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05-26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为了忠实地反映党的政策
〔朝鲜〕赵白岭
谈到写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宣传员》的动机和情况，似乎有必要先说明说明话剧《红色宣传员》的创作过程。关于话剧《红色宣传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它是在贯彻首相同志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对作家艺术家的指示的过程中取得的收获，是蓬勃发展的千里马现实生活的产物。
首相同志教导作家和艺术家要深入沸腾的现实，从中塑造我们时代的千里马骑手们的光辉的典型形象，我能以获得实践首相同志的这一指示的绝好的机会，是与首相同志在梨岘里党员大会上大大赞扬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李信子同志密切相关的。
在首相同志赞扬李信子的第二天，我立即奔赴梨岘里。因为我好像听到首相同志在对作家艺术家说：你们要写的、要塑造的新主人公形象就在梨岘里啊！
但是，深刻地体验现实，把现实艺术地体现于作品里，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在与李信子同志同劳动、闲聊天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都成了我写《红色宣传员》的好素材。
在这过程中，我还知道了梨岘里的经济基础、社员们的成分、从土地改革时期到今天的各种历史事件以及风习、语言等一切。特别是李信子教育改造二十七个社员的美谈，听后真叫我忍不住要流下感动的热泪。就在这过程中，我积累了很多素材，胸中也有了灵感，但一当要规定人物的性格，写成话剧时，起初我没掌握住方向，曾不知该写些什么。
于是，当时，我开始有系统地研究党的政策，特别是研究首相同志所作的青山里指示、梨岘里指示以及其他许多的现场指示。现在回想起来，我更深切地感到：深入地研究党的政策，对于作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作品的方向，是起着灯塔般的作用的。
首相同志所作的一系列的指示，包涵了我国巨大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举一个例子。
首相同志指示说：每个干部，必须知道每个社员的家里有多少个汤匙。对于这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从相对的意味上看，农业合作社的关于人的工作之所以做得不很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干部们还没完全掌握适应于我国的新环境的工作方法，一种是社员们对自己的处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手段已成为公共所有），缺乏政治自觉性。因此，干部们就不能像存在个体农民的时期那样坐在桌子旁工作，而必须关心社员们的家庭生活，甚至知道每个社员家里有多少个汤匙。
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设计了作业班长朴致旭的性格，并作了艺术概括。
首相同志还在青山里指示中教导我们：社员的基本任务，是做好农活，把一切力量集中于农业生产上。从这一指示出发，我设计了李福善的自由主义。李福善是农业合作社的主人，却不把集体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在话剧的第一场和第二场里，作业班长本有义务为福善解决稻壳的问题，但他以福善无故缺勤为口实，没把稻壳分配给她。而当福善由于打烧柴而出工过晚时，他追问她：“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这个时候才出工？”福善一听大怒，回答说：“我肯来，还是给你面子哩！你还得谢谢我哩！”这句台词，很清楚地说明福善并没自觉意识到她所做的事，乃是自己的事也是农业合作社的事。这种与时代相悖的意识的限制性，便惹起了矛盾，这些矛盾又或大或小地影响了社员们的团结和生产。而这种矛盾，在打从心坎深处接受了青山里指示的李善子的不同凡响的努力下，才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再举一个例子。
《红色宣传员》中官弼的性格也可以说是由于慎重地研究了首相同志的现场指示才塑造成功的。
