块，很有用处；但又觉得它太笨了，搬动不方便。于是人们便想到需要有一个类似石块这种平坦的、高度适合的形式，而质料又比较轻，可以搬动的器具。人有了这种需要，如果当时人们在实践中已经有了制造木器的能力，已经能用木块制造出一些比较简单的家具来，人们便想到用木块去制造类似石块这种形式的东西，这样便在人们头脑里形成第一张桌子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人造出了第一张桌子。这就是桌子的观念先于桌子的存在。
这个桌子的观念确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从自然界得到启发，又是人类生活中有了实际的需要，而且是已经有了实践可能的物质条件——制造简单木器的技术，人才能产生出第一张桌子的观念来。所以存在先于意识。从飞机的例子可以看清楚这一点：古代人可以从飞鸟得到启发，可以有“我欲乘风归去”的愿望和需要，但是那时的实践中没有具备后来的物质技术条件，那时既没有机械力学的知识，又没有发现蒸汽机等等。那时候的人，无论他的想像力如何丰富，他也还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具体的飞机的观念的。所以就整个人类的认识来看，总是存在先于意识；但就局部来说，桌子的观念可以先于桌子的存在。若水同志所表达的这点意思，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第一张桌子的观念，比起它以前的那块大石头（即使那是人们不自觉地磨制平的大石块）来，总已经增加了一些新的部分了。人将石块的形式和自己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又和用轻质的木料制造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了。这样，人就将一个原来不大能为人利用的笨重的石块改造成一个更便于为人服务的桌子。石块的形式（无论有没有经过人不自觉的磨制）本来是客观存在的，能够制造简单木器的技术本来也已经是客观存在了。二者都已经先存在了，但是它们没有结合起来，就不能产生出对人合用的、木质的桌子。这二者自己也不会自动结合起来，人的头脑的能力就在于能够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产生出桌子的观念，能够造出对人更为合用的木头的桌子来。这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所以能够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如果像黄林同志所说的，人的观念只能简单地反映存在，不能增加任何新的东西，那就只能是：即使一方面有了人不自觉地磨平的石块，另一方面也已经有了木器的制造，人却不能自觉地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不能自觉地造出一张木头的桌子来。除非又是碰巧，运气好，有一天木匠忽然不自觉地造出一张木头的桌子来了。但是，这种碰巧的事情又多么难得呢？我们怎么能将希望寄托在这种不自觉性上呢？
黄林同志将人的认识看成只能是简单的反映，所以认为观念对于存在，不能增加任何新的部分。这种看法恰恰是若水同志所批评的那种照相式的反映，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但是我们所说的反映并不是照相式的反映。人在认识的过程中，就已经发挥了自觉能动性。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就已经有了飞跃，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根本规律。这已经不是照相式的反映了。而掌握规律，就是认识了事物内部的联系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便使我们的认识有了大可活动的舞台。我们可以从认识规律到利用规律。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们就可以利用它来作为机器的动力，大大增加了生产；也还可以用它去造火车、汽车、飞机。这些都是原来没有的新东西，人们设计出来了。
从实践到认识，就是人认识掌握客观规律的过程，就是物质变精神的过程。认识了客观规律，人就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来利用客观规律，将在这一处得到的规律运用到其它地方去，运用它来创造新事物。人根据规律，提出一套目标、想法、办法、计划，以指导下一步实践；这就是人在观念中加进去的新东西。这种能够增加新东西的能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人在不断实践过程中，更多地熟悉对象的性能，掌握更多的客观规律，以至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经验和认识就提高了人在思想中能够增加新东西的能力。这也是需要在实践中勤学苦练才能产生的。这就是人高于动物，能够保证我们无限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力量。这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研究掌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首先科学地提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蓝图，那时候当然还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根据当时革命实践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在组织上、理论上、策略上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案。这一切，都是他们根据实践经验而又在理论上、观念上新加添了许多重要的原则的创造活动。这就是他们指导革命的科学的预见。
毛泽东同志是科学预见的能手。我们回想一下，在中国革命每一阶段开始的时候，当实践活动还才开始，他就已经在理论上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并且提出了科学的指导原则。四十多年来，我们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一步一步都是在他的指引下前进而取得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保证。
