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09-26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茅盾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中国，却发生了一个翻天复地的大变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曾经像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人民的头上，现在，这三座大山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被中国人民胜利地推倒了！鲁迅，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伟大作家，唤醒中国人民反抗、推倒这三座大山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毕生精力都是贡献给这个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在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永远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祖国，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时期，来举行纪念，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鲁迅于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国的失败仅十五年。这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胜利，对外屈伏而对内凶横的清皇朝的政权，获得暂时的稳定，自诩为“中兴”。这以后的十年间，一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所震慑的清朝统治集团把“兴办洋务”视为自己的续命汤，陆续举办了一些兵工厂、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和航海，开办一些电报局，筑了几条短程铁路，也开办了若干民用厂矿。这样就展开了中国历史上官僚资本主义的第一页。这十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陆续在加紧和扩大。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教会为据点，以传教士为先遣队，从沿江沿海地区深入到内地，办报，办学校，办出版社，对广大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对于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统治集团不但未加抵抗，反而开门揖盗，助纣为虐。
然而，“兴办洋务”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对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进中国人民的穷困落后状态；以官僚集团为主体所兴办的“洋务”反而便利了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帝国主义的加紧和扩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当然也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捻军以及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都给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击，而反帝国主义、反清、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教案、农民起义，也此落彼起，连年不断，遍及全国各省。就这样，清朝统治集团所自吹自擂的“中兴大业”，转眼间已成一场春梦。
这些历史背景，对于童年时代的鲁迅，不能不给予深远的影响。
此后，正当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历史大事件接连而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一九○○年义和团的反帝武装斗争。这几桩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运动，青年的鲁迅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救中国的事业。但是，那时候的鲁迅，已经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极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时候的活动主要在于开展一个新的文化、文艺的运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并鼓吹了爱国的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欧洲大诗人和他们的思想，在《域外小说集》中又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容讳言，鲁迅在当时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换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鲁迅认识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经十分苦闷。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从此看到了救中国的康庄大道，鲁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须经过艰辛的战斗的考验。一九一九年以后十年间鲁迅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即是明显的证明。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会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鲁迅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附带说一说，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鲁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我曾经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今天我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解还跟那时一样，因而也觉得没有再炒冷饭之必要。）在这里，我只打算谈一谈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提高修养具有实际意义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鲁迅作品如何服务于整个革命事业！二、鲁迅作品的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三、鲁迅的“博”与“专”。
鲁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本世纪初期（约在一九○三年前后），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却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题小像》诗（作于一九○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决心。但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却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式开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这是中国革命文学的第一燕，也是鲁迅的革命文学的第一朵花。后来他在《呐喊》自序
（一九二二年）中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鲁迅毫不隐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篇《自序》中，他又写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文学”，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文学是革命斗争的武器之一，鲁迅最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从多方面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和《狂人日记》同时，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文艺武器。从当时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题材，或冷嘲热骂，或大声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时候的以各式各样嘴脸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买办意识）。这些杂文，以生动的极富于形象性的笔墨，表达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内容，给当时的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曾经庄严地热情地宣布：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坚决反对任何阻碍我们进步和发展的事物，就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环，而也是贯串在鲁迅的文学活动的一根红线。
