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09-10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一个革命战士的成长
威廉·福斯特早期革命生活的片断
乐山 阶级意识的萌芽
美国工人阶级优秀的儿子威廉·福斯特于1881年生于马萨诸塞州首府波斯顿附近的一个小镇。父亲是爱尔兰人，因为参加了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暴动被判绞刑，逃到美国，加入了美国籍。他在美国是个洗刷马车的工人。
福斯特六岁的时候随家庭迁到费城，住在贫民窟里。“胡同里尽是年代已久、破旧不堪的木头小房子”。“这里居住着半饥不饱、身染疾病、无前途可言的穷人。这些人依靠打零工、求乞偷窃等办法度日”。
福斯特七岁开始做工，贩卖报纸。十岁就不再上学，在一个雕刻师那里学徒。十三岁时又到一家铸字厂做工。从十七岁到二十岁，福斯特在肥料场工作。那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福斯特因而患过肺结核病。
离开肥料工场以后，福斯特在佛罗里达州一个锯木场充当伐木工人。由于场主巧立名目的各种克扣，工人们被迫做着几乎毫无报酬的工作。
贫民窟的生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极端残酷的剥削，使福斯特从小就“感到内心里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情绪”。他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中回忆道；“这时的情势已是千千万万的人被迫在工厂里过分劳苦，以致早入坟墓，一辈子只是生活在穷困之中；同时，富人们，显然的许多都是游手好闲的消费者，却享受一切生命的果实。我对于这种情况已表示充分的异议，虽然当时自己的见解还相当混乱。”
劳工运动的第一课
正是因为这样，福斯特很早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1895年，费城的电车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待遇举行罢工。当时福斯特只有十四岁，但他“兴致勃勃地注意它，并不错过任何参加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机会”。福斯特在《工人生活片断》里叙述了他在这次激烈斗争中受到的洗礼：
“罢工的电车工人都穿了制服在市场大街举行示威，当天我没有工作，所以也参加了示威，一两千人的壮大行列沿市场大街西行……突然间，一大队骑警从市府大厦的庭院跑出来，插入罢工工人的队伍。他们手持夜晚用的长警棍，从四面八方棒击罢工工人。
“这种出人不意的袭击，马上引起示威行列的混乱……我自己和一个身穿制服的电车司机挤在一座楼房的门道里。一个没有骑马的警察挥动木棍把那罢工工人打倒，另一个警察，用拳头猛击我的颚部，一下就把我打昏了。忽然，我背后的楼房的大门开了，一只友善的手把我拖了进去。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的事了。”
这次罢工的经过给福斯特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写道：“这是我对劳工运动的残酷现实所获的一系列亲身教训中的第一堂课。我把它比作我参加阶级斗争的绪论。”
福斯特第一次参加工会是在1901年。这时他到纽约当了电车司机。由于他组织电车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进行斗争，几个月后就被电车公司开除了。
从1901年到1904年，福斯特在英国商人的老式帆船上当水手。这几年中，他航行了五万哩，周游世界一周半。在《工人生活片断》一书中，他根据真实的经历生动地叙述了水手们困苦艰险的海上生活，他们遭受的最野蛮、最残酷的剥削以及船上的罢工斗争。年轻的福斯特认识到，海员们必须有战斗性的工会组织。他在航行回国以后，就成为大西洋海岸海员工会的会员了。
孜孜不倦的学习
尽管福斯特在十岁就被迫离开学校，可是他却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学习。早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读过汤姆·潘恩和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六部法国革命史和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历史作品。1900年夏天，他在费城街头听了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演说以后，开始阅读所有他能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三年的航海生活并没有妨碍福斯特的学习。