正因为人类的精神并不只是简单的、依样画葫芦的反映，而是能有极大的创造作用的，所以在从物质变精神、又从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人可以发挥很大的自觉能动性，使改变后的物质比改变前的物质更丰富、更优越、更符合人们的需要。这便是改造世界。经过人们自觉改造过的世界当然应该比原来那个没有改造过的世界更好，不然又何必改造它呢？而要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单靠物质的作用，还必须有精神的作用。精神不能只是反映存在，还必须有创造性，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要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只要人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了，就有可能将慢的事情加快，差的事情变好，便有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主观能动性必须和客观条件相结合。忽视了客观条件，就会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就会急躁冒进，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可是忽视了主观能动性，也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就右倾保守，可以跃进而不敢跃进。
三
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不但表现在思想上有创造能力，而且表现在实践上。实践就是主观作用于客观，也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场所。
人是先有第一张桌子的观念，然后造出第一张桌子来的。但是根据桌子的观念去实践地制造第一张桌子的时候，也必然会反过来丰富原来的观念，发展原来的观念。原来的观念比较简单，有些地方不明确，甚至有错误。在提出一个新思想、新观念时，出现这些情形是难免的。但是经过实践，不明确的逐渐明确了，错误被纠正了。实践的结果就产生一个新的、比原来更明确、更正确的观念。这就是实践检验认识，又发展认识的过程。所以，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出一些比原来的观念为新的增加部分。从这点上说，黄林同志解释的那个公式的后一半，是合理的。
人在实践以前，总是先有观念，先有认识的，但实践以前的认识总比较简单。这也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人们可能先只有一个模糊的愿望，就动手去做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不知道实践过程中会发生些什么情况。于是他就只能瞎碰，靠运气，偶然也许会成功，但更多的可能是失败。这种活动虽然也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但自觉的成分很小，盲目的因素倒很大。各国反动派不肯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的行动多半就是这种盲目的行动。实用主义所宣传的实践，就是这种实践。所以他们的反革命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二种情况。在实践开始时，已经完全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工厂中大批生产成品时，开始已经试验成功了，以后的产品完全根据原来的设计制造，蓝图中需要修改的已经修改过了，其他条件可能还会有些变化，但变化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中，实践和认识可能发生的变化不会太大。但是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人，总是想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精益求精的，总要提出新的设计来，这就变成下一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人们要设计一件新产品，或者要将一些原则、规律应用于新的条件。他原来的认识中确实是掌握了许多客观规律的，但他终究是进行一个新的创造，在以前还没有一个与此完全一样的事物存在过。譬如设计第一架飞机的人，尽管他对于动力学、材料力学、滑翔机、发动机等等进行过很多研究，掌握了许多规律；但是他所要制造的飞机，终究还是前人未曾制造过的东西，他终究还不能完全掌握飞机的规律。所以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需要经过试验。在试验中遭到了失败，便研究失败的原因，修改原来的设计；试验中有些方面成功了，便肯定下来，明确其中的规律。这样反复试验，在实践中便增加进许多新的东西，逐渐丰富了原来的认识。经过这样的试验，他才逐渐摸清楚飞机的规律，将第一架飞机成功地制造出来。在他造成了飞机的时候，才能说他对于飞机有了一个科学的概念，比起他开始造飞机时的最初的观念来，会丰富很多了。所以在实践中新增加了许多部分，就发展了原来的认识。制造第一架飞机时如此，制成了飞机之后的每一次修改也是如此。在修改过程中，因为飞机已经存在了，它的基本规律也已经掌握了，只需要进行局部的修改。它所遇到的困难也许会少一些，试验失败的次数也会少一些，但还是新创造，是设计新型的飞机，还可能出现原来所想不到的情况。实践还会增加新的东西，使已经形成的关于飞机的科学概念的科学性更为增加。
在工业制造中，任何一点新的改革，都应该看成是新的创造。而在社会中，在人的工作中，决不可能有像工业品那样完全相同的实践。从这个单位中总结出来的普遍原则，应用到其他一个单位时，具体情况总会有不同。所以，即使是照搬其他单位的经验，在运用到本单位时，它已经是新的创造，就必须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摸清它在本单位实现时的规律，这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发展了认识，丰富了原来的经验。
