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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2-19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谈任务同政策、作风的一致性

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谈任务同政策、作风的一致性
翟向东
曾经听到有的同志讲:“有时候完成任务与贯彻政策有矛盾,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贯彻政策,要贯彻政策,就不好完成任务。”
也曾经听到有的同志讲:“能完成任务就好,工作方法无尽无休,总讲求作风和方法,有时候倒难完成任务。”
究竟完成任务同贯彻执行政策、讲求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是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天天在工作,无论工作的性质是什么,都是在完成一定的任务。坚决认真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工作任务,是每个干部和党员的起码条件。很难设想,一个同志很好,却总是完不成任务。因此,每个干部都应该把完成任务看作是光荣的责任和义务,千方百计地去完成。除了个别时候确定的任务不尽妥当,需要修改或需要经过请示上级修改以外,无故不完成任务是不允许的。
完成任务是指什么呢?简单一点说,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做些什么,达到什么要求。工农业生产的产品,是可以明显地按数量、质量计算的,但是,许多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就不像产品那样好算。因为许多工作任务的完成,还需要从全面的实际效果来观察,还必须以党的政策作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任务的完成是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又采取了正确的工作方法的结果。如果离开了党的政策,只片面地强调完成任务,那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而且数量越多,坏处会越大。我们常说单纯任务观点不对,就是因为这种观点只注意时间和数量方面的要求,而不考虑贯彻党的政策。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完成一定任务的。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就可以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顺利地完成任务。如果不贯彻执行政策,那是根本无法真正完成任何任务的。因此说,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是完成任务的保证,又是检查任务完成得怎样的标准。而干部、党员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如何,则是政策贯彻执行得好坏的关键。毛泽东同志说:“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告诉我们,在贯彻执行政策的时候,必须采取正确的作风和方法,不能采取错误的作风和方法。如果不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就谈不上作风好和方法好;同样,如果不采取良好的方法,没有正确的作风,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指示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以“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党考察和使用干部,一直是以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作为标准。并且多年来就是以这样的标准教育干部的。广大干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达到了这个标准或正向这个标准努力,因而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作得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有些同志对党考察和使用干部的标准,还理解得不全面。这常常表现在他们对任务、政策、作风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处理的不妥当。如果仔细加以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三种情况:
第一是,对党无限忠诚,对群众十分负责,能够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坚决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很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能够完成任务,而任务的完成又是完全符合党的政策的,并且是采取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完成的。
第二是,比较缺乏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在工作作风上走群众路线不够,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足,因此对党交给的一些工作任务,完成得还不够好。
第三是,不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讲求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因而不能完成任务;或者有时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达到了任务要求,然而因为没有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采取了不好的工作作风,最后的结果证明,实际上没有真正完成任务,甚至把好事情办坏。
这三种情况,显然第一种情况是党要求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做到的。只有这样去作,才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真正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政治风度。第二种情况,与党的要求还有距离,如果不迅速地坚决地克服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对党的事业将是不利的。所以,党要求这样的同志能够切实地努力,像前边那些同志一样,成为优秀的干部。第三种情况,是党从来所反对的。因为如果不执行党的政策,办事不与群众商量,不实事求是,必然会严重脱离群众,造成恶果。可见,以政策、任务、作风这三方面的统一作为重要标准来考察干部,就能够了解干部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如何,了解干部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很好地为群众服务,也就能够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
为了帮助干部按党的要求去完成任务,上级党组织要十分注意加强对干部的政策教育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教育,使每一个干部真正懂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政策观念,严格按照政策去办事。同时要使每一个干部真正懂得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一定要通过发扬良好的工作作风,来贯彻执行政策和完成任务。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在交任务的同时,交政策,交工作作风,这是提高干部水平的切实有效的方法。干部增强了政策观念,懂得了发扬正确作风的必要,又懂得了在每项工作中贯彻什么政策,怎样具体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能把具体任务完成好。所谓交任务,就是告诉干部一定时期要干什么,达到什么要求,并使干部了解为什么办这件事情,了解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这就会增强干部完成任务的自觉性。由于实际情况是有差异的,在交代任务时,一定不要过死过急,以利于下边能够按具体情况进行工作。所谓交政策,就是要告诉干部进行某项工作时必须执行什么政策,为什么一定要执行这样的政策,划清政策界限。交代政策越深透,干部越懂得政策的精神,就越能把任务完成得好。我们既要反对只交任务不交政策,也要反对交代政策时的马虎草率态度。所谓交作风,就是要告诉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怎样很好地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做到按照具体情况去执行政策,并且要在执行政策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在贯彻执行政策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除了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地帮助干部,随时总结推广他们的好经验以外,还要检查他们在这三方面做的怎样,及时发现缺点和偏差,指导他们纠正。并且应当在最后完成任务时,严格检查他们是否贯彻了政策,是采用了什么方法完成任务的。如果只在部署工作时“三交”,不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作具体帮助,不随时检查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那就不能保证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甚至会容忍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每一个干部对上级交代的任务、政策、作风,应当全面地去领会和接受,并且要认真按照上级的交代去办事,把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既不允许阳奉阴违,断章取义,也不允许马马虎虎。当然,这不是说可以不从实际出发,恰恰相反,党从来都是教导我们,必须使党的政策指示同当地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说过:“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论联合政府》)我们应当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如果是真正周密地研究了实际情况,感到上级提出的某一任务和某一要求不好办到,那就应该反映自己的意见,请求上级考虑。这样做,完全是对党对群众负责的表现。
实事求是是与群众路线不可分的。坚持群众路线的中心一环是遇事和群众商量。只要把任务、政策交给群众,充分地发动群众讨论,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不仅可以集中群众的智慧,而且可以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来贯彻党的政策,完成各项任务。如果口头上讲实事求是,却缺乏群众观点,也缺乏民主精神,不尊重群众的意见,自己专断行事,那没有不出错误的。
总之,每个干部都应当有任务观点,更要有政策观点,又要讲求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而且要切切实实地在工作中体现这三者的统一和一致。一个干部的工作是好是坏,应以此作为检查和衡量的标准。只要自觉地经常这样做,必能逐步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干部,出色地完成党和群众交付的各项任务。