在这个时期，他阅读了几百种书籍。航海归来在俄勒冈州家居三年的时期，他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以及当时在美国刚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他在二十年代以后才有机会研读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福斯特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勤奋读书、酷爱研究的精神。他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里说：“不管实际工作是如何繁重，有一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即是更好地安排我的时间，使我能有较我过去所有的更多的时间，来投身于我非常喜爱的事情——阅读科学和历史书籍。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青年最应该坚决地争取做到一件事——就是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纵使有日常斗争的迫切要求，仍须争取时间来作结实的阅读学习。”
在斗争的暴风雨里
福斯特航海归来，在俄勒冈州家居三年的时期，他积极地参加了社会党人的活动。以后，他做了十多年的铁路工人，一面做工，一面积极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
1909年，福斯特二十八岁的时候，参加了美国季节工人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领导下、在华盛顿州举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他被逮捕，并且监禁了两个月。在坐牢期间他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被释出狱以后，成了指导斗争的委员会委员。这是福斯特的第一次被捕。从这时起到1948年，福斯特一共被捕十九次。
在劳工运动暴风雨时期，福斯特参加并先后领导了多次的罢工斗争，成为一位杰出的工人运动组织者和鼓舞者。1912年，他被选为芝加哥“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的全国书记。1915年，又被选为圣路易“国际职工会教育同盟”书记。1918年，福斯特领导了二十万屠宰业工人展开了最大的一次罢工。1919年，福斯特领导了全国钢铁工人大罢工。
走上了真理的道路
伟大的十月革命鼓舞了福斯特，使他开始了解，改良主义甚至激进的劳工斗争都不是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工人运动才是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
1920年，福斯特访问了苏联。他热情地研究了苏联的生活并且研读了列宁的著作。福斯特于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看见了列宁。福斯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列宁“正在并不引人注意地站在前沙皇皇宫演讲台的入口处附近，注意地听一个代表的发言。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到鼓舞的时刻。的确，在那儿就是全世界千百万被压迫者的伟大领导者；就是他，是世界上每个角落的剥削者所真正惧怕的人。当他在代表大会上走来走去时，我是如此密切地注视着他，所以他整个风度和性格完全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他在我的思想和我一生的工作上起着最深刻的影响”。
福斯特在把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同共产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加以深思熟虑以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福斯特于1921年参加创建美国共产党。他自己说：“变成一个共产党员，对我说来就是我从前整个生活经验的逻辑的归宿”。（附图片）

第5版()
专栏：

唱吧，几内亚的歌手
冯之丹
我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几内亚著名的民族歌手库纳丹·苏利·康迪亚，并且十分感激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祖国文化艺术的珍贵的知识。