首相同志在梨岘里党员大会上听了民青同盟委员长的发言后，指示说：农村的青年，必须对农业生产抱有荣誉感，应该在消灭城乡差别的巨大的工作中起先锋作用。我在与李信子同志一起研究这一指示的过程中，感到官弼的轮廓更明显了，同时感到必须把教育的“矛头”指向这一类型的青年。
《红色宣传员》的下雨的第四场里，李善子用革命的热情辛辣地批判官弼的对话，就是根据首相同志对青年所作的梨岘里指示而写出的。《红色宣传员》的崔镇午的性格也不例外。崔镇午的原型，是地方主义者。但是，在研究首相同志对宣传员们所作的有关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的过程中，我感到有必要给予至今仍然较严重地存留在农村的利己主义思想以打击，于是，塑造出了崔镇午的性格。
必须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首相同志关于要以肯定的楷模去感化和克服否定的一面的指示，是我塑造李善子的根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走向共产主义，决不能独善其身，而必须带动群众。
如果我是共产主义者，我就必须改造落后的你。而为了改造落后的你，我又必须首先改造自己。自我改造而又去改造别人，这就意味着：以肯定的典范去克服否定的。因此，我们的党，经常号召全体人民互相推动，一齐奔向共产主义。
作为把党的巨大的思想牢牢地铭刻在心里的纯真、热情的我们时代的千里马骑手，李善子在整部剧里，并没用空洞的解释和冷淡的事务性的步骤去做人的工作。她通过自己实际地起模范作用，把人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使人们深刻地认清了“个人为集体、集体为个人”的我们时代的观念。
关于李善子与福善的关系，我在第三场里是这样设计的：
福善的想法是：自己失去了丈夫和子女，孤寡伶仃，没人照顾。这是落后于时代的想法。她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农业合作社的大家庭里，生活在人人团结一心共同富裕的千里马时代。针对这种思想情况，李善子对福善所说的是：有党在，有农业合作社在，您虽然被美国鬼子夺去了丈夫和子女，但是我们农业合作社的民青盟员都是您的儿子和女儿。这席话，说到了福善的痒处。在第五场里，原是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你我互不相干的福善，讲出了一段迥然不同的话。当农业合作社里的妇女们看到田里的作物长得十分好，丰收在望时，开玩笑地要善子履行前约把福善的超产粮领去。福善听后，所说的是：“好！吃吧！我的东西也就是善子的东西。善子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东西。”应该说，福善此时对我们制度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评价得很正确的。福善在李善子的热情的同志般的帮助下，不是用理智，而是从实际生活里很自然地体会到了“个人为集体、集体为个人”的原则。
官弼是在李善子的肯定的楷模的影响下，从另一个角度克服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崔镇午则是在李善子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的感化下，清算了曾是那么顽固的利己主义的。
不但是所有的登场人物的性格，都是依据首相同志的指示塑造的，就是《红色宣传员》里的一切的戏剧事件，也都是根据首相同志的青山里指示构思的。我觉得有必要强调指出这一点。
举个例子。《红色宣传员》的第五场，就是根据首相同志特别强调指出过的遵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问题写成的。我是企图在这个评工记分的场面里集中地告诉干部该怎样应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告诉社员们该怎样对待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的。在这场戏里，李善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叔！您好好地想一想吧！既然从您除过草的地里打不到粮食，叫大家怎样给您评工分呢？难道让我们到其他农业合作社借点粮食来分给您吗？”
为了具体地体现首相同志关于必须提高社员们对物质的关心的指示的精神，我在第二场设计了李善子讲解超产粮的群众场面。为了阐明首相同志关于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爱护农业合作社的财产的指示，我设计了官弼弄坏牛车的事件（这一事件在电影里改加在了崔镇午的身上）。