地图工作者能为农业生产做些什么?

第7版()
专栏:

地图工作者能为农业生产做些什么?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图研究室
在农业生产上,很多环节都用得上地图。农业“八字宪法”,几乎条条都同地图有关。随着水利、农垦和森林调查工作的进展,地图工作者测绘了许多地形图,调查了许多专门地图。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向地图科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三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测绘、地理和建筑工程工作者,同农民群众一道,结合规划任务,开展了百十个人民公社的地图编制试验,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成就。但是,目前地图工作还远远赶不上农业生产的要求。这种状况主要地表现在:地图的类型和内容过于简单,地图的比例尺太小,结合农业生产不够密切,解决生产问题不够具体,等等。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响应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号召,地图工作者必须作进一步的努力。
当前地图工作在为农业服务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为扩大耕地面积、战胜自然灾害而服务,然后逐步用于指挥田间生产和园田化设计,为实现农业四化创造条件。具体地说,这些任务就是配合农业生产上的以下几件工作。
一、清查土地资源。不论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扩大耕田面积,都首先需要弄清土地资源。详细查明每一块田地的利用现状,按不同的土壤、肥力划分类型和等级,计算土地面积,是当前人民公社、生产队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首先必须掌握可靠的土地的分布和面积的统计数据。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算土地账,算水账,而且对于进行线性规划、产量估计、生产布局和生产管理等工作也都有不少的困难。在清查土地资源的时候,如果单有统计数据而没有地图,资料还不能算是完全的。例如,要为人民公社选择一块适宜于发展某种经济作物的田地,就不仅要有土地面积统计和气象站的观测纪录,而且要在地图上表示出土壤、气候和地形的局部差异。这样,把不适宜于这种作物生长条件的田块,以及更适宜于其他高产作物的田块,依次从地图上剔去,最后从地图上具体指出:有哪些田块全面符合要求,还有哪些田块只具备了其中的某几项条件。这种在地图上作业的方法,我们曾经用来规划水土保持区域、选择柑桔园地,证明是一种简易的好办法。根据当地技术条件,用多快好省的办法为人民公社调查测绘一份大比例尺的地图,尽可能详细地描绘出生产队界线、地埂田边、灌渠、道路网等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二、分析自然条件。只有战胜自然灾害,才能夺取农业丰收。因地制宜、不失农时的重要性,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示得十分明确。因此,在一个公社或一个生产队的范围内,以田块为单位编制详细的自然条件评价图,作为贯彻因地改良、因地种植、因地施肥的依据,是很有必要的。例如,要解决一个农场(或作物区)的排涝问题,就需要编制一幅排涝地图。并且,对于这种地图的要求,不仅是描述河流的水文特性、山洪暴雨性质、地下水位、土壤渗透能力等因素及其对成涝的影响,不仅是纪述历史洪水界线和现有的措施和效益(这些只是现象,只是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必要内容和工作过程),而且必须进一步算清水账,提出措施,预报涝情。在地图上表示出各种成涝因素所占的比重和田块间的差异,指出暴雨量多大就将有多高水位和多大成灾范围(明确量的关系和分布范围),提出截流、分洪、挖塘等各种措施的部署和有效控制面积(这些才是问题的本质,才是生产实践所要求的答案)。在编制机耕条件、土壤改良和抗旱能力等自然条件评价图的时候,也都要坚持这种密切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
三,指挥田间生产。改进耕作方法,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合理轮作(换茬)、间作、套作和密植,做到及时播种、锄草间苗和收获,这些工作都是十分细致复杂的。通过地图的方式来加强田间管理,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工作方法。例如,要是在绘有田边、地界的地图上,按地块或作物区,把各种耕作措施的定额、数量和进度标绘出来,那对指挥生产就方便多了。要是把指挥生产的地图和线性规划的方法同时掌握在群众手里,接成一条龙,用来解决劳动力调配、选择场地、作物布局、道路规划和抽样估产等问题,那对指挥生产就更加有力。因为在地图上标出土地的等级、运输距离、供需数量,就既能作为线性规划的基本数据,又能把线性规划的成果,具体落实到新的地图上去。对于改善劳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这是一种大有前途的工作方法。此外,每年把这些地图汇存起来,又是一种很好的土地档案资料。用地图来进行田间管理是一项新的管理艺术,还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把一切生产指标和田块联系在一起,表现在地图上,同群众见面,能够进一步地推动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鼓舞群众的生产干劲。
四、实现园田化。园田化是农业“八字宪法”的集中表现。为了实现园田化,就要更细致地考虑农田基本建设问题。例如,丰产方和种子基地,要求“埂直如线,地平如镜,深耕密植,精耕细作”。这就需要调查研究田块的土质、排灌条件和宜种作物产量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因地制宜安排新的排灌道路系统,部署绿化带、积肥点,提出平整土地改良土壤适应机耕高产的田间措施,制成农业工程设计图。此外,小型水利工程、除涝排水改造洼地、整修梯田、保持水土、绿化造林等田间工程,将来都要有计划地大量地进行,这就更需要农业设计图了。这种农业工程设计地图,不必拘泥于工程图的“格式”,必须是合乎测绘简易方便,表现形象生动,便于宣传教育的要求。其中,立体模型地图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地图的学问,渊源来自农业。古代东方泛滥平原上的土地丈量,原是地图科学最早的萌芽。保存至今的明代鱼鳞图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田埂、地块和土地等级等。近代也出版了一些以农业统计为基础的农业地图集。但是,这些农业地图与今天所需要的直接为农业生产第一线服务的地图,在目的和内容上都是根本不同的。而这些“农业地图”的陈腐观念,至今还影响着地图工作者。例如,在目前一般地形图上,有关农业的内容和图例就很不够,沙漠和沼泽在地形图上可以区分五、六种类型,而耕地只简单地分为水田和旱地,甚至在一些几千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上,还找不到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界线,更不用说表示田埂、地块、作物和土质了。一般地说,这些地图有比较高的精度,但是用来解决田间设计或者田间管理上的问题却是不够的。因此,地图工作者必须克服资产阶级观点,明确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我国地理环境和农业发展的特点,发挥独创精神,改造和丰富地图的内容,以满足农业生产上的需要。

