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05-2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为帝国主义制度辩护的诡辩术
——批判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
吴传启
不久前，据美联社报道，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柏林敦城“国际说谎者俱乐部”的主持下，选出了一位“一九六二年世界说谎冠军”。说实在的，“世界说谎冠军”这个“光荣”的头衔，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御用经济学家们来说，是更加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们所编造的谎言，还是当作“科学”来推销的。大家知道，由买卖掺假货来赚正当钱，本来是资本主义贸易的特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这一点时曾指出，当时的英国人曾经很幽默地把这种伪造商品叫做“诡辩货”。但是，这同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者在科学中的伪造相比，却又“落后”得多了。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御用学者的诡辩术，更是越来越发展到荒谬无耻的地步了。
美帝国主义的御用经济学者，并且目前正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高级职务的罗斯托，于一九六○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就是这种“以白转黑，以黑转白”的“诡辩货”，就是企图把谎言当“科学”推销的典型。
美化帝国主义制度的新花样
通过荒唐的诡辩术美化垂死的帝国主义制度，是这本书最突出的手法。罗斯托竟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当然，用“人类”这种概念来代替和取消“阶级”概念的做法，已经成为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普通的方法。罗斯托的新花样就在于，他编造了一个所谓“五成长阶段”的谬论。他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列举的各阶段——传统社会、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成熟阶段以及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马克思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于是依照他自己的划分，罗斯托把“日薄西山”的美帝国主义制度，说成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成熟阶段迅速地进入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的社会”。他企图用这种划分，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基本类型的划分相对抗，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推翻”了。其实，他的这套把戏只不过回避和抹煞现实的阶级矛盾，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日益完善化和理想化的“千年王国”，把资本主义的命运同“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以及抹煞消费的阶级性，把资产者的“高额”消费说成“高额群众消费”等等，以达到美化帝国主义制度的反动目的。
他的“五成长阶段”究竟依据什么来划分的呢？他所谓的传统社会，就是指牛顿以前的社会，是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的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社会，把牛顿当做“历史的分水岭”。以后的这些阶段的划分，有的用技术来说明，有的用投资率来说明，有的又用消费来说明。所谓“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据说就是“主导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方面”，而对这一阶段“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供群众之用的廉价汽车以及汽车对社会生活和期望所造成的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它就是把客观世界看做由许多独立的、互不联系的因素所构成的；用各种孤立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用“市场需求、冒险的举动、技术和企业精神的动力互相发生影响”，来说明他的“社会的成长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他的所谓“五成长阶段”是一种纯粹主观主义的划分，并通过这种纯粹主观主义的方法，把社会的发展描写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经济过程，以及把技术的发展描写为同社会经济制度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无关的独立过程，从而否认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掩盖生产的社会形态，掩盖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马克思说：“不论生产采取何种社会形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总是它的因素。……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时代，就是由这种结合依以实行的特殊方法和方式来区别。”①如果离开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言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就只能是纯粹主观主义的空谈。
罗斯托应用这种方法去说明他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时，还颠倒黑白地美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把这种侵略说成是最重要的动力。他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思想、知识、制度和社会经营资本供应方面的变化”，使殖民地国家“有受西方教育的机会”，因而才给落后国家打开了建设现代社会的大门。并且说，“各帝国国家往往把某种现代化列为殖民政策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此等等。真不愧为帝国主义的逻辑！不错，帝国主义的侵略，曾经带来了“西方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以建立和加强其侵略和掠夺的阵地而已。这种影响的结果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②历史事实表明，对于被侵略和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人民来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不是什么进步的动力，而且从来就是反对革命的反动派，从来就是革命的对象。