如上所述，首相同志的指示，成了《红色宣传员》的一切人物性格、一切事件以及很多对话的血肉和骨胳。很明显，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掌握作品的方向。在了解梨岘里过去一年间的农业生产情况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青山里指示的伟大的生命力，我更深深地感到了《红色宣传员》如不朝显示青山里指示的巨大生命力的方向构思情节是不会成功的。根据这样的体会，《红色宣传员》的第一场还留有青山里指示下达前的余音，帷幕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还不十分振作的情况下拉开的。而在第七场，则完全是富裕（婚事破而复成、粮堆高耸入云）和先进（原是落后的村落，像邻村一样奏起了庆丰收的农乐）的气氛，帷幕是在社员们下定更大决心的欢欣气氛中闭上的。
我的意图是要把第一场与第七场写成样样迥然成对照的场面，写成由微暗到大亮、由穷变富、由落后变成先进的显示大跃进的场面。
那么，这种世纪性的变化的砥石是什么呢？那就是：首相同志一再强调的“人的工作是一切工作的首要工程，只有做好了人的工作，其他的一切工作才能做好”的思想。这一重任的担负者是李善子。她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人的工作。正是在这种意图的指导下，我在第二场一直到第六场里写了李善子与福善、李善子与官弼、李善子与崔镇午等的矛盾，同时还写了李善子与朴致旭的次要的矛盾。
我设计这许多的矛盾并把它们统一于有机的连贯里是有一定的理由的。要知道，当李善子以其肯定的典范改造了第一个人之后，这个人便与李善子站在一边了，并帮助李善子改造第二个人，而第二个人被改造后又帮助李善子改造第三个人，这样，等三个人都被改造好后，肯定的势力便成了一股巨流，奔泻无阻，便成了一阕改造人的大进行曲，响彻大地。这样，也就阐明了时代精神，也就能使人们确信：只有青山里指示像旭日的阳光那样照亮了人心，把人们团结了起来，一切的工作才能起变化。《红色宣传员》第二场到第六场的人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使第一场里落后、“贫穷”的农业合作社到第七场时变成了富裕的农业合作社。我这样构思，为的是要显示我们时代的千里马进军的面貌。
以上，主要是就我在创作话剧《红色宣传员》方面如何以党的政策和首相同志的指示为指针的问题作了些叙述。这些侧面，在我写电影剧本《红色宣传员》时，情况是一样的。不言而喻：离开了这些，《红色宣传员》就谈不到什么思想性和艺术性。
但是，把话剧改编成电影，并非毫无困难。有的人看完电影《红色宣传员》以后说：跟话剧一样。不错，在内容上，可以说没什么不同之处，但是，电影毕竟不是按话剧的场次，自始至尾拍摄的。
电影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自由的表现能力的艺术。在这种意义上电影剧本与限制良多的话剧是有区别的，电影剧本自有其严格的规范。我在将《红色宣传员》改编成电影时特别注意了这一点。要知道，不这样，电影剧本就会不像个电影剧本。
在把《红色宣传员》改编为电影剧本时，首先，有必要简略一些复杂的情节，把一切舞台性质的手法都代之以鲜明的电影手法。于是，我大胆地删去了金善出这位老者，简化了第一场的破婚与第七场的成婚的场面，并把官弼弄坏牛车的事件转嫁到了崔镇午的身上。
再者，在话剧里，不出现李善子的家和父母是无妨的。而在电影里，如果不让善子的父母登场，则会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因此，我新塑造了李善子的父亲李禹铉和母亲芦氏。
但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所写的电影剧本的初稿，绝难一挥即就。不少的部分不加修改是不成的。电影剧本不是文学性的叙述，它是电影化的语言。它从最大的情节以至最小的细节描写，都必须依从于电影本身所具备的严格的特性。把电影的情景、气氛、构图、对话等等都置诸脑外，所写出的电影剧本是无法拍成电影的。
试举一例：崔镇午在地头转变的场面，在话剧里是个很重要的场面，效果也很好，但是，电影如果单纯以分解式的办法去拍摄，就不会有什么效果。
这一场，在电影剧本里，我是这样写的：
……崔镇午向前走去。对面村庄里传出的犬吠声打破了四下令人沉闷的寂静。
镇午边走边与自己的旧思想作着坚决的斗争。…………
崔镇午汗流浃背不住地除着草。“大叔！镇午大叔！”善子心情激动地边喊边赶上去。但是，崔镇午连头也没回，只是默默无言地继续除草。李善子再一次喊着赶上
前去。崔镇午的大脸膛。脸颊上两行泪水在流淌。……