黄林同志看到在实践中会丰富原来的观念，这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在于将这种新增加的东西，都说成是不自觉的、由盲目成分造成的。我们并不否认在实践中会出现一些原来料想不到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造出来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不能因此就像黄林同志一样，得出普遍结论说：在实践中新增加的东西，都是不自觉地造成的。因为这是只看到不自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即使是无意造出来的东西中，也有我们可以自觉控制的一面。常常遇到许多偶然发生的事情，在事先我们没有料到，但是在事后检查，这些偶然情况原来并不是完全不能预见的；如果我们在事先考虑得更仔细一点，许多偶然的事情原来是有必然性，并且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种必然规律的。所以在变不自觉为自觉这一点上，我们也大可发挥自觉能动性。人类科学越发展，认识的规律越多，偶然性变为必然的也越多，盲目的成分也就越少。当然，偶然性永远不会完全消灭，但是偶然性不自觉的盲目成分必然会越来越少。特别是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可以学会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要看到事物的联系，分清主从，要懂得一分为二的道理，估计到事物有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性等等，都使我们能够自觉地控制实践发展的过程，变不自觉为自觉。
总起来说：在从实践——认识——实践中，每一个阶段，无论认识或实践，都会比前一个阶段丰富，都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因素，发展了前一阶段。无论认识或实践，都是这样不断发展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是认识了客观规律，反过来又可以推进实践；实践和认识彼此影响，互相促进。这种发展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不断发展过程，也就是我们改造世界的力量的无限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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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春小麦变冬小麦的试验
春小麦变冬小麦试验的目的，在于探索小麦的抗寒性和冬种性的形成条件，并为植物选种工作探求新的途径。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璠在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三年进行了这项试验，并获得了初步的结果。
研究者所采用的试验方法是：以毕克齐春小麦、三联一号等七种春小麦为受处理的春性材料。各材料第一年进行晚秋播种，第二年分别用分期播的办法，使其感受不同秋季条件和冬季条件的影响，然后将各材料的后代连续进行秋播，直到出现能够在北京越冬的冬性类型为止。
根据研究者的意见，试验结果表明：经过六至八年秋播的春性材料，不仅可以形成能在北京顺利越冬的抗寒性，而且在春播的条件下也能表现出新形成的冬种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处理材料中的中国农家品种，当其由春性变为冬性后，在它们的叶片上所特有的浓厚绒毛已变成了非选择性遗传标记而被保存下来。此外，各材料随着秋播代数的增加，其越冬率也随着上升。干物量的变化与越冬率保持着正比关系。各材料随着秋播的代数增加，在春播和秋播条件下生长锥分化速度都变慢了。
但是研究者认为，新的冬性小麦在春播条件下的表现因品种而不同。毕克齐等品种，处理材料比春性原种抽穗晚，虽最后也能勉强抽穗结实，但不够正常；而三联二号等品种，处理材料与春性原种在抽穗期上则无明显差异。有人把这种秋播能够顺利越冬和春播能够正常抽穗的小麦称为两性麦。两性麦最后能否变为典型的冬小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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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空气中花粉含量及其变化的研究
空气中植物花粉的含量及其变化的研究，对过敏性花粉症的防治有着实际意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张金谈等同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协作，从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起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在北京西郊动物园高度为十三点六米的平台上，每天放置一个涂有凡士林的载玻片，专门收集空气中的花粉。经过整整一年的观察、分析和试验，他们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一、在三百六十多个载玻片上，共观察到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九粒花粉。其中双子叶乔木花粉占全年空气中花粉的百分之五十三，双子叶植物灌木和草本花粉占百分之三十四。
二、由于植物开花时期不同，每个时期出现在空气中花粉的种类也不同。在每年八九月，蒿属、大麻、禾本科等的花粉最多。
三、由于植物性状和生长情况的不同，以及植物本身花粉含量的差异，每种植物花粉出现在空气中的时间有长有短，有多有少。根据收集到花粉量和出现时间不同，他们把花粉分为三个类型，即：（一）含量多，出现时间短的花粉；（二）含量不多，出现时间不很长的花粉；（三）含量多，出现时间又较长的花粉（蒿属、禾本科和藜科花粉属于此类）。
四、引起过敏性花粉症的植物花粉，一般是量多，抗原性强。据此，研究者认为北京地区引起过敏性花粉症的植物花粉主要是蒿属的花粉。目前这项研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