西非的“格里奥”
几内亚有许多种语言，但是都还没有形成自己流行的文字。所以，几内亚和西非许多国家丰富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的财宝，并不在那些精装的典籍里，也不在一部分崇拜“西方文明”的留洋知识分子的脑子里，而是蕴藏在纯朴的人民中间。如果你懂得他们的语言，那就到曼丁哥古老的村庄，到富塔札隆的美丽的山村去吧，去寻访那里土生土长的民间说唱的艺人吧。他们会拨动琴弦，给你唱出许多动听的歌，讲出许多传奇式的历史故事，来颂扬他们的民族英雄和祖国历史，歌颂优秀猎人的生平和普通人民的劳动。而今天，他们又编出新的歌，新的故事，讴歌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和人民在独立以后的心声。
这些不知名的民间艺人是有来历的。相传在久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在曼丁哥文化的鼎盛时期，西非一些王国的国王身边都有着一个歌吏。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个博古通今的学者，是国王的典礼官和政治顾问。他通过记忆，用歌唱的形式，向国王和人民传颂历代帝王的功勋和王国的律法，按照固有的传统执掌风俗习惯和国家礼仪。每当国家举行隆重的庆典时，歌吏在歌唱；每当帝王率兵出征和两军交锋时，歌吏在歌唱；每当向国王劝谏和献策时，歌吏也在歌唱；而当举行国丧时，歌吏又向人民唱出了哀悼先王之歌。每一个国王都有许多这样的歌者，而历代国王就从这些艺人中间为年青王子物色一位最有才华的教师。
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殖民者侵入西非以后，那些国王们的歌吏被迫纷纷漂流各地，到处卖唱。法国殖民者尽量使腐烂的“西方文明”充斥西非的城市，而要非洲人瞧不起自己民族文化的遗产。然而，西非各族质朴的人民却宁愿保存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的传统。几乎在几内亚、马里等国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说唱野史的被称为“格里奥”的民间行吟艺人，这些艺人往往是世传之家。一代传一代，“格里奥”集中了人民的智慧和艺术的才华，不断地丰富着他们的歌唱，并且不断地出现新的创作。
康迪亚的成长
库纳丹·苏利·康迪亚就出生在“格里奥”的世家。他自幼便从他的先辈那里，承继了这一宗民族艺术的珍贵的遗产。
康迪亚的家乡是在几内亚富塔札隆高地上的一个秀丽的山村。从少年时代，他就喜欢民族音乐。当他在清真寺去学《可兰经》时，就开始在同学们中表演弹唱。后来又在科纳克里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1954年，当时非洲歌舞团团长（现任几内亚国防部长）福代巴，正为发扬非洲的文化而到处奔走物色人才。当他听说在他的祖国有这样一位有才华的青年歌手时，他就从国外回到几内亚寻访康迪亚，终于把康迪亚吸收到非洲歌舞团。之后，二十岁的康迪亚就开始了在欧洲诸国的巡回演出。当他随着歌舞团到巴黎的时候，有人要他放弃唱几内亚的民歌，而到法国音乐学院学唱法国的歌曲。康迪亚回答这些法国人说：“不，不，我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唱自己民族的歌。我爱祖国。我不愿意抛弃我的父母和我的同行。”法国人要康迪亚改土嗓子的唱法为洋嗓子的唱法，康迪亚说：“我们有自己人民所喜欢的东西，有自己人民所喜爱的歌。”有些法国人还狂妄地提出了要他放弃唱几内亚民歌的理由：“没有一个国家的歌比得上法国的歌。”但康迪亚自豪地回答：“对不起，在我看来，我们有比法国更优美的歌。我的歌唱是人民教我的，我将为祖国的人民而歌唱！”
年青的康迪亚，终于摆脱这一切诱惑和困扰，沿着发展民族音乐的道路，迈步前进。
创造性的尝试
几内亚独立了，康迪亚担任了一个民族乐团的艺术指导，他决心要使祖国艺术的花朵盛开在大西洋的岸边。
我没有观看这个乐团的正式演出，但我曾好几次到他们的练习所，去看了这个乐团的排练。练习所是个半露天的宽敞的大厅，大厅旁边正嬉戏着大西洋的浪花。优美和谐的几内亚民族乐曲，伴着海波的轻轻的细语，曾使我久久地留恋，不忍离去。这个民族乐团在今年年初才成立，现在已经有了十九位艺术家了，其中有四个女歌唱家。
这个乐团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几内亚的民族乐器，其中有宜于抒情的二十一根弦的可拉琴，弹来娓娓动听，仿佛是在诉说着情人的衷曲；四根弦的波隆琴，弹来铮铮然，有如战鼓咚咚。据康迪亚介绍，这是弹奏一种叫“杜茄”音乐的声音。当杜茄之乐奏起，壮怀激烈，人们好像被带进了非洲的古战场。那时，波隆琴弹起，伴着悲壮悠扬的笛音，国王身边的“格里奥”就引吭高歌：
“呵，伟大的战士要身经百战，
保卫祖国的疆土，
你的祖先，你的父亲，
都曾保卫过这一块神圣的土地。”