大家看到，在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高潮的场面里，话剧所有的崔镇午的对话，在电影剧本里一句也没有。但是，走着的崔镇午、困倒在地的李善子、用衬衣给善子盖上的崔镇午、边喊边赶上前去的李善子、颊上两行泪水的崔镇午等形象，却在电影里用上了。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创作经验。如果说，电影《红色宣传员》所取得的成绩的根本依据是电影剧本，那么，我请大家别忘了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在我写电影剧本过程中所给予我的非常之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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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给孩子们写这样的作品
——介绍《小仆人》和《旅伴》
　冰心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钻天杨的叶子，闪烁着露光，在微风中摇曳。树上一球球的槐花，从窗外透进清香。案头一瓶新摘下来的玫瑰，衬托在满窗的绿意里，显得分外鲜明。上学的孩子们的细碎的脚步和活泼的笑声，不断地从楼前经过。这些日子我心中不断思索的问题，也随着他们的笑声和脚步，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他们是不是知道人间有忧苦事？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宁静快乐的环境，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给洗出来的？他们是不是知道就在这明媚的春光里，世界上其他角落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受着欺凌、受着压迫？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假若我们让我们的一亿以上少年儿童，浑噩无知地生活下去，结果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他们就会变成只图自己的安乐，不顾他人的苦难，贪生怕死，鼠目寸光的人。而我们一百多年来许多烈士、许多革命者前仆后继、流血流汗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有丢失的危险！
因此，作为长辈的我们，责任就分外加重了。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接班人是要教育出来的。教育得好，班就接得好；教育不好，就接不了班。孩子正处在求知的旺盛时期，正处在品德成长的时期，最需要给他们灌输一些他们所最需要知道的故事：一种是我们前人革命斗争的故事，使他们知道我们的革命先烈，为着挣断世世代代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所受过的种种艰难和困苦。让他们晓得他们现在所享受的自由和幸福，并不是毫不费力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让他们记住，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他们若不继续努力，不断革命，前人所受过的苦难，还会重新临到他们身上。另一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在殖民主义统治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着的孩子们的故事，使他们晓得当他们在学习，在歌唱，在游戏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太阳底下，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异国孩子，在叹息，在呼号，在挣扎，这些孩子在需要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让他们晓得，只有在全世界上一切受苦的人都得到解放之后，我们自己才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让他们记住，支持了世界上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们，也就是支持了我们自己，只有全世界的人同心协力，从各个角落掀起不断的斗争，才能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世界上消灭干净。
