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0-16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不要钞票挂帅
史经
今年生产大跃进以来，上海很多工厂生产任务猛增几倍。在这种情况下，领取计时工资的工人生产任务同样增加，工资仍按原数。而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所得工资却直线上升。柴油机厂的机工、铸工、锻工三个车间统计，计件工人因此所得的超过基本工资的比例平均为：2月份：23.32％，37.4％，49.06％。4月份：42.16％，61.14％，78.92％。一个三、四级工基本工资五、六十元，实际收入达到一百一、二十元。二级工收入八、九十元的也极普遍。在机床厂，电机厂，造船厂，计件工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本工资一倍以上的不在少数。电机厂个别四级工收入达到三百元上下。这种情况引起计时工人和计件工人间的矛盾。许多计件工人自己也感到很为难：干多了工资拿得太多过意不去，有的超额到一定程度就停手，怕别人讽刺自己想多拿钱。而不干又眼看任务完不成很着急。经过整风反右和大跃进运动觉悟大大提高了的工人群众，普遍认为计件工资制度不能适应大跃进的要求，对高速度发展生产不利。于是纷纷自动起来废除这个制度。从6月份以后一些情况看，把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并不像某些工厂领导干部所担心的那样，会影响工人生产积极性。事实恰好相反。以柴油机厂为例，4月和5月（计件工资未取消）产量是三百台和三百五十台，6月份取消了计件工资，产量逐月上升，9月份已增至五百五十五台。中国纺织机械厂取消计件工资后二十天织机日产量猛增二十台以上。锻压车间冷拉工人过去一人一天平均做六百个左右工分，现在普遍达到一千个以上。工人顾其昌过去一天做到八九百工分就不敢再多做了，现在做到一千六百工分。不少工人说：“过去计件想钞票，现在计时想任务。”有的说：“过去高兴就多做，不高兴就少做，觉得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现在做少了觉得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小组。”随着计件工资的废除，工人间互教互助的集体主义思想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工人们把现在称为“政治挂帅”，把过去的计件工资称为“钞票挂帅”。他们坚决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柴油机厂工人陆建平写了一首诗说：“政治觉悟节节高，计时要比计件好。产量高来质量保，红旗永远迎风飘。”
从上海这个情况里不难看出，工人群众的实际觉悟远远超过了一些工厂领导人的估计。他们已经能够深刻地理解现在的劳动同从前的劳动有本质的区别，并不坚持多做就要多拿钱。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甘愿进行一种多少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劳动。这种劳动，如列宁所说的，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倘使说现时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境地，至少是有了这样一个开端，我们的工人前进了一大步。
谁也不会否认，我们还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发展程度，一般只能按照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消费品。按劳取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阶段进行分配的基本原则。它具体地体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同时，我们的国家也正是根据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来决定经济政策，管理全民的经济生活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指出，“国家关于工资、补贴、福利、奖金、价格、税收和利润等方面的政策，都必须合理地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工农生活水平、城乡生活水平之间，在不同工种、不同技术等级、不同地区的工资之间，一定的合理的差别是必要的，但是应当避免不合理的过大的距离”。这里简单而扼要地阐明了我们国家在目前阶段的社会政策。
按劳取酬这种分配制度，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相适应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来说，这是一个革命的飞跃，是一个否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制度将在发展生产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将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这个制度会像一面红旗一样吸引各个国家的工人来参加反对资本的斗争。列宁所提出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曾经沉重地打击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鼓舞了亿万劳动群众。但是，对于按劳取酬这个制度，我们也必须像对待其他事物现象一样，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看到它的发生、发展，也看到它的最后归趋。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按劳取酬是不可免的。但我们并不是像形而上学者一样，把它看成永恒的东西。我们肯定它，只是为了创造否定它的条件，在适当的时候来否定它，把社会推进到更高的阶段，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阶段。比如现在有了条件实行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或半供给制，那我们就要尽快实行。能实行多少就实行多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要无条件地去巩固它；而要经常注意去动摇它，使它不至长得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我们对它的态度，是又赞成，又不赞成。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一方面要把脚跟站在土地上，站在现实的基础上，不要希望过早地完全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那是办不到的，也不利于发展生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使我们的人民懂得，我们还有更远大更光辉的奋斗目标在后面，要我们去争取它。为了争取达到更远大更光辉的目标，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计较个人的眼前的一些小小的利益，有时候还需要牺牲一些这样的小利益。不然就会因小失大，因现在妨害将来。这叫做社会主义的实际，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两者看去有矛盾，实则是统一的。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奋斗目标，可以使我们从社会主义的现实中看见共产主义的萌芽，培育它，扶植它，使它壮大。这些萌芽的滋长，又促进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使共产主义在更多的方面生长起来，终至发生整个社会的质变。