乐团里还有打击乐器“布拉丰”木琴。这是一种特殊的硬木制成的，没有任何一块铁板，但木琴一击，清脆悦耳，音似溪水淙淙。有铁的响板，其音类似我国的铜钹，状如小锄；还有那节奏活泼的非洲吉他和各种非洲的皮鼓。
康迪亚说，把这么多种流散于全国各个地区的民族乐器集中起来，奏出美妙的民族乐曲来，这在几内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的确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康迪亚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做着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是在挖掘和整理祖国民族音乐的珍贵遗产，而这丰富的宝藏，已经被法国殖民者埋没了半个多世纪了。
为祖国尽情歌唱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过康迪亚的歌声。天才赋予他以优美的嗓音。他用土嗓子唱男高音，歌声嘹亮，婉转入云。他唱那古老的战歌，歌颂民族英雄萨摩里的出征。他和着波隆琴唱起了“杜茄”之音。他还弹起吉他，唱他自己创作的新时代的歌。他伴随着吉他，唱起了非洲母亲的歌。有一次，在练习大厅里，五个木琴一起奏出优美的旋律，四个女声伴唱，康迪亚在领唱。他们唱着友谊之歌：
“友谊的可贵超越金钱，
任何金子也换不到友爱，
金子和财宝都会丧失，
独有友情永远令人缅怀。”
康迪亚还热情地唱着祖国的颂歌：
“晚安，我们的祖国。
我们祖国多么美丽富饶，
那里有累累硕果，
也有那满园的鲜花芬芳。”
呵，唱吧，几内亚的歌手，你的新生的共和国，你的年青的共和国，值得你去为她而歌唱。为几内亚英雄人民的战斗和劳动而歌唱！为那几内亚富饶美丽的国土而歌唱！唱吧，几内亚的歌手，为你的祖国美好的未来尽情地歌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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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极海底世界
苏联　阿斯辽佐夫
我很久以来就想到巴伦支海去，现在终于来到了扎坡亚亚里。这里正是夏天，但是山头上仍然是白雪皑皑。有许多小河在这里入海。潺潺的河水清澈而寒冷。太阳不分昼夜地照射着一切，石子烫得像火炉一样。可是从海面上吹来冷风，却使人们希望穿得更暖和一些。
这一切是水上世界的情景，而我却想到水下世界去。如果在黑海，那很简单，戴上潜水帽跳到水里去就行了。在这里，我们把寒暑表放到海水里，水温只有四度。下水就要考虑一下了。
我们穿上较暖的衣服，穿上橡皮潜水服，扎上带着重物的腰带。不这样是不行的，巴伦支海不喜欢有人来访问，如果没有这种装备，你就会像个软木塞一样被抛到水面上来。最后我们戴上潜水帽，下到水里去。
寒冷一下子把脸刺痛，潜水帽上的玻璃被水汽盖住，上面布上了一些水珠。为了能够看清东西，我不得不把头甩来甩去。
水底简直是美丽惊人，灿烂夺目！阳光把海水照得像水晶一样清澈，有一股阳光在海底摇动，四周可以看得很远。
海草像森林一样，长得很密，彼此纠缠在一起，有一人半到两人高。这是昆布，是地道的热带原始林。要离它仍远一些，否则就可能被它缠住。
在脚下我看到了几个海胆（海刺蝟），每个海胆周围都有一个闪烁发光的光环。我拾起一个仔细观看，原来在伸向四方的刺针中间还有一些透明的触须，触须头上长有吸盘，海胆用它们攫取食物。
是天上的星星落到了海底？你甚至可以用手来抚摸它们。星星发出红光，下面还有许多小触须。这是海星。海星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只有铜钱那样大，而大的有二十厘米；有五瓣的，也有多瓣的。这些海星正如同舞会上美丽的姑娘一样，五彩缤纷，有红的、紫的、蓝的、蔚蓝的、绿的……
为什么有一个海星的瓣弯曲了呢？我游到近处一看就大吃一惊。原来这个海星正爬到壳菜上，张开了贝壳，正在那里吃“早餐”。海星尽管外表美丽，它却是地道的海中凶兽。
我又游到一堆礁石附近，岩穴中黑得吓人，礁石的缝隙中一片蓝绿，海草在缓缓摇动。这里，是无声的世界。
在礁石的缝隙中我还看到了海葵，它的外形好像是柑桔子，长着一个蘑菇根和一些淡玫瑰色的触角。忽然从石头后面游出一条海鲽，它的游姿非常奇特，好像是一块毛巾在风中飘摆。
这又是什么怪物呢？在海草里有一条鱼，长得笨头笨脑，皮层粗糙，两鳍很厚。它行动缓慢，我把它捉到手中。这是海雀鱼。当地居民经常捕捉这种鱼，因为它的鱼子特别好吃。
我相信，以后每年将有成千上万的潜水运动员来到巴伦支海。在这里可以了解远东的螃蟹和鳟鱼在新地方生长的情况，可以研究那些海草对人们有用，这不是很有趣味的问题吗？在这里还可以成为我国第一座潮汐电站的水下建设者，这个电站已经决定在克拉半岛建设。
在水下已经呆了十三分钟……袖子里面的水像冰一样冷。原来，海胆的刺刺穿了手套，所以水流了进来。海水从潜水帽流到胸前。冷得难以忍受，我决定回到水面上来。
水愈来愈亮了。在海面上，阳光刺眼，海鸥在盘旋呼叫，海浪在吼。我回到了岸上。