罗斯托还说，按照他的主观主义的“五成长阶段”的划分，就“不会导致一系列的严格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即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这是多么可笑的唯心主义的结论！那种“严格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只有在反动派头脑中可以避免，但在客观的、现实的历史过程中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的整个历史，难道不正是不断地证明着马克思主义所揭明的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吗？由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自然不能承认这个规律。为了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罗斯托还提出如下反驳说，“无论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或者甚至经济力量，都不是纯粹从财产私有这一事实产生的”。因而他提出了一个极端荒谬的命题，宣称经济的发展是由非经济的力量所决定的。他说：“我们认为，根据人类的动机来说，许多最深刻的经济变化是人类非经济动机和愿望所造成的后果。人类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并且引述凯恩斯的谬论，把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所谓人类的“天性”。由此可见，凡是要反对和攻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只能去拾起那些早已破产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破烂武器。
把“人”看做“一种多元的生物”
为了进一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罗斯托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对人类动的看法”，即把“人”看做“一种多元的生物”。他说：“人是一种多元的生物，是一个复杂的大家庭，而不是一个可以发展到极限的个体，他有权生活在多元的社会中。”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成长阶段论的申论中，人被看作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个体。他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追求权力、安闲、事业、经验和安全的继续；他关心他的家庭，关心他所熟悉的他的本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所珍视的信念，也关心本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些谬论不是什么新花样，而是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抄袭来的陈腐观念。马尔萨斯早就说过：“人是一种变化多端的生物”。罗斯托的“多元的生物”和“多元的社会”观，不过是要把社会的人看做生物界的个体，看做具有种种爱好、关心和追求的“复杂的个体”。这些个体的机能相加，就组成为他的“多元的社会”。这种企图无非是想以此代替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以掩盖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掩盖现实中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这些谎言虽然可以被吹得天花乱坠，却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人剥削人这个基本事实。这里再一次说明：凡是要反对或者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的学说，就必然要在不同程度上回到这种陈腐的荒唐观念上来。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罗斯托是怎样用他的“多元的生物”观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③罗斯托否认这个基本事实，并要“推翻”这个科学原理。他说，在解释资本现象时，应该看到“忠于民族社会的思想”和“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信条”等等，是比利润还要更加重要的因素。他还把美国的资本家当作“一种多元的生物”作了如下的描述：在内战以后的美国，资本家们“从事扩张和赚钱工作，不仅在钱的方面可以得到报酬”，而且为了“权力、事业、任务和社会威望”，为了“在人类动机和愿望的整个范围内得到报酬”。就是说，资产者从事剥削事业，不仅是为了“金元”这一种报酬，而且是为了“多元”的报酬。“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人们在已经有了超过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所能使用的金钱很久以后，为什么还努力奋斗？”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好像是把人们的某种思想动机，当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因此他用“多元”说来进行反驳。可见，这些要“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却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认为人们的意识只能是存在的反映，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遍的社会存在就是商品关系。在这种商品社会里，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被当做物与物的关系来反映，都变成了商品的和买卖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并不是什么主观的东西，而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一般的本质的关系。至于资本家的这种追求利润的思想动机，正是由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所推动的。