有一些同志时常低估工人群众的智慧和革命觉悟，以为工人只能看到眼前一些小的利益，现在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工人群众并不像他们所想的，少拿几个工钱就会降低劳动积极性。相反的，他们一方面自动起来取消不合理的过高报酬，一方面加紧发展生产。他们要更快地创造实现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各取所需的条件。工人群众完全能够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因此也就完全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上海的事实表明：在看待工人群众上也需要有发展的观点。与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相比，工人群众的脚跟也同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包括生产力）一样，远远地走前去了。过去我们国家做不到的，没有的，现在做到了，有了。反映在工人的意识上的，当然会是过去看不清的，现在看清了。过去不能确信的，现在确信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为更远大更光辉的前途奋斗呢？为什么不能牺牲眼前一点小利呢？而我们有些同志还拿过去的眼光看他们，所以就发生了偏差和错误。
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他们应该看得更高些更远些，以便引导人民不断前进。而要想做到这一些，他们就必须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与群众同呼吸，熟悉群众思想感情的每一个新的发展和变化。不如此，他们就会实际上落到人民群众前进队伍的后面，成为一条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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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北京经济学界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北京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科学教学研究工作者最近共同拟就了一个密切结合我国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纲目，目前正在进行编写工作。
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大家认为教科书的编写方针应该是：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具体要求包括下列几点：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纲，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两类社会矛盾和“十大关系”的思想；在分析经济过程时，充分注意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层建筑对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结合学习者的思想状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根据上述方针，拟定了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纲目。除绪论外，分十三个题目：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及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四、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五、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六、我国技术革命的道路；七、商业工作和工农生产的关系；八、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九、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十、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十一、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关系；十二、两个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斗争；十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此外还准备由一部分同志写出若干篇专题论文作附录。
静海团泊洼人民公社成立经济研究小组
河北静海县团泊洼人民公社，在公社党委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公社经济研究小组。研究小组由十七位社、站（大队）、队的干部组成，副组长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廉玉昆担任。组长由公社党委会第一书记担任，有两位书记和一位理论教员三人专门负责具体组织研究工作。
团泊洼人民公社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一发现问题，即发动公社社部，八个站一百四十一个生产队的共三百二十多个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如组织专业队后不久，发现原属各队的鱼池无人管理，他们立即发动大家研究讨论，认为原各队的鱼池仍应归各队管理，将研究的意见提供公社党委会审查、批准后，由公社贯彻执行，效果很好。
目前，他们正在进行公社的规划问题，社、站、队分权问题、半供给制半工资制问题、劳动组织与调动、大协作和奖励等问题的研究。他们已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上海经济研究所进行民族资本发展史的典型调查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从1957年春开始，从搜集资料入手，对上海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死亡，作了典型企业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结果，准备汇编成一套“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以供科学研究的参考需要。
现在上海经济研究所根据企业的原始档案、函件、会议记录、账册、老年职工访问和座谈记录，资本家回忆录及报刊杂志资料，已分别完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大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三个调查报告。这三个企业，在民族资本企业中不仅创办年代最久、生产规模较大，而且它们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有一定的特点，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民族资本发展的规律。这三个调查报告为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史、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工程控制论”汉文版出版
近几年来，由于自动化技术的高度发展，苏联和美国都出版了大量关于自动控制理论的书籍。我国著名力学家钱学森先生的杰出著作“工程控制论”一书，是1954年在美国出版的（当时钱先生被美国政府扣留还没有能返回祖国）。不久以后苏联就有了俄文译本。由于这部著作一方面奠定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技术科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开拓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若干个研究方向，其中有时滞的线性系统，弹道摄动法在控制设计中的应用，自寻最优点的控制等，都是对进一步发展工程控制理论的新贡献。因此，不论在学术上和国民经济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曾获得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一等科学奖金。这本书现在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汉文版。在汉文译本中，根据钱学森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讲授工程控制论的笔记，略微加了一些补充，并且引入了一些重要的苏联文献，使读者能很好了解苏联在这个领域中的成就和发展趋向，为学习苏联的先进控制理论创造了有利条件。