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学活动，都跟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着；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国革命运动的壮阔波澜，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当时革命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时而正面交锋时而迂回突袭的长期而艰巨曲折的斗争。斗争的锋芒所指，常因时因地而不同。鲁迅是最善于辩证地看问题的。他曾经尖锐地指出：
“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
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指出这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消闲”文学的别号；但他也反对不讲求技巧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实际上达不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他曾经强调指出：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革命文学》）
鲁迅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以及把文艺作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并严格地把文艺和其他的革命宣传工具区别开来。在《文艺与革命》
（一九二八年）中，他写道：
“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鲁迅这些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服务于政治的见解，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深刻的启发作用，而他的作品，则提供了文艺如何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的典范。他的题材范围非常广阔，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小说数量不多，然而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划了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动的形象密切结合的。他的杂文的天地则更为广阔，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蝇蚋之微小，兼包并蓄，然而或直接或间接，都为革命服务，都为文化革命之扩大与深入累积了资源，都给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鲁迅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曾经说到某些外国古典作家对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依稀可见。但《狂人日记》不但寄托更为深远，而风度、气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说自己开始创作之际，“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此则不但是自谦之辞，同时也是坦白地告诉我们：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于继承和发展本国的优秀传统，鲁迅曾屡次强调，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体力行的证据。鲁迅在继承和发展旧传统方面，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于我国古典文学，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艺术，例如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三三年）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
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形象地说明了他对于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优秀遗产所抱的态度。他说：
“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
他反对保守，反对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创造性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其目的则是为了推陈出新。他说：
“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论‘旧形式的采用’》）
正因为他重视“拿来主义”，他把大半精力付给了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艺术。而且，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译和传播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工作，有它极其巨大的政治意义。他曾把这种工作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美修士从天上窃火给人间，是“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几乎和他的创作活动相始终。今年即将开始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搜集的古代艺术遗产，如石刻画像等，今后也将系统地进行整理和出版。）
“拿来主义”对于鲁迅作品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无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驱使笔墨的技法而言，鲁迅的文学语言同我国古典文学（文言的和白话的）作品有其一脉相通之处，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学语言。在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见外来的影响，然而又确是中国气派，确是民族形式——当然，这在我国民族形式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无论是他的小说、杂文、题词、乃至书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个人风格迎面扑来。这种风格，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如果要勉强作概括的说明，我打算用这样一句话：洗炼，峭拔而又幽默。
但是，统一的独特的风格只是鲁迅作品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艺术意境却又是多种多样的。举例而言：金刚怒目的《狂人日记》不同于谈言微中的《端午节》，含泪微笑的《在酒楼上》亦有别于沉痛控诉的《祝福》。《风波》借大时代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农民问题之极端重要，在幽默的笔墨后面跳跃着作者的深思忧虑和热烈期待。《涓生的手记》则如万丈深渊，表面澄静、寂寞，百无聊赖，但透过此表面，则龙蛇变幻，跃然可见；这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概括了当时的不满于现状、正待洒开大步、别寻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广大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的。
《故事新编》为运用历史故事和古代传说
（这本是我国文学的老传统），开辟新的天地，创造新的表现方法。这八篇小说各有其运用史实，借古讽今的特点，但仍有共同之处，即：取舍史实，服从于主题，而新添枝叶，绝非无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乌鸦，固有所讽；
《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讥夷齐，均见《列士传》，
《古史考》，《金楼子》等书，阿金姐这名字是鲁迅给取的），旧说已足运用，故毋须再骋幻想。至于艺术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补天》诡奇，
《奔月》雄浑，《铸剑》悲壮，而《采薇》诙谐。
大致说来，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运用了另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服从于杂文的政治任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鲁迅称杂文为“匕首”或“投枪”，脱手一掷，能致敌人于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规定的任务！然而“匕首”或“投枪”，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鲁迅杂文的艺术手法，仍然是回黄转绿，掩映多姿。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有，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振瞆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我们说鲁迅的杂文是迅速反映现实的战斗性极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此所谓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性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的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内、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故就鲁迅的杂文而言，片面性和简单化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实际的。