这些亿万富翁们之所以必须不断地“努力奋斗”，问题恰恰不在于他们是“一种多元的生物”，而在于他们是占有生产资料并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剥削的资本家，在于他们在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资本这个怪物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只能在不断的运动中方能存在，而资本的运动又是没有界限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法则，当作外部的强制法则，支配着每一个个别的资本家。它强迫每一个要维持他的资本的人不绝去扩大他的资本，但资本的扩大，不借助于累进的积累是不行的。”④如果资产者不是“不绝去扩大他的资本”，如果某个资本家的这种“努力奋斗”一旦停止，就不能维持他的资本。而资产者头脑中的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及其种种“多元”的动机，不过是由这种客观的经济关系所推动的。资产者之所以必须不断地为扩大他的资本而“努力奋斗”，就因为他们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法则，当作外部的强制法则”所支配着。
人虽然也是生物界的一员，但人的本质却不在于人具有生物的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因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够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而生产又只能是在人们所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所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所谓社会，也不是许多人的机械相加，而是以生产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是决定于生物学规律，也不是决定于心理学规律，而是决定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规律，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阶级斗争的规律。当这位帝国主义者越是用生物属性来掩盖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时，以及越是用心理描写来掩盖和歪曲现实的经济关系时，就越是暴露出他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阶级本性了。
奇妙的劳资共享“进步的利益”
罗斯托在这种“多元”的“经济学”的拼盘中，还抄袭了一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协调论。他说，“当复利增长规律起作用时，进步的利益就为劳资双方所共同享受，阶级斗争就有了缓和。”他批评马克思不“理解人类的这种溶解力量”。他所谓的人类的“溶解力量”，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就是要求被剥削者“溶解”和屈服于资本的统治之下，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此，他进一步使出了他的说谎本领，他说：“工人对于获得一点点适当的、正常的进展感到满意；工人感到他自己和他的子女的情况正在改善；感到，从任何一点来说，他在整个社会的支出中得到公平的一份；愿意在财产私有制下，在政治民主规则的范围内，争取他所要求的东西；有一种把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社会看成是一致的，而不把他自己和其他各地的所谓被压迫的产业工人这个抽象世界看成是一致的趋势”，等等。原来那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合作论，被他抄来当成了工人的“感受”，当成了他的“多元”经济学的“论据”了。这正如列宁在《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曾经说过的，“为了同日益逼近的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他们要抓住一切机会，连一根稻草，连考茨基的一本书也要抓住”⑤。这也说明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反动思潮中，从帝国主义者的谎言直到修正主义者的谬论之间日益趋于合流！
现在，让我们看看所谓劳资共享“进步的利益”，究竟是怎么回事！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为例。生产自动化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动化的发展，却是一方面为垄断资本家带来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给工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资本家追求最大利润而加快机器的速度，工人虽然使用自动化机械，却仍然像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一样弄得精疲力竭；更重要的还是自动化的结果，使大批工人从劳动中排挤出来被抛在工厂的大门之外。就从美国总统肯尼迪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所承认的数字看，光在一九六二年，美国就有“四百万人全失业和二百七十万人半失业”，并“有三千二百万美国人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或者更糟的状态”。而这还不过是一个被大大缩小了的官方数字罢了。又据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题为《亿万富翁俱乐部会员增加》的通讯透露，美国银行和大公司的利润已经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一九六二年美国收入超过十亿美元的大公司，又从一九六一年的四十九个增加到五十七个了。另据美国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展望》杂志报道，在纽约这种“多元的社会”里，贫民窟里住着三十六万穷人，其中有二十万儿童，他们都过着“活死尸”的生活。据他们自己的描述，这些“孩子只是有血肉的动物，他们像畜牲一样在暗无天日的房屋里长大成人，等到能够勾起老鼠、鸡奸者和毒品贩子的胃口的时候就给吃掉”。原来这些就是罗斯托所谓的工人“在整个社会的支出中得到公平的一份”，就是所谓“高额群众消费”的时代，就是他的劳资共享
“进步的利益”！因此，只要把罗斯托的这种谬论倒转过来看，那就符合事实了。在美国这种社会里，所谓“高额”消费，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消费；所谓“进步的利益”，不过被垄断资本家们所独享。而无产者大众所能享受的，不过是这种“进步”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而已。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众来说，只有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进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