科学院历史二所整理敦煌发现的史料
1899年敦煌莫高窟的石室里发现了大批的经卷、杂书、画幡及其他史料，总数约在两万卷以上。这些资料反映了中世纪社会的真实面貌，它给研究我国以及中亚细亚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两万卷经卷、杂书中的精华部分，都被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分子劫掠而去。1924年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人士陈垣先生等曾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搜集整理，并阻止这项珍贵文献的继续外流。以后，我国的学术工作者和留学生在英国、法国研究敦煌经卷，陆续地向国内介绍过一部分。
1956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不列颠博物院买来敦煌经卷的显微影片一套。这样，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都可以看到了。
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为便利研究工作者早日利用这些宝贵的史料，正在集中力量突击整理，并将分辑出版。第一辑年内即可印出，包括户籍五十五种，职官、差役名册一十七种，寺院户籍及名册五种，契约及字据一百十二种。其中除了敦煌发现的以外，还有新疆发现的，作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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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古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尹达
在考古学中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明确社会主义路线，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我国在近三十年来，通过留学英美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开始出现，但在解放以前的许多年，它差不多完全是依靠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因之，也只能作很少的工作。
当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就已经认识到实物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从而把考古学看作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回顾一下二三十年以来历史学界的情况，就可以说明问题了。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尽量地利用了考古资料，而且他们在考古研究中也作出了优异的成绩。这是我们今天考古工作者的榜样。
考古技术从资本主义国家介绍来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反动统治时期的考古学受到胡适、傅斯年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很深；帝国主义分子和文物买办在考古学中遗留下许多毒素。解放以来经过几次思想改造和学术批判运动，考古学界在政治认识上是有相当提高的，但是，在这几次运动中，并没有真正触及考古学中资产阶级的学术堡垒，因此，这些堡垒到现在还在负隅顽抗。如果说历史科学中的古代史是资产阶级负隅顽抗的据点，那么考古学就是其中最顽固的一个角落。只要把考古学方面几年来的学术刊物和专著检视一下，就可以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
他们的第一个论调是，考古和政治无关。政治是共产党人的事，而共产党是政治人材，不懂得考古。他们不但认为考古学和政治无关，而且认为他们的自身也与政治无关。他们对于国内外的好事和坏事，大都无动于衷，只见陶罐、古物高于一切。在他们看来，似乎任何重要而紧迫的基本建设都应该服从于慢吞吞的考古发掘，至于那里的遗址怎样重要，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起什么作用，却可以不作应有的交代！“宝物重地，请勿动土，”现在的人应该无条件的照顾死人，仿佛就是他们唯一原则。他们玩物丧志，孤芳自赏，这种迷恋古物的神情，像上了鸦片烟瘾。什么是革命与反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他们往往分辨不清。他们在学术上更是敌我不分，经常按照帝国主义的所谓学术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考古工作。一经帝国主义学者的称赞，他们就感到声价十倍，沾沾自喜。个别人甚至堕落到认贼作父的地步。有这么一位考古学家，在轰轰烈烈的全国反右派斗争之后，竟拿出他追随日本侵华军人在我国盗掘古物的现场照片企图插在文字里发表。在这种人看来，只要能占有一点考古材料，亡国灭种是在所不顾的。
他们的第二个论调是，考古学可以不要理论，不要马克思主义。有人说：“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他本来就是唯物的”。有的说：“考古学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科学”。他们的研究工作是拼命的钻向支离破碎的小问题，一心一意去找一星半点的所谓新发现。他们认为“小问题不研究清楚，大问题就无从着手，根本问题须从枝叶问题开始”。实际上，小问题是研究不完的，只能愈来愈多，使研究工作永远陷入烦琐不堪的境地。他们写起文章来，往往罗列大量资料，引经据典，以炫耀其博学，实则既抓不住关键问题，当然也就提不出值得讨论的问题，更谈不到解决问题了。有的甚至连要说明什么问题自己也不甚了然。
他们认为解决任何一个小问题，只要有证据，和解决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有相等的价值，或者有更高的价值。“发现一个字就等于发现一颗恒星”；把自己的一点所谓发现看作颠扑不破的千古定论。这里充满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毒素。他们重材料轻理论，认为新材料出新文章，新文章出新人才，宝物可以使文章不朽。他们以掌握资料或资料性的知识为博学。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田野工作志在猎取珍奇异物，对于反映社会生活和生产面貌的大量现象却视而不见。“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们在大量资料面前慌了手脚，编写的报告烦琐不堪，充分表现出丧失灵魂的迷惘状态。有一位考古学家说“我只介绍材料，不作推论”，用以表示自己的所谓科学态度。这当然是胡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的“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翻版。1954年胡适思想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它的毒素却仍然在腐蚀着他们的考古工作。
他们的第三个论调是：考古学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力求艰涩，把容易懂得的道理写得很神秘，无非是不让人懂。他们以专家自居，自以为内行，极力使自己成为迷信的偶像，好让考古工作者迷恋他们。他们自己却迷信欧美，认为考古学也只有英美行，中国不行。广大考古工作者是不可靠的，更不用说外行了。因此，就只肯单干，不想合作。对于推广知识，却抱着无穷的顾虑，怕的是一经推广，就会坏事。所谓坏事，不过是破坏了他们的所谓“规格”而已。这种“规格”，正是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来的、一些阻碍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