（原载1961年8月13日苏联《消息报》，崔永昌节译）（附图片）
巴伦支海底是一个奇妙的水下世界。墨西哥湾的暖流在这里与北极海的寒流相遇，这里的水下生物界非常奇妙。图为一个海星和几个海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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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狗的把戏和主人的锣声
万峰
最近，美国豢养的走狗廖文毅居然在东京的“总部”设立“国会”，任命“阁员”大肆封官卖爵，搞得个喧闹一时。哈巴狗在场子上兜起圈子，是因为听到了主人的锣声。廖文毅忽然勾鼻子描脸要“出台演戏”了，人们当然不难窥出他的后台的动静。
原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中越来越走到山穷水尽地步，因此就想抬出廖文毅来在它推行“两个中国”阴谋的“棋局”中作个“眼”——必要时甩掉蒋介石，换上廖文毅，以实现美国长期霸占台湾的野心。最近一个时期不少美国报刊就紧锣密鼓地鼓吹要建立所谓“台湾独立国”。不久以前，从华盛顿又传出一个消息：刚刚访美回国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给廖文毅带来了一份“大礼物”，说是肯尼迪要召见廖文毅“商讨大计”。这就是现在这条走狗得意忘形的原因。
为什么美国这份“礼物”要由池田带交呢？原来，这里是有缘故的。美国豢养廖文毅这条走狗，日本反动派也是有份的。廖文毅本是吃日本帝国主义的奶养大的。这个铁杆的卖国亲日分子，在战败后又被美国收养过去。但是，美国并不是把他摆在华盛顿，而是摆在东京。日本反动派也始终把它当作日本重新侵略我国台湾的一个政治工具，加意栽培。
廖文毅第一次到日本时是1948年，当时没有能够呆下去。1950年他第二次窜进日本，美国人给他贴上“台湾独立民主党”的标签，替他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他的“台湾独立运动”作了一番广告。此后，廖文毅便把日本作为他的窠巢，在美日反动派授意下贩卖“台湾独立”的谬论。1956年廖文毅居然挂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招牌，并自封“大总统”，还任命他的爪牙作了“部长”。如今，这块招牌就挂在东京中央区新富町一家旅馆的门口。这撮卖国分子的“牙行”小店式的“政府办公厅”，不过是旅馆的一间小房间罢了。
说起廖文毅这伙败类，那是臭不可闻的。廖文毅在日本不仅出入私娼寮，更无耻的是整天在大街上跟在美国大兵屁股后头担任“带街”的角色。他手下的一些喽啰，为了争夺美国中央情报局掷来的美元而会吵翻了天。美国为了霸占我国台湾，竟然不得不依靠这批从垃圾堆里拣来的角色，这也足以表明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穷途末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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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纳齐特”的故事 印第安人的“罪孽”
这是发生在巴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巴西北部乌拉利科拉河畔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中，居住着一个美国传教士——福马神父。人们走进这位“上帝的使徒”的房间，就可以发现在他的桌子上所放的并不是《圣经》和宗教用具，却是一本《结晶学手册》和一台研究放射性物质的仪器。
为什么传播“上帝的福音”居然需要这些东西呢？让我们听一下福马神父和这个印第安人部落头人巴鲁拉之间的对话吧。
那一天，福马神父把正在河边捕鱼的巴鲁拉找来，装出一副虔诚而忧虑的神色说：“我的孩子，上帝不愿意再施恩给这个部落了！”
“上帝又给您显灵了吗？”
“是的，仁慈的上帝到这里来了。他告诉我，你们部落的罪孽使他不能战胜魔鬼。他说明天要派一个天使下来，让他取走你们的罪孽——就是那种红砂。”
“要多少袋？”
“一百袋。告诉弟兄们，叫他们把红砂搬到场子上。”
当这个单纯而善良的印第安人正要离开传教士的屋子而去找弟兄们挖运红砂的时候，福马神父又问道：“是谁告诉弟兄们说，上帝的名字叫做‘莫纳齐特’？”
“是上次来的那位天使。他把‘莫纳齐特’称做万能的上帝。他说你们全是他的奴仆。”
“我的孩子，去吧！上帝保佑你。”福马神父又以虔诚的神色结束了这场谈话。
“莫纳齐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查一下矿物辞典，谜就可以打开了。原来，“莫纳齐特”就是独居石，一种含有磷、铈、镧和其它一些稀有金属的矿砂。从独居石砂里，可以提炼出放射性金属钍，有时也可以提炼出铀来。而独居石——也就是“莫纳齐特”——的最大的出产地之一，就是巴西。