在这里，我要介绍两本短篇小说集，《小仆人》和《旅伴》，它们是叶君健同志为儿童写的，反映外国儿童生活的作品。作者有很丰富的旅行经历，他写下了他所见过的许多海外儿童，有的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像《小仆人》里的“小画家”和“未来的建筑师”；但是更多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孩子。作者在《小仆人》的后记中说：
“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会有不同的遭遇命运。从这本小书里的几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有的小朋友很幸运，他们得到社会的帮助和培养，在稳步地向美好的事业和生活前进。有的小朋友很悲惨，他们受到社会的打击和摧残，他们没有美好的事业和生活，但他们却正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优越社会制度下的人，在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和关心那些生活在极端恶劣社会环境下的小朋友们。”
作者就是怀着这个真挚的愿望来为中国儿童写作的。他笔下的外国儿童，如《“天堂”外边的事情》里的意大利孩子亚贝尔托；《小厮辛格》里的尼泊尔孩子辛格；《小仆人》里的阿拉伯孩子阿卜杜拉；《新同学》里的法国孩子夏克斯和西班牙的孩子尼米诺等都是充满了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儿童，他们在黑暗的环境中和强暴的势力下，决不忍受，决不屈服，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茁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种子。看了这些故事，会把我们小读者的同情和关怀，引到世界各地，这亿万颗长着阶级友爱翅膀的火热的心，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会起极大的作用的。
文学作品反映外国儿童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儿童文学。你不但要熟悉儿童，还要熟悉你所描写的儿童的生活中的一切。作者在《旅伴》的后记中说：
“当然，文学作品不可能都根据真人真事。但是真人真事有时可以启发一个人作许多联想。”
即使是这个“联想”，若不是脑中积累有许许多多和这一段真人真事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的知识，是不可能“联想”出什么动人而有说服力的故事来的。这两本书的难能可贵处也就在此。
我想，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友好来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工人、干部、青年、妇女、演员、运动员……的足迹走遍了五大洲。他们一定每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感受。我们中间也还有归国的侨民、航行的海客，他们也都有说不尽的海外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正是我们儿童所最喜爱、最需要的。他们不但会受像《小仆人》和《“天堂”外边的事情》这类故事的激发，也会被像《新同学》和《别离》这类故事所鼓舞。让我们这些有过海外经历的人，都向叶君健同志看齐，多给孩子们写些引导他们多关心海外儿童生活的故事。这对于加强对下一代的国际主义教育，对于丰富孩子们的知识、扩大孩子们的眼界，以至对于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都是大有好处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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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义凛然　激奋人心
——谈戏曲片《三关排宴》中佘太君形象的塑造
杨扬
戏曲片《三关排宴》是根据山西上党梆子同名传统剧目改编摄制而成的。影片在加强与突出原剧思想意义上，有可喜的成绩。它以爱憎分明的态度颂扬了杨家将赤心爱国的精神，鞭挞了叛国求荣的汉奸。可以说，它是用艺术形象给坏戏《四郎探母》以严肃有力的驳斥。