总之，罗斯托企图用以“消灭”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诡辩，及其一切“论据”，从科学上说，不过是一些把无知当成充足理由律的谬论罢了。正如列宁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所说的：“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在工人阶级中间的传播与巩固，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和剧烈。今天，整个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一切庸俗社会学，都在努力攻击马克思主义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在真理和谬论的斗争中，只能是科学推翻谎言，而谎言怎么能够推翻科学呢！
①《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五一七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八页。
④《资本论》第一卷，第七四二页。
⑤《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八页。
⑥《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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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棉花的生产　
陈义方　瞿建增
被人们称誉为“白色的金子”的棉花，适应纺织工业的需要，近年就世界范围总的来说，生产有相当大的发展。目前，人类的衣着供应，有三分之二是依靠种植棉花来解决的。发展棉花生产，是世界各国解决纺织原料问题的最主要的途径。
总产量和棉田面积
最近几年（1959年以来），世界棉花年产量在1，000—1，100万吨之间。这比1940年增加6成左右，比1950年增加5成左右，上升的幅度是不算小的。在1950—1961的十二年间，世界四项主要纺织纤维（棉花、羊毛、蚕丝、化学纤维）的总产量，由938万吨提高到1，516万吨；在增长额578万吨中，棉花占到351万吨，即60％左右。由此可见，棉花的增产，是战后时期世界纺织纤维总产量得以迅速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世界棉田总数，最近三、四年来一直在3，300万公顷以上。1961—1962年度的估计数为3，450万公顷（51，750万市亩），比战后初期（1948—1952年的平均数为3，190万公顷）增加了260万公顷，即8％左右，比战前水平（1934—1938年平均数为3，316万公顷）也增加了4％。
目前世界上种植棉花的主要国家，除我国和苏联外，还有美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阿联、墨西哥等国。上述八个主要国家，棉田面积都在1，000万市亩以上。八国的产量总和，近年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5％左右。此外，较重要的产棉国家，在美洲还有阿根廷和秘鲁，在亚洲还有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在非洲还有苏丹、乌干达、尼日利亚等。
美国的植棉业，在战后时期危机进一步深刻化了。美国的棉田面积，在战前（1934—1938年）达1，150万公顷。战后初期（1948—1952年）尚维持980万公顷的规模。其后由于生产严重过剩，美国政府被迫竭力压缩了棉田，至1958年曾降到480万公顷的最低纪录。在植棉业的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1958年后增加了对棉花输出的贴补，同时，对内实行了所谓“价格维持法案”，从而刺激了棉田面积的扩大。1961年美国的棉田面积为634万公顷（9，510万市亩），比1958年的最低点约已扩大了三分之一。在棉花总产量上也有一些回升：1961年美国的棉花产量为311．4万吨（6，228万市担），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0％。
苏联的棉田面积，自1956年以来，一直维持在200—220万公顷（3，000—3，300万市亩）的水平。苏联近年的棉花总产量，折合皮棉约为150—160万吨（3，000—3，200万市担）。近年，苏联正在设法在中亚细亚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棉田。
拉丁美洲的两个主要植棉国家——墨西哥和巴西，战后时期都扩大了棉花生产。巴西的棉田面积在1961年达317万公顷，规模相当大，年产量约在50万吨左右。墨西哥目前约有80万公顷棉田，总产量达40万吨左右。为了恢复前些年失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棉花出口第二位的地位，墨西哥植棉业1961年通过一项决议，要通过扩大棉田和改善农业技术，把棉花的产量比现有水平提高50％。
从一些主要植棉国家的动向看来，世界棉田面积近年是扩大的趋势。
单位面积产量
棉花总产量的升降，同时受着单位面积产量水平和播种面积两方面的影响。从战后十余年来的数字分析，就世界范围来说，在增产额中约有75％是由于单位产量提高的结果，25％是由于扩大棉田的结果。
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战前（1934—1938年）世界总平均数为每亩26．9斤（皮棉，下同），战后初期（1948—1952年）上升为每亩32斤，至1960年已提高到40斤以上。从战前到现在，二十余年间，单位产量已经提高了50％。
目前在各主要国家中，单位产量水平最高的是苏联。苏联的棉花单产水平，近年已提高到亩产90斤左右（每亩约产籽棉280斤），比战前（1934—1938年平均数为43．6斤）提高了一倍以上。其次是阿联，近年在正常年景时，单产也在80斤以上。再次为美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单位产量近年在65斤左右。
其余的一些国家的单产水平就比较低了。如巴西、巴基斯坦亩产均在26—27斤左右，印度更只有15斤左右。
综观各国单产水平，高的在80—90斤，低的在20—30斤，甚至仅15斤左右；如与世界总平均水平（40斤）比较，高的是它的一倍多，低的则仅达它的一半左右，甚至还少一点。影响棉花单产水平的因素是很多的，如土质、气候、灌溉条件、化肥供应、田间管理以及棉花的品种等；但从上述国与国之间这样悬殊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棉花单产水平的潜力确实是很大的。各国在发展棉花生产中，都对单位产量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对改良棉种、增施化肥、发展人工灌溉等关键问题非常注意。
品　种
棉花品种问题很重要，它既关系到棉花的单位产量水平，同时也密切关系着纺织产品的质量和品种。
一些主要植棉国家，对棉种选育和良种推广工作，都相当重视。有的国家由政府设农业试验场进行这项工作，有的国家有专门的种籽公司。棉种选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保持原有的优良品种的纯度；二、培育优良的新品种（通过杂交或直接选择），用以代替退化的或较差的品种。
近年在棉花品种方面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棉纤维的平均长度有提高的趋势。为了适应纺织工业发展高支纱织物和纺织机械向高速发展的需要，在许多植棉国家，长纤维的比重逐年在增长。以美国为例，纤维长度在1吋以上的棉花，1928年时占美国全部棉产的22．4％，1934年为33％，至1946年时已提高到77．6％，最近十几年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相对地，7／8吋以下的短绒棉，1928年为14．5％，到1960年度只剩0．02％，基本上已淘汰完了。苏联的棉纤维平均长度，也在逐年提高。近年来，苏联大力推广了经过改良的陆地棉（名为“苏联棉”），纤维平均长度为34／32吋；目前这种纤维的产量已占总产量的92％。另一个品种是引种的埃及棉（苏联称为“细绒棉”），纤维平均长度达40／32吋；目前这个品种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19万公顷，总产量达11．9万吨，占苏联全部棉花产量的8％左右。
近年在世界棉花总产量中，长纤维（11／8吋—13／8吋）的比重约为7％（75万吨左右），特长纤维（13／8吋以上者）的比重为4．5％（50万吨左右）。
从整个世界趋势来分析，近年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重点是34／32—36／32吋的品种。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也是这一范围的原棉。
棉花品种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在一些主要植棉国家，通过大规模推广良种，棉花品种已趋向于单纯化。如美国植棉业，1930年时所采用的棉花品种在500个以上，直到1940年仍达60种以上。到1952年，减为28个。以后更趋集中，到1958年，仅岱字棉、爱字棉、珂字棉、兰卡脱棉、斯字棉、比马棉等10个主要品种的种植面积，即占总播种面积的90％。阿联植棉业目前所采用的棉花品种，也仅曼诺非、卡那克、阿西莫尼以及吉札30号、31号、45号、47号等七八个品种。
近年在世界各国栽植较普遍的棉花品种，主要有：一、岱字棉15号（34／32—36／32吋的普通长度的良种），二、珂字棉（纤维长度和岱字棉相接近），三、爱字棉，四、埃及长绒棉种（纤维长度在40／32吋以上的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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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货币流通规律中的几个问题的讨论
近几期《经济研究》杂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讨论中主要问题简介如下。
货币流通的范围问题。有的同志认为，现金形态的货币流通和银行转账形态的货币流通，共同构成统一的货币流通。现金量和银行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现金主要是用于实现与居民收入有关的货币运动，因而职工工资收入、农民货币收入的诸因素和消费品的供应状况，就决定现金流通的规模；而非现金的银行转账主要是实现生产资料的运动和实现货币积累的分配与再分配，因而生产资料的流转额和财政的收支状况等因素，就决定转账的规模。
有的同志则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只限于现金流通的范围，货币流通规律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发生作用。现金流通同非现金结算的严格划分，是社会主义组织货币流通的重要原则之一。现金流通同非现金结算在性质上具有差别性：首先，在使用范围上存在着差别。国家对于现金的使用范围，基本上只限于同居民货币收支有关的支付，其他都通过国家银行进行非现金结算。其次，在对银行外来资金的影响上存在着差别。非现金结算，只是账户上资金的转移，对银行外来资金的总额不发生增减变化的影响。而现金流通则不同，它直接影响到银行外来资金的增减变化。第三，在调节的方法上也存在着差别。非现金结算是通过国家银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转账，直接在银行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而现金流通则不同，银行不能直接加以控制，只能根据国民经济有关指标之间的相互适应加以调节。
商品流转的内容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商品流转不仅包括消费资料，而且也包括生产资料。货币流通不仅要在总体上与商品流通相适应，而且还要求在构成上相适应。准备出售的商品是由不同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其中有生产资料，有消费资料。生产资料中有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消费资料中有工业品、农产品等等。
有的同志认为，商品流转主要是指消费资料，不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生产资料的流转，并不要求同整个社会产品的运动相适应。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广泛地推行了非现金结算，流通中的货币量绝大部分掌握在居民手中，主要是用在购买消费资料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手中所掌握的货币并不需要购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成员需要购买一部分小型农具等除外），而只需要购买消费资料。国家在流通中投放的货币，必须有相适应的消费资料的供应，才能回笼货币，巩固货币流通，符合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如果国家手中不掌握大量价格稳定的消费资料，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同消费资料的供应之间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尽管国家手中掌握了很多生产资料，还是不能巩固货币流通的。
组织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的基础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要保证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的适应，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有计划地组织银行信用，因为通过银行信用再分配的是货币资金。利用信用再分配货币资金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对于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货币的需求。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中整个货币流通的组织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