鲁迅的生活经验是极其广泛而丰富的，这在他的作品（包括杂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像我们今天那样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工人阶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之处；不，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于鲁迅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鲁迅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战斗的经验中，认识了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前途依靠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且正像他在一九○一年《自题小像》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坚决不移地认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地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在三十年代，鲁迅所走的道路，不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说来，也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六十年代，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真正地谋求祖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必将走着像鲁迅那样走过的道路。
除了广泛的生活经验，鲁迅的学问也是极其渊博的，这表现在他的学术性著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我在前面提到过，《故事新编》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而他的全部杂文，则展示了他对于历史（中国和外国的）、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正因为具有这样广博深厚的基础，所以鲁迅的杂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博”与“专”，在鲁迅作品中的辩证的统一，对于我们也是学习的典范。
同志们，朋友们！鲁迅诞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离开我们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纪念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之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我们已经基本上肃清了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文艺。这一切反动的文艺，是鲁迅所痛恨并终生与之搏斗的！
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在党的阳光照耀之下，在群众的土壤之中，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地涌现出来，形成了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局面，而不是鲁迅当年曾经慨叹过的“寂寞新文苑”了。这一切，也正是鲁迅所梦寐以求并终生为之奋斗的！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十二年来，我们已经遵循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确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去年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已经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然而我们决不应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还赶不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的形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上面提到的贯串在鲁迅的全部文学活动中的三个方面，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让我们以更认真地更深入地学习鲁迅，来纪念鲁迅；让我们进一步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更快的发展和更大的繁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
明正确领导之下，在全国人民的期待鼓励之下，我们有信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提高我们作品的质量，完成党和人民付托给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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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探路的过程中
——五卅运动前后的鲁迅
以群
鲁迅在1924—1925年所作的小说集《彷徨》的题词里，引用了屈原的两句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两句话确切地概括了鲁迅当时的心境。鲁迅，如他自己所说，是“从旧垒中来”的，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的僵尸的统治之难于改革，是看得“较为分明”的。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留给鲁迅的印象是极深的，在1925年前后，面对着“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分裂，就更促使他时时想起辛亥革命以后痛苦的经验。他曾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而那些曾经一变“咸与维新”的“绅士们”，伏到“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当时还没有获得具体地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思想武器，但是这种失败的实际经验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又不仅看到原来攻击新文化后来将“新文化运动”“引为自己之功”，而到了段执政（祺瑞）掌权的黑暗时期，却又“二次转舵”，“反过来嘲骂‘新文化’”的人；而且还看见不少一心“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的“调和派”（参看《写在“坟”后面》）。抚今追昔，就使他不能不痛感到所谓“国民性”的难于改变，因而痛感到对于前途的失望。
但是，他却又不断地“怀疑于自己的失望”，不断地在寻求生活的道路、战斗的道路和胜利的道路。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
鲁迅并不是一个安坐室内而空想救世之道的冥想家，也不是一个碰到了挫折就回头的怀古家。他的探路其实也就是一种踏踏实实的战斗。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里说明了他自己独特的处世的“方法”——其实也就是战略：“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两地书》）这正是他在“五四”时期的乐观的战斗精神——“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热风》、《生命的路》，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的继续和发扬。
鲁迅鄙弃对现状的妥协，而赞美对现状的挑战，这可以说是1925年“五卅”运动以前，鲁迅的主导精神，他曾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这些话，充分地表现着鲁迅对于现状的愤激，也反映了他的勇于抗战的勇毅的精神。
到了“五卅”前夕，由于亲身感受到准备毁坏那“漆黑的染缸”的新战士逐渐多起来（当时女师大事件已经爆发），于是，鲁迅的坚韧的战斗精神又更进了一步。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而在约十天后，他又在《灯下漫笔》一文里提出了被人传诵的名言：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时的鲁迅显然已比《狂人日记》中所表现的“劝转吃人的人”的心肠和“救救孩子”的呼吁跃进了一大步，而显现了“碰壁”而不返、不悔的战士的英姿！所以，当“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他赞扬“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两地书》）并不是偶然的。尽管，鲁迅当时对这群众运动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他所提示的注意之点也不尽恰当，但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时的鲁迅究竟还在探路的过程之中。
鲁迅从旧垒中来，看透了所谓“上等人”的卑鄙、阴险和狠毒，因此也更竭尽精力在探索制胜敌人的战略：