《四郎探母》是经过清朝封建统治者大力推行而流传较广的坏戏。在《四郎探母》里，我们看到的是对汉奸的美化，是对背叛国家和百姓的杨四郎的同情、开脱与原谅。特别在“回令”的结尾里还强调四郎探母之后，重返辽邦，萧后允情不杀，又委以重任。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坏戏坏在用一个为敌人作驯服奴才的形象宣扬应当驯服地作奴才的思想。它也坏在用渲染无界限的母子、兄弟、夫妻感情的描写，歪曲了杨家将忠心耿耿、气节峥嵘的形象，其中特别是歪曲了佘太君的形象。《四郎探母》里的佘太君对四郎的态度被写成为是姑息、抚念再加上感伤而已，毫无严正的是非区分。民间文学中流传的杨门女将佘太君的有光彩的形象就这样被篡改、糟踏成纵容儿子去继续作汉奸的人。
然而，就在《四郎探母》在起坏作用的时候，上党梆子戏的民间艺人们却一直坚持演出自己的传统节目中和《四郎探母》截然对立的《三关排宴》。这两个对立的戏产生的前后和具体的年代尚有待作进一步的讨论和论证，但《三关排宴》无疑是值得珍视的好戏。它强烈地表现了人民对汉奸的谴责，对佘太君等人忠勇爱国的高风亮节的赞扬。在《三关排宴》里，佘太君是在议和之际坚决揭穿并讨回四郎，押到京城，请求皇帝明正国法，最后，在不得依法处理他时，佘太君依然以大义责骂得四郎觉得无地自容而自尽。这个戏重新使佘太君的形象闪发出杨家将的光彩。这一写佘太君骂死杨四郎的戏，以刚劲的声音和《四郎探母》对垒了多少年。到了解放后，在党的戏曲工作方针指导下，上党梆子的编导和演员们在《三关排宴》的整理修改中进行了反复的突出精华和剔除某些糟粕因素的工作。戏曲片改编者、演员们的再创造又取得了更上一层楼的成绩，就佘太君的形象塑造上看，是更深刻、更生动了。
戏曲片里佘太君形象最突出的是写出了她那坚持大义、感情深沉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面貌。比起原本和前几年的舞台演出本，这里对佘太君的描绘就更感人了。原本里在写佘太君与杨四郎的冲突上曾带有过多的封建道德色彩，连这剧本的题目在过去也有别名叫《忠孝节》。原本写佘太君责四郎是不忠不孝不义，而把桃花写作尽节。所以结局在骂死汉奸的感人场面里也通过佘太君这一人物之口过分地强调了“忠臣孝子”这一点，而把四郎之死也写为是“儿遵母命把忠尽”。最后，宋王下令把四郎尸首移入的是“忠臣庙”，桃花也被封为“节烈夫人”。这些自然都表现着原作者在歌颂杨家将的时候，仍然有着思想的局限性。戏曲片承接了前几年舞台演出本的优点，把这些作了剔除或削弱，使佘太君身上爱国保民精神的光彩更突出了。
这不是说戏曲片里的佘太君就不流露着一些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是说这里把人物爱国保民精神品质的主要方面作了突出的强调是完全必要的。在戏曲中要写封建时代的英雄人物，会遇到对人物道德面貌如何刻划的问题。作为封建时代的英雄人物，是必然有着与人民利益相联系或相通的一些东西，但也必然会在道德面貌上打上那时代的、阶级的烙印。这样人物有着一些封建道德观念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刻划人物时的着眼点与分寸。这里需要分开两方面来看：第一、对人物的刻划决不是机械地规定能不能写他的封建道德观念，而是要正确地历史地写出这种观念在人物身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人物的精神面貌里什么是主要的东西，从而在形象塑造上达到艺术上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第二、要求对人物的封建道德观念要以正确的有批判的态度去描写，也就是为了要求作品通过人物给予今天观众以积极、健康的影响；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在人物身上写出他们有封建道德观念，却一定要反对用封建道德观念去写人物。依此来看戏曲片《三关排宴》对佘太君的刻划，我觉得改编整理者对分寸的掌握基本上是适当的。他们没有拘守原本的限制，而是把那些过多地强调封建道德的地方下了舍弃和改造的功夫。另一方面，也没有将人物身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会有的道德面貌的烙印简单地一齐抹杀。戏曲片中佘太君的精神面貌给我们最突出的感受是她的爱国精神，但她还是有作为那时大将所会有的那种道德的印迹。总的看来，改编本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人物的某些思想观念和剧作的思想观念的界限，也比较适当地处理了对人物思想面貌突出什么的问题。因而，这一形象的加工塑造是发挥了原本的感人之处，在某些地方要更丰富有力些。