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意见，他认为组织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计划化，而不是银行信贷。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基本上决定了企业机关同居民之间的现金收付关系，以及货币流通的方向和数量。首先，生产计划规定着产品的数量及其构成。在基本建设计划中，也规定了职工的劳动报酬。国家机关中职工的工资是由国家预算规定的。所有这些，就决定了计划工资基金。其次，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也包含零售商品流转计划。第三，在农副产品采购计划中，规定了农副产品采购的数量及其金额。第四，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也规定着对居民提供劳务，以及通过财政税收、储蓄等动员居民资金的任务。总之，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包括了引起货币流通的一切因素，决定着居民货币收支的一切指标。由于国民经济计划有关指标之间的相互协调一致，就决定了居民货币收支的相互适应。　（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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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的论述
《新建设》今年五月号发表了林甘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文中对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关系有所说明，同时批评了历史研究中一些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倾向。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深深地浸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必须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必然是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历史本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必须对历史现象作历史主义的估计的时候，也必然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同历史主义的这种统一，正是它的党性同科学性统一的一种表现。
按照作者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产生非历史主义倾向的原因在于“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说“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这是一种把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割裂并且对立起来的错误提法。
在谈到农民战争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时，作者认为，旧式农民战争的确具有自发性，但是必须分清这种自发性究竟是农民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自发性，还是追随于地主之后的自发性。如果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农民平时所追求和向往的，只是“发家致富”和“功名利禄”，农民起义领袖又只能以
“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那就模糊了历史上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界限，也就抹煞了农民战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作者还认为，农民战争所扫荡的当然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封建地主、官吏和皇帝，但所有这些人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员而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而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所以，不管农民是否意识到，农民的斗争不能不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
作者谈到了研究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态度问题。按照作者的意见，有的同志以为揭露历史上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实质和阶级对抗的事实，就是反对新生事物，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作者说，当一个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处在上升阶段时，它们的进步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任何一个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都具有两重性——进步性和不合理性、革命者和剥削者，这是它们从生气勃勃的真老虎转化为日后腐朽的纸老虎的基本契机。揭露这种两重性，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而正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
作者还评论了有的同志提出的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他说，根据“当时当地的标准”、“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提法，是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有自己的政治、道德标准。“当时当地标准”这个说法的含义本身就很模糊。事实上，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在后代（甚至遥远的后代）才能看出它们的结果和意义来。作者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秦始皇和武则天为例，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能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标准，也不能等同于当时被统治阶级的看法，而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