首先，他认为“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因此，他提倡“堑壕战”，即“战士伏在壕中”，可以娱乐、休息，看准机会才“向敌人开他几枪”（《两地书》）。这对于当时缺乏战斗经验而又还没有找到可依靠的领导力量的青年，确是有帮助的。他所以提出这样的战术，并非要青年们避战，怯战，更反对某些“正人君子”、“学者”、“教授”所提倡的躲进书斋，埋头“国故”，抬上“国粹”，压死“嫩苗”（《坟》：《未有天才之前》）；而是主张“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而“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就短兵相接”（《两地书》）。
其次，他从反对“关起门来长吁短叹”的风习出发，主张对“旧党”和“青年”的卑怯、贪婪、黑暗的腐败思想、习惯，加以无情的攻击，并且用“钻网”的法子来冲破“压制言论的网”（《两地书》）。鲁迅自己也正是由于看准了敌人的网罗的弱处，所以时时能在写作上完成许多“钻网”的艺术范本。
第三，是鲁迅很早就领悟到，而后来随着他战斗的进展而更臻精进的，就是“韧”的战术。1923年末，他已开始提出“韧性”战斗
（《坟》：《娜拉走后怎样》）。到了“五卅”前夕，他更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两地书》）
第四，他指出：中国旧社会里的人们继承了一种极坏的“古传”，即“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一种“卑怯”的表现，因为他们只在“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所以，鲁迅认为“要中国得救”，必须青年一反这种“古传”旧道，而变为：“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这和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赞美的“欲自强而力抗强者”的拜伦精神（参看《坟》：《摩罗诗力说》）是一脉相承的。虽然，鲁迅这时还分辨不出：所谓“凶兽”究竟是哪些阶级、哪些集团中的人物；所谓“羊”又是哪些阶级、哪些集团中的人物；而所谓“凶兽相”和“羊相”两者的转换又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但鲁迅所提倡的这种以凶恶对凶恶，以温良对温良的战斗精神在黑暗的阶级社会里是极可宝贵的。也可以说正是他后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的张本。
以上这些都是鲁迅当时所着力提倡的对敌战术，也是他自己的战斗经验的概括。他当时已经开始感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领悟了革命真要成功，必须依靠革命的武装的道理；他痛感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以没有成功，“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而在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为了“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他迫切地期待着“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逐渐多起来，并且由衷欣喜这种“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现象的产生，怀着“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的信念（《两地书》）。
他满意于当时各种小刊物所造成“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他并且相信：现在“虽然量少力微”，但“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华盖集》：《通信》）。尽管鲁迅当时由于过分重视“五四”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部分转向和敌人妥协，还没清楚地看到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为标志的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并且影响到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统一战线不仅在继续，而且在发展和扩大；但是，他对于扩大反对旧思想、旧势力（所谓旧文明）的联合战线的迫切愿望，实际上确是和当时的共产党人步调一致的。特别是在注重新生力量的作用这一点上，他更是极有远见的。他鼓励青年们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涂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这不仅是对“五四”时期反复“转舵”的所谓导师的愤慨，而且也体现着时代先驱者的战斗精神。
“五卅”运动的爆发，不仅促进鲁迅用新眼光来考察群众的力量，而且推动鲁迅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者的西方文明的实质。他曾说：“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华盖集》：《忽然想到》）尽管，他这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内情（例如为什么英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还缺乏了解，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但他的帝国主义的文明“向来如此”的见解，却确是“击中要害”的。
“五卅”运动以后，鲁迅的思路日见开广，而他的战斗精神也随之日见发扬。他曾以人体细胞组织变化的规律为比喻，来阐明疗救“古国的灭亡”的道路：“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议论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个多月后，他又说：“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里，他没有说穿所谓“强酸剂”、所谓“改换”后的态度和方法究竟是什么，而且那时在文章上也不可能明说。但与他在“五卅”前夕给许广平的信里所说的“火与剑”、“党军”之类的话联系起来，用意是不难明白的，即表明他期待武装斗争，要求武装斗争，在这一点上和当时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武装革命运动的方向是完全合拍的。
在文艺上，鲁迅也热切地期望着“凶猛的闯将”的出现，而鄙薄那些“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没有正视的勇气”的文人；他呼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这比他在几个月前所说的“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坟》：《看镜有感》）的笼统说法增添了鲜明的战斗色彩。
而在对敌的态度上，更从以凶恶对凶恶（对手如凶兽时便如凶兽）发展为“打落水狗”论。他提出了有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战术，指出某些“老实人不打落水狗”，“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他提倡“看清对手”：“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他严肃地指出：“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从这方面看，可以说这时的鲁迅已经走到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边界线外，而开始具有了朴素的阶级或阶层的观点。
鲁迅在“五卅”运动前一个月，他引用外国的事例证明统治者除“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外，也没有什么“较好的法子”，可是，那些统治者的致命缺点就在“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坟》：《春末闲谈》）。这时，他的注意中心还在争取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而在“五卅”事件之后，经历了“三一八”的“大杀戮”，目睹了数百青年的“受弹饮刃”，他就意识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在那“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3月18日）写下了有名的战斗的预言和号召：
“还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他概括了中华古国的历史经验和眼前的血的教训，作出了大胆的断言：“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同上：《死地》）。这时，他已经不谈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坟》：《娜拉走后怎样》）。也不再要求民众提供可以使天才生长的土壤（《坟》：《未有天才之前》1924、1、17日），而是倾全力赞颂“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从群众中来的“真的猛士”，赞颂“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中国女子的勇毅”，而大胆地预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这可以说已是鲁迅式的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预告。因此，他在此时此地所说的“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同上：《空谈》）。虽然鲁迅当时还不能设想这种战斗如何组织、如何发动、如何部署，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文化革命的战士；但这句话的要义是非常明白的。而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统一战线的革命战争，就用事实给鲁迅作了解答，并推动鲁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