这就怪不得福马神父的桌上所放的不是《圣经》，而是《结晶学手册》了。因为，他并不是听命于什么上帝，而是听命于靠掠夺巴西独居石发财的美国大老板。
看，福马神父所说的“天使”到了。
这个“天使”不是来自“上帝的天堂”，而是来自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机场。一架美国飞机盘旋地降落了。当被欺骗的印第安人忙着把装满红砂的袋子搬进机舱时，驾驶员和福马神父却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莫纳齐特上帝”来愚弄印第安人的诡计成功而相对狂笑。
披着法衣的匪徒们
像这样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然而却是完全真实的故事，并不只是上面所谈到的这一个。在巴西乌拉利科拉河畔，福马神父的同伙是不少的。
巴西的印第安人权利维护会主席路易士·赫德斯上校觉察了他们的秘密。为什么这些美国传教士们总是在那些新近发现了稀有金属矿的印第安人地区活动呢？显然，在他们的法衣里是藏着地质锤的。
赫德斯上校着手进行调查，并且很快证实了这个判断。
那些从1952年以来出现在乌拉利科拉河两岸和布朗科地区的“传教士”们，主要活动是让印第安人采集独居石矿砂和在森林中开辟飞机场。1959年，布朗科地方当局和印第安人权利维护会的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一百四十个秘密机场，并且在其中一个机场上当场截获了一名罪犯。原来，有一架飞机献给“莫纳齐特上帝”的祭品装得太重了，以致根本没法起飞。这架飞机上有着美国的标记。赫德斯上校在1959年秋把飞机的照片带到了里约热内卢，并且向巴西国会调查委员会提出了报告。
巴西的未来不容盗窃
当然，盗窃犯并不只是披着法衣的传教士，他们也不仅仅活动在乌拉利科拉河两岸。据揭露，不少从巴西港口启航的美国船只也大量私运独居石砂。在这些走私集团的指使人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显赫的大垄断集团——杜邦公司。
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仅在1959年一年中，就有六万五千吨独居石矿砂被盗运到美国。巴西科学家计算表明，这些矿砂中含有的原子能的价值相当于九亿七千五百万吨煤或者六亿五千万吨石油。还必须补充一句，从独居石砂里提炼出来的钍，每一公斤就价值约五千美元。
为了保护国家资源，巴西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令禁止私运独居石矿砂出口。但是，据巴西报纸揭露，1960年不少美国船只仍然从圣多斯港进行偷运。不久以前的巴西《新方针》周刊还报道，在巴拉那州的瓜拉普亚瓦地区，一批美国人企图把大量独居石矿砂偷运美国，已经被巴西武装部队人员当场截获。巴西《阿萨通讯社》也报道说，亚马逊州立法议会一位议员揭露了美国飞机在当地偷运独居石砂的事件。
美国垄断集团一直在贪婪地掠夺巴西丰富的资源，压榨巴西人民的血汗；偷运独居石矿砂不过是他们数不清的肮脏勾当中的小小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巴西人民再也不能容忍美国垄断集团的掠夺和压榨了。“巴西的未来不容盗窃！”“反对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掠夺！”“保卫巴西民族利益！”这种呼声已经是一天比一天更响亮了！　（杨易慨编写　江有生插图）（附图片）
美国天使

第5版()
专栏：在西方报刊上

牛奶 鲜血 利润
这是最近刊登在美国“丹佛邮报”上的占一整版地位的巨幅广告。标题上的三行大字是：“现在应该预先估计到煤气和牛奶要实行配给的可能性了”；两行小字是：“不管一天接着一天来自外国的宣传怎样说，现在是准备的时候了”。下面的一行大字是刊登这个广告的企业的名字——“斯脱恩斯牛奶公司”。
广告里洋洋千言说的是什么呢？原来，这是狂热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叫嚣。简单说来，就是：“西柏林危机”已经使一场世界大战越来越迫近了。接着，这家公司就“忠告”丹佛市的家庭主妇们及早预订牛奶，以免一旦打起仗来没有奶喝。
牛奶公司的广告，不宣传牛奶的质量而宣传鲜血的可怖，这似乎是出人意外的事。但是，说来也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垄断集团一直企图把制造战争气氛、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作为摆脱经济困难、榨取巨额利润的办法。不少美国资产阶级报刊透露，这次肯尼迪制造所谓“柏林危机”，目的之一就是企图“刺激”黯淡的美国经济。比起肯尼迪的手法来，这家公司的广告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