正是这样，戏曲片《三关排宴》的佘太君形象比原本才有更动人的力量。她的为保卫国家、百姓操劳忧心的执着，为大义而丝毫不苟的严峻，都以强劲的线条勾画出了一个爱国女英雄的性格。佘太君对杨四郎的愤恨之情，是写得更有广度了：“我杨家保大宋满门忠勇，岂容你小畜生叛国求荣”。在排宴时揭发和讨回杨四郎的一场紧张的戏，比原本更显得锋芒闪亮。这里写出了佘太君的早有谋划，从而在酒席宴前又一步步逼得敌手萧后无可还击，只好放四郎回宋。当然，这一段重要的戏也还保留有原本缺点的一些痕迹，后面还要提到。但从排宴起，直到责子、四郎自尽，佘太君的大义凛然的形象是有力地站起来了。排宴时的坚决讨回逆子，责子时的爱国赤心的表露，都使人激奋地想到：真正的佘太君正应该是这样的。这里绝没有《四郎探母》里那种被歪曲了的佘太君形象的感伤无力，也绝没有那种渲染抚慰汉奸逆子的虚伪描写。看看这里的佘太君那炽烈的爱国感情的倾泻吧！哪怕只剩下这一个亲生儿子，因为他是事敌十余年的汉奸，她就决不肯饶恕：“我大宋锦江山天阔地厚，也无处容你这无耻的下流。”她要维护杨家将卫国保民的门风，正是对爱国精神的维护。不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人民世代流传杨家将的故事吗？改编本从这个角度去突出佘太君责骂杨四郎的义正辞严，这比原本是要深刻得多也恰当得多。
改编本在塑造佘太君的形象上不仅从这一人物本身的刻划上用了功夫，也还善于从与别的人物的关系中去表现和烘托这一人物。比如，对汉奸杨四郎的丑恶面目作了明确的刻划，写他设法保持驸马富贵的卑鄙打算，以后又多方讨饶等，都使佘太君在与他的冲突上比原本有了丰富。另外，比较好的起了烘托佘太君作用的有两个次要人物，一个是焦光普，一个是杨排风。焦光普在原本中显得面目不清，给人有点多余的感觉。改编本把这个人物改写为杨六郎派在辽邦打探消息的人，并写出他那怀念祖国的心情。这样一改，一是使这个人和四郎成了相反的对比，一是写出佘太君是怎样爱护身处异邦为国尽力的人，并由此相比之下更愤恨四郎死心踏地作汉奸的行径。杨排风是原本未多写的，改编本依据传说及别的戏中杨排风性格作了发挥。这就为改编本所设定的新的结尾创造了条件：借爽快的排风之口点出太君对四郎的坚决态度，促使四郎下了自尽的决心。杨排风与佘太君的亲切关系也还烘托了佘太君性格中温和、亲切的一面。从她们在一起商谈对付四郎的简洁描写，看出佘太君待丫头也是如此充满感情，就更显得她严惩逆子是出于对大义的坚守不渝。
但是，改编本在写一些并非不重要的人物上，却显得平板而无特色，没有更好地对佘太君起到烘托、映衬的作用，如杨宗保、穆桂英就是这样。对桃花这一人物的描写，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原本缺陷的一些痕迹。原本对桃花当作尽节来写，所以使观众反而对萧后这一公主，有同情之感，多少冲淡了对佘太君的充分肯定。原本结尾佘太君在责四郎时还说：“儿乃堂堂男子，还不如萧邦那一女子，娘若留儿在世，那萧后岂不耻笑为娘。”改编本去掉了后面这些直接称道桃花的话，但对桃花的描写，特别是在排宴一段戏里，却有点是仍沿着原作的方法。这就显得在桃花形象上着笔的态度、分寸还不够鲜明准确，仍留下一些至少是不利于加强佘太君在这场戏中的感人力量的因素。
联系着佘太君形象的塑造，改编本的场次处理有些地方比原本丰富，情节的联系更清晰了。值得注意的是，结尾处理比原本有很大的改动。改编本改为在三关责子，让四郎在上囚车之前自尽。这样处理的优点是可以让戏剧情节展开的地点除“坐宫”外都集中在关上，出现的人物可以少一些，也可以紧凑些。但是与原本的结尾那种高潮的撼人力量相比较，新结尾里佘太君的形象显得有点停滞而无发展。如果从改编的另一种可能设想一下，原来结尾也还是提供了把佘太君形象在这里表现得更有力的基础的。原本里宋王及大臣们为四郎说情要赦免他，实际上就给佘太君坚持大义造成了新的难题。改编者的笔墨在这里是可以深入一步的。宋朝最高统治者不辨忠奸竟为四郎作情，佘太君处在如此情形下仍然坚持维护杨家将忠勇之风，从这二者之间的新冲突里是可以写出更深刻动人的戏来的。如果能改掉原本结尾那些消极因素，又能利用原来提供的将冲突可以更深化一步的基础，充分发挥高潮的力量，使佘太君形象在最后仍能有所发展，也许会更好一些。
在戏曲片中饰演佘太君的青年演员郝聘之是对角色下了很大功夫的。她把佘太君的性格表现得深沉、有力，也很善于掌握分寸，较好地体现了改编本对佘太君的塑造意图。我为《三关排宴》拍成戏曲片而兴奋。它虽还有令人不尽满意之处，但确实是把这个优秀传统剧目的思想艺术光彩更加增强了。相信有了这个戏曲片的经验，对《三关排宴》作进一步的改编或移植也就可以在更好的条件下进行了。而戏曲片又便于让各地更多的观众熟悉这一好戏并从中吸取力量。让《三关排宴》这样的好戏以爱憎分明的艺术形象，去扫除坏戏《四郎探母》所散布的毒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