我国学术界 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我国学术界
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为了切实作好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新近制订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现在,这个规划草案已经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分别下达到全国有关的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部门。除了继续征求意见以外,规划小组并请他们根据本单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情况,把规划草案中的若干项目纳入他们自己的研究计划中去。专门担负整理和出版我国古籍任务的中华书局(也是中国科学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也正在同有关单位联系,具体安排规划草案中的各种项目的整理和编写工作。
最近制订的这个规划草案,对在整理古籍中如何贯彻执行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作了具体的阐述;同时根据古籍的特点以及不同读者的需要,对古籍的不同整理方法,也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规划草案特别强调了整理和出版古籍的目的性。根据古为今用和有选择有批判的原则,规划草案中所开列的重点项目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干部读物,就是要从大量的古籍中,用批判的方法选出一部分重要的优秀作品,加以正确浅明的注释,或者加以今译和改写,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出对原书和作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序言,分别编成几套供具有大学和中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和学生阅读的普及读物。此外,为了向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系统地介绍历史文化知识,使之从历史遗产中吸收有益的精神营养,规划草案中还计划出版三套丛书,即:《中国历史丛书》(名暂定)、《中国历史小丛书》和《新编历史演义》。另一类是供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用的参考资料。这类书包括我国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的重要古籍(如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论著,廿四史,历代重要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诗文集和有代表性的专著,以及重要的小说、词曲和文学总集等)。新编的资料书(即分门别类地按问题和时代先后,把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有关材料辑集汇编;或者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同类的零散古籍编为专门的丛书),工具书(包括有关古代历史文化的各类辞典、年表、索引等),以及影印古籍。
规划草案中所列举的若干项目,在过去几年、特别是最近两年中有的已经整理出版,如: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中的《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话本选注》等;古典文学选注本和译注本中的《诗经选》、《杜甫诗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著作中的《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和若干近代史资料等;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著作中的《管子集校》、《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孟子译注》以及《韩子浅解》、《盐铁论读本》,曹操、柳宗元、李贽、王夫之、康有为等人的文集或专著;《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的两汉部分、近代部分。此外,还影印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对中等、初等文化水平读者普及历史知识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也已经出版了五十多种。这些书籍都在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新整理出版的古籍,在使古籍易懂、易用上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受到读者的欢迎。预计1961年可以出版各种古籍的选注本如《李白诗选》、《白居易诗选》、《词选》、《近代诗选》、《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歌谣选》等,历代名著的校点本、译注本如《南华透底——庄子内篇译解》《商君书》、《贾谊集》、《汉书》、《后汉书》、《海瑞集》、《林则徐集》等,资料汇编如《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历史参考资料》、《中国农民战争史料》、《中国近代铁路史料》、《中国近代外债史料》、《晚清文学丛钞》以及三曹、陶渊明、白居易、陆游等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述资料等。
规划草案发出后,许多有关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都很重视。目前,已有不少单位对规划草案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有些单位还承担了部分项目的整理和编写工作。
(中华书局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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