我们认为科学本身不是目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考古学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它在不同的国家为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在资本主义国家，它曾为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服务。反动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力图通过考古学制造各种谬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用“文化传播论”和庸俗进化论为帝国主义种族歧视、向外扩张找寻理论根据，为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张目。总之，他们制造一些所谓学说为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服务。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学阀一方面极力宣扬考古与政治无关，一方面却垄断资料，用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他们在“为考古而考古”的幌子下，为当时的反动统治粉饰太平，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傅斯年之流曾长期占据我国考古学阵地，用伪科学为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服务。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考古学必须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服务，为繁荣祖国的历史研究、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服务。失去了这个政治目的性，就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考古学要完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进行工作。考古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田野发掘以及考古资料的公布，固然是不可缺少的步骤，但是，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上，也不能停留在仅仅描述资料、公布资料以及考证资料的年代、用途、名称和制法等等。这些应当是研究工作的准备阶段，必须更进一步根据具体的材料去阐明当时社会面貌，进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列宁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以前一切历史理论底两个主要缺点：“第一，先前一切历史理论，至多不过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却没有考察这些动机究竟是由什么所引起的，没有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没有认定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先前的理论，恰巧没有包括到人民群众的行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用自然历史精确眼光考察群众生活底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不过搜集了一些片断的生硬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底个别方面”。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就不可能没有理论。在考古学中固然有某些技术性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却是理论，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资产阶级不敢正视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历史的发展注定了资产阶级自身的灭亡，于是资产阶级学者极力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无关本质的细微末节的问题的考证上去，在考古学方面也正是如此。否定理论的重要性正是他们在日趋没落时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手法。
我们主张政治挂帅，明确考古工作的政治目的性，大力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综合研究。田野工作和编写报告等工作都应该有明确的学术目的性。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争论中逐渐辨明是非。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考古学中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批判当前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方向和作风。只有同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清除其毒素，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考古学中才能得到发扬，我们的综合研究工作才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下开展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考古工作有明确的目的性，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学术方向批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综合研究工作，自己又十分生疏；“旧的作法错了新的作法还没有学会，因此忧虑多端，烦恼异常。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只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基本原理渗透到具体研究工作中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改造自己的研究工作，就会产生极大的勇气，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作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会看到广阔的前景。
我们认为，要想改变自己的学术作风，关起门来，是办不到的，必须走群众路线，在群众中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真实状况摆出来，诚心诚意的和同志们共同研究，共同批判，才能够解决问题。对自己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任何原谅和辩解，都会成为自我革命的障碍。
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考古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考古学的队伍壮大了，且发现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物资料。半年以来，全国人民正鼓起十足的干劲，开展工业和农业的大跃进，同时也必然要推动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适应着这一形势，在考古工作中出现一种新的气象。这充分说明我国的考古事业已进入了大有可为的时代；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恶毒影响，所谓考古学家面向着这样可喜的局面，竟然产生了无穷的忧虑；面对着这样丰富的大量物质史料，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却使它们一批批的积压到仓库里去。这种“端着金碗要饭吃”的怪现象，难道还不严重吗？不拔掉考古工作中的白旗，不插上红旗，在考古工作中就不可能出现跃进的形势，难道还不清楚吗？考古工作者应当打破一切顾虑，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清除其恶毒的影响，使我们的考古工作出现一个新的作风，以便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作好我们的考古工作。
（这篇文章是根据考古研究务虚会议中所整